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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實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②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③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关键词 生态补偿;价值感知;绿色生产行为;现金补偿;技术补偿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4-0164-08 DOI：10.12062/cpre.20201003
农业绿色生产既是资源环境问题倒逼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变革[1]。为了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对农业发展的双重束缚，加快实现农业发展质的转变，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农业绿色生产。自2015年提出“绿色化”的发展概念后，通过制定诸如“绿色化”与“新四化”并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作为农业生产的实施主体和最基本的微观决策单元，农户的行为意愿及其变化趋势决定着农业绿色转型的成效[2]。一般而言，农户对于预期收益大、且收益稳定性高的行为措施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采纳意愿[3]。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减少农户生产方式调整所带来的额外成本，进而提升收益预期的政策措施[4-5]，主要以现金补偿和技术支持两种形式影响农户绿色生产。然而，不同个体特征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反应存在差异，导致其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6]。因此，对生态补偿方式的有效选择将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成效。
此外，绿色生产行为是一种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具有可持续性并得以提高的行为，其收益来自于资源环境改善前提下农业生产长期、稳定的产出，具有回报周期长、环境价值难以感知等特点。农户是否实施绿色生产首先取决于其对该行为的价值感知水平。由于受到自身知识结构与信息不充分等因素的限制，农户无法在短期内对一项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确切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关于是否采纳该方式的“理性选择”会在“干中学”过程中随着价值感知水平的调整而逐步提升[7]。因此，价值感知的强弱会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那么，由此而生的问题是：在价值感知的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究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如何有效利用生态补偿的积极作用，来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微观层面农户行为决策影响机制的认识，也能够对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1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从补偿标准、补偿主体、影响机理三个角度进行讨论。首先，对于补偿标准的科学性，部分研究指出，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实际提升效果来看，我国多数农业生态补偿项目标准偏低， [8-9]。生态补偿标准应以农业资源“生产”生态功能的影子价格为依据来设定，使其涵盖农业资源创造的生态价值和环保成本[10]。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现有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中技术参数的设定存在误差，需要在对其进行科学修正的基础上，探讨能够有效激励农户从事绿色生产的生态补偿标准[11-13]。其次，从补偿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大多由政府主导，但作为生态补偿的单一主体，其资金来源局限于财政转移支付，不可避免地造成补偿金额受限、标准偏低，从而使得生态补偿对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未能有效发挥[14]。于是，有研究主张在政府补偿的基础上，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农业生态补偿，以提高补偿效率[15]。还有学者提出，可将环保税、环保法规等其他环境政策措施与生态补偿手段进行有机结合[16]，在对农户非绿色生产行为进行有效限制的基础上，激励农户更多地参与绿色生产[17]。最后，从影响机理来看，农业生态补偿主要通过调整农户生产的成本收益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18-19]。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还证实：社会信任能够增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交流，提升牧民之间的环保合作水平，从而有效强化生态补偿对超载过牧行为的抑制作用[20];非农就业能够缓解减畜所带来的收入降低和劳动力剩余问题，进而加强了生态补偿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21]。
综上所述，关于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得出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尚存在着两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方向。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将生态补偿作为一个总体来分析，鲜有文献对农业生态补偿方式进行细分，考察不同补偿方式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性。其次，现有成果多关注生态补偿对绿色生产行为影响过程中的客观因素，而较少涉及农户主观因素。而实际上，农户在做出行为决策前，会主观评估农业绿色生产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在生态补偿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过程中，价值感知的作用尤为重要。 鉴于此，将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首先，与先前研究有所不同，文章注重探究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次，考虑到先前研究较少关注农户的主观因素，该研究拟引入价值感知变量，考察其产生的调节效应。最后，由于不同年龄农户的禀赋不尽相同，可能会导致其在时间偏好、风险偏好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值得系统地去比较分析农户价值感知异质性视角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2 价值感知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
2.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执行者，农户在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导致短期收益降低[22-23]，进而削弱其生产积极性。农业生态补偿作为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农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实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制度安排[10]，能够通过减少生产成本或提高收益预期来激励农户从事绿色生产[24]。根据补偿主体划分，农业生态补偿可分为政府型补偿和市场化补偿两类[25-26]。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仍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化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型补偿主要采取“现金”和“技术”两种方式，具体表现形式见表1。现金补偿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以补偿金、奖励金、补贴等形式来弥补绿色生产成本，包括生态修复奖励与补偿、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贴、保护性耕作补贴、绿色生产要素补贴与优惠等多种类型，其目的在于直接补偿农业绿色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升，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技术补偿则是指由政府向农户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为受补偿地区或群体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提高受补偿者在生产技能、科技文化和管理组织等方面能力的补偿形式。技术补偿有助于将绿色发展内化于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主要包括绿色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指导、绿色生产过程中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组织模式的创新与推广等。
具体而言，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绿色生产通常需要额外在人工、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27]，加之绿色农产品产量低、周期长，无形中增加了单产成本，加重了农户的负担[28-29]。而现金补偿能够弥补农业绿色生产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有利于缓解农户的损失厌恶，并提升当前收益预期，进而调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的积极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a：现金补偿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另一方面，技术补偿能够通过有效减少农业绿色生产的各类成本（如生产环境改良中的学习和操作成本、田间管理成本等），使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进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首先，在培训或与技术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农户能够将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相关的知识和技巧内化于自身认知和操作实践中，在增强了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农业绿色生产中的各类成本和技术障碍。其次，技术补偿不仅会为农户提供绿色技术的知识技能和实践机会，更能够使其感受到绿色技术的优势与重要性，增强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价值认知，有助于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b：技术补偿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为了加快落实农业绿色生产，有的地区兼用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不仅能补偿短期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农业收益。结合假说H1a和假说H1b，当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共存时，二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从而共同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但影响方向有待进一步甄别。因此，提出研究假说。
H1c：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2 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
生态补偿能有效地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还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但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作为有限理性人，农户仅会根据自身认知水平和所获取的有限信息来做出行为决策，以致绿色生产所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通常难以被农户感知，从而弱化生态补偿的激励效果[29]。因此，生态补偿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有效性将受制于个体价值感知的强弱。
价值感知的概念最早由Zeithaml[30]提出，是指顾客在权衡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和成本后，对产品和服务效果的主观评价。近年来，部分研究将价值感知应用于农业经济领域，用来分析农户的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价值感知进行评价，一是通过风险感知、收益感知等来分析农户行为决策背后的成本与收益[31];二是由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从禀赋异质性的视角下，探讨农户意愿和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31-32]。而在农业绿色生产的过程中，价值感知可视为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成本和收益的直观感受。由于绿色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受到农户的高度关注，只有让农户感知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多的额外成本，长期内可期望到稳定的收益，才能更好地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的实施。故研究中将农户对绿色生产经济价值的感知作为其价值感知的表征。由计划行为理论可知，农户会根据自身价值观、偏好以及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来选择能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生产行为。较强的价值感知能够强化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深刻认识，提升农户的长期收益预期。因此，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价值感知越高，将越有助于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在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越强，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就越强。反之亦然。
结合前文的分析和假设，在价值感知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见图1。
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3.1 數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源于2019年7—9月课题组在湖北省范围内所开展的实地调研。数据采集由接受过多次培训的调查员填写，通过与样本农户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取调研数据。这样既避免了农户自行填写问卷所带来的偏差，又能减少农户对问卷理解差异引起的失误。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作为湖北省生态补偿试点的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天门市和恩施州中的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各市（州）随机抽取3～4个乡镇，再从各乡镇分别抽取3～4个村落作为样本村。调查共随机抽取904个样本农户，为了使研究更加合理精确，在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最终获得837份有效问卷。 3.2 实证分析模型
为考察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合现有文献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实施了绿色生产行为” 。根据模型拟合的实际效果，选择Binary Logistic模型对图1所示的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进行估算。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根据假说H1，首先考察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模型设置为：
Yi=β0+β1Xi+γ1Ki+ε1（1）
其中，Yi表示农户i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Xi为农户i所接受的生态补偿方式，包括未接受补偿、仅接受现金补偿、仅接受技术补偿，以及同时兼有现金和技术两种补偿方式。Ki为控制变量。β1和γ1均为待估系数，当接受现金或技术中的一种生态补偿方式，且β1显著大于零时，假说H1a或H1b中生态补偿方式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将得到验证。当同时接受两种生态补偿方式时，若β1显著大于零，假说H1c得到验证，说明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之间为互补关系;若β1<0且显著，假说H1c也能得到验证，说明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之间为替代关系。ε1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假说H2，为进一步探究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价值感知变量，得到：
Yi=β0+β1Xi+β2Ei+β3Xi×Ei+γ1Ki（2）
式中，Ei表示农户i的价值感知，Xi×Ei为生态补偿方式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其他变量的解释均与方程（1）相同。β1、β2、β3和γ1均为待估系数。当β3>0且显著时，假说H2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在对调节作用的分析过程中，需将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3.3 变量说明
3.3.1 被解释变量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根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界定[33]，农业绿色行为主要包括保护性耕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的使用等，来自受访农户对问题“你是否在农业生产中采取过绿色生产行为（如少耕免耕、秸秆还田、使用有机肥等）？”的回答。因此，将变量定义为关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与否的0-1变量，若采取了绿色生产行为取值为1，否则为0。
3.3.2 解释变量
生态补偿方式。结合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设置“是否接受过现金补偿？”和“是否接受过技术补偿？”两个问题获取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基本情况。为是否接受过现金补偿或是否接受过技术补偿的0-1变量。
价值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由于农户价值感知来自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上的直观感觉 [34]。因此，设置问题“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有利于您（长期）家庭收入的增加？”获取农户i的价值感知水平。
3.3.3 控制变量（Ki）
个人特征。已有研究证实，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变量均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35]。因此，选取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农民实际年龄（周岁）;受教育程度（略识字=0，小学=1，中学=2，中专或高中=3，大专及大专以上=4）。个人经历变量包括：是否党员或村干部（未担任过=0，担任过=1）和是否兼业（未兼业=0，兼业=1）。
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家庭年纯收入已被证实能够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36-37]。结合研究内容，选取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耕地面积（hm2）、种植业收入比例（%）。
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4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分析回归时，若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过高，会使模型估计失真或产生偏误，因此，需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通过逐一将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后，所有VIF值均在1.9以内，说明各变量的共线性均在合理范围内。
4.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表3呈现的是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4分别是仅考虑现金补偿、技术补偿、两者并存以及在并存基础上考虑交互作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现金补偿的回归系数为1.5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技术补偿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419。在模型3中，现金补偿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边际效应为14.267%。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现金补偿能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将提升14.267%。据此，假说H1a得到验证。同样，技术补偿也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边际效应为3.158%。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技术补偿能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将提升3.158%。据此，假说H1b得到验证。在模型4中，可看到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边际效应为1.832%。即在同时受到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时，能够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提升1.832%，说明二者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即当两种补偿方式同时使用时，能够同时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生态补偿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来满足农户对农业绿色技术的需求，进而激励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在同时使用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时候，能够共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假说H1c得到验证。综上所述，不同生态補偿方式能够激励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4.2 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
表4中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变量价值感知后的回归结果。此时，生态补偿各指标的显著性水平和边际效应均得到提升，这说明价值感知与生态补偿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在生态补偿的激励下，一部分农户更倾向于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原因。在模型5中，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价值感知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也显著，说明在生态补偿激励绿色生产的过程中，价值感知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至此，假说H2得到验证。 4.3 不同年龄分组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差异化影响分析
考虑到不同年龄农户在价值感知上可能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参考已有研究[37]和国际公认的老龄人口划分标准，将样本分为老龄（60岁以上，且包括60岁）组和年轻（60岁以下）组。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结合表4和表5，由模型5—模型7可知，变量生态补偿和价值感知的分组回归结果基本稳健。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户来说，价值感知水平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年轻组和老龄组中，价值感知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对绿色生产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再者，在不同年龄分组的标准下，比较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可知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对于不同年龄农户的影响亦有所不同。在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下，年轻组农户在指标现金补偿和老龄组农户在指标技术补偿上的显著性均得到提升。这表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与价值感知的交互项能够解释一部分因年龄差异而使农户具有更强烈的绿色生产行为倾向的原因。同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金补偿对年轻组农户的激励效果会更好;而技术补偿则对老龄组的作用更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技术补偿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年轻农户更注重经济上的收益，故现金补偿对其作用效果更大。反观老龄农户大多长期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部分农产品往往供自家食用，故老龄农户更有动机和时间去接受技术补偿。
由于考虑到常年务工的受访农民有可能对生态补偿和农业绿色生產缺乏了解的现实情况。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剔除了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户样本，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中分样本组（模型8）所示。与表4中的模型5相比，模型8中各指标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结果较为稳健。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作为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视角出发，来探究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甄别出农户价值感知的作用，对生态补偿政策的精准化制定及其作用效果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研究利用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天门市和恩施州这五个地级市（州）的837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价值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因素后，生态补偿仍影响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党员或村干部经历、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比例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年龄和兼业情况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均能正向促进绿色生产;但二者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行为有正向影响，说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
（2）在生态补偿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加入生态补偿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显著性水平和促进效果均得到提升，即使剔除了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户样本，该结论依然稳健。
（3）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户而言，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对于不同年龄组农户的影响有所不同。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好地激励年轻农户;而技术补偿则在老龄组中的作用更大。
生态补偿对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确保政策落实应得到高度重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在生态补偿政策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真实需求，以进一步强化农户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来激励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其次，结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需在不断强化绿色技术推广和培训的同时，继续提升农民价值感知水平和人力资本供给，为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创造条件。最后，本来更易被年轻农户所接受的技术补偿，却对老龄农户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如何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瞄准性，发挥其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积极作用，将成为未来探索生态补偿政策创新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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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erception
YANG Fuxia ZHENG X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ies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implement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achiev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heterogeneity of value perception will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erception. Combined with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837 farmers in five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ash and technology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of farmers under the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adjus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Both cash compensation and technical compens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technical compensation could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mechanism for cash compensation and could jointly encourag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② In the process tha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ffected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value percep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that is， the increase of value perception level c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Finally， after correcting the possible errors in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farmers’ perennial labor un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re still robust. ③ Specifically， after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alue perception， cash compensation could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young farmers to adopt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while technical compensation had more obvious incentives for older farmers.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actual needs of farmers，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ng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and innovating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help promote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perception;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cash compensation; technical compensation
（責任编辑：李 琪）
收稿日期：2020-07-22 修回日期：2020-11-09
作者简介：杨福霞，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E-mail： yangfuxia2008@126.com。
通信作者：郑欣，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E-mail： zhengxinmiller@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税内生假定下合理税率及其动态优化研究——以大气污染物征税为例”（批准号：71874064），“政策交互作用下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激励行为研究”（批准号：71503094）;华中农业大学高水平论文培育项目“内生环境税率合理设定与动态优化路径——以湖北省大气污染征税为例”（批准号：2662018PY049） 。
关键词 生态补偿;价值感知;绿色生产行为;现金补偿;技术补偿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4-0164-08 DOI：10.12062/cpre.20201003
农业绿色生产既是资源环境问题倒逼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变革[1]。为了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对农业发展的双重束缚，加快实现农业发展质的转变，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农业绿色生产。自2015年提出“绿色化”的发展概念后，通过制定诸如“绿色化”与“新四化”并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作为农业生产的实施主体和最基本的微观决策单元，农户的行为意愿及其变化趋势决定着农业绿色转型的成效[2]。一般而言，农户对于预期收益大、且收益稳定性高的行为措施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采纳意愿[3]。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减少农户生产方式调整所带来的额外成本，进而提升收益预期的政策措施[4-5]，主要以现金补偿和技术支持两种形式影响农户绿色生产。然而，不同个体特征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反应存在差异，导致其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6]。因此，对生态补偿方式的有效选择将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成效。
此外，绿色生产行为是一种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具有可持续性并得以提高的行为，其收益来自于资源环境改善前提下农业生产长期、稳定的产出，具有回报周期长、环境价值难以感知等特点。农户是否实施绿色生产首先取决于其对该行为的价值感知水平。由于受到自身知识结构与信息不充分等因素的限制，农户无法在短期内对一项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确切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关于是否采纳该方式的“理性选择”会在“干中学”过程中随着价值感知水平的调整而逐步提升[7]。因此，价值感知的强弱会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那么，由此而生的问题是：在价值感知的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究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如何有效利用生态补偿的积极作用，来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微观层面农户行为决策影响机制的认识，也能够对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1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从补偿标准、补偿主体、影响机理三个角度进行讨论。首先，对于补偿标准的科学性，部分研究指出，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实际提升效果来看，我国多数农业生态补偿项目标准偏低， [8-9]。生态补偿标准应以农业资源“生产”生态功能的影子价格为依据来设定，使其涵盖农业资源创造的生态价值和环保成本[10]。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现有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中技术参数的设定存在误差，需要在对其进行科学修正的基础上，探讨能够有效激励农户从事绿色生产的生态补偿标准[11-13]。其次，从补偿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大多由政府主导，但作为生态补偿的单一主体，其资金来源局限于财政转移支付，不可避免地造成补偿金额受限、标准偏低，从而使得生态补偿对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未能有效发挥[14]。于是，有研究主张在政府补偿的基础上，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农业生态补偿，以提高补偿效率[15]。还有学者提出，可将环保税、环保法规等其他环境政策措施与生态补偿手段进行有机结合[16]，在对农户非绿色生产行为进行有效限制的基础上，激励农户更多地参与绿色生产[17]。最后，从影响机理来看，农业生态补偿主要通过调整农户生产的成本收益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18-19]。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还证实：社会信任能够增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交流，提升牧民之间的环保合作水平，从而有效强化生态补偿对超载过牧行为的抑制作用[20];非农就业能够缓解减畜所带来的收入降低和劳动力剩余问题，进而加强了生态补偿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21]。
综上所述，关于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得出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尚存在着两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方向。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将生态补偿作为一个总体来分析，鲜有文献对农业生态补偿方式进行细分，考察不同补偿方式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性。其次，现有成果多关注生态补偿对绿色生产行为影响过程中的客观因素，而较少涉及农户主观因素。而实际上，农户在做出行为决策前，会主观评估农业绿色生产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在生态补偿对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过程中，价值感知的作用尤为重要。 鉴于此，将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首先，与先前研究有所不同，文章注重探究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次，考虑到先前研究较少关注农户的主观因素，该研究拟引入价值感知变量，考察其产生的调节效应。最后，由于不同年龄农户的禀赋不尽相同，可能会导致其在时间偏好、风险偏好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值得系统地去比较分析农户价值感知异质性视角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2 价值感知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
2.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执行者，农户在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导致短期收益降低[22-23]，进而削弱其生产积极性。农业生态补偿作为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农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实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制度安排[10]，能够通过减少生产成本或提高收益预期来激励农户从事绿色生产[24]。根据补偿主体划分，农业生态补偿可分为政府型补偿和市场化补偿两类[25-26]。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仍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化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型补偿主要采取“现金”和“技术”两种方式，具体表现形式见表1。现金补偿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以补偿金、奖励金、补贴等形式来弥补绿色生产成本，包括生态修复奖励与补偿、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补贴、保护性耕作补贴、绿色生产要素补贴与优惠等多种类型，其目的在于直接补偿农业绿色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升，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技术补偿则是指由政府向农户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为受补偿地区或群体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提高受补偿者在生产技能、科技文化和管理组织等方面能力的补偿形式。技术补偿有助于将绿色发展内化于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主要包括绿色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指导、绿色生产过程中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组织模式的创新与推广等。
具体而言，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绿色生产通常需要额外在人工、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27]，加之绿色农产品产量低、周期长，无形中增加了单产成本，加重了农户的负担[28-29]。而现金补偿能够弥补农业绿色生产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有利于缓解农户的损失厌恶，并提升当前收益预期，进而调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的积极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a：现金补偿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另一方面，技术补偿能够通过有效减少农业绿色生产的各类成本（如生产环境改良中的学习和操作成本、田间管理成本等），使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进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首先，在培训或与技术人员交流的过程中，农户能够将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相关的知识和技巧内化于自身认知和操作实践中，在增强了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农业绿色生产中的各类成本和技术障碍。其次，技术补偿不仅会为农户提供绿色技术的知识技能和实践机会，更能够使其感受到绿色技术的优势与重要性，增强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价值认知，有助于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1b：技术补偿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为了加快落实农业绿色生产，有的地区兼用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不仅能补偿短期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农业收益。结合假说H1a和假说H1b，当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共存时，二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从而共同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但影响方向有待进一步甄别。因此，提出研究假说。
H1c：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2.2 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
生态补偿能有效地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还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但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作为有限理性人，农户仅会根据自身认知水平和所获取的有限信息来做出行为决策，以致绿色生产所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通常难以被农户感知，从而弱化生态补偿的激励效果[29]。因此，生态补偿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有效性将受制于个体价值感知的强弱。
价值感知的概念最早由Zeithaml[30]提出，是指顾客在权衡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和成本后，对产品和服务效果的主观评价。近年来，部分研究将价值感知应用于农业经济领域，用来分析农户的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价值感知进行评价，一是通过风险感知、收益感知等来分析农户行为决策背后的成本与收益[31];二是由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从禀赋异质性的视角下，探讨农户意愿和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31-32]。而在农业绿色生产的过程中，价值感知可视为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成本和收益的直观感受。由于绿色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受到农户的高度关注，只有让农户感知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多的额外成本，长期内可期望到稳定的收益，才能更好地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的实施。故研究中将农户对绿色生产经济价值的感知作为其价值感知的表征。由计划行为理论可知，农户会根据自身价值观、偏好以及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来选择能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生产行为。较强的价值感知能够强化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深刻认识，提升农户的长期收益预期。因此，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价值感知越高，将越有助于其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2：在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越强，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就越强。反之亦然。
结合前文的分析和假设，在价值感知作用下，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见图1。
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3.1 數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源于2019年7—9月课题组在湖北省范围内所开展的实地调研。数据采集由接受过多次培训的调查员填写，通过与样本农户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取调研数据。这样既避免了农户自行填写问卷所带来的偏差，又能减少农户对问卷理解差异引起的失误。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作为湖北省生态补偿试点的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天门市和恩施州中的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各市（州）随机抽取3～4个乡镇，再从各乡镇分别抽取3～4个村落作为样本村。调查共随机抽取904个样本农户，为了使研究更加合理精确，在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最终获得837份有效问卷。 3.2 实证分析模型
为考察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合现有文献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实施了绿色生产行为” 。根据模型拟合的实际效果，选择Binary Logistic模型对图1所示的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进行估算。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根据假说H1，首先考察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模型设置为：
Yi=β0+β1Xi+γ1Ki+ε1（1）
其中，Yi表示农户i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Xi为农户i所接受的生态补偿方式，包括未接受补偿、仅接受现金补偿、仅接受技术补偿，以及同时兼有现金和技术两种补偿方式。Ki为控制变量。β1和γ1均为待估系数，当接受现金或技术中的一种生态补偿方式，且β1显著大于零时，假说H1a或H1b中生态补偿方式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将得到验证。当同时接受两种生态补偿方式时，若β1显著大于零，假说H1c得到验证，说明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之间为互补关系;若β1<0且显著，假说H1c也能得到验证，说明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之间为替代关系。ε1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假说H2，为进一步探究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价值感知变量，得到：
Yi=β0+β1Xi+β2Ei+β3Xi×Ei+γ1Ki（2）
式中，Ei表示农户i的价值感知，Xi×Ei为生态补偿方式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其他变量的解释均与方程（1）相同。β1、β2、β3和γ1均为待估系数。当β3>0且显著时，假说H2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在对调节作用的分析过程中，需将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3.3 变量说明
3.3.1 被解释变量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根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界定[33]，农业绿色行为主要包括保护性耕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的使用等，来自受访农户对问题“你是否在农业生产中采取过绿色生产行为（如少耕免耕、秸秆还田、使用有机肥等）？”的回答。因此，将变量定义为关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与否的0-1变量，若采取了绿色生产行为取值为1，否则为0。
3.3.2 解释变量
生态补偿方式。结合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设置“是否接受过现金补偿？”和“是否接受过技术补偿？”两个问题获取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基本情况。为是否接受过现金补偿或是否接受过技术补偿的0-1变量。
价值感知作为调节变量。由于农户价值感知来自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上的直观感觉 [34]。因此，设置问题“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有利于您（长期）家庭收入的增加？”获取农户i的价值感知水平。
3.3.3 控制变量（Ki）
个人特征。已有研究证实，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变量均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35]。因此，选取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农民实际年龄（周岁）;受教育程度（略识字=0，小学=1，中学=2，中专或高中=3，大专及大专以上=4）。个人经历变量包括：是否党员或村干部（未担任过=0，担任过=1）和是否兼业（未兼业=0，兼业=1）。
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家庭年纯收入已被证实能够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36-37]。结合研究内容，选取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耕地面积（hm2）、种植业收入比例（%）。
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4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分析回归时，若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过高，会使模型估计失真或产生偏误，因此，需对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通过逐一将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后，所有VIF值均在1.9以内，说明各变量的共线性均在合理范围内。
4.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表3呈现的是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4分别是仅考虑现金补偿、技术补偿、两者并存以及在并存基础上考虑交互作用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现金补偿的回归系数为1.5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技术补偿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419。在模型3中，现金补偿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边际效应为14.267%。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现金补偿能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将提升14.267%。据此，假说H1a得到验证。同样，技术补偿也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边际效应为3.158%。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接受技术补偿能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将提升3.158%。据此，假说H1b得到验证。在模型4中，可看到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边际效应为1.832%。即在同时受到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时，能够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提升1.832%，说明二者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即当两种补偿方式同时使用时，能够同时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生态补偿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来满足农户对农业绿色技术的需求，进而激励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在同时使用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的时候，能够共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假说H1c得到验证。综上所述，不同生态補偿方式能够激励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4.2 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
表4中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变量价值感知后的回归结果。此时，生态补偿各指标的显著性水平和边际效应均得到提升，这说明价值感知与生态补偿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在生态补偿的激励下，一部分农户更倾向于实施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原因。在模型5中，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价值感知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也显著，说明在生态补偿激励绿色生产的过程中，价值感知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至此，假说H2得到验证。 4.3 不同年龄分组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差异化影响分析
考虑到不同年龄农户在价值感知上可能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参考已有研究[37]和国际公认的老龄人口划分标准，将样本分为老龄（60岁以上，且包括60岁）组和年轻（60岁以下）组。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结合表4和表5，由模型5—模型7可知，变量生态补偿和价值感知的分组回归结果基本稳健。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户来说，价值感知水平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年轻组和老龄组中，价值感知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对绿色生产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再者，在不同年龄分组的标准下，比较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可知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对于不同年龄农户的影响亦有所不同。在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下，年轻组农户在指标现金补偿和老龄组农户在指标技术补偿上的显著性均得到提升。这表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与价值感知的交互项能够解释一部分因年龄差异而使农户具有更强烈的绿色生产行为倾向的原因。同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金补偿对年轻组农户的激励效果会更好;而技术补偿则对老龄组的作用更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技术补偿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年轻农户更注重经济上的收益，故现金补偿对其作用效果更大。反观老龄农户大多长期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部分农产品往往供自家食用，故老龄农户更有动机和时间去接受技术补偿。
由于考虑到常年务工的受访农民有可能对生态补偿和农业绿色生產缺乏了解的现实情况。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剔除了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户样本，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中分样本组（模型8）所示。与表4中的模型5相比，模型8中各指标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结果较为稳健。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作为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视角出发，来探究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甄别出农户价值感知的作用，对生态补偿政策的精准化制定及其作用效果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研究利用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天门市和恩施州这五个地级市（州）的837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价值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因素后，生态补偿仍影响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党员或村干部经历、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比例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年龄和兼业情况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均能正向促进绿色生产;但二者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行为有正向影响，说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
（2）在生态补偿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加入生态补偿和价值感知的交互项后，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显著性水平和促进效果均得到提升，即使剔除了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户样本，该结论依然稳健。
（3）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户而言，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对于不同年龄组农户的影响有所不同。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好地激励年轻农户;而技术补偿则在老龄组中的作用更大。
生态补偿对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确保政策落实应得到高度重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在生态补偿政策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真实需求，以进一步强化农户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来激励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其次，结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需在不断强化绿色技术推广和培训的同时，继续提升农民价值感知水平和人力资本供给，为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创造条件。最后，本来更易被年轻农户所接受的技术补偿，却对老龄农户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如何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瞄准性，发挥其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积极作用，将成为未来探索生态补偿政策创新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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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erception
YANG Fuxia ZHENG X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ies to encourage farmers to implement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achiev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heterogeneity of value perception will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effect of different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thods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perception. Combined with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837 farmers in five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ash and technology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of farmers under the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adjus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Both cash compensation and technical compens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technical compensation could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mechanism for cash compensation and could jointly encourag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green production. ② In the process tha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ffected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value percep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that is， the increase of value perception level c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Finally， after correcting the possible errors in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farmers’ perennial labor un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re still robust. ③ Specifically， after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alue perception， cash compensation could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young farmers to adopt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while technical compensation had more obvious incentives for older farmers.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actual needs of farmers，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ng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and innovating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help promote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value perception;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cash compensation; technical compensation
（責任编辑：李 琪）
收稿日期：2020-07-22 修回日期：2020-11-09
作者简介：杨福霞，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E-mail： yangfuxia2008@126.com。
通信作者：郑欣，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E-mail： zhengxinmiller@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税内生假定下合理税率及其动态优化研究——以大气污染物征税为例”（批准号：71874064），“政策交互作用下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激励行为研究”（批准号：71503094）;华中农业大学高水平论文培育项目“内生环境税率合理设定与动态优化路径——以湖北省大气污染征税为例”（批准号：2662018PY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