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蔡钧参赞西班牙使事的经历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版《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蔡钧，清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和甫。曾任苏松太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四品候补京堂任出使日本大臣。为防止知识界受民主思潮影响，曾电请清廷停派留日学生，并阻挠中国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受国内外爱国志士严厉谴责。二十九年被清政府召回。”没有一字提及其以参赞襄理西班牙使事并著有《出洋琐记》之事。其实这个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出洋琐记》，已经由钟叔河先生请陈四益校点完毕，因钟先生离开了岳麓书社而没来及出版。直到今日，才得以将这个在光绪乙酉（1885）八月由“弢园老民”王韬手校刊印的《出洋琐记》及《出使须知》问世。据书后王韬之跋，《出洋琐记》、《出使须知》都刊刻于光绪乙酉年（1885），该版本每页版边均有“遁叟手校本”、“弢园王氏刊”字样。钟叔河回忆说，这个版本的来源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得之一个老翻译家之手，当时他提供了数种与“走向世界丛书”有关的原版复印件。
王韬，近代名人，主张变法图强，实业强国。曾游历欧洲、日本，“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出版了他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光绪十一年（1885）他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蔡钧的《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应该是弢园书局刊印的第一批书籍。
蔡钧与王韬光绪元年之前已经相识，蔡钧从欧洲一回到香港就马上前往拜访王韬，不料王韬已经去了上海，“十年老友，万里相睽，而既至其地，仍复不得一见，其为怊怅何如哉”，足证二人情谊匪浅。蔡钧先是创设药局，并邀请王韬共同打理，后又“宦于粤中，大吏知其能，屡试以盘错捧檄办中外交涉事，皆不至于掣肘，如竹迎刃，如丝就绪，其才盖有足多者……适郑玉轩星使奉命为驻扎美、日、秘大臣，有以和甫荐者，遂随星轺西迈，旋为日斯巴尼亚参赞”。其《出使须知》首节中也写道：“筮仕粤东，需次穗垣，应官听鼓者亦既有年，蒙上司称之曰能，屡试之以盘错，曾捧檄专办洋务，幸未尝辱命。辛巳秋，奉郑玉轩星使奏调，随使美、日、秘三国。旋以使署乏人，札留日斯巴尼亚都城，参赞使事。”可见蔡钧在随郑藻如（号玉轩）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之前，就已经有了较为熟练的与外国人办理交涉的经验，他能被人推荐并被郑藻如委任为以参赞身份襄理西班牙使事是顺理成章的。
光绪七年辛巳（1881）秋，蔡钧自香港出发，经日本抵达美国旧金山，历时二十七天。此后又经七昼夜到达华盛顿，入住驻美使署。或许是英语娴熟，又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蔡钧在美国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但也有所建树，如“美都院绅中，有毕君、摩君者，前日屡议禁止华佣者也。自与钧交，相处渐久，然后两君皆知禁止华佣之非是”，能让美国议员改变看法，蔡钧应该做了不少努力。
“驻美三月”后，随郑玉轩经纽约、伦敦、巴黎，于光绪八年（1882）三月十七日抵达日斯巴尼亚（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为水土不服，患咯血症，久治不愈。五月二日，郑藻如留蔡钧为驻日参赞，襄办使署事务，蔡钧以病力辞，郑藻如劝其“勿复辞”，理由是：“将来秘鲁等处开办需员，皆宜用日国语言文字。子齿牙灵敏，留此兼可学习。其加意调摄，勿复辞。”
蔡钧由此开始以参赞身份襄理驻西班牙使署事务，学习西班牙文。他于五月初六日延请“西士哥君教习日文”，除偶与同事一起观剧游园、流连光景之外，杜门不出，专修西班牙文。六、七两个月即使咯血加剧，但“力疾从公，不稍间断”。不过，因为马德里会英文的人不多，他此时的学习只能靠着一本华英字典揣摩而已。直到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美国教师，请他每周三天到使署教学一个小时。此时应该已是光绪九年了。一日蔡鈞的“同学友人”邀至其家小宴，同学之父安君得知蔡钧因病闭门不出，殚于酬应，因此劝说道：“两国交际，其益甚大。子既习日文，宜时与日人周旋，其功倍速。”蔡钧听进了安君的意见，开始与各种人员打交道。如六月二十八日与议院议员沙君到辉儿士城度假，七月二十日与侯爵郭君一起前往巴、答两省的制造局参观，八月四日之后不断参加西班牙部院官绅、各国公使邀请的茶会、宴会。九月初六、十二两日，因西班牙侯爵亚君、科君称欲一睹使署陈设之中华器具，特意在使署分设茶会，邀请西班牙部院官绅，英、美、土各国公使前来，以致“日都新报，议论纷纷，奖饰逾恒，咸谓中国使署较之往日，奚啻天渊”。
他深有感触地说：“始知安君所言不谬。以前绝少出外酬应，故于风土人情未得预闻。今既得追陪诸君子后时相往来，于交接之道，联络之方，略知梗概。”可见他在《出使须知》中关于使臣、参赞、随员等的各项宜知事项说得头头是道，是有切身体会的。
频繁的应酬也让蔡钧的病情加剧，在“医无成效，酬应日广，费用浩繁，势必难乎为继”的情况下，他向公使郑玉轩申请或回美或返华。光绪九年十一月，在等待回批的时候，他得知“中法事将决裂，粤垣海防严迫，家书屡至，焦灼万分”。同事朱苕原认识巴黎一个颇通中医之人，他便一同前往巴黎治病，不料该医生已经前往中国而不遇，只得暂留驻法使署以养病。十二月，郑玉轩批准蔡钧“销差回华”。蔡钧当即前往霍辉司敦拜见曾纪泽辞行（曾纪泽在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十年一月八日记载有蔡钧来访之事，霍辉司敦，曾纪泽记音为福克斯登），同时往伦敦使署与朋友告别。曾纪泽时为出使英、法大臣，可能是曾纪泽抗议法政府的挑衅，并主张中国坚决反击的态度引起蔡钧的共鸣，也可能是蔡钧向曾纪泽求教对法的应对之策，所以才会有此一行。次年蔡钧在其《代呈奏疏》中提出的法有“必败之道三”，我有“必胜之道六”，并对法有“内难三”、“外难三”的情形提出了明晰的分析和判断，应该与此行有关。
光绪十年（1884）正月二十九日临行之前，蔡钧应邀先参加了西班牙白兰伯爵的茶会，接着又前往公爵活兰鲁芽处，参加了马德里三十年才举行一次的第一胜会“嘉那华茶会”（即嘉年华），在会上见识到了侯爵拉夫人那价值三十五万、“以钻石结成”，侯爵满夫人价值二十四万、“以珍珠攒簇”的华服，并与西班牙君主、君后交谈中国的忠信孝悌之说。 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蔡钧离开马德里，取道法国巴塞罗那、马赛，经地中海、红海、南洋，于三月十一日抵达香港。蔡钧在《自日旋华节略》中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他这次回国的经历。其中在西班牙结识的友人挥泪送行的细节让人动容，说明蔡钧在联络感情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四月，蔡钧回到广东，旋即接到通知，赶往南京，拜见时任钦差南洋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深得曾国荃看重，留总督府任职。蔡钧将其所著《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呈请曾国荃作序，曾国荃欣然命笔，高度评价，称其“练达老成，于国政得失利害之处，靡不晓明而畅彻……随使节历涉西洋……典礼仪文，毫无疏略，不辱君命”，“能深考细究，无微不至，无物不周。是编之刻，岂寻常笔记所可拟耶”；称《出使须知》是“凡出洋者，必不可少”之“使臣圭臬”。
中法战事再起，一直关注此事的蔡钧得到即将赴京统领神机营的善庆（字厚斋，蔡钧称为善厚帅，军机营统领）青睐，随同前往北京，任职于神机营营务处。蔡钧感慨时事，结合自己出洋所见所得，写了《代呈奏疏》、《敬陈管见四条》、《再陈管见》、《续陈管见》等奏章条陈，就抗法必胜、中外交涉等事项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能为时事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许正是这些奏疏条陈引起了当道者的看重，此后他出任苏松太道、出使日本大臣等职，都是涉及中外交涉的重要职务。缪荃孙《日游汇编》“日本考察学务游记”卷有其达到日本东京后于“[光绪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壬午，晴。謁钦使蔡和甫（钧）、监督江伯唐（大燮），长谈”，二月十日“蔡星使招饮”的记载，可见光绪二十九年（1903）蔡钧的确仍是出使日本大臣，与上引词典记载相符。
蔡钧的出洋琐记
蔡钧将“其舟车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闻见，程途远近、南北往来者，有类乎游记”者，辑为《出洋琐记》；又“将呈递国书、朝会宴贺诸典礼，以及应带衣物、各西官物色，凡有关日用酬酢者，一一具载”，写成《出使须知》。另外还“将所学三国语言，以中土南北正音切成西音，汇集简编，以便习览”，是为《舌人小录》。《舌人小录》似乎没有付梓。
《出洋琐记》由海外邮程纪略、日都风俗纪略、出使联络略述、各国风俗略述、日都小驻纪略、自日旋华纪略六个部分及奏疏条陈附录构成，为我们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班牙风土人情以及我国与西班牙的外交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海外邮程纪略”、“自日旋华纪略”两个部分实际上构成了蔡钧环球一周的全过程。“海外邮程纪略”讲述蔡钧从香港出发，经日本、旧金山到达华盛顿，再由华盛顿经纽约、伦敦、巴黎到达马德里的历程；“自日旋华纪略”则是记述从马德里经巴塞罗那、马赛，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回到香港的经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当年前往欧洲游历的不少人都如蔡钧这样记载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所历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与我华人有关的情形。如钱德培《欧游随笔》、潘飞声《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池仲祐《西行日记》、余思诒《楼船日记》、吴宗濂《随轺笔记》、载振《英轺日记》、蒋煦《西游日记》、陈琪《环游日记》、张元济《环游谈荟》等，这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史最好的原始史料，也是中外交流史最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记录，相信随着“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中这一批图书的出版，将会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而蔡钧的记录则是这批图书中较早的一部。
“日都风俗纪略”极为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他说西班牙“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马德里都城不过十五里，而大小戏园也有十五之数。其戏园“春冬两季，各园均于晚间开演，灯火辉煌，笙歌嘹亮，往往自宵达旦”，并详细描述了戏园演出歌剧（欧扒拉）的情形、座位、票价、观看者的郑重态度等状况。对于其他如茶会盛行、夜市热闹、斗牛之戏、假面舞会、嘉那华会（嘉年华、狂欢节）、贫民洗足会等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格的习俗也做了详细描述。此外还对西班牙国分四党、内阁八部、爵绅三等的社会政治情形做了介绍。《出洋琐记》应该是我国最早介绍西班牙风俗和政治制度的著作之一。
与“日都风俗纪略”相似的“各国风俗略述”，只是由西班牙一国扩展到了西方各国，简要讲述了西方国家君民共治、男女并嗣、婚姻自由、“重艺术而轻文章，尚制造而禁仿效”、重利而轻名的情形。又专门说到，西方各国对待华人的态度，如“欧洲各国每见华人，甚加优待，日（西班牙）、英两国尤为渥挚”，大概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又提到“法国近日待华人远不如前。美国上位之人待华人颇厚，惟埃利士人则嫉华人如寇雠，辄加凌辱肆侮”，加州和纽约“其薄华人尤甚”。而“航海至东南洋而达苏彝士（即苏伊士运河）以诣西土者，所有土人无不藐视华人”，如果不是与欧洲人同行，甚至有被“劫夺虏杀”的可能。这种说法倒是不见于其他人的记载，不知蔡钧何以有此感慨。
“出使联络略述”可以说是其《出使须知》的缩略版，核心都是一个，即“联络一道，出洋所断不可少者也”。为什么说联络一道如此重要呢？他举西班牙为例说：“国分四党，而四党中均有酋目以主厥事。平日无事之时，可与之往来酬酢、晋接晤谈，则他日遇事，易于商办，不致龃龉。”也就是说因为平时常联络，增加了感情，加深了了解，一旦有事之时，比平时毫无接触总要好上不少。正因为相互之间联络的重要，所以别的国家使臣用于联络之费用甚至可入报销之中，而“中国遣使出洋总署，于薪俸杂项之外，从未议及此款”，因此他呼吁当道者“嗣后要宜于此加之意焉”。
“日都小驻纪略”则是现身说法，讲述他是如何实践“联络一道”的。这一节中，上面“蔡钧参赞西班牙使事简介”已做介绍。蔡钧作为襄理西班牙使事的参赞，在西班牙的两年中，第一年，主要是养病和学习西班牙语言，而且是靠着一本华英字典闭门自学。直到一次与友人之父的交谈，才恍然大悟，在交往中学习语言可以事半功倍，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多方联络，加深了解。从后来他回国时西班牙友人挥泪相送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在联络感情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在这一节中，有一处记载很有意思，不妨抄录如下： （西班牙君主）见钧，即问安好，且言：“闻之诸臣，尔交游慷慨，甚为国中人士所钦羡。尔好谈孝悌忠信之道，因果报应之说，果有之乎？”钧敬对曰：“此中国风俗使然。平日父师之教子弟，以此为本。屡承爵绅下询，遂为之道及耳。”侯爵拉夫人旁答曰：“中国爱老怜贫，孝亲敬长，殊可令人叹羡，此欧洲所不及也。惟婚配主自父母，似稍逊耳。”君主曰：“中国尚伦常、重亲命，婚配之事由乎父母，理固宜然也。”
被称为出使圭臬的《出使须知》
作为本书附录的《出使须知》实际上是《出洋琐记》的姊妹篇，是蔡钧综合他自己的出使心得和别人所述的出使经验总结所得，对于当时的出使者、游历者应该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曾国荃说它“洵为使臣圭臬，凡出洋者，必不可少”是有一定道理的。
《出使须知》讲述了出使之人应配置的公服、便服，携带行李的注意事项，搭乘车船的注意事项，赠送西人應准备的礼物，与西人往来的礼节，呈递国书、参加朝贺的礼仪，参加西人举办的各种茶会、宴会、舞会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对待西方女士的礼节，邀请西方人士参加自己举办的各类茶会、宴会、舞会的各种礼节，各级公使应有的礼仪、行事原则和使命，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应做的事情等等。
蔡钧虽然写《出使须知》时只是做过参赞，但是他对使臣应做的七个方面的事宜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是很有见识和思想的。下面将他所说的七个方面略加引述，以窥其貌。
一、作为使臣，应该经常联络驻所在国的各国公使。“居常则雍容晋接，藉通消息。遇变则坛坫折衷，藉资援助。倘有交涉之事，至要且难，十分棘手，正可因前日之交情，秘往请教”。也就是说平时多加联络，互通消息，遇事可以为援手。
二、作为使臣，应该与驻在国的王公大臣、议院议员、各种绅士、地方文武官员多方交接，相与应酬，他认为“西人最争体面，苟有交情，必不肯任友人稍有抑屈而必力争求胜”，对于解决外交纠纷有很大的帮助。
三、使臣应该将每年商办的事件汇辑成书，于年终咨送国内总署，以便国内“洞悉各国办事情形”，也便于有根有据处理各种外交交涉。
四、使臣应该略微学一点西方语言，这也是应酬的需要。像曾纪泽，通英、法两种语言，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就能得心应手，赢得外人的尊重和敬畏。
五、使署人员应多留旧人以资熟手。因为在外国已经多年的使署随员，对所在国的情形已经非常熟悉，对于新任使臣尽快上手更有帮助。
六、使臣应洞悉外情。他认为：“凡人之情，无不夸其所长，而讳其所短。苟非洞悉其隐，则每为所蔽，以致堕其术中。”因此刺探外情是使臣的第一要着，第一急务。前面所说的常联络各国公使也好，还是常应酬驻在国的爵绅议员也好，实际上都应该是刺探外情的外在手段。
七、使臣应该习练外事。也就是说，作为使臣，应该对各国的风土人情、政经文化、法律军政、舆论舆情主动熟悉了解，如果漠不关心，尸位素餐，就不配使臣之职。
他对于参赞代行使署之事，所应应对的事宜，交代也特别用心，应该也是他的体验心得：
每当见各国公使及其国官绅，须加意款洽，容貌词气务尽谦和，不可过抗，尤不可过卑。寒酸之态，鄙吝之怀，当一洗而空之。盖名虽参赞，而既代办事务，即有应行应发之件，实与使臣无异，上何以持国体，下何以笃邦交，胥于是乎赖。若猥琐龌龊，绝不与其官绅交接，而又掸见各国公使，将为彼所轻，不独有负使臣委托，抑亦辱朝廷而为使臣羞。其关系良非浅鲜也。
蔡钧的《出洋琐记》自王韬手校刊印以后，流传似乎不广，但它却是我国与西班牙交往史较早的记录之一，《出使须知》则可以看作晚清出使人员的出使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版《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蔡钧，清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和甫。曾任苏松太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四品候补京堂任出使日本大臣。为防止知识界受民主思潮影响，曾电请清廷停派留日学生，并阻挠中国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受国内外爱国志士严厉谴责。二十九年被清政府召回。”没有一字提及其以参赞襄理西班牙使事并著有《出洋琐记》之事。其实这个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出洋琐记》，已经由钟叔河先生请陈四益校点完毕，因钟先生离开了岳麓书社而没来及出版。直到今日，才得以将这个在光绪乙酉（1885）八月由“弢园老民”王韬手校刊印的《出洋琐记》及《出使须知》问世。据书后王韬之跋，《出洋琐记》、《出使须知》都刊刻于光绪乙酉年（1885），该版本每页版边均有“遁叟手校本”、“弢园王氏刊”字样。钟叔河回忆说，这个版本的来源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得之一个老翻译家之手，当时他提供了数种与“走向世界丛书”有关的原版复印件。
王韬，近代名人，主张变法图强，实业强国。曾游历欧洲、日本，“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出版了他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光绪十一年（1885）他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蔡钧的《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应该是弢园书局刊印的第一批书籍。
蔡钧与王韬光绪元年之前已经相识，蔡钧从欧洲一回到香港就马上前往拜访王韬，不料王韬已经去了上海，“十年老友，万里相睽，而既至其地，仍复不得一见，其为怊怅何如哉”，足证二人情谊匪浅。蔡钧先是创设药局，并邀请王韬共同打理，后又“宦于粤中，大吏知其能，屡试以盘错捧檄办中外交涉事，皆不至于掣肘，如竹迎刃，如丝就绪，其才盖有足多者……适郑玉轩星使奉命为驻扎美、日、秘大臣，有以和甫荐者，遂随星轺西迈，旋为日斯巴尼亚参赞”。其《出使须知》首节中也写道：“筮仕粤东，需次穗垣，应官听鼓者亦既有年，蒙上司称之曰能，屡试之以盘错，曾捧檄专办洋务，幸未尝辱命。辛巳秋，奉郑玉轩星使奏调，随使美、日、秘三国。旋以使署乏人，札留日斯巴尼亚都城，参赞使事。”可见蔡钧在随郑藻如（号玉轩）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之前，就已经有了较为熟练的与外国人办理交涉的经验，他能被人推荐并被郑藻如委任为以参赞身份襄理西班牙使事是顺理成章的。
光绪七年辛巳（1881）秋，蔡钧自香港出发，经日本抵达美国旧金山，历时二十七天。此后又经七昼夜到达华盛顿，入住驻美使署。或许是英语娴熟，又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蔡钧在美国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但也有所建树，如“美都院绅中，有毕君、摩君者，前日屡议禁止华佣者也。自与钧交，相处渐久，然后两君皆知禁止华佣之非是”，能让美国议员改变看法，蔡钧应该做了不少努力。
“驻美三月”后，随郑玉轩经纽约、伦敦、巴黎，于光绪八年（1882）三月十七日抵达日斯巴尼亚（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为水土不服，患咯血症，久治不愈。五月二日，郑藻如留蔡钧为驻日参赞，襄办使署事务，蔡钧以病力辞，郑藻如劝其“勿复辞”，理由是：“将来秘鲁等处开办需员，皆宜用日国语言文字。子齿牙灵敏，留此兼可学习。其加意调摄，勿复辞。”
蔡钧由此开始以参赞身份襄理驻西班牙使署事务，学习西班牙文。他于五月初六日延请“西士哥君教习日文”，除偶与同事一起观剧游园、流连光景之外，杜门不出，专修西班牙文。六、七两个月即使咯血加剧，但“力疾从公，不稍间断”。不过，因为马德里会英文的人不多，他此时的学习只能靠着一本华英字典揣摩而已。直到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美国教师，请他每周三天到使署教学一个小时。此时应该已是光绪九年了。一日蔡鈞的“同学友人”邀至其家小宴，同学之父安君得知蔡钧因病闭门不出，殚于酬应，因此劝说道：“两国交际，其益甚大。子既习日文，宜时与日人周旋，其功倍速。”蔡钧听进了安君的意见，开始与各种人员打交道。如六月二十八日与议院议员沙君到辉儿士城度假，七月二十日与侯爵郭君一起前往巴、答两省的制造局参观，八月四日之后不断参加西班牙部院官绅、各国公使邀请的茶会、宴会。九月初六、十二两日，因西班牙侯爵亚君、科君称欲一睹使署陈设之中华器具，特意在使署分设茶会，邀请西班牙部院官绅，英、美、土各国公使前来，以致“日都新报，议论纷纷，奖饰逾恒，咸谓中国使署较之往日，奚啻天渊”。
他深有感触地说：“始知安君所言不谬。以前绝少出外酬应，故于风土人情未得预闻。今既得追陪诸君子后时相往来，于交接之道，联络之方，略知梗概。”可见他在《出使须知》中关于使臣、参赞、随员等的各项宜知事项说得头头是道，是有切身体会的。
频繁的应酬也让蔡钧的病情加剧，在“医无成效，酬应日广，费用浩繁，势必难乎为继”的情况下，他向公使郑玉轩申请或回美或返华。光绪九年十一月，在等待回批的时候，他得知“中法事将决裂，粤垣海防严迫，家书屡至，焦灼万分”。同事朱苕原认识巴黎一个颇通中医之人，他便一同前往巴黎治病，不料该医生已经前往中国而不遇，只得暂留驻法使署以养病。十二月，郑玉轩批准蔡钧“销差回华”。蔡钧当即前往霍辉司敦拜见曾纪泽辞行（曾纪泽在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十年一月八日记载有蔡钧来访之事，霍辉司敦，曾纪泽记音为福克斯登），同时往伦敦使署与朋友告别。曾纪泽时为出使英、法大臣，可能是曾纪泽抗议法政府的挑衅，并主张中国坚决反击的态度引起蔡钧的共鸣，也可能是蔡钧向曾纪泽求教对法的应对之策，所以才会有此一行。次年蔡钧在其《代呈奏疏》中提出的法有“必败之道三”，我有“必胜之道六”，并对法有“内难三”、“外难三”的情形提出了明晰的分析和判断，应该与此行有关。
光绪十年（1884）正月二十九日临行之前，蔡钧应邀先参加了西班牙白兰伯爵的茶会，接着又前往公爵活兰鲁芽处，参加了马德里三十年才举行一次的第一胜会“嘉那华茶会”（即嘉年华），在会上见识到了侯爵拉夫人那价值三十五万、“以钻石结成”，侯爵满夫人价值二十四万、“以珍珠攒簇”的华服，并与西班牙君主、君后交谈中国的忠信孝悌之说。 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蔡钧离开马德里，取道法国巴塞罗那、马赛，经地中海、红海、南洋，于三月十一日抵达香港。蔡钧在《自日旋华节略》中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他这次回国的经历。其中在西班牙结识的友人挥泪送行的细节让人动容，说明蔡钧在联络感情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四月，蔡钧回到广东，旋即接到通知，赶往南京，拜见时任钦差南洋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深得曾国荃看重，留总督府任职。蔡钧将其所著《出洋琐记》、《出使须知》呈请曾国荃作序，曾国荃欣然命笔，高度评价，称其“练达老成，于国政得失利害之处，靡不晓明而畅彻……随使节历涉西洋……典礼仪文，毫无疏略，不辱君命”，“能深考细究，无微不至，无物不周。是编之刻，岂寻常笔记所可拟耶”；称《出使须知》是“凡出洋者，必不可少”之“使臣圭臬”。
中法战事再起，一直关注此事的蔡钧得到即将赴京统领神机营的善庆（字厚斋，蔡钧称为善厚帅，军机营统领）青睐，随同前往北京，任职于神机营营务处。蔡钧感慨时事，结合自己出洋所见所得，写了《代呈奏疏》、《敬陈管见四条》、《再陈管见》、《续陈管见》等奏章条陈，就抗法必胜、中外交涉等事项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能为时事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许正是这些奏疏条陈引起了当道者的看重，此后他出任苏松太道、出使日本大臣等职，都是涉及中外交涉的重要职务。缪荃孙《日游汇编》“日本考察学务游记”卷有其达到日本东京后于“[光绪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壬午，晴。謁钦使蔡和甫（钧）、监督江伯唐（大燮），长谈”，二月十日“蔡星使招饮”的记载，可见光绪二十九年（1903）蔡钧的确仍是出使日本大臣，与上引词典记载相符。
蔡钧的出洋琐记
蔡钧将“其舟车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闻见，程途远近、南北往来者，有类乎游记”者，辑为《出洋琐记》；又“将呈递国书、朝会宴贺诸典礼，以及应带衣物、各西官物色，凡有关日用酬酢者，一一具载”，写成《出使须知》。另外还“将所学三国语言，以中土南北正音切成西音，汇集简编，以便习览”，是为《舌人小录》。《舌人小录》似乎没有付梓。
《出洋琐记》由海外邮程纪略、日都风俗纪略、出使联络略述、各国风俗略述、日都小驻纪略、自日旋华纪略六个部分及奏疏条陈附录构成，为我们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班牙风土人情以及我国与西班牙的外交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海外邮程纪略”、“自日旋华纪略”两个部分实际上构成了蔡钧环球一周的全过程。“海外邮程纪略”讲述蔡钧从香港出发，经日本、旧金山到达华盛顿，再由华盛顿经纽约、伦敦、巴黎到达马德里的历程；“自日旋华纪略”则是记述从马德里经巴塞罗那、马赛，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回到香港的经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当年前往欧洲游历的不少人都如蔡钧这样记载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所历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与我华人有关的情形。如钱德培《欧游随笔》、潘飞声《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池仲祐《西行日记》、余思诒《楼船日记》、吴宗濂《随轺笔记》、载振《英轺日记》、蒋煦《西游日记》、陈琪《环游日记》、张元济《环游谈荟》等，这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史最好的原始史料，也是中外交流史最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记录，相信随着“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中这一批图书的出版，将会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而蔡钧的记录则是这批图书中较早的一部。
“日都风俗纪略”极为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他说西班牙“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马德里都城不过十五里，而大小戏园也有十五之数。其戏园“春冬两季，各园均于晚间开演，灯火辉煌，笙歌嘹亮，往往自宵达旦”，并详细描述了戏园演出歌剧（欧扒拉）的情形、座位、票价、观看者的郑重态度等状况。对于其他如茶会盛行、夜市热闹、斗牛之戏、假面舞会、嘉那华会（嘉年华、狂欢节）、贫民洗足会等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格的习俗也做了详细描述。此外还对西班牙国分四党、内阁八部、爵绅三等的社会政治情形做了介绍。《出洋琐记》应该是我国最早介绍西班牙风俗和政治制度的著作之一。
与“日都风俗纪略”相似的“各国风俗略述”，只是由西班牙一国扩展到了西方各国，简要讲述了西方国家君民共治、男女并嗣、婚姻自由、“重艺术而轻文章，尚制造而禁仿效”、重利而轻名的情形。又专门说到，西方各国对待华人的态度，如“欧洲各国每见华人，甚加优待，日（西班牙）、英两国尤为渥挚”，大概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又提到“法国近日待华人远不如前。美国上位之人待华人颇厚，惟埃利士人则嫉华人如寇雠，辄加凌辱肆侮”，加州和纽约“其薄华人尤甚”。而“航海至东南洋而达苏彝士（即苏伊士运河）以诣西土者，所有土人无不藐视华人”，如果不是与欧洲人同行，甚至有被“劫夺虏杀”的可能。这种说法倒是不见于其他人的记载，不知蔡钧何以有此感慨。
“出使联络略述”可以说是其《出使须知》的缩略版，核心都是一个，即“联络一道，出洋所断不可少者也”。为什么说联络一道如此重要呢？他举西班牙为例说：“国分四党，而四党中均有酋目以主厥事。平日无事之时，可与之往来酬酢、晋接晤谈，则他日遇事，易于商办，不致龃龉。”也就是说因为平时常联络，增加了感情，加深了了解，一旦有事之时，比平时毫无接触总要好上不少。正因为相互之间联络的重要，所以别的国家使臣用于联络之费用甚至可入报销之中，而“中国遣使出洋总署，于薪俸杂项之外，从未议及此款”，因此他呼吁当道者“嗣后要宜于此加之意焉”。
“日都小驻纪略”则是现身说法，讲述他是如何实践“联络一道”的。这一节中，上面“蔡钧参赞西班牙使事简介”已做介绍。蔡钧作为襄理西班牙使事的参赞，在西班牙的两年中，第一年，主要是养病和学习西班牙语言，而且是靠着一本华英字典闭门自学。直到一次与友人之父的交谈，才恍然大悟，在交往中学习语言可以事半功倍，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多方联络，加深了解。从后来他回国时西班牙友人挥泪相送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在联络感情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在这一节中，有一处记载很有意思，不妨抄录如下： （西班牙君主）见钧，即问安好，且言：“闻之诸臣，尔交游慷慨，甚为国中人士所钦羡。尔好谈孝悌忠信之道，因果报应之说，果有之乎？”钧敬对曰：“此中国风俗使然。平日父师之教子弟，以此为本。屡承爵绅下询，遂为之道及耳。”侯爵拉夫人旁答曰：“中国爱老怜贫，孝亲敬长，殊可令人叹羡，此欧洲所不及也。惟婚配主自父母，似稍逊耳。”君主曰：“中国尚伦常、重亲命，婚配之事由乎父母，理固宜然也。”
被称为出使圭臬的《出使须知》
作为本书附录的《出使须知》实际上是《出洋琐记》的姊妹篇，是蔡钧综合他自己的出使心得和别人所述的出使经验总结所得，对于当时的出使者、游历者应该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曾国荃说它“洵为使臣圭臬，凡出洋者，必不可少”是有一定道理的。
《出使须知》讲述了出使之人应配置的公服、便服，携带行李的注意事项，搭乘车船的注意事项，赠送西人應准备的礼物，与西人往来的礼节，呈递国书、参加朝贺的礼仪，参加西人举办的各种茶会、宴会、舞会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对待西方女士的礼节，邀请西方人士参加自己举办的各类茶会、宴会、舞会的各种礼节，各级公使应有的礼仪、行事原则和使命，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应做的事情等等。
蔡钧虽然写《出使须知》时只是做过参赞，但是他对使臣应做的七个方面的事宜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是很有见识和思想的。下面将他所说的七个方面略加引述，以窥其貌。
一、作为使臣，应该经常联络驻所在国的各国公使。“居常则雍容晋接，藉通消息。遇变则坛坫折衷，藉资援助。倘有交涉之事，至要且难，十分棘手，正可因前日之交情，秘往请教”。也就是说平时多加联络，互通消息，遇事可以为援手。
二、作为使臣，应该与驻在国的王公大臣、议院议员、各种绅士、地方文武官员多方交接，相与应酬，他认为“西人最争体面，苟有交情，必不肯任友人稍有抑屈而必力争求胜”，对于解决外交纠纷有很大的帮助。
三、使臣应该将每年商办的事件汇辑成书，于年终咨送国内总署，以便国内“洞悉各国办事情形”，也便于有根有据处理各种外交交涉。
四、使臣应该略微学一点西方语言，这也是应酬的需要。像曾纪泽，通英、法两种语言，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就能得心应手，赢得外人的尊重和敬畏。
五、使署人员应多留旧人以资熟手。因为在外国已经多年的使署随员，对所在国的情形已经非常熟悉，对于新任使臣尽快上手更有帮助。
六、使臣应洞悉外情。他认为：“凡人之情，无不夸其所长，而讳其所短。苟非洞悉其隐，则每为所蔽，以致堕其术中。”因此刺探外情是使臣的第一要着，第一急务。前面所说的常联络各国公使也好，还是常应酬驻在国的爵绅议员也好，实际上都应该是刺探外情的外在手段。
七、使臣应该习练外事。也就是说，作为使臣，应该对各国的风土人情、政经文化、法律军政、舆论舆情主动熟悉了解，如果漠不关心，尸位素餐，就不配使臣之职。
他对于参赞代行使署之事，所应应对的事宜，交代也特别用心，应该也是他的体验心得：
每当见各国公使及其国官绅，须加意款洽，容貌词气务尽谦和，不可过抗，尤不可过卑。寒酸之态，鄙吝之怀，当一洗而空之。盖名虽参赞，而既代办事务，即有应行应发之件，实与使臣无异，上何以持国体，下何以笃邦交，胥于是乎赖。若猥琐龌龊，绝不与其官绅交接，而又掸见各国公使，将为彼所轻，不独有负使臣委托，抑亦辱朝廷而为使臣羞。其关系良非浅鲜也。
蔡钧的《出洋琐记》自王韬手校刊印以后，流传似乎不广，但它却是我国与西班牙交往史较早的记录之一，《出使须知》则可以看作晚清出使人员的出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