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行。五年多来，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把世界上多少名城大港，从点状分布转变为网状连结。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发现，世界正因中国而改变。
　　这不是无端感慨。事实上，如果我们熟知近代史，就会发现这种角色转变“跨度”何其大。
　　19世纪，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殖民时代，中国还处于前现代的帝制黄昏。这两者之间有极强的张力，它们的相遇，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康熙雍正时期，因为礼仪之争，中国驱逐西方传教士，只留下广州一口通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扩大开放，变为五口通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挨一次打，多开放一点，不断挨打，直至门户洞开，欧美日俄商人、军舰、游客畅行无阻。
　　我们常常会思考，为什么当时中国人如此惧怕开放？
　　有几个原因。一是传统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上，因而本能地有一种防御倾向，就像人体的免疫功能。二是从通商活动中，传统政治结构几乎无法获得什么利益。传统中国虽然崇本抑末，但并不过度妨碍商業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商业不征税。作为商业税的厘金，还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民间知识分子钱江提出来的。三是我们把通商视为一种侮辱。商业讲究的是自由市场，这一经济基础必然导向市场上的主体平等。然而，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没有任何外域可以与之平等。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赔款可以，通商可以，但不要来设立使领馆，因为你们觐见时不肯下跪，严重破坏政权的尊严。
　　归根结底还是，你太弱了，无法承受开放。
　　开放是无法避免的，工业文明的扩展，从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代性”在辛亥革命前后，叫作“文明”。礼帽叫文明帽，西式拐杖叫文明杖，白话戏叫文明戏，火柴叫文明火。言下之意，我们是“野蛮”的。
　　十分可悲，孔夫子以降2500年，落得个“野蛮”的结局。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于是我们一直奋发图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了：历尽艰辛，筚路蓝缕，走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那是一次完全主动的、不受外力挟制的开放，为了融入世界体系，深情拥抱国际规则。
　　谁曾想到，今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呢？所谓自信，这可以算作一个明确的佐证。
　　如果说“现代性”带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价值，那就是理性—市场的理性、平等的理性，相加之“和”，就是在共赢之中，相敬相爱。即便我们的对外交往还带着朝贡体系的影子，但朝贡体系在历史上也曾是一个互惠性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专门欺负人的体系。
　　人们可能不喜欢那些太古老的名词，但中国还在，的确只能表现为中国文明还在。而日益理性的中国文明，正在自身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内，刷新着世界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