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片盐碱沙漠又重归沉寂。这个历时7天、7万多人参与的世界最大型艺术活动之一，在沙漠中谢幕了，没有留下一个垃圾袋。这个临时聚会的成员里，还有一个“火人”（Burner）跨界小组，由一位研究人际合作的科学家、一位工业设计师、一位硅谷首席执行官组成。
　　他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这么多年来，“火人节”是如何成功运营这样一个充斥着“混乱”的活动，又如何在谢幕后不在沙漠中留下任何痕迹？是什么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以罕见的规模持续地合作着？

“小世界”

　　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说起。那里有一個研究小组，叫作“可扩展的合作”。该团队探索社交媒体、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增进人际合作。2008年的“DARPA红气球挑战”，就是由该小组成功完成的。

　　没有一艘“船舰”成功地抵达它的“终点站”。

　　当时，美国政府在整个美国大陆散布了10个红色气象气球，要求研究小组尽可能快速地定位它们。麻省理工的这支团队利用社交媒体、制定激励机制，鼓励人们邀请自己的朋友参与进来。在短短的9个小时中，10个气球就全部被找到。这次挑战的成功表明，个体之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彼此联结，一起完成那些任何个人都无法单独执行的大规模任务。
　　探索人际网络问题最为知名的研究，要数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小世界实验”（Small World）。米尔格拉姆对人际间的信息传播路径着迷，并试图从中发现社会网络的结构。米尔格拉姆将几百封信随机分发给在全美范围内不同的人，每封信都包含一位目标个人的信息，并要求拿到信的人将信件传递给可能离目标个人更近的朋友。通过这种方式，他测量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发现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中，因为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少数几位朋友联系起来—这就是“人际六度分离”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但是，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以及其他类似的实验中，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仅仅19%的信件被成功送达。用数字网络模拟这一实验，成功送达的比例只有1.5%。所有这类实验中，让人们参与进来都是困难的，大家都忙于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动力来协助研究者。
　　“火人节”中出现的跨界小组，就是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为了研究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人际合作更容易开展，选择了“火人节”现场这个有别于之前实验的极端环境。“火人节”，是一年一度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举办的大型活动，更像是为风尘仆仆的嬉皮士和硅谷精英们准备的游乐场。没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火人节”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
　　但是，它在“混乱”的表象下，在社区组织、地方治理和参与合作等方面，都有着一套完善的机制。活动以“火人十项准则”为核心组织起来，旨在邀请每个人参与集体活动，比如“不求回馈地向他人赠送礼物”等等。也许，正是这些准则，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所没有的环境，无形中促进了合作的发生。

“船舰”出发

　　实验采取和1962年米尔格拉姆相同的设计方案。研究团队准备了一些包裹，这些包裹被命名为“船舰”（火人节上的每样东西，都要有一个仪式化的名称），在2018年火人节的第一天分发出去。每个包裹中都包含一位“火人节”参与者的个人信息，要求人们将“船舰”交到这位目标人物手中，这些目标人物被称为“终点站”。经由“火人”们的手手相传，这些“船舰”将帮助研究团队搜集信息、故事，并且描绘出传递路线。
　　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这些传递路线，定量地描绘出“火人节”社区的人际联结网络，同时定性地了解人们融入“火人节”文化的方式。同时，他们也希望在计算出“船舰”成功送达所需要的人际中转次数，从而能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际六度分离”理论进行比较之外，还能发现哪些文化、地理、态度等因素影响着传递的成功率。另外，这些问题不是仅仅通过科学方法就可以解决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索“火人节”魔力具有的主观性一面，研究者也吸纳了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意见。
　　研究小组为每艘“船舰”，准备了一个一次性照相机、一个卷轴、礼品挂件和GPS跟踪器，希望创造一种礼物交换的仪式感，以激发人们参与实验的热情。照相机允许每个参与者记录他们的个人化体验，同时生成每艘“船舰”在传递过程中的影像文件。挂件包含一个网站地址，允许参与者查阅实验的最终结果，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GPS可以记录“船舰”在沙漠中的传递路径，以便绘制数字化地图。卷轴上写有实验说明、有关“终点站”的信息，以及必要的实验背景介绍。研究者还专门研究了“火人节专有词汇”，认真地调整了行文风格。
　　研究者从361位报名的志愿者中，选出15位作为实验的目标人物，即“终点站”。为了让这15人在年龄、出身、经历和性别方面，体现出火人节参与者整体的人口学特征，避免引入研究者自身的偏见，这15位目标人物的选取都是随机的。 　　2018年火人节活动的第一天，研究者将“船舰”排成一排，以真正的“火人节”方式，大声地向过路人介绍研究团队、解释实验项目，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进来。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15艘“船舰”全部分发了出去。
　　“船舰”中的卷轴规定，如果“船舰”被送达“终点站”，或者“火人节”活动结束，那么“船舰”需要被送回“火人节”的失物招领处。一周后，当“火人节”尘埃落定，其中三艘“船舰”回到了失物招领处，研究者回收了它们，并把它们带回实验室开始分析结果。

　　他们回到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后不久，“火人节”失物招领处又寄来了两艘“迟到”的“船舰”。但当检查完这五艘“船舰”之后，研究者发现实验似乎是失败的。研究者联系了这15位目标人物，以确认他们是否收到了自己的“船舰”，结果是：没有一艘“船舰”成功地抵达它的“终点站”。
　　尽管如此，其中一些“船舰”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一位目标人物是黑石的巡逻员，他说他的“船舰”已经被送达巡逻员总部，而且他也收到了一条取包裹的通知信息。但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巡逻员们怎么也找不到那艘“船舰”。直到他离开黑石城，“船舰”才被找到。
　　另一位目标人物说，他的一位名叫芒果的露营伙伴，曾拿着一艘“船舰”回到营地，只是这艘“船舰”的目标人物不是他。芒果驾驶着一辆被改装得看起来像巨型蜗牛的卡车，去寻找这位目标人物。虽然“船舰”距离目标人物很接近，但是在“火人节”上的合作并没有成功。“火人节”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高效的信息传递路径。

殊途同归

　　当这次沙漠实验即将要被盖棺定论的时候，10月份的一个决定性日子改变了这一切。史蒂芬，这位11号“终点站”向实验室发来电子邮件：“也许你们不会相信，我上周六晚上在丹佛的‘减压舱’活动中收到了这艘‘船舰’！似乎每样东西都没有丢，包括卷轴、相机和GPS。我怎么把它交还给你们呢？”
　　他提到的“减压舱”活动，是“火人”在“火人节”之后重新融入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活动在全球各地开展，召集当地的“火人”来“处理重新融入的问题”。那位把“船舰”交给史蒂芬的“火人”也来自丹佛。他觉得虽然不能在“火人节”上把“船舰”送达，但可以先拿回家，然后在科罗拉多州设法找到史蒂芬。

　　人们从受约束的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之后，将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与生命活力。

　　根据史蒂芬的描述，他们在Facebook上找到了他，并且约在“减压舱”活动中碰面，当面交接“船舰”。卷轴明确说明：在“火人节”上最后拿到“船舰”的人，应该把它返还到失物招领处，但是那位“火人”决定忽略这条规则，把“船舰”带回丹佛以便找到那个“终点站”。最后，这艘“船舰”不仅只通过4次转手就到达了“终点站”，还跨越了州际边界。当“船舰”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挂件都已经不见了，但是带回了“火人节”上的特别礼物：贴纸、头巾和灰尘。
　　研究者们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减压舱”活动时，又一次邂逅了意外惊喜。他们随机带去了几艘从失物招领处取回的“船舰”，以便向人们展示实验过程。但谁也没有想到，其中一位女性就是12号“终点站”，研究者们自己找到了她。并且，他们随行带来的“船舰”中，其中一艘就是为她准备的。研究团队无意中促成了这艘“船舰”在六次传递中的倒数第二个节点，成功地把它送达“终点站”，只是这一切没有发生在沙漠，而是在国家的另一边，在一个寒冷的普羅维登斯之夜。
　　本来，实验开始之前，研究者们的初衷是，希望能像米尔格拉姆在50多年前所做的那样，清晰地测量出一个社交网络的效率：回收“船舰”、统计传递次数，进而绘制出“船舰”的传递路线。但是，“火人节”实验并没有成功搜集到这些必要信息，相反，它揭示了另一些更具价值的东西。
　　在商业社会中，网络是基于效率与增长而设计的，准时到达，不偏不倚，这是利润产生的基础。曾经被乐观主义者看作是基于个体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也并没有幸免。
　　在“火人节”活动中，真正出现了那种打破技术官僚主义的社交网络：力求促成合作的努力和异想天开的创造力，优先于效率之上。这些价值观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意料之外的乐观和巧合将成为常态。人们从受约束的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之后，将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与生命活力。
　　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包括社区、机构和通信平台—以实现更具人性化的合作方式。合作行为从来不是外界强加给人们的，而是人们生来就具备的。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合作渴望，让“火人节”落幕后的沙漠得到细心地清理，让“船舰”最终抵达它的“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