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前科学尚未解决地震预报的前提下,只要预报制度还存在,地震谣言就依然有市场
《财经》记者 王莉萍 方玄昌 刘军/摄影
恐懼来自未知。
以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为起点,北京、包头、廊坊、邢台四地陆续传出地震谣言。很多民众抱着“宁信其有”的心态被其左右,迫使四市地震部门出面辟谣。
谣言从蔓延至网上,一种号称能够预报地震的“土方法”,使得一枚硬币大小的磁铁在网上叫价已升至30元。
更多的责问将矛头指向国家地震局:玉树4月14日凌晨5时39分发生的4.7级“前震”,为什么没有能够帮助预报7.1级“主震”?
这一切问题产生的前提都只有一个:人类对地震了解依然太少。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官方预报制度?中国应不应该取消预报制度、而把防范工作重点转向其他手段?这一系列问题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被一再提出,早已不能回避。
为什么只有中国做预报
玉树震后,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再次面临盘诘。4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面对中外媒体说:“地震没有被预报,广大的公众,特别是灾区的群众在流血,我们作为地震工作者,感到非常痛心,也非常难过。”
如果仅是因为“地震没有被预报”,则地震工作者大可不必感到痛心和难过。实际上,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不做地震预报这个工作。
在欧洲和美国,“地震预报”甚至是科学家回避的字眼。“如果提交给 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科学项目建议书中提到‘地震预报’,可以肯定不能获得经费支持。”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维斯(Max Wyss)说。
中国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美国当年也曾考虑要不要做地震预报,专门委托兰德公司做调研,兰德公司最终给出的利弊分析是:与其做地震预报,不如将经费投入到工程抗震。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振兴认为,天气预报可以通过测量、方程计算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来,“但地震无法预报。”
实际上,对于“当前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这一事实,中国地震学界也并不否认。中国地震局前预报员孙士说:“现在地震预报的水平依然很低,一些方法也仅算是科学界的一种讨论,各家之言而已。”
中国作为惟一一个具有官方预报制度的国家,有其历史渊源。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站在邢台地震后的废墟上说:“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
1971年,中国地震局的前身国家地震局宣告成立,一个庞大的机构由此成形。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级工程师夏新宇认为,中国的地震预报是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两方面的压力。
地震预报者的尴尬
4月15日,北京市地震局针对地震谣言发布公告称:“经北京市地震局分析会商,北京地区地震活动正常,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这一公告为辟谣而出,但显然,“北京地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事实上也可以算是一种预报。这一公告传达的信息依然是: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依据前震报主震,这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玉树大震前夕,当地发生了一次4.7级地震,而地震部门没能由此预报7.1级的大震。青海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处长宋晓明的解释是,地震预报部门正在会商下一步趋势,7.1级强震就发生了。
对此,张国民说:“凭一次4级多的地震,马上对后面的大地震做出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基本事实是,全球每年发生的4级以上地震数以万计,如果每次发生这个规模的有感地震,人们都要做出反应等待后面的“大震”,世界各地将时常陷入混乱。
在地震局内部,部分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前兆研究(包括动物异常),以及根据以往地震的发生数据来统计,推测下一次地震发生的时间,这被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民科思维”。
中国地震专家们的矛盾表现,业内人士道出“天机”:公然承认不能预报,则地震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早在1980年,五位科学家曾联名写信给国务院,提出将地震局归到中国科学院。赵紫阳、万里都同意,地震局党组书记胡克实也同意,但最终,这个当时已显庞大的机构依然被保留下来。
自1988年开始,中国地震局改变思路,侧重防震减灾和救援,并建立起应急救援体系。
活跃的民间预报者
“对于4月25日-28日可能在北京、天津(小华北地区)出现大地震的结果,乃是对部分专家的预测归纳汇总得出的结论。”这是一家网站刊登的内容,也是北京地震谣言的源头。其所提到的“部分专家”,主要来自“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上述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耿庆国,在汶川地震之后坚信自己预报了这次地震。玉树强震后,亦有人表示,“监测到玉树地区震前有异常”。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耿庆国曾递交给中国地震台网中心14张地震预报卡(截至2008年年中),但无一发生对应地震,预报准确率为0%。
但公众并不能获得这些民间人士“预报”准确率的具体信息,因此其谣言传播依然具备土壤。甚至有民众反问:“千年以前张衡就能预测地震,现在怎么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
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和公众都清楚地震不能预报,所以注重平时的防范意识和准备工作,各种预报谣言不成气候。
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则将地震谣言产生的根源直指中国地震局:“只要‘地震预报’的官方声音存在,只要地震预报制度还存在,老百姓依然会对地震预报抱有希望,地震谣言就依然有市场。”
全球地震无异常
尽管地震谣言在西方“不成气候”,但在海地、智利和中国玉树一系列大地震发生之后,西方少数非科学界人士确实开始怀疑影片《2012》中的场景是否会真的出现。
孙士分析认为,近9个月全球地震活动频次明显高于平均值。“我们有理由认为全球现在进入地震相对活跃期。”
但玉树地震之后,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专门刊出文章否认了这一观点。文章说,从1900年开始,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16次大地震(7级及7级以上),其中1943年达到32次。今年前四个月发生了6次大地震,在正常范围;而从2009年4月15日到2010年4月14日,共发生了18次大地震,这个数字也属于预期的变化范围。
美国地质勘探局将最近地震显得异常频繁的原因归结为前一段时间几个大地震不巧发生在人口相对密集区。也就是说,对目前地震发生的全球趋势,科学界不认为有明显的异常,也不存在什么变化规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倪四道认为,地震的短临预报目前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地震预警技术,有效减少地震灾害。
地震预警,指的是在地震发生以后,利用地震波与电磁波之间的几秒到几十秒时间差,抢在地震波传播到某一地区前告诉公众躲避到更加安全的区域,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员伤亡。
地震危险性评估也是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官方预报制度不同,美国、日本等国科学家做的是“预测”工作。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他们会借助科学的数据,计算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60%,他们凭此“预测”,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长期减弱震害。
美国、日本、墨西哥是最早应用地震速报与预警的国家。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这项技术产生了兴趣,中国台湾也已将地震预警技术纳入实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质行动,在《中国地震局支出预算表》里面,并无“地震预警”这一项;其“科学技术”的项目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表述略显含糊的“应用研究”。■
《财经》记者 王莉萍 方玄昌 刘军/摄影
恐懼来自未知。
以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为起点,北京、包头、廊坊、邢台四地陆续传出地震谣言。很多民众抱着“宁信其有”的心态被其左右,迫使四市地震部门出面辟谣。
谣言从蔓延至网上,一种号称能够预报地震的“土方法”,使得一枚硬币大小的磁铁在网上叫价已升至30元。
更多的责问将矛头指向国家地震局:玉树4月14日凌晨5时39分发生的4.7级“前震”,为什么没有能够帮助预报7.1级“主震”?
这一切问题产生的前提都只有一个:人类对地震了解依然太少。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官方预报制度?中国应不应该取消预报制度、而把防范工作重点转向其他手段?这一系列问题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被一再提出,早已不能回避。
为什么只有中国做预报
玉树震后,地震部门工作人员再次面临盘诘。4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面对中外媒体说:“地震没有被预报,广大的公众,特别是灾区的群众在流血,我们作为地震工作者,感到非常痛心,也非常难过。”
如果仅是因为“地震没有被预报”,则地震工作者大可不必感到痛心和难过。实际上,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不做地震预报这个工作。
在欧洲和美国,“地震预报”甚至是科学家回避的字眼。“如果提交给 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科学项目建议书中提到‘地震预报’,可以肯定不能获得经费支持。”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维斯(Max Wyss)说。
中国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美国当年也曾考虑要不要做地震预报,专门委托兰德公司做调研,兰德公司最终给出的利弊分析是:与其做地震预报,不如将经费投入到工程抗震。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振兴认为,天气预报可以通过测量、方程计算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来,“但地震无法预报。”
实际上,对于“当前不可能准确预报地震”这一事实,中国地震学界也并不否认。中国地震局前预报员孙士说:“现在地震预报的水平依然很低,一些方法也仅算是科学界的一种讨论,各家之言而已。”
中国作为惟一一个具有官方预报制度的国家,有其历史渊源。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站在邢台地震后的废墟上说:“我们不能只留下地震史实,要抓住地震现场不放,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搞出地震预报。”
1971年,中国地震局的前身国家地震局宣告成立,一个庞大的机构由此成形。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级工程师夏新宇认为,中国的地震预报是政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两方面的压力。
地震预报者的尴尬
4月15日,北京市地震局针对地震谣言发布公告称:“经北京市地震局分析会商,北京地区地震活动正常,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
这一公告为辟谣而出,但显然,“北京地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事实上也可以算是一种预报。这一公告传达的信息依然是: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依据前震报主震,这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玉树大震前夕,当地发生了一次4.7级地震,而地震部门没能由此预报7.1级的大震。青海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处长宋晓明的解释是,地震预报部门正在会商下一步趋势,7.1级强震就发生了。
对此,张国民说:“凭一次4级多的地震,马上对后面的大地震做出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基本事实是,全球每年发生的4级以上地震数以万计,如果每次发生这个规模的有感地震,人们都要做出反应等待后面的“大震”,世界各地将时常陷入混乱。
在地震局内部,部分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前兆研究(包括动物异常),以及根据以往地震的发生数据来统计,推测下一次地震发生的时间,这被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民科思维”。
中国地震专家们的矛盾表现,业内人士道出“天机”:公然承认不能预报,则地震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早在1980年,五位科学家曾联名写信给国务院,提出将地震局归到中国科学院。赵紫阳、万里都同意,地震局党组书记胡克实也同意,但最终,这个当时已显庞大的机构依然被保留下来。
自1988年开始,中国地震局改变思路,侧重防震减灾和救援,并建立起应急救援体系。
活跃的民间预报者
“对于4月25日-28日可能在北京、天津(小华北地区)出现大地震的结果,乃是对部分专家的预测归纳汇总得出的结论。”这是一家网站刊登的内容,也是北京地震谣言的源头。其所提到的“部分专家”,主要来自“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上述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耿庆国,在汶川地震之后坚信自己预报了这次地震。玉树强震后,亦有人表示,“监测到玉树地区震前有异常”。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耿庆国曾递交给中国地震台网中心14张地震预报卡(截至2008年年中),但无一发生对应地震,预报准确率为0%。
但公众并不能获得这些民间人士“预报”准确率的具体信息,因此其谣言传播依然具备土壤。甚至有民众反问:“千年以前张衡就能预测地震,现在怎么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
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和公众都清楚地震不能预报,所以注重平时的防范意识和准备工作,各种预报谣言不成气候。
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则将地震谣言产生的根源直指中国地震局:“只要‘地震预报’的官方声音存在,只要地震预报制度还存在,老百姓依然会对地震预报抱有希望,地震谣言就依然有市场。”
全球地震无异常
尽管地震谣言在西方“不成气候”,但在海地、智利和中国玉树一系列大地震发生之后,西方少数非科学界人士确实开始怀疑影片《2012》中的场景是否会真的出现。
孙士分析认为,近9个月全球地震活动频次明显高于平均值。“我们有理由认为全球现在进入地震相对活跃期。”
但玉树地震之后,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专门刊出文章否认了这一观点。文章说,从1900年开始,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16次大地震(7级及7级以上),其中1943年达到32次。今年前四个月发生了6次大地震,在正常范围;而从2009年4月15日到2010年4月14日,共发生了18次大地震,这个数字也属于预期的变化范围。
美国地质勘探局将最近地震显得异常频繁的原因归结为前一段时间几个大地震不巧发生在人口相对密集区。也就是说,对目前地震发生的全球趋势,科学界不认为有明显的异常,也不存在什么变化规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倪四道认为,地震的短临预报目前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地震预警技术,有效减少地震灾害。
地震预警,指的是在地震发生以后,利用地震波与电磁波之间的几秒到几十秒时间差,抢在地震波传播到某一地区前告诉公众躲避到更加安全的区域,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员伤亡。
地震危险性评估也是预警系统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官方预报制度不同,美国、日本等国科学家做的是“预测”工作。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其网站上明确表示,他们会借助科学的数据,计算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比如科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重大地震的概率为67%,而南加利福尼亚的概率是60%,他们凭此“预测”,通过提高基础设施的安全等级来长期减弱震害。
美国、日本、墨西哥是最早应用地震速报与预警的国家。近年来,很多国家对这项技术产生了兴趣,中国台湾也已将地震预警技术纳入实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质行动,在《中国地震局支出预算表》里面,并无“地震预警”这一项;其“科学技术”的项目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表述略显含糊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