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预衡先生“散文”观念的生成与贯彻

来源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全国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om_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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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雷《与李厚庵绝交书》的写作与流播是清代康熙年间的重要文学事件之一,此文以巨大的情感感染力和叙事细节的真实性打动了无数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当事人李地而言,极大损坏了他作为理学家“忠信”的君子形象,由此而落得“负友”之恶名;对于陈梦雷而言,弱化了他投降耿精忠的不良形象,取得了广泛的同情和理解,为最终得到康熙帝的谅解而赦免回京担负皇三子之侍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绝交书》写于康熙二十一年四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郑元勋“文娱说”及其内涵的主流阐释,主要基于对晚明文坛书写真情、张扬性灵的新风气的认识,而与时人对文艺审美本质的发现相联系,并强调其存在漠视、否定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明确宣扬文学纯粹“娱悦性”的文学史意义。然而,经由相关材料的重新解读则可知,上述阐释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的误读。即此说内涵实有“娱耳目”与“娱性情”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涉及郑元勋的文章趣味而稍近学界主流解读,后者则强调“至
明代古文选本多达500余种,是古文选本史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一笔重要的文献资料。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灵活而新异,富于时代特征。明人的“古文”内涵,以秦汉与唐宋的散体文为主体,边界开放而灵活,突出体现在子部文章的去取上。明代古文选本确定了秦汉文与唐宋文两大古文典范,并普遍持由朴到散的古文发展观,同时将古文发展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明代的古文审美观,与意识形态关系复杂,有与
曾国藩师法韩愈,探源扬、马,以雄直之笔补救前期桐城文章的懦缓之失.这是对晚近桐城文风变化的经典叙述,既有的研究成果多据此展开.而事实上,曾国藩及其后学除了重视韩文的雄直、雄健之外,更从韩文中读出了诙诡之趣.诙诡带有用心狡狯之意,与"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有一定龃龉,故在千年以来的韩文阐述中从未得到大力提倡.而曾氏首倡此意,显得别具一格,弟子亦代代响应,使这一趣味成为晚近桐城派阐释韩文和创作古文的集体趣味.这一集体趣味背后,有他们独特的文道观,其目的是想要借诙诡之笔暗藏讽喻之旨,使古文重新担负起寄托高尚道德与
基于对清代130种文评专书的数据分析,发现苏辙在清代文评专书中的被关注度偏低,仅被提及226至273次,与唐宋八大家中其他七位差距较大。苏辙接受的低谷在清中后期,尤其是在下层文人的原创性文评专书中。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说,清中后期唐宋八大家选本对苏辙的选篇数量偏低,客观上不利于苏辙文章的接受。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清代学者与文人都不乏指摘苏辙的言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苏辙的文风与地位使他难以在清中后期建
粵西駢文可溯源到唐代韋敬一的《智城碑》,清代鄭獻甫為其傑出代表。蔣冕、戴欽、馮敏昌、陳宏謀、高熊征、蘇宗經、蔣琦齡、張培仁、黃佐槐等皆有駢文作品傳世。創作形式上,粵西駢文序、書、啟、記、碑、銘、祭文等各體齊備,以壽序、墓誌銘、祭文為主;內容上或讚美粵西山水凰光,或議論說理探討學術,或記事言情,或酬唱應和,擴大了粵西文學的內涵;風格上,受清代駢散關係的影響,表現出明顯駢散交融合一的特徵。這也是清代駢
曾国藩所作《圣哲画像记》为训示子弟进德修业之指导,在其亲族乡党、弟子门生的共同推阐下,此文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从藏箧周览于家族乡梓到训告天下士子的转变。同时,在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及新的传播方式推动下,《圣哲画像记》为中国知识界学术祈向的转变和学术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阐释范本,体现了历史转型期中国儒家学术史分野下的发展路径及传承脉络,并最终实现了其文本“经典化”的完成式。
历史人物的传记形象存在多文本现象,严嵩“奸佞”形象从个人叙事、民间叙事到国家叙事而成为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严嵩传文本众多,书写过程复杂,王世贞较早为其作“权奸”传,并通过史传、诗传、戏剧传等多文本手段将其推入《明史》“奸臣传”。严嵩位居首辅,主政多年,且与诸多文人名士交游,获得了大量的文化资本,既使在失宠致仕的情况下,将其列入“奸臣传”也非易事,然而作为一代文坛盟主王世贞采用多种传记书写策略,特别
桐城派山水之作在论说之作外别构一体。桐城“三祖”纪程与游记之文以简淡之笔描摹山水氤氲之气,浸润着桐城山水的灵秀之美;岭西五家秉承梅曾亮诗文之丽藻,醉心于林泉之间,写景状物如水墨画图,别有逸趣;曾门弟子记述域外见闻,文辞瑰丽,意境荒远,令人耳目一新。
王阳明的文学思想是从他的心学本体论延伸而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为教有三变,但三变中有一以贯之的不变在,即“心”“天理”“良知”均是关于本体的言说,这是理解王阳明文学思想的锁钥所在。在文学发生论上,王阳明主张诗文要从心本体中自然流出;这种文学观主客一体,成为性灵一派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情感论上,王阳明以本体为统摄,肯定“七情”在文学作品中流行;“乐是心之本体”是他文学情感的灵魂。在文学创作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