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清军在水陆两线均告溃败，曾经“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人心思变。值此动荡危亡之际，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多年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走进了书斋，开始潜心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一书。
　　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自称“达尔文的斗犬”，《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主旨就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讨论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严复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翻译此书，正是要借助进化论思想警示国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公理，今日之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必须奋起自强，救亡图存。严复译书的目的在于呼吁救亡，因此他只选择了原书中他认为最符合当下中国需要的部分进行翻译，并且在译文后写下了大量案语，结合现实，发挥己见。严复这部“评论版”的译作于1896年完成，1898年以《天演论》之名正式出版。据统计，《天演论》问世后先后刊印过三十多个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1905年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这个版本一再重印，到1921年已印了20版。201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复全集》收录了《天演论》在不同时期的6个版本，对照参看，能够透视出严复思想前后的微妙变化。
　　《天演论》直面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为困顿与求索中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并且迅速风行全国，“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汇一时间成为了知识界、媒体热烈谈论的高频词汇。流风所及，有的学校将《天演论》列为教材，有的教师让学生做“物竞天择”的命题作文，更有不少爱国青少年自号“竞存”“适之”。《天演论》流布数十载，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曾研读过《天演论》。
　　从《天演论》问世之后数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思想演进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天演论》的出版传播为20世纪的中国人开拓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为此后数代人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同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又是在不断与《天演论》对话的过程中，开辟了新的理论境界，为中国的变革发展指引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演论》堪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序言。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

　　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这句话清晰地表明了严复译述《天演论》的用心所在——为国势危如累卵的中国寻找“自强保种”之道。这种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就决定了，严复想介绍给中国人的，不是生物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而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进化论。同时，严复所要阐发的，也不是纯粹赫胥黎或者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而是在取舍汇通赫、斯二氏观点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救亡需要进行了创造转化的中国版进化论——“天演论”。
　　《天演论》所阐释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理，对于经历了甲午、庚子国耻之后的中国人犹如当头棒喝，激发了无数爱国青年奋起救国、变革自强的心志。然而现实之中，戊戌变法的失败浇灭了志士仁人对自上而下改革的希望，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更使得国人丧失了对清王朝的最后一点信心。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要想“自强保种”，要想让中国成长为“适者”和“强者”，必须走上推翻腐朽清王朝的革命之路。20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正如孙中山所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这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
　　为了论证革命的正当性，晚清革命派对深入人心的“天演论”进行了理论改造，为之注入了革命的品格。有的革命者从词源上的解释说：英文中革命叫作Revolution，进化叫作Evolution，可见革命就是“更进化”的意思。同盟会元老李石曾沿著这个思路进一步论证说：“社会由革命之作用而得进化，革命由社会之进化而得为正当。故社会愈益进化，革命愈益正当。”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则不容置疑地断言：“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通过晚清革命派的论证和宣传，严复的“天演论”脱胎换骨，升级成为了将“进化”和“革命”熔于一炉的“革命天演论”。
　　“革命天演论”不但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它把“革命”论证为20世纪中国的“公理”和“公例”，使得革命的正当性深入人心，成为了新一代革命者的精神底色和思想基石。若干年后，当经历了“革命天演论”洗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时，他们首先注意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进化论色彩。1921年，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陈独秀在回信中说：马克思主义所指示我们的在于，“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人类“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显然，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是通过“革命天演论”这座桥梁完成的，而这座桥梁的第一块基石就是严复的《天演论》。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部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终将会发展到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严复在《天演论》中对斯宾塞的进步史观大加赞赏，他说：“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显然，严复对于人类社会（当然包括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所持的进步主义、乐观主义态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更是一种对中国必将臻于郅治的殷切期盼和坚定信念。 　　然而现实之中，中国社会的“郅治”之境似乎遥遥无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缔造了共和，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未走上正轨，政治之乱象比之晚清有过无不及。曾经以为革命成功、肇建共和就能够为中国带来进步繁荣的革命志士，在悲愤中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者们要反思和回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为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进化论的坚定信奉者陈独秀说：真正的革命是“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但是“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也就是说，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仅仅实现了“革故”，但并未推动中国社会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所以，中国还需要发动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革命。
　　那么，今日之中国需要一场怎样的革命才能完成真正的“革故更新”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迅速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他说：“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出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走向社会主义。只有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才能彻底完成中国的“革故更新”，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光辉前景。
　　至此，严复所期盼的“郅治”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中国版的進化论也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陈独秀在1920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天演论》的核心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的规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国人必须奋发图强，才能在现代世界获得立足之地。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严酷自然法则来解释近代中国的生存境遇，确实发挥了唤起危机意识、激励“求变”“自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天演论”中也潜藏着一个悖论：如果说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法则，那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处于弱势的中国，是天然合理的吗？
　　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就已经在利用达尔文进化论来为发动战争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不吞噬对方就要被对方吞噬”。进入20世纪后，李大钊进一步注意到，日本国内出现了“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的论调。而后，欧洲列强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是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达尔文进化论足以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张目的事实，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动力是生存竞争吗？身处强权世界的中国，如何才能不陷入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有没有一种超越进化论的理论，既能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能为弱小国家和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提供理论支撑？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基于进化论又超越进化论，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又能引领中国革命方向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进化论有明显的相通之处，但二者的理论重心完全不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意在揭示自然界的进化法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力图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达尔文认为自然进化的动力在于生存竞争，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变动和阶级斗争。
　　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使得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再向前迈一步，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唯物史观。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称为“社会组织进化论”，把阶级斗争表述为“阶级竞争”，都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底色来解释唯物史观。可以说，进化论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通道。而李大钊等人之所以走向唯物史观，是因为唯物史观不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同时也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初就为本党设定的奋斗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设定，正是来自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正如毛泽东在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中所明确表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