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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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想顽皮一下,或者想吓唬人的时候,我会说,我出生在牢房,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监狱度过。我全家都住监狱。
   听着很危言耸听,其实稀松平常。当然也是事实。我平生第一个家,是个号子间,除了扩过一扇窗,没有改造过。一家几口在里头住了7年,直到搬进楼房——新居依然在监狱里头。
   湖南省第三监狱。
   三监狱始建于1951年,好大一个院子。院内又有院,是重犯所在,高墙电网,戒备森严。黑铁栅栏门,宽度特别合适做卡车最苛严的钻杆考试。门口白天有站岗,晚上有巡逻,皆是荷枪实弹、目光如尖刀。
   作为院子主体的其他部分,质地就轻快多了。关轻犯的,是孤零零一溜儿监舍,百米开外,是孤零零一溜儿看守室。监舍是连体的两排房间,背靠背、彼此隔绝,每间房五六平米,方方正正,门比正常尺寸小一点,窗比正常尺度小很多(或许叫“透气孔”“望天孔”更合适)——没错,那就是我家。
   看守室也是方方正正两排房子,每间八九平米,有正常尺寸的门和窗。房间面对面,中间走廊贯通。廊道常年暗黑幽深,远处透亮,很像隧洞,而且我小时候,长久地觉得那是一个能吸附和扭曲时间的魔性隧道。
   监舍和看守室之外,散落著各类劳改车间和劳改土地,木工班、车工班、磨工班,专属女犯的有洗衣房、手工作坊式的厂房,女人们在里头做贝壳纽扣,踩缝纫机。还有小块农田,大块菜地,卫生院,锅炉房,洗澡堂,大食堂……生活生产的各项需要,一应俱全。不考虑行动自由的话,不失为理想的生活社区、世外桃源。
   三监狱后来迁去了永州市零陵区,轻犯们关押和活动的区域空出来,就成了邵阳市水电汽修厂的地盘,厂区和家属区都在里面。而重犯关押区还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院中之院静静地卧在厂区深处,像赴一场诡异而漫长的约会,终于等到了我的童年。
  
   好端端一家小型国企,给安置在监狱里,这事儿跟工厂的历史有关,也跟一个江湖人称“崔爷”的南下老干部有关。
   崔爷,河北邯郸大名府人,高个子,大嗓门,国字脸相貌堂堂,一辈子爱吃饺子爱种菜,恨资本主义恨日本。当年日本打到他家乡,日子过不下去,他小小年纪,要投锄头从戎,杀敌报仇,保家卫国。穷困人家的娃,又是兵荒马乱的,一时找不到正经“国军”,胡乱投了共产党。还好站对了队伍。
   后来国共交战,他体内带着日本鬼子的弹片,一路南下,被组织安排留在了湖南。先在邵阳主政公安局,然后是湘黔铁路局部的总指挥。
   湘黔铁路的建设,说起来都是泪。从贵州省会到湖南株洲,一路都在大山深谷里蜿蜒,刚穿出武陵山,便扎进苗岭,几百座桥,几百个洞,一会儿凌空飞车,一会儿钻涵洞隧道,几乎全程高能,是现实加长版的过山车,更兼暴雨山崩等闲事。这么一段路,钢铁火车跑一趟下来,都会累得大喘气,要让两条铁轨肩并肩,破岩钻山地长出九百公里的身段来,谈何容易!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就跟德国签约借钱,做了地形勘测,准备开工。日本一打过来,万事皆休。为防止被敌人利用,修成的两小段钢轨,还给紧急拆除了。建国后,工程重启。但架不住难度大,愣是搞不定。50年代、60年代,两次启动又两次熄火,直到70年代,展开军民联合大会战,才一举拿下。
   整个湘黔铁路工程被分成一节一段,各个击破。在湖南怀化地区,与枝柳铁路(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相交的那部分工程建设,有个总指挥部,设在芷江,坐镇的就是崔爷。
   大货车源源不断从芷江的“前线指挥站”出发,将各类物质送往铁路建设的最前线。一路山高路陡,险象环生。翻过雪峰山,就是邵阳界内。此时行程过半,正是车辆需要检修保养,司机需要放松神经歇口气的时候。
   崔爷既然做过公安局的头儿,也就没惊扰其他部门,以公谋公,从自己辖内的三监狱,辟出半壁江山来,设立个机修连,相当于驿站,让司机和车都能打个尖,也兼作为分指挥站。
   待得铁路修完,崔爷看看跟自己一起开山放炮的年轻人,心头一热,豪迈地一拍板,将这个分指的汽修连,改成“邵阳市汽车修理厂”,连人马带设备,打包送给地方,一批豪气万丈、激情燃烧过的年轻人,就此由农村民兵,转为城市工人,跻身国家的领导阶级行列。
   司机和汽修工基本都是精壮汉子,崔爷大概是明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又附赠了在芷江总指挥部工作的民兵连。总部是后方,自然女子居多。
   其中有个女民兵,个头小,力气大,脾气更大,人称“秀姐”。这个狮子座的女汉子,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年轻人啊,人生多凶险,投胎需谨慎啊!我就是前车之鉴。别的不说,小时候挨打,我妈的一巴掌,等于别人普通爸的两巴掌。
   邵阳市早些年承袭民国时期建制,叫做“邵阳区行政专员公署”。后来改称“邵阳专区”,辖现在的邵阳、娄底两个地级市。当年的专区政府接到汽修厂这么一份“大礼”,不可能亲自管,得给找个“婆家”。区里各厅局一扒拉,只有水利局还没有下属企业,便一把塞了过去。
   对水利局来说,这个厂连庶子都算不上,只是个养子。局对厂的“管理”,基本都是年头年尾打个照面,日常工作做做样子,包括将“汽车修理厂”改名为“水电机械厂”。除了修汽车,也给修修水电设备行不?不行,干不了?不行也得叫“水电机械”。好歹你是我的人,怎么也得跟咱水利水电有点关系不是?至少名头上听着得是一家人。
   局里真正实质性的工作,据秀姐讲,只有过一件,就是建起了家属大院——当然,是水电局的家属院。占的是机械厂最好的一块地盘,以前狱警家属区和女犯的劳改车间,最有生活气息和“正常”气氛的地方。面积接近厂区的一半。家属院造了个大门,挂块“水利局”的牌子,跟工厂大门亲密地脸贴脸,牌子挨牌子,显得很亲民。
   被水利局劈掉半壁江山后,工厂的建筑除了车间和仓库,只剩下牢房病房,第一批元老职工,就这样住进了监牢。我生命开始的地点,就此落定。   
   进了厂门,一边是架着电网的粉白高墙,一边是一览无余的人工湖和菜地。中间留条笔直的路,宽度能容一辆大货车和一个人错开身子。这条路绵延三四百米,半道上成等腰三角形的位置,高耸着一座瞭望塔。瞭望塔那边,就是厂区。
   机关办公区,是原来的看守室。医疗室、资料室,都原封不动,一应俱全。秀姐管的杂事最多,在那一长排黑黢黢的房间里,独占两间,一间用作资料室和打字间,一间用作收发室和广播站。
   职工宿舍,自然就是牢房。不管是新婚夫妇二人,还是一家三口,还是四个孩子祖孙三代,反正一家一户一间房,公公平平。家家都是顶上一片黑陶瓦,檐下一条排水沟。
   其中一间,就是我家。
   劳改地,职工们接着开垦种菜。菜地边站立着全厂唯一的公共厕所。化肥池露天敞着,施肥浇灌,很是方便。菜地离宿舍也近也方便,家里油下锅了,还来得及跑到地里拔几棵小白菜。
   隔着厕所镂空的后窗,里头方便的人和外头种菜的人,会大声地打招呼开玩笑。用词粗俗硬朗、相当豪迈。里头还在解裤带,外头就从后脑勺认出来,大叫,某某某,快点子屙,多屙点给我浇菜。
   里头的回应:“好好好,我屙的給你吃。”
   外头的回应:“吃你娘的脑壳,我请你吃,现在就请你吃。”长柄尿勺舀起一瓢固液体,作势要往里头泼。听说有一次还真的泼进去了,溅起很多黄色的欢笑。
  
   在小孩们的心目中,厂区分成阴阳两部分。厂房、宿舍、厕所和菜地都在阳处,人多、热闹,菜米油盐,活色生香,东家骂孩子,西家打老婆,充满人间烟火,是孩子们主要活动区域。只要有人拍巴掌跳脚的骂大街,孩子们就兴冲冲围着看热闹,不是你家孩子打了我家崽,就是你家老婆想偷我的汉。最无趣的是职工骂到领导门上去,小孩子得知,立刻散去,继续趴到地上玩弹珠。
   以一个翻砂车间为界,工厂后半部分犹如太极图的阴面,或一个人的下半身,埋在厂区深处,轻易不见人。那地方孩子们去得少,留在记忆里,是灰色和混沌的。那儿的主体建筑,除了锅炉房,就是仓库,还有仓库旁边一排黑屋子,也改用做宿舍,住着单身汉——至于女单身职工住哪里?嗯,那时厂里没有单身女职工。
   单身女性是水豆腐,工厂是煤灰堆,豆腐只要掉进来,没有不立刻摔碎模样、沾满煤灰的。水灵灵白嫩嫩的女孩进了厂,眼睛一眨,就嫁做人妇;再一眨,肚子挺起来;再一眨,肚子扁下去,孩子在摇篮里咿咿呀呀;再一眨,孩子满地跑,妇人追着打骂,膀圆腰粗,满嘴脏话。没有哪个女人的一生,禁得起四次眨眼的功夫。
   还是来说单身汉住的黑屋子。一间一间茅坑般,比监舍更小,倒是有正常的窗户。孩子们一直传言,那里以前是不听话的犯人关黑屋子的,后来才知道是病房。工厂流传有很多鬼神魂灵的故事,或灵异或搞笑,有香艳有恐怖,还有我们当时年龄听不懂的色情。全都从这一区域演绎开去。
   窗外半夜狐媚哭,要么就是女人的歌声悠扬,引人心神游荡;白头女鬼每夜来,强行要上床,还娇喘缠绵,又可恋又可怕的鬼压床;夜里起来上个厕所,房门口迎面见一美女,眉目俨然,往下看,人却悬在半空没有脚;回家晚了,路遇一个面貌较好的女子,客客气气问路,年轻人动了心,不但指路,还领路,走得渐远,路不成路,心生狐疑,扭头看时,女子一脸惨白,血红舌头垂到胸前……
   我爱极了这些蛛丝一样的故事。所有的孩子都是小飞虫,一旦被蛛网粘上,百般挣扎又欲罢不能,缠着非要人家讲,捂着耳朵听,吓得尖叫,两腮刺激得通红滚烫。
   若是被大人们知道,讲故事的小伙子,听故事的小孩子,都会挨一大通骂。大人们又说,单身工那边阴气重,不要随便去,尤其是天黑,万不能去,免得撞上脏东西。又说,要不是单身汉小伙子阳气足,火力旺,谁敢住那种地方。我当时不明白,长大后才获知根由——
   整个厂院和监狱都有高墙圈围,密不透风。除了大门,单身工宿舍不远处还有一个暗门。监狱病死人,牢房打死人,都从那个门,直接拉到郊外处理掉,那里有专门的坟场。重刑犯拉出去枪毙,除非是游街示众,否则囚车也从这暗门出,有小路直通行刑地,不必从前门出去,途经市区。
   小孩子都管那道门叫“死门”,都以为是基本不开、一直关死的意思。后来被家长们打多了,“死门”的名字才告废弃。死门一开始就是废弃的,大锁头厚厚的锈。我从没见过那扇门开,但鬼魂和幽灵的故事,一直在死门和单身汉们周遭流淌,滋养我的童年,将好端端一个小妹子,育成个重口味、恶趣味的女汉子。
  
   曾经,整个厂区最让我流连的,是阴阳分界处高耸的瞭望塔。每次看到,小心脏就会卖力地多跳几个节拍。
   我曾无数次想到,假以时日,小我会变成老我,活我变成死我,关于厂区的记忆,必然逐渐湮圮。菜地的油绿褪去,马路的边缘消磨,小池塘面貌开始模糊,屋舍和厂房沉入阴暗,连死门和鬼故事也烟消云散。但那个昂然挺立的瞭望塔,会一直高耸在童年的中心,随着时光流逝,越发光芒万丈。
   瞭望塔,一定会是我关于工厂的记忆中,最后消亡的建筑物。
   瞭望塔红砖白粉,顶部常年能见背步枪的岗哨。也可能从来没有岗哨,我只是革命电影和侦察片看多了,见到瞭望塔,就按标配,脑补出一个背步枪的狱警,紧张、严肃,从不活泼。单独作战,无须团结。
   至于真相,谁知道呢?人对记忆的加工能力,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整个童年,我都“时刻准备着”,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睡觉前,我常默默祷告,比最虔诚的教徒更真诚而热切,祈求那一刻在当晚降临,我愿意为此牺牲任何香甜的梦。
   美梦正酣,警报声突然拉响,刺穿梦境,响彻云霄。嘈杂的奔跑声、吆喝声、警告声、拉枪栓声,呼哧呼哧喘气声,探照灯的剪刀将黑夜剪成破布条。
   有!人!越!狱!    我翻身起来,但见窗帘一动,一个劳改犯翻身入室。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将一个纸团塞到我手心,说:“同志!一定要把这个交给党!明天一早站到大槐树下,叼一根卷烟,会有人跟你接头,暗号是,‘老乡,借个火。’不要害怕牺牲,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说完,劳改犯就奔向房间另一头,翻过后窗,消失在茫茫黑夜。这个人,有时是红岩里挖地道的许云峰,有时是课本里手带镣铐的,有时是电影里的昂首挨皮鞭的。
   警察冲进来,是凶狠狠地破门而入。歪戴帽,腰间皮带斜插著驳壳枪。我飞快地将情报扔进嘴里,指着大门说,刚才有人影窗前过去了。警察骂骂咧咧地转身走了,我保护了革命者,脸上露出了微笑。
   后来,我意识到情报放进嘴里,是被捕时才要做的事,正如缴党费是牺牲前一秒才要做的事。情报当晚若被嚼烂咽下肚,明天拿什么去槐树下接头?我嘲笑自己的愚昧。于是,以后的夜晚,警察再次冲进来时,我只是机警地将拿情报的手缩进被窝,用另一只手指方向。
   但我从来没想过另一个问题,我家本是一间牢房,只有一个先前的门和一扇后开的窗,并没有后窗供人脱逃。于是,越狱故事的后半截,就莫名地融合了崂山道士的法术,革命者或劳改犯,奔向我小床后面的白墙,就消失了。
   剧情安排妥当,只等实现。我苦苦期盼这个夜晚早日到来。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个人迎面走过来,我认出就是越狱者,很激动,想用眼神告诉他,情报送达的情况。但那人目不斜视走过去了。我有时候比较惆怅,他认不出我了?有时候比较明理,他装作不认识我,就是在掩护和保护我!还有的时候,我比较理智,知道越狱事件还没发生呢,后面的桥段不可能发生。
   然而,什么时候越狱啊?真是等得人焦心着急。我盼这个夜晚,盼了很多很多年,直到瞭望塔被拆除——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也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我心中的瞭望塔,永远有哨兵、枪支、警笛和探照灯,在深厚的黑夜中,挖出一个个光的洞穴,英勇的革命者,在黑夜和光洞之间奔跑跳跃……
   厂区阳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阴面的鬼魂神灵传说,以及中间枢纽处的革命故事,是我的三个精神培养皿,几乎也是那个时代能给孩子的全部了。
  
   冬安居,本名陈洁,佛教哲学博士,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山河判断笔尖头》《尤里卡》《我的眼睛一睁开》《永远是什么意思》等近十部书。作品散见于《小说界》《小说月报原创版》《芙蓉》等,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等转载或收入作品集,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和意大利文。
  责任编辑 袁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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