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整体认知的发展转变,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即要求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各方面逐步实现男女平等。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家庭生活中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在照顾妻子和养育子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和责任。而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义务迫使瑞典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于1974年通过了新生儿父亲陪产假制度——这就是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的由来。我国“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我们应当完善生育制度的配套措施,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当前,我国在女性生育权益的保障方面相对较为完备,但在保障男性生育权方面却不尽人意。2021年起,为提高家庭生育率,我国开始推行“三孩”政策。要想改变大众对男女社会分工的传统认知,缓解当下男女性别对立问题,同时引起政府对于我国男性生育权益的重视,就应当对我国陪产假法律制度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在此背景之下,通过对文献的大量阅读,各国之间陪产假法律制度的异同比较,以及对我国陪产假制度实施情况的实地调查,笔者对我国陪产假法律制度做出了相应的探讨。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陪产假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前人有关陪产假概念、特征、价值等观点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重新进行了定义:前人认为陪产假是一种法律权利但不是完全意义的法律义务,然而此种观点过于片面,有必要基于我国法律法规对其义务属性做出新的阐释。第二部分则对目前我国陪产假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介绍,该部分也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之一,文章首先以表格的形式对我国陪产假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辅以区域性调查问卷来对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加以佐证,最终总结出以下几个缺陷:首先,我国陪产假制度的立法位阶低,没有制定出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致使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次,在制度实践的过程中,该制度适用范围过于局限,从适用主体到适用情形覆盖都不够全面;再次,各地假期时间不统一,界限模糊;最后,陪产假法律制度津贴标准不够明确,实施该制度的经济成本主要落在用人单位身上,直接导致了用人单位的消极态度。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陪产假法律制度的特征,并据此得出解决我国陪产假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的启示。最后,针对以上制度缺陷提出以下几条建议:第一,提升立法位阶,将陪产假法律制度纳入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当中,增强其适用效力;第二,扩大陪产假法律制度适用范围,明确适用主体及适用情形;第三,根据国情逐步延长陪产假假期天数,且不同地区可酌情调整。第四,参考域外国家立法经验,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合适的陪产假津贴标准,并对制度实行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分配,综合考虑后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用人单位辅以助之的社会负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