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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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新加坡开埠,由于航运和转口贸易的发展,迅速成为南洋新兴城市.吸引大批华人涌入,工、农、商、学,各界纷纷南下,寻求新的生活出路,其中不乏具有一定中华传统文化修养者,古文(包括骈散)成为华社的主要书写工具.文章介绍了几篇新加坡近代骈文作品。其中，叶氏的新年献词，洋溢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当时流行的中国必亡之类悲观论，是很好的反驳。肯定其主观良好意愿的同时，必须指出其客观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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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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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新加坡开埠,由于航运和转口贸易的发展,迅速成为南洋新兴城市.吸引大批华人涌入,工、农、商、学,各界纷纷南下,寻求新的生活出路,其中不乏具有一定中华传统文化修养者,古文(包括骈散)成为华社的主要书写工具.文章介绍了几篇新加坡近代骈文作品。其中，叶氏的新年献词，洋溢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当时流行的中国必亡之类悲观论，是很好的反驳。肯定其主观良好意愿的同时，必须指出其客观存在的政治短视症。当然，“新政”很快流产，清廷迅即覆灭，这是1906年初无法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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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散文文体大量出现,并呈现独行之文的写作特点,如篇各一事,一意贯穿全文,段落分明等.交际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文体之一.虽然朋友交际问题因事关社会伦理及风气而被先秦诸子密切关注,但交际论文体创作始于东汉,王符写了第一篇论交际的文章,朱穆首创绝《绝交论》.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涌现出多篇论交际的文章.本文拟以王氏《交际》和朱氏《绝交论》为例,探讨东汉交际论作品内容及其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分析其文体写作艺
经由北朝墓志文使用声律、字、句之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北朝墓志文就文体而言，已能掌握词语的特征性，如能再就修辞、风格上进一步探讨，深刻的就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将更能看出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及其强化人的价值风格。
当今学界在论及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时,几乎都并举韩愈和柳宗元作为其中绝对的核心领导者.但通过考察唐人对韩愈和柳宗元其人其文的评价、宋人的文学批评以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修撰的情况,发现,韩柳领导文体文风改革的论述似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它是韩柳文接受史上的一个误读.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唐代在茶的培育、制造、利用,以及传播上,写下了辉煌璀璨的历史篇章.唐代茶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茶的烘焙制造、茶诗的繁盛,并且还有体式多样、内容丰硕的茶文,挥翰运墨歌咏着茶的芬芳,记载着茶文化的踪迹.众多的茶诗、茶文与茶书着作,如雨後春笋般被创造出来.除了茶诗之外,作为文学主要体裁的散文,必然会将当时流行的茶事活动传诵记载下来,成为文学的篇章.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茶习俗己
古人刊立墓志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标识墓地,发展到后来,又兼有了传名不朽与抒发哀情等功能,并形成以墓主讳字、乡邑、履历、卒葬年月等"十三事"为内容主干的书写体例.就此而言,"十三事"的出现与完整与否其实是墓志各项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将六朝石刻与唐代墓志,或唐代墓碑与唐代墓志进行比较后发现,唐代墓志存在的异刻现象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墓志与同时期墓碑,而且异刻的表现形式除了一般的留白、补刻、省刻等外,墓
本文旨在阐明＜鄞县经游记＞一文在「记」体文类中的多重表现，作为一种自我、真实的书写体式，日记不仅可以看出个人人格建构的过程，同时，早期的日记也是研究作家作品思路与文风的重要资料，故而从创作理念的形成、实践，王安石＜鄞县经游记＞一文不可忽视。
宋代翰林学士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像唐代中后期那样突出和强烈,而是更加日常化和规范化.作为国家高层政治机关不可或缺的一环,翰林学士经常作为宰辅的晋升之阶,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宋代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大背景来看,宋代文官集团的掌权和科举制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宋代官僚的文人化倾向.翰林学士作为天子词臣和文化精英,与文学又具有天然的关联性.翰林学士既是职宫中最注重文才的群体,又往往是文坛
本文所谓的元初江南散文,指的是由出生于南宋、由南宋入元、创作集中在入元之后的一批作家的散文作品.这个时期的散文,异于宋,异于元,变宋末之文风,开元文之气象,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基于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观照，清代堪称中国古代文章发展的大总结时期。晚清学者张之洞在主张“宜多读古书”的同时，更强调系统阅读清人文集，在他看来，“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这一主张更随着他的《书目答问》而更为世人所接受，张氏书目之后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即前代经、史、子、
清代中叶,桐城派古文风行天下,从清初以来一直影响文坛的重散抑骈之论乃更加盛行,以至许多文士"畏骈之名而避之",这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其中李兆洛平允折衷的理论辩驳与提倡当是影响比较大的.李氏曾"师事姚鼐,得古文法",但他不为桐城"家法"所囿,力主骈散一源,并于校刻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次年(道光元年,1821),刊刻了系统表达其理论观念的《骈体文钞》.在《骈体文钞》中,李兆洛不但通过撰写《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