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得到世卫组织认可的疫情防控典范，新加坡原本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3月30日，这一天的新加坡与往常无异，即便要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人流和车流依旧熙攘，各类场所正常开放。然而，疫情暴风正卷土重来。
　　自从3月28日、29日共4名南亚劳工被确诊后，位于新加坡东北部实里达北连路的S11榜鹅客工宿舍（以下简称S区宿舍），内部感染人数不断攀升。截至5月8日，新加坡累计确诊21707例，其中与客工宿舍有关的外籍劳工确诊了19232例，占比高达88.6%。
　　新加坡政府4月7日启动的“断路器”防疫措施—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全部关闭，全国学校和学前教育中心启用线上授课，安全社交距离必须被严格执行，外出者被建议佩戴口罩—令新加坡中央商务区陷入萧条;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购物车在各超市里来回穿梭，努力“吞”进足够多的“保命”货品;街道上、公交车内、超市里，人们齐刷刷地戴上了口罩。

“免费吃住不想再要了”

　　在新加坡，“外籍劳工”指代月薪较低的打工者，他们非新加坡本国公民与永久居民。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6月，持新加坡工作准证的外籍劳工总数为98.1万，占外来工作人员总数的71%，占新加坡总人口的17%。其中，25.5万外籍劳工从事家政工作，28万外籍劳工从事建筑业，其余从事制造、加工与物流等行业。
　　新加坡共有43处为外籍劳工专门修建的客工宿舍，目前被列为感染群的客工宿舍共有39个。而外籍劳工的确诊病例中，10%来自S区宿舍。这片5.8公顷的宿舍区居住着逾1.3万外籍劳工，原本就被彩色油漆划分为红区、黄区和蓝区。

　　如果未获得有关当局特批，外籍劳工只准住在雇主向人力部申报的住址。

　　来自中国的朱建国，就住在蓝区的一幢刷粉红漆的钢结构房里。他今年51岁，已在新加坡工作11个年头。其建筑工的工资按小时计算，他日均工作10小时，因为“要赚超额时间”。
　　朱建国上次回家还是在2019年3月。在新加坡工作的日子里，朱建国几乎都没回家过年，今年也不例外。中国疫情暴发时，他在新加坡一直关注着，但从1月23日新加坡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患开始，本地的确诊病例也在不断增长。到了3月，朱建国坐不住了，他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新加坡当地的中文媒体，留言请他们关注劳工营的情况，但是没得到回应。
　　4月1日，朱建国所在的工地停工了。4月5日，S区宿舍被划为隔离区，全面封锁。“刚封闭的头两天，宿舍区里许多南亚和东南亚外籍劳工挺恐慌的。我们也怕，但大多数中国人情绪还比较稳定，都自觉戴上了口罩。”
　　自从宿舍区被封闭后，朱建国就很少下楼了。3楼他宿舍的房间里，有6张上下铺，共12个床位。铁皮立柜不够用，行李箱和衣物在角落堆成一座小山，所剩无几的空地上放着每个人洗漱用的红塑料大桶和一些杂物。一台白色吊扇悬在正中间，但每个床位都摆上了各自买的台式风扇—在平均气温25～32度、全年长夏无冬的新加坡，这是必需品。
　　朱建国面前的床位空了一个，是因为出现发热症状被隔离的。“最开始他自己感觉不舒服，一量体温，高了，去医疗点之后就被带走隔离了。”朱建国的室友用的仍是老式手机，无法装微信，平时只能靠电话联系。“搬出去大概有十几天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手机已经没话费了，现在出不了门，充不了话费。”
　　4月21日，朱建国不得不下楼一趟了。他咳嗽了五六天，一直不敢去看医生，因为一楼医疗点那儿发热的人多，去了怕被感染。提前一天打听好了医生来的时间，朱建国才下去量体温，36.4度，体温正常。
　　每量完一个人的体温，医疗人员就把写着体温数字的贴纸，贴在病人身上。看医生的队伍，是按照体温高低排序的—37.5度以上的人先看，这一批大约有40多人;其次是37度以上的，最后是36度以上的。朱建国是最后一批，医生给他配了三盒咳嗽药，没做其他检测。“体温高的看完医生，就被带到其他地方，没有再回宿舍。前面一个人体温37.1度，也没有做检测。”朱建国说。

　　4月24日，朱建国的咳嗽好了许多，这一天是S区宿舍成为隔离区的第20天，他在人少的时候去一楼空地上转了转。空地上摆了几摞橘红色的圆柱状塑料管，两名工人正一上一下地在4层楼高的宿舍走廊外墙，挂上这些橘红色的简易垃圾道，方便垃圾直接从4楼投放到1楼。现在每间宿舍门前都挂上了一次性的白色塑料袋，用来存放每日的垃圾。
　　“我们这个楼层挺好的，没有太多搬走的，”朱建国指着远处的红色钢结构房说，“红区比较严重。”按照政府指导在手机上安装了名为“KNOW”的软件后，他每天按时在上面提交体温度数。每天11时左右，会有专人把堆着午餐盒饭的小板车，运到各个房间门口。朱建国晒出他的午餐照片，今天是鸡肉、西兰花和炒饭。“每天的伙食挺好的，新加坡政府的后勤保障做得不错，现在给我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他平时也很喜欢拍照，在难得的休息日里会出去逛逛，拍许多照片发给家人看。他去过最多的地方是淡滨尼附近，他在那里的佛堂，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说到解封之后的打算，朱建国思索了片刻，认真地说：“自由之后，有机会就去做些义工。”
　　4月21日，新加坡单日新增1111例确诊病例，李显龙总理宣布将原定于5月4日结束的阻断措施延长到6月1日。朱建国在抖音上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道：“免费的吃和住不想再要了，我想干活儿挨累。”

　　“这么小的房间里，住这么多外籍劳工肯定不行，卫生条件也没人监督。”

721平方公里上的两个平行世界

　　客工宿舍作为目前新加坡最大、最集中暴发疫情的感染源，其欠佳的隔离条件与关联的卫生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居住其中的外籍劳工群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新加坡各界的密切关注。

　　有专家反思政府应对的疏忽，因为早在2月份就有外籍劳工确诊新冠肺炎。有当地居民批评，外籍劳工应该为其不注意个人卫生和经常性聚集承担责任。但也有媒体同情外籍劳工的处境，还有各界自发组织的志愿者项目号召捐衣与筹款。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客工亦重”、客工外展联盟等非政府、非营利机构，也在安抚部分外籍劳工的情绪，照顾他们的健康。
　　刘紫在新加坡8年了，去年刚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她给帮助外籍劳工的慈善机构捐了款，并感叹：“这里的外籍劳工没有资格申请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大部分也只准住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里，条件都不好。”
　　新加坡法令规定，如果未获得有关当局特批，外籍劳工只准住在雇主向人力部申报的住址;而且未获得批准的话，不管在新加坡境内还是境外，都不可以和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且不可在新加坡境内怀孕及分娩;即使工作准证已经过期、被取消或撤销，这些条例依然有效，违反的话工作准证可能被取消并被禁止入境。
　　随着确诊病例的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开始将官方疫情数据标注为“外籍劳工宿舍病例”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病例”。4月23日当天的数据显示，单日新增1037个确诊病例，其中只有21人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刘紫有些生气地说：“这种把外籍劳工和当地社会隔开的统计方式，会让人感觉新加坡还很安全，只是外籍劳工营疫情很严重。”
　　对此有不同想法的是中国留学生吕冰，他来新加坡2年了，在疫情发生前并不了解外籍劳工这个群体。他见过最多的外籍劳工，是楼下的刷漆工、建筑工和修缮有盖走廊的维修工。疫情暴发后，他更多是被动地关注了许多与外籍劳工相关的新闻。
　　“区分统计的方式，或许无意间划分开了两个群体，但本质上是为了让大家都清楚地了解严重的感染群在哪儿。不是针对和抵触外籍劳工群体。”对于新加坡的防疫工作，吕冰认为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得很好了。“作为普通人，我并不过分担心外籍劳工群体，政府在各方面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了。”
　　Johan（齐汉）是新加坡公民，今年45岁，自“断路器”措施启动后就一直在家。他认为，现在很多人担心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但是，把他们一人一间房全部隔离开是很难的。政府需要考虑经济层面的问题。
　　新加坡总人口570万，国土面积72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全球第三。目前，受感染的外籍劳工已被隔离，出现症状者正在陆续接受检测，已经康复的外籍劳工将暂住在两艘邮轮上，部分健康的劳工被陆续安置在公共住宅和军营里，以减少客工宿舍的人员密度。
　　“有些人原先都来自卫生标准比较低的地方，他们在新加坡的生活条件可能还算不错。”Johan说，“现在要求改善客工的宿舍条件，不仅是很大的经济负担，未来也会让他们的雇主在成本上支出更多。雇主为了维持之前的盈利水平，只能考虑减少招一些客工或減少一些工资。”他看了看4月24日的疫情数据说：“今天800多例，在减少了，一切都在好起来。”

　　但Johan的妻子对目前的情况并不像丈夫一样乐观。几年前，她就对外籍劳工的宿舍环境提出过不满：“这么小的房间里，住这么多外籍劳工肯定不行，卫生条件也没人监督，感染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4月25日，朱建国的午餐是鸡肉、西兰花和白饭，与昨天差别不大，这是他停工的第25天。“每天都和家里通视频，报个平安。我四弟怕我寂寞，每天晚上下了班都陪我聊天。”谈到宿舍现在的隔离条件，他说：“没啥抱怨，不能和家里比，生活上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吃睡都好。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很负责，我相信他们。”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虽然新加坡外籍劳工仍是新闻热点，许多人也在施以援手，但外籍劳工与其他群体仍然保持着距离，而这种距离不仅是经济能力与生活方式上的。
　　“我们”和“他们”之间，彼此有着不同的视角，这就是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隔阂。但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隔阂呢？是不是外籍劳工制度本身就有着不合理的地方呢？
　　在外籍劳工和其他群体中间，横亘着一条叫作“不了解”的长河。这场疫情将外籍劳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摆放在大众的热切注视下，他们也因此收到了不少关心问候与物质资助，但这样的了解却从来不是双向与平等的。
　　疫情终将过去，这些外籍劳工还将住在12人一间屋的钢结构房内，躺在简陋的床板上吹着风扇，隔膜于组屋、公寓和私人住宅里的本地人生活;同样，在这片721平方公里富足土地上的其他群体，也不太能完全体会外籍劳工的真实处境。
　　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却又被分隔在两个平行时空里。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