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物权法》第24条规定，以及《买卖合同法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特殊动产所有权取得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并且交付优于登记，当二者不一致时，以交付为准。这种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威胁交易安全，登记变得无意义，登记的对抗力没有维护，特殊动产善意取得要件不明。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交付在特殊动产所有权取得中的效力。从解释论的层面看，《物权法》第24条规定了“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规范模式，交付是特殊动产所有权取得的必备要件，没有交付，则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登记仅仅是对抗要件，如果未进行交付，单纯的登记则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作成的登记也变动无意义，一部分善意第三人也无法得到保护，法价值层面不具有正当性。因此，现行模式需要进行立法修改，承认交付并非是特殊动产所有权取得的必备要件，交付优于登记，规定“交付生效+登记对抗”与“交付生效且对抗”并行模式。本文第二章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当事人仅进行交付而未完成特殊动产所有权移转登记场合下，登记对抗的范围以及效果。主要包括：其一，登记对抗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善意第三人的判断标准以及善意、恶意的判断标准该如何确定；其二，当事人在登记对抗之后居于何种法律地位，具有何种权利；其三，在一物数卖这种典型的登记对抗问题场合，登记对抗问题是如何构成的，即出让人的第二次处分行为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本文第三章探讨特殊动产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问题。本部分探讨了在出让人无权处分特殊动产场合，受让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三个问题：特殊动产的出让人须登记为所有权人还是仅需占有特殊动产；受让人须登记为权利人还是仅需占有特殊动产；受让人的善意如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