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在即，有意参选的前九广铁路公司主席田北辰，日前在出席电台节目时，坦承于1996年曾经“行差踏错”，与一名空中小姐有一段为期几个月的婚外情，但事件已经彻底地解决了，并已向家人详细交代。
　　田北辰通过无线电波向听众剖白，说当年面对很多压力，又以为家人不理解他。他说，他妻子是“外刚内柔”的人，平时很少夸奖自己，两人不时有吵嘴，但事后回想，妻子的意见对他有益。他多谢妻子原谅他当年一时行差踏错，说他会就此检讨是否忽略家人，不重犯错误，并于节目尾声点了一曲《最爱是谁》送给妻子。
　　对此，有人感到奇怪，认为婚外情分属隐私，何况这已是12年前的陈年旧事，实无必要通过无线电波向公众剖白，况且这些绯闻还可能影响3个月后的选情。
　　但如果大家熟悉西方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的危机处理手法，对此就不但不会感到奇怪，还会知道这种事先主动“拆弹”的手法，实属明智之举，显示自己无意隐瞒，为人光明磊落，反可能会令公众给他“加分”，也使选前有足够的时间让事件淡化。
　　在民主政治下，传媒的竞争十分激烈，大家都希望争夺到独家新闻，以赢得收视和口碑，尤其对于那些有丑闻性质的更加渴求，因为一旦成功揭发，不但市场价值更大，更可彰显有关传媒及记者挑战权贵的风骨。
　　不要天真地相信传媒拿到独家新闻后会平实地处理，为令该段新闻报导更加令人瞩目和轰动，以把市场价值发挥和利用得更尽，通常独家揭发有关负面新闻的传媒，都会“加油添醋”，把事件写得要多坏有多坏，以增加新闻的爆炸性及炒作价值。例如，当年《苹果日报》揭发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于加税前悄悄买车的事件，在报道首日事件细节仍未弄得一清二楚时，便已经在报上抢先以斗大的字体盖上“丑闻”两个字，务求令事件更加令人瞩目。
　　
　　所以在新闻报道上，对同一件事、同一堆材料，都有一个诠释的问题。
　　如果早在丑闻被揭发前，当事人侥幸有机会事先得悉传媒的图谋，究竟有何应付方法呢?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当事人，尤其当他是政府高官时，他或许可以运用手上的政治权力，以行政手段强迫有关传媒自行封杀该段新闻报道；但在一个民主社会，这不但行不通，更甚的是，意图威逼利诱封杀一段新闻，本身将是另一个甚至更大的丑闻。
　　所以在民主社会，很多丑闻的当事人都会选择主动“自我拆弹”的解决方法，开诚布公，光明磊落，反过来可能会令公众给自己“加分”。如属于要参选的政治人物，则更会在选举这类高危时期(因为对手往往千方百计翻你的旧账来攻击你)之前一段时间，主动进行拆弹，好在选前有足够的时间让事件淡化，让选民“消化”掉该段新闻避过在选举最敏感和关键的时刻使议题发酵的可能。
　　具体方法是由当事人选择友好传媒，把新闻自我引爆，那么自己就可控制事件的诠释角度，以及如何为事件定性，化“被动”为“主动”。况且，因为传媒是自己找来，通常对方因为有了这独家或半独家新闻，都会“知情识趣”、“投桃报李”，尽量避免报道得过分负面。无论你认为正当与否，这都是传媒生态的现实。
　　这方面的例子，近日有前述的田北辰，过往则有香港金融管理局行政总裁任志刚，及先后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及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
　　几年前，任志刚婚姻亮起红灯，传出有第三者，而香港某周刊正密锣紧鼓地筹备以此大做文章。但有传言说，消息事先被任总得知，结果公众见到的，是他找来一位跟进金管局新闻多年的友好报章记者，作了一个个人专访，温情地谈及家庭近况，又轻描淡写地说到婚姻出了问题，但却把问题定性为事业上的成功男士，因难以分配时间而出现的与家人缺乏沟通的典型问题，为事情添上人情味及同情分。结果，侥幸过关，某周刊见事情已遭泄露及曝光，新闻价值大大减低，遂放弃了作封面故事的打算，以免被人讥笑为“炒冷饭”。否则的话，以该周刊作风，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它会起一个怎样的标题，为事件如何定性和做脚注。
　　究竟是家庭问题，对婚姻不忠，抑或是中年男性的悲哀?这完全是观点与角度、诠释上的问题，甚至是遣词用字的问题，取决于当事人是主动抑或是被动诠释，甚至是传媒对你的友好和关照程度。这就显出“自行拆弹”的好处。
　　再举另一个例子。几年前，曾发生过香港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涉嫌虚报学历事件。他并没有在美国名牌大学斯坦福完成学业，但却含糊其词，在公开履历中，以“educated at”(肄业)而非“graduated　from”(毕业)来交代他在这间名牌大学读书。但后来遭揭发，令他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
　　这事件当时在政坛和传媒掀起一定涟漪和关注，记者开始搜索其他名人是否犯过同一毛病。当时的民选立法会议员唐英年，也一直在其履历上填写耶鲁大学硕士，但后来查实他也未曾在该学校毕业，便应父亲要求回港打理家族生意。
　　结果，在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唐英年也同样选择了“自行引爆”这一招，找来友好报章记者，在一个舒适和友好的环境及气氛下，轻描淡写地交代了自己并没有在有关大学毕业，结果也顺利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