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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泉是我的老师。
几十年来，我叫过不少人老师。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因为年龄比我长，按习惯称其为老师；要么因为调侃，比如娃他妈，我也戏称周老师。比如我的牌友李慢人，我也戏称李老师。但张新泉和小学时教我识字的晏老师、唐老师，以及初中时引我热爱文学的周老师等少数人，我叫他们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感激。
为了表达这种特别之情，我在说起张新泉先生时，总是说：他是我的老师。亲老师。
兹事体大，虽然说出来又要得罪人，却不可不说。
丰富而又简单的人生轨迹
新泉先生是中国诗坛成名已久的人物，不仅于诗歌爱好者，即便于稍有文化的普通读者来说，也不算陌生。甚至，稍微对他了解多一些的，还知道作为诗人的张新泉，曾从事过一个当年很辛苦如今回忆起来却很牛叉的职业：铁匠。
很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里说，中国文学史上，既会写诗又会打铁，还精通音律者仅有两个，一个是张新泉，一个是三国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想当年，钟会去找嵇康，想要和他一起虚度时光，嵇康却认认真真打他的铁，好像那块暗红的毛铁比钟会这个要雨得雨要风得风的大人物更有趣更好看。钟会呢，只好在一旁认认真真看他打铁。临走，嵇康突然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得也妙：“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身为曹操的曾孙女婿，嵇康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官N代，但不幸生逢末世，他的打铁，便隐含了魏晋中人的傲骨、气度以及避世于其中。至于张新泉先生，他的打铁，却真正是为稻粱而谋。下面，我们看看张新泉七十七载的人生轨迹吧。
话说千里沱江自九顶山滚滚北来，于泸州汇入长江之前的最后几十里地时，流经了我的老家富顺县。县城边上，沱江划了个大半圆，县城形如锅底，故名釜江镇。县城对岸，二十多年前，当城市还没有扩张，县城里时常还有农民的牛车拉大粪时，大半圆顶部偏右一些的滨江路对岸，是一片掩映在桃红柳绿中的农舍。农舍周遭，是肥沃的紫色土，四季轮回，稻麦桑麻迎风生长。那地界，唤做沙湾。
1941年，抗战烽火正炙时，张新泉先生就出生于与富顺县城一江之隔的沙湾。那是一个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地主家庭，并且，家里还在县城经营各种商号。张新泉的爷爷，人称张百万，端的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新泉已经不可能再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家庭的大少爷。
少年时，张新泉进入富顺二中读书。那是一所创建于清朝末年的学堂，著名
学者李宗吾曾做过校长。就是在富顺二中上学时，张新泉开始在《少年文艺》《工人日报》和本县的《富顺报》等报刊发表诗作。县报社落址于县城中心西湖一侧的县委大院，门前的青石板路是张新泉上下学的必经之地。开始，稿费寄到学校，后来发得多了，那个编辑便估摸着张新泉要经过门前时，站在湖边的柳树下拦住他，一手签字，一手交钱。三角五角，张新泉接了钱，欢天喜地地蹦向学校。初二时，他和同学阮佑远联手诗配画，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不久，一張四十元的汇款单交到他们手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两个孩子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花，只好在售货员惊疑目光的注视下，一人买了一支最贵的钢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时，初中学生张新泉却意外地走出了校门，小小年纪，开始漂泊于社会。
以后岁月里，为了谋生，为了有口饭吃，这个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家庭的孩子，不得不闯荡于社会底层，像是一匹离开马群的马驹，行走于凶险四伏的黑暗森林。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码头和成年人一起扛一百多斤的麻袋。上流社会有上流社会的丑恶，底层社会也有底层社会的野蛮。当时的规矩是，一天的劳作中，如果有谁扛不住了，那当天的工钱就一分也没有。一个黄昏，干了一天重活的张新泉扛着最后一只麻袋颤巍巍地踏上窄窄的船板时，眼前一黑，他和麻袋一起掉进了江中。莽水翻滚，他昏昏沉沉，吃了一肚皮水，直漂到几公里以外，才被人用爪竿捞住后背，顺手扔到岸边。那人用膝盖顶住新泉的胃部，一阵拍打，张新泉大口吐出昏浊的江水。好半天，才鼻息悠悠醒过来，那人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鱼腥味。新泉由是推测，救命恩人是个出没风波里的渔人。渔人感叹了一句：这娃儿命大。渔人走了好久，张新泉才拖着沉重的躯体，一步一挪地爬回工棚。
许多年以后，张新泉先生在追忆此次性命攸关的大事时有过一番自陈，由此也可看出当年的底层经历对他个性、诗性的深远影响。他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扛过麻袋后，张新泉的下一份工作是拉纤。我老家有句俗话，“人生三大苦，打铁拉船磨豆腐。”这三大苦，张新泉竟然经历了两种，由此亦可反观其人生之艰劳。之后，从江中踅身上岸，张新泉成为富顺某工厂的一名铁匠。这个意味着力气、汗水和忍耐的工作，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愉悦。那是一个以革命名义焚书的年头。众多不合时宜的著作从各处搜集而来，大多送到新泉先生服务的工厂，因为这家工厂有一个造纸车间。成堆的书籍堆放在化浆池前，背着枪的民兵日夜看守。白天，张新泉买了烟酒，和民兵套近乎，晚上，他拿着一只麻袋前去。民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起了瞌睡，张新泉赶紧把书籍一本一本顺进麻袋。这些书被他放进铁匠铺的煤堆藏起来，等到叉手叉脚的师傅下班回家，他闭了门，打一桶冷水，再从火炉里捞一块炙热的铁块放进去，冷水瞬间升温。他就用这桶水洗澡，之后，扫净铁砧，左茶缸，右锅盔，就着炉火，阅读从煤堆里扒出来重见天日的诗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或许就是对张新泉先生早年生活的最好总结。 人欲静而命运的风不止，对这个世界来说，每个人——无论如何飞黄腾达，在命运面前，都始终是一粒卑微的种子。命运的风把你吹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偶然。上天的偶然，却是每个个体的必然。对生命力最强的种子来说，哪怕被吹到一片最贫瘠的土地，它照样能够生根发芽。房龙在讲述同样出身于底层的安徒生时，曾饱含深情地断言：“上帝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房龙对安徒生的断言，同样适合于张新泉。他们都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张新泉的底层经历没有压垮他，反而养成了他乐观向上，坦荡昂扬的性格。这性格见之于诗，就是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抚慰。在鸡蛋和石头之间，他永远站在鸡蛋这一方。甚至，这性格于他的遣词造句也不无影响，他抛弃了繁复的花样，而是用生动的简洁，直抵花心。简洁不等于简单，更不等于简陋。简洁是一种力量，天下武功，惟快不破，于诗，却是惟简洁与真诚不破。
张新泉的工作与文艺挂上钩，得益于他的音乐才华。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从工厂进入县川剧团当乐手。那个地方川戏小团，几十号人里，出了三个文化人，一个自然是张新泉，一个是书法家郭广岚，还有一个是小说家廖时香。毫无悬念的，郭和廖都是受了张新泉的影响，从而走上了改变命运的文艺之路。直到今天，已是一头华发的郭广岚在说及张新泉时，仍然毕恭毕敬，口称恩师。
那时候，川南古邑富顺，还属于宜宾地区。宜宾地区所辖的一二十个县里，富顺文风鼎盛，向有才子之乡美誉，而写得一手好诗的张新泉，无疑就是才子的代表。他由是进入宜宾地区担任一本叫《金沙》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由是，也拉开了他漫长编辑生涯的序幕。几年后，张新泉的第一本诗集《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他应约到成都改稿。改稿期间，他的才华，他的人品，受到出版社领导一致好评，于是萌生了把他调到出版社的念头。其时，为了照顾还留在富顺的家，张新泉正在想办法调往泸州或自贡。调往成都，难度太大，他真的还没有考虑过。令他惊喜和感动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年只有几个进城名额的情况下，为他一家四口解决了指标。
就这样，张新泉终于来到了下半生生活的成都。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出各专业社，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编室主任。此时，他的后来结集为《野水》的抒写纤夫生涯的诗歌已然遍地开花，终于成为中国诗坛绕不过去的制高点之一。
1995年，54岁的张新泉从出版社调往四川省作家协会，担任新中国创办最早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直到6年后，他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结束了他的职场生涯。
而今，张新泉先生就居住在成都一环边的某个小区里。他的业已全白的头发在几年前就不再染黑。这白发，让他显得慈祥和儒雅。尤令我辈欣慰的是，尽管已到了奔八的年龄，但他脚步依然矫健，声音依然宏亮，性格依然爽朗。从前种种，一如从前。除了受邀到外地参加一些文事活动外，他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过着早睡早起，亲自买菜，亲自散步的安静生活——他和夫人刘老师，既不会打麻将，也不去跳坝坝舞。简单的家务之外，吹笛子，读闲书，以及雷打不动的8千步快走，是每一天的主要内容。偶有感觉，他便把这些感觉化成诗句，放到微信朋友圈晒一晒。总而言之，他拥有着从容而安静的生活。也许这里面更有着睿智与豁达。
我与新泉老师的交往
三十年前，我在距张新泉先生的老家沙湾几十里地的沱江更下游一座古镇上中学，小镇边僻遥远，每天只有两三班汽车到县城，并且要耗上近三个小时，才能驶完这四十多公里的路程。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学校那个经常关门的小得可怜的图书室，居然订了一份《星星》诗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张新泉的诗，就这样，我记住了张新泉这个名字。
不久，偶然听校长说，张新泉是富顺人。后来，在区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我看到两本诗集，一本是公刘的，书名忘记了，还有一本就是张新泉的《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那是新泉先生的第一本诗集，那时已出版好几年了，但要耗掉上千个日子，这本诗集才从成都的印刷厂漂流到沱江下游的赵化镇，并让一个饿了好几天肚子的少年，省下好多天的早点钱买下它。那是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我到县城上高四的时候。有一回，坐在滨江路的茶馆里，城里的一个前辈，人很胖，指着烟水苍茫的对岸，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沙湾小学，就是张新泉他们的祖业。张新泉就是那里出生的。”我迷茫的望着对岸，只见一叶轻舟灵巧地起伏于波涛之中，渔人手里的网抛出去，像是要打中正在落山的夕陽。突然就有些感动，回到住处，给张新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几首自感满意的诗。
十来天后，我收到了新泉先生的回信。信有两页，很细心地点评了我寄去的几首诗。有批评，有表扬，当然更多的是鼓励。这种鼓励对一个做文学梦的少年来说，其刺激显而易见。我想，后来我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和职业，它与来自新泉先生早年的鼓励不无关系。
此后，算是建立了通信往来。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几麻袋当年各地师友的信件，其中，张新泉的信大概有好几十封。他的钢笔字我熟悉得几乎能模仿：坚硬，粗犷，和他打过铁拉过纤的经历倒是极吻合。
与新泉先生首次见面，是1992年。其时，我在自贡一家企业上班。富顺县文协成立十周年之际，他作为嘉宾还乡。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他坐一列吐着白烟的火车到达自贡时，已是中午过后。在富顺水泥厂作办公室主任的欧纯定利用工作之便，安排了一辆小小的面包车。我，他，再加上女诗人杨国琼，一齐到火车站接新泉。
见面之前，我以为新泉先生必然是能喝酒的，临到敬酒时，发现他不但不能喝，而且根本就不喝。那天晚上，我们入住水泥厂招待所，破旧的上下床，颜色可疑的被子枕头，招待所破烂得像一只废弃的水泥袋。不过，那时候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何况是与新泉先生剪烛夜话呢。一壶浓茶，几包香烟。从文学到人生，从人生到文学。直聊到凌晨。天亮，我醒来时，看见新泉与纯定都已起床了，各踞一张上下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低声说着陈年往事。我感到一种温暖和从容，又继续睡去。后来，我们坐在釜溪河边的一家餐馆吃早饭。富顺最有名的特产：豆花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新泉居然一口气吃了三碗豆花和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是的，那是一个牙好胃口也好的时代，吃的是铁，吐的是火。那时候，不仅我还年轻得目中无人，即便是张新泉先生，也才人到中年，就像站在人生的半山腰眺望未来，远方全是诱人的风景。 短短两天聚会后，张新泉先生回了成都，我回到冰冷的工厂，继续在会议和文件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秘书，我们继续通信，偶尔也通电话——我是秘书，能拿到总经理办公室的钥匙，趁总经理不在时，溜进去拔下028558346。这串数字通往两百公里外的成都，通往新泉先生的家，通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有一次，新泉先生认为我的一组诗不错，把它推薦给某刊，但某刊后来只刊了其中一首。他有些遗憾，写信感叹说：“可惜我手里没有刊物。”说这话不久，他手里竟有了刊物。那年，和新泉的一次通话中，他告诉我，他即将到《星星》诗刊走马上任，并表示，《星星》还差人手，他已把调我去做编辑的事汇报给了主编，主编也基本同意。到《星星》做编辑，这对九十年代中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其欣喜之巨大，简直可以用若狂来形容。那段时间，年轻的我总是得意地向人透露，尤其是向年轻的姑娘们透露，张新泉老师要去主持《星星》诗刊了，我也要调去做编辑。其后，张新泉去了《星星》，做常务副主编。但我没能如愿调到《星星》。不过，也到了成都，借调《科幻世界》。原来，新泉先生考察后认为，作协收入低，且无法解决我老婆孩子一起到成都的指标，而其时发行量达二三十万册的《科幻世界》不仅收入高，还有解决指标的能力。他与该刊社长杨潇和总编谭楷都是多年朋友。在他力荐下，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带着换洗衣服和一个写满了诗行的笔记本前往成都，成了一名编辑。
我写下这些陈年旧事，只想证明一点，那就是新泉先生作为长者和前辈，他对诗歌界后生小子的扶持与帮助。他的古道热肠，他的奖掖后进，都使人如坐春风。像他这样的前辈，于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如果有人要质疑对我只是孤例的话，那我还想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蒋雪峰，一个是印子君，一个是白连春。
蒋雪峰生活在江油。1998年，张新泉到江油开会时，与蒋雪峰相识。此后，两人来往并不是太多，但新泉对雪峰的诗歌一直很赞赏，认为他还能超越自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雪峰的许多作品，都经由新泉先生之手，发表在《星星》诗刊上。有段时间，蒋雪峰下海开广告公司，诗歌写得少了。新泉得知后，大为着急，他苦口婆心地劝雪峰赶紧回头是岸，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蒋雪峰苦着脸说，他的公司亏了几万块钱，他想把这笔钱找回来。张新泉急了，他说，“如果公司关张要赔钱的话，我帮你赔也行。”——多年后，新泉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其实也拿不出几万块钱。他的想法是，找几个朋友借，总能借到的。“我和蒋雪峰非亲非故，但是，才华就是最大的缘份。我一辈子都见不得有才华的人沦落。”说实话，我倒不一定认为写诗就不能开公司，但让我感动的是新泉先生对雪峰那种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惜，他让我们联想到在文人相轻的时代里，还有另一种文人与文人的声息相通。
印子君从富顺到成都打工，之前，他与新泉的交往也不算多。有段时间，印子君老是失业，加上老婆孩子在富顺，经济相当拮据。大约是2002年，有一天我和印子君经过红星路时，顺道上楼看新泉。聊天时，得知印子君处于失业状态，新泉急忙把身上所有的钱——大概有七八百元的样子——全都掏出来，硬生生地塞给印子君。后来那个冬天，我见印子君身上穿的一件羽绒服有些面熟，一问，才知道也是新泉送给他的。
早在文艺社作编辑时，新泉先生就很喜欢白连春的作品。尽管两人几乎没有交往，但新泉却把他看到的白连春作品收集起来，打算为他出一本诗集——不是如今花钱出的那种自费书，而是纳入计划的本版书。不过，诗集没有出成，因为出版社开始更多的考虑经济效益。为此，张新泉遗憾了很久。当他调到《星星》诗刊后，他编发了白连春不少作品，还把当年的星星大奖评给了他；甚至，就连那组诗的题目，也是张新泉取的。等到白连春出诗集时，他也用这组诗的题目作了书名：《逆光劳作》。
张新泉对无名后生小辈的关心、提携与帮助，恰好和他的许多诗作中传递出的温暖和光明是相辅相成的。人如其诗，诗如其人。一个人当几次好人并不难，难的是像张老师那样，一辈子都当好人。一个人要用诗表达几次真情实感并不难，难的是像张老师那样，一辈子的诗都表达真情实感。人与文的互见、互动和互生，就像书法家的人书俱老。而老，意味着老练、老道、老诚。张新泉事实上也是人诗俱老。老树着花无丑枝。
永不停息的诗歌生涯
如前所述，张新泉最初始的人生写在波涛翻滚的江河上。许多年过后，当他回望这段令他铭心刻骨的经历时，他向诗坛捧出了他的成名作。那就是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以纤夫生涯为题材的大型系列诗作，后来结集名为《野水》。当年，张新泉事实上还没有获得全国性的影响，而《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名刊都以大组诗的规模，相继推出他的野水系列；《人民文学》还在卷首语里刊发称赞这些诗作的读者来信。与其说这是一种礼遇，不如说这是这些作品与当时诗坛上的流行色相比，从题材到表述都特立独行：
“在滩水的暴力下/我们还原为/手脚触地的动物//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嚎叫着/如兽群猛扑//一匹滩有多重/一条江有多重/我们 只有我们清楚//是的 这就是匍匐/一种不准仰面的姿势/一种有别于伟岸的孔武//热得嘶喊的汗/一滴追一滴/在沙砾上凿洞窟//船老大在浪上咒骂/骂得无法无天/骂得好粗鲁//轮到我们骂时/我们只仰躺着喝酒/仰躺着 把匍匐报复”。（张新泉：《拉滩》）。
流沙河在张新泉《野水》初版序言《沱江上的拉船人》中写道：“读者须知，这是发愤谋生，这是拼命求活，不是所谓‘深入’生活，够他苦的。也多亏有了这段江水缘，二十年后，他才可能写出这本诗集第三辑‘岁月的河’三十六首。在他，这些诗是最独特的，最实在的，人生色彩最真之作”。
其时的中国诗坛，众声鼎沸，流派林立，但张新泉的纤夫系列，却不属于任何流派。甚至，与很多诗人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花样不新，写法不新。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张新泉通过对纤夫生涯的摹写，对水与江河的赋意，以雄浑、强悍和极具张力的诗句，透露出野性的力量、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这些作品摇曳生姿，具有一种阳刚的、粗砺的美。此外，张新泉先生精通音律，不仅多种民族乐器都自学成才，且能自度曲。这反映到他的纤夫系列上，便是这些作品无不具有一种内在的音韵，这种音韵，读起来让人联想到古典的风范。比如《残纤》中的句子： 被七月 烤过
被数九 冻过
被汗 咬过
被水 泡过
被逼成刀锋
把礁石砍过
是把尺 量尽纤道
是根弦 弹遍长河
哭过 醉过
从青青的竹子 到
褐黄的纤索
你说 我像不像一首歌
有论者认为，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鸟落民间》，其实并不能代表张新泉诗歌的最高水准，窃以为，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且不说获了鲁奖之后这些年里，他在诗艺上的与时俱进，单就在《鸟落民间》之前，他已有相当一些作品，比这部诗集更趋于精熟。
以野水，以纤夫成为具有全国性名气和影响的诗人后，时光进入九十年代初。出人意表的是，张新泉没有继续在这个题材上写下去，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当年令他回肠荡气的纤夫生活，转向了从普通人生中发现精微幽暗的诗意。这些作品，以《好刀》《文火》《撕》最具代表性。
可以说，《好刀》（见本文之后的“张清泉诗选”）是张新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首，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首。它意味着诗人渐渐收敛了火气，进入思辩的禅境。如果说《野水》时期是高歌猛进的外家功夫，是铁砂掌，是金钟罩的话，那么《好刀》及以后，则进入了玄之又玄的内家功夫，是一阳指，是六脉神剑。
24岁时，我曾不揣粗陋，写过一篇近万言的评论，其中，有一段论述是这样的，至今，我也同意自己当年的看法：“透过张新泉诗歌中始终贯穿的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性觉悟，这些作品事实上无一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茫，它始终以诗歌的光明，以充满爱和关怀，充满张力和压力的诗笔，以一颗时时为生活所打动、所启迪的心，从自我的真实生命写照出发，关注命运，关注生活和真挚的人生，努力寻求普通人生命中的辉煌。”
二十多年后再来读这些作品，我仍能感觉得到，在张新泉的笔下，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被放大，被推到了前台，放置在聚光灯下，他就像用拍领袖像的方式拍小人物，在纤毫毕现之中，让读者领略那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暗示和双关。这正如他曾经的一首诗的标题那样《人间烟火与骨头内部》。表面看写的是人间烟火，事实指向的却是骨头内部。
这些诗歌另具有文本探索上的意义。这意义，就像张放在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新泉先生有意地尝试将小品文围炉谈心的一些特长引借到诗中，得斯文平近之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创新的精神与一定程度的成功。”评论家燎原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新泉的这种诗歌写作，实现了只有小说这一体裁才能做到的表现当代生活的丰富性。”
大而化之，野水、野码头为代表的纤夫系列，是张新泉真正意义上写作的开始，是他把诗歌上升为个人精神的自觉意识，这使得他在众声喧哗的诗坛，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具有个性化的声音。而从《文火》、《好刀》时代开始，则意味着他中年变法，重新开辟了另一条诗歌之路，这条诗歌之路拓宽了现代诗的题材，技艺，境界。其间的从容与坦然，恰似一个洗了手脚坐在船头吃饱了饭的纤夫，在面对午后江上的一汀沙洲、半江碧水时，露出了会心一笑。
这之后，包括他最近几年间的新作，其实仍属于《文火》和《好刀》的延长与丰富。总体上说，它们形成了张新泉诗歌的最大特色，那就是亲切的口语写作，机趣与禅意的境界营造，底层视角的悲天悯人。如果要说其中的变化的话，那就是，近几年的作品中，他更多地把中年写作时期的作为他者的观察，渐渐转向了晚年写作的内心自省。换言之，他中年时代的诗歌更偏向于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体味来表达内心，如他写老孟，写李三秋，写火葬场，写在行道树上晾衣服的民工，等等，无不如此；而近些年的诗歌则偏向于自我陈述与自我反省，更多的从我出发，从心出发。如《自画像》，如《流水帐》，如《双穴》等。
这些作品，放弃了技巧，或者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七旬以后的新泉先生，他的写作似已达到了无所不能入诗的地步，飞花摘叶，伤人立死，无招而胜有招。尤其重要的是，我读出了他的诗作中，对生命和死亡的深重思考。他的生命意识更加浓烈，对死亡的思索与思辩中，折射的却是人间之爱、人生之爱。
两周前，我曾陪新泉伉俪前往古蔺小游。路上，有两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其一，在经过一家棺材店时，他说他对棺材很有兴趣。这种与死亡密切相关的东西，他感受到的不是恐怖，而是好奇：一个人躺进去，是否真的感到舒服？其二，经过一片墓地时，他说他很关心墓地的风水。风水好的墓地，让人宁静。在英国旅行期间，他曾专程前往当地陵园。伫立于异国陌生土地上的陵园，他觉得每一个长眠者都带走了一段深藏的秘密。几年前，他把自己写死亡的几十首诗收集在一起，打算以《都要去那个地方》为书名出版。只是，由于师娘极力反对，他才心有不甘地作罢。在谈及晚年生活时，新泉先生甚至告诉我，他常常思考的问题是，死后到底是埋在树下还是穴中。至于哀乐，他说，他要选那首童声合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作为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对死亡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经由思考后吐出来的诗句，它能给年轻的来者予以再次思考的冲动。人生代代无穷已，在作为物种的人类链条上，我们既不是开始的一环，也不是最后的一环，我们只是不起眼的承上启下的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死亡题材（姑且如此命名吧），能够读出张新泉先生面对悠悠万事，于斯为大时的冷静与豁达，甚至还有一丝好奇和冷幽默。是的，人都是要死的，哪怕是让人整天敬祝万寿无疆的人，也一定要死的。既然上帝对生命如此公平公正，那就不妨把死亡看作一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返乡：
如果每年都能抽时间
去殡仪馆和墓地看看
在上述两个地方，分别
鞠个躬和点支烟，你就会
对家里的旧沙发，老灶台
投以热眼，继而耐心抚平
旧书中的深浅折痕
赞赏鹩哥的问候语，能在
短句之后又优雅拐弯……
——（张新泉：《如果每年都能》）
张新泉是我的老师。亲老师。
关于他的诗歌，新泉曾说过两句话，我觉得它既是诗人的自省，更值得所有写诗的人警醒。其一，他说过，我一直在排毒。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涉及，不赘。其二，他说，总结大半生的写作，一句话足矣：我尽力了。我辜负了自己。
新泉先生有时感叹，他那一代人最好的岁月，都为时势所局限。等到八十年代西风东渐，又上有老下有小，必须为生计而奔波。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毒“要排，接受新东西的艰难，比之于年轻一代，也许要用惨烈来形容。因而，他认为，在诗歌艺术的道路上，他尽力了，只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他感到遗憾，自认没达到理想中的高度。这种令人醍醐灌顶的自省，大概可以看作新泉先生步入七十岁以后，其诗作的广度和深度仍在不断拓展的重要原因。
行文至此，回頭一读，发现写得很零碎。距离太近，或许便有盲人摸象之虞。好在，这只是我对新泉先生其人其诗的一点点个人感受。姑且算抛砖引玉吧。在此，且以新泉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作为本文结尾吧：
“诗歌、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活，它是通向人的灵魂，是通向人的心灵的一种最便捷的，也是最近的一条路。退休以后，我在网上仍然读诗，在网上看到诗歌以后，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些诗歌都是投给我的稿子，都需要我来编辑。我很庆幸，跟我生活在同时代的还有很多好诗人，好作品。跟这些诗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所以我对诗歌的那种热爱，对诗歌的关注还会持续下去，我把我自己称为诗歌工作者，诗歌志愿者，诗歌书写者，我会终身坚持。”
几十年来，我叫过不少人老师。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因为年龄比我长，按习惯称其为老师；要么因为调侃，比如娃他妈，我也戏称周老师。比如我的牌友李慢人，我也戏称李老师。但张新泉和小学时教我识字的晏老师、唐老师，以及初中时引我热爱文学的周老师等少数人，我叫他们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感激。
为了表达这种特别之情，我在说起张新泉先生时，总是说：他是我的老师。亲老师。
兹事体大，虽然说出来又要得罪人，却不可不说。
丰富而又简单的人生轨迹
新泉先生是中国诗坛成名已久的人物，不仅于诗歌爱好者，即便于稍有文化的普通读者来说，也不算陌生。甚至，稍微对他了解多一些的，还知道作为诗人的张新泉，曾从事过一个当年很辛苦如今回忆起来却很牛叉的职业：铁匠。
很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里说，中国文学史上，既会写诗又会打铁，还精通音律者仅有两个，一个是张新泉，一个是三国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想当年，钟会去找嵇康，想要和他一起虚度时光，嵇康却认认真真打他的铁，好像那块暗红的毛铁比钟会这个要雨得雨要风得风的大人物更有趣更好看。钟会呢，只好在一旁认认真真看他打铁。临走，嵇康突然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得也妙：“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身为曹操的曾孙女婿，嵇康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官N代，但不幸生逢末世，他的打铁，便隐含了魏晋中人的傲骨、气度以及避世于其中。至于张新泉先生，他的打铁，却真正是为稻粱而谋。下面，我们看看张新泉七十七载的人生轨迹吧。
话说千里沱江自九顶山滚滚北来，于泸州汇入长江之前的最后几十里地时，流经了我的老家富顺县。县城边上，沱江划了个大半圆，县城形如锅底，故名釜江镇。县城对岸，二十多年前，当城市还没有扩张，县城里时常还有农民的牛车拉大粪时，大半圆顶部偏右一些的滨江路对岸，是一片掩映在桃红柳绿中的农舍。农舍周遭，是肥沃的紫色土，四季轮回，稻麦桑麻迎风生长。那地界，唤做沙湾。
1941年，抗战烽火正炙时，张新泉先生就出生于与富顺县城一江之隔的沙湾。那是一个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地主家庭，并且，家里还在县城经营各种商号。张新泉的爷爷，人称张百万，端的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新泉已经不可能再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家庭的大少爷。
少年时，张新泉进入富顺二中读书。那是一所创建于清朝末年的学堂，著名
学者李宗吾曾做过校长。就是在富顺二中上学时，张新泉开始在《少年文艺》《工人日报》和本县的《富顺报》等报刊发表诗作。县报社落址于县城中心西湖一侧的县委大院，门前的青石板路是张新泉上下学的必经之地。开始，稿费寄到学校，后来发得多了，那个编辑便估摸着张新泉要经过门前时，站在湖边的柳树下拦住他，一手签字，一手交钱。三角五角，张新泉接了钱，欢天喜地地蹦向学校。初二时，他和同学阮佑远联手诗配画，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不久，一張四十元的汇款单交到他们手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两个孩子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花，只好在售货员惊疑目光的注视下，一人买了一支最贵的钢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时，初中学生张新泉却意外地走出了校门，小小年纪，开始漂泊于社会。
以后岁月里，为了谋生，为了有口饭吃，这个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家庭的孩子，不得不闯荡于社会底层，像是一匹离开马群的马驹，行走于凶险四伏的黑暗森林。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码头和成年人一起扛一百多斤的麻袋。上流社会有上流社会的丑恶，底层社会也有底层社会的野蛮。当时的规矩是，一天的劳作中，如果有谁扛不住了，那当天的工钱就一分也没有。一个黄昏，干了一天重活的张新泉扛着最后一只麻袋颤巍巍地踏上窄窄的船板时，眼前一黑，他和麻袋一起掉进了江中。莽水翻滚，他昏昏沉沉，吃了一肚皮水，直漂到几公里以外，才被人用爪竿捞住后背，顺手扔到岸边。那人用膝盖顶住新泉的胃部，一阵拍打，张新泉大口吐出昏浊的江水。好半天，才鼻息悠悠醒过来，那人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鱼腥味。新泉由是推测，救命恩人是个出没风波里的渔人。渔人感叹了一句：这娃儿命大。渔人走了好久，张新泉才拖着沉重的躯体，一步一挪地爬回工棚。
许多年以后，张新泉先生在追忆此次性命攸关的大事时有过一番自陈，由此也可看出当年的底层经历对他个性、诗性的深远影响。他说：“我曾在码头扛包时落入洪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我数次去落水处沿岸寻找救命恩人，未遂，只好在诗中抒发衷情：‘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熟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有此经历，自然会将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视为同类。久而久之，这些人物、场景便自然在写作时聚于笔下，与我声息相通，血汗同缘。”
扛过麻袋后，张新泉的下一份工作是拉纤。我老家有句俗话，“人生三大苦，打铁拉船磨豆腐。”这三大苦，张新泉竟然经历了两种，由此亦可反观其人生之艰劳。之后，从江中踅身上岸，张新泉成为富顺某工厂的一名铁匠。这个意味着力气、汗水和忍耐的工作，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愉悦。那是一个以革命名义焚书的年头。众多不合时宜的著作从各处搜集而来，大多送到新泉先生服务的工厂，因为这家工厂有一个造纸车间。成堆的书籍堆放在化浆池前，背着枪的民兵日夜看守。白天，张新泉买了烟酒，和民兵套近乎，晚上，他拿着一只麻袋前去。民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起了瞌睡，张新泉赶紧把书籍一本一本顺进麻袋。这些书被他放进铁匠铺的煤堆藏起来，等到叉手叉脚的师傅下班回家，他闭了门，打一桶冷水，再从火炉里捞一块炙热的铁块放进去，冷水瞬间升温。他就用这桶水洗澡，之后，扫净铁砧，左茶缸，右锅盔，就着炉火，阅读从煤堆里扒出来重见天日的诗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或许就是对张新泉先生早年生活的最好总结。 人欲静而命运的风不止，对这个世界来说，每个人——无论如何飞黄腾达，在命运面前，都始终是一粒卑微的种子。命运的风把你吹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偶然。上天的偶然，却是每个个体的必然。对生命力最强的种子来说，哪怕被吹到一片最贫瘠的土地，它照样能够生根发芽。房龙在讲述同样出身于底层的安徒生时，曾饱含深情地断言：“上帝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房龙对安徒生的断言，同样适合于张新泉。他们都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张新泉的底层经历没有压垮他，反而养成了他乐观向上，坦荡昂扬的性格。这性格见之于诗，就是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抚慰。在鸡蛋和石头之间，他永远站在鸡蛋这一方。甚至，这性格于他的遣词造句也不无影响，他抛弃了繁复的花样，而是用生动的简洁，直抵花心。简洁不等于简单，更不等于简陋。简洁是一种力量，天下武功，惟快不破，于诗，却是惟简洁与真诚不破。
张新泉的工作与文艺挂上钩，得益于他的音乐才华。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从工厂进入县川剧团当乐手。那个地方川戏小团，几十号人里，出了三个文化人，一个自然是张新泉，一个是书法家郭广岚，还有一个是小说家廖时香。毫无悬念的，郭和廖都是受了张新泉的影响，从而走上了改变命运的文艺之路。直到今天，已是一头华发的郭广岚在说及张新泉时，仍然毕恭毕敬，口称恩师。
那时候，川南古邑富顺，还属于宜宾地区。宜宾地区所辖的一二十个县里，富顺文风鼎盛，向有才子之乡美誉，而写得一手好诗的张新泉，无疑就是才子的代表。他由是进入宜宾地区担任一本叫《金沙》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由是，也拉开了他漫长编辑生涯的序幕。几年后，张新泉的第一本诗集《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他应约到成都改稿。改稿期间，他的才华，他的人品，受到出版社领导一致好评，于是萌生了把他调到出版社的念头。其时，为了照顾还留在富顺的家，张新泉正在想办法调往泸州或自贡。调往成都，难度太大，他真的还没有考虑过。令他惊喜和感动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年只有几个进城名额的情况下，为他一家四口解决了指标。
就这样，张新泉终于来到了下半生生活的成都。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出各专业社，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编室主任。此时，他的后来结集为《野水》的抒写纤夫生涯的诗歌已然遍地开花，终于成为中国诗坛绕不过去的制高点之一。
1995年，54岁的张新泉从出版社调往四川省作家协会，担任新中国创办最早的诗歌刊物《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直到6年后，他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结束了他的职场生涯。
而今，张新泉先生就居住在成都一环边的某个小区里。他的业已全白的头发在几年前就不再染黑。这白发，让他显得慈祥和儒雅。尤令我辈欣慰的是，尽管已到了奔八的年龄，但他脚步依然矫健，声音依然宏亮，性格依然爽朗。从前种种，一如从前。除了受邀到外地参加一些文事活动外，他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过着早睡早起，亲自买菜，亲自散步的安静生活——他和夫人刘老师，既不会打麻将，也不去跳坝坝舞。简单的家务之外，吹笛子，读闲书，以及雷打不动的8千步快走，是每一天的主要内容。偶有感觉，他便把这些感觉化成诗句，放到微信朋友圈晒一晒。总而言之，他拥有着从容而安静的生活。也许这里面更有着睿智与豁达。
我与新泉老师的交往
三十年前，我在距张新泉先生的老家沙湾几十里地的沱江更下游一座古镇上中学，小镇边僻遥远，每天只有两三班汽车到县城，并且要耗上近三个小时，才能驶完这四十多公里的路程。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学校那个经常关门的小得可怜的图书室，居然订了一份《星星》诗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张新泉的诗，就这样，我记住了张新泉这个名字。
不久，偶然听校长说，张新泉是富顺人。后来，在区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我看到两本诗集，一本是公刘的，书名忘记了，还有一本就是张新泉的《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那是新泉先生的第一本诗集，那时已出版好几年了，但要耗掉上千个日子，这本诗集才从成都的印刷厂漂流到沱江下游的赵化镇，并让一个饿了好几天肚子的少年，省下好多天的早点钱买下它。那是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我到县城上高四的时候。有一回，坐在滨江路的茶馆里，城里的一个前辈，人很胖，指着烟水苍茫的对岸，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沙湾小学，就是张新泉他们的祖业。张新泉就是那里出生的。”我迷茫的望着对岸，只见一叶轻舟灵巧地起伏于波涛之中，渔人手里的网抛出去，像是要打中正在落山的夕陽。突然就有些感动，回到住处，给张新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几首自感满意的诗。
十来天后，我收到了新泉先生的回信。信有两页，很细心地点评了我寄去的几首诗。有批评，有表扬，当然更多的是鼓励。这种鼓励对一个做文学梦的少年来说，其刺激显而易见。我想，后来我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和职业，它与来自新泉先生早年的鼓励不无关系。
此后，算是建立了通信往来。至今，我家里还珍藏着几麻袋当年各地师友的信件，其中，张新泉的信大概有好几十封。他的钢笔字我熟悉得几乎能模仿：坚硬，粗犷，和他打过铁拉过纤的经历倒是极吻合。
与新泉先生首次见面，是1992年。其时，我在自贡一家企业上班。富顺县文协成立十周年之际，他作为嘉宾还乡。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他坐一列吐着白烟的火车到达自贡时，已是中午过后。在富顺水泥厂作办公室主任的欧纯定利用工作之便，安排了一辆小小的面包车。我，他，再加上女诗人杨国琼，一齐到火车站接新泉。
见面之前，我以为新泉先生必然是能喝酒的，临到敬酒时，发现他不但不能喝，而且根本就不喝。那天晚上，我们入住水泥厂招待所，破旧的上下床，颜色可疑的被子枕头，招待所破烂得像一只废弃的水泥袋。不过，那时候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何况是与新泉先生剪烛夜话呢。一壶浓茶，几包香烟。从文学到人生，从人生到文学。直聊到凌晨。天亮，我醒来时，看见新泉与纯定都已起床了，各踞一张上下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低声说着陈年往事。我感到一种温暖和从容，又继续睡去。后来，我们坐在釜溪河边的一家餐馆吃早饭。富顺最有名的特产：豆花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新泉居然一口气吃了三碗豆花和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是的，那是一个牙好胃口也好的时代，吃的是铁，吐的是火。那时候，不仅我还年轻得目中无人，即便是张新泉先生，也才人到中年，就像站在人生的半山腰眺望未来，远方全是诱人的风景。 短短两天聚会后，张新泉先生回了成都，我回到冰冷的工厂，继续在会议和文件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秘书，我们继续通信，偶尔也通电话——我是秘书，能拿到总经理办公室的钥匙，趁总经理不在时，溜进去拔下028558346。这串数字通往两百公里外的成都，通往新泉先生的家，通往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有一次，新泉先生认为我的一组诗不错，把它推薦给某刊，但某刊后来只刊了其中一首。他有些遗憾，写信感叹说：“可惜我手里没有刊物。”说这话不久，他手里竟有了刊物。那年，和新泉的一次通话中，他告诉我，他即将到《星星》诗刊走马上任，并表示，《星星》还差人手，他已把调我去做编辑的事汇报给了主编，主编也基本同意。到《星星》做编辑，这对九十年代中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其欣喜之巨大，简直可以用若狂来形容。那段时间，年轻的我总是得意地向人透露，尤其是向年轻的姑娘们透露，张新泉老师要去主持《星星》诗刊了，我也要调去做编辑。其后，张新泉去了《星星》，做常务副主编。但我没能如愿调到《星星》。不过，也到了成都，借调《科幻世界》。原来，新泉先生考察后认为，作协收入低，且无法解决我老婆孩子一起到成都的指标，而其时发行量达二三十万册的《科幻世界》不仅收入高，还有解决指标的能力。他与该刊社长杨潇和总编谭楷都是多年朋友。在他力荐下，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带着换洗衣服和一个写满了诗行的笔记本前往成都，成了一名编辑。
我写下这些陈年旧事，只想证明一点，那就是新泉先生作为长者和前辈，他对诗歌界后生小子的扶持与帮助。他的古道热肠，他的奖掖后进，都使人如坐春风。像他这样的前辈，于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如果有人要质疑对我只是孤例的话，那我还想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蒋雪峰，一个是印子君，一个是白连春。
蒋雪峰生活在江油。1998年，张新泉到江油开会时，与蒋雪峰相识。此后，两人来往并不是太多，但新泉对雪峰的诗歌一直很赞赏，认为他还能超越自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雪峰的许多作品，都经由新泉先生之手，发表在《星星》诗刊上。有段时间，蒋雪峰下海开广告公司，诗歌写得少了。新泉得知后，大为着急，他苦口婆心地劝雪峰赶紧回头是岸，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蒋雪峰苦着脸说，他的公司亏了几万块钱，他想把这笔钱找回来。张新泉急了，他说，“如果公司关张要赔钱的话，我帮你赔也行。”——多年后，新泉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其实也拿不出几万块钱。他的想法是，找几个朋友借，总能借到的。“我和蒋雪峰非亲非故，但是，才华就是最大的缘份。我一辈子都见不得有才华的人沦落。”说实话，我倒不一定认为写诗就不能开公司，但让我感动的是新泉先生对雪峰那种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惜，他让我们联想到在文人相轻的时代里，还有另一种文人与文人的声息相通。
印子君从富顺到成都打工，之前，他与新泉的交往也不算多。有段时间，印子君老是失业，加上老婆孩子在富顺，经济相当拮据。大约是2002年，有一天我和印子君经过红星路时，顺道上楼看新泉。聊天时，得知印子君处于失业状态，新泉急忙把身上所有的钱——大概有七八百元的样子——全都掏出来，硬生生地塞给印子君。后来那个冬天，我见印子君身上穿的一件羽绒服有些面熟，一问，才知道也是新泉送给他的。
早在文艺社作编辑时，新泉先生就很喜欢白连春的作品。尽管两人几乎没有交往，但新泉却把他看到的白连春作品收集起来，打算为他出一本诗集——不是如今花钱出的那种自费书，而是纳入计划的本版书。不过，诗集没有出成，因为出版社开始更多的考虑经济效益。为此，张新泉遗憾了很久。当他调到《星星》诗刊后，他编发了白连春不少作品，还把当年的星星大奖评给了他；甚至，就连那组诗的题目，也是张新泉取的。等到白连春出诗集时，他也用这组诗的题目作了书名：《逆光劳作》。
张新泉对无名后生小辈的关心、提携与帮助，恰好和他的许多诗作中传递出的温暖和光明是相辅相成的。人如其诗，诗如其人。一个人当几次好人并不难，难的是像张老师那样，一辈子都当好人。一个人要用诗表达几次真情实感并不难，难的是像张老师那样，一辈子的诗都表达真情实感。人与文的互见、互动和互生，就像书法家的人书俱老。而老，意味着老练、老道、老诚。张新泉事实上也是人诗俱老。老树着花无丑枝。
永不停息的诗歌生涯
如前所述，张新泉最初始的人生写在波涛翻滚的江河上。许多年过后，当他回望这段令他铭心刻骨的经历时，他向诗坛捧出了他的成名作。那就是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以纤夫生涯为题材的大型系列诗作，后来结集名为《野水》。当年，张新泉事实上还没有获得全国性的影响，而《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名刊都以大组诗的规模，相继推出他的野水系列；《人民文学》还在卷首语里刊发称赞这些诗作的读者来信。与其说这是一种礼遇，不如说这是这些作品与当时诗坛上的流行色相比，从题材到表述都特立独行：
“在滩水的暴力下/我们还原为/手脚触地的动物//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嚎叫着/如兽群猛扑//一匹滩有多重/一条江有多重/我们 只有我们清楚//是的 这就是匍匐/一种不准仰面的姿势/一种有别于伟岸的孔武//热得嘶喊的汗/一滴追一滴/在沙砾上凿洞窟//船老大在浪上咒骂/骂得无法无天/骂得好粗鲁//轮到我们骂时/我们只仰躺着喝酒/仰躺着 把匍匐报复”。（张新泉：《拉滩》）。
流沙河在张新泉《野水》初版序言《沱江上的拉船人》中写道：“读者须知，这是发愤谋生，这是拼命求活，不是所谓‘深入’生活，够他苦的。也多亏有了这段江水缘，二十年后，他才可能写出这本诗集第三辑‘岁月的河’三十六首。在他，这些诗是最独特的，最实在的，人生色彩最真之作”。
其时的中国诗坛，众声鼎沸，流派林立，但张新泉的纤夫系列，却不属于任何流派。甚至，与很多诗人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花样不新，写法不新。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张新泉通过对纤夫生涯的摹写，对水与江河的赋意，以雄浑、强悍和极具张力的诗句，透露出野性的力量、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这些作品摇曳生姿，具有一种阳刚的、粗砺的美。此外，张新泉先生精通音律，不仅多种民族乐器都自学成才，且能自度曲。这反映到他的纤夫系列上，便是这些作品无不具有一种内在的音韵，这种音韵，读起来让人联想到古典的风范。比如《残纤》中的句子： 被七月 烤过
被数九 冻过
被汗 咬过
被水 泡过
被逼成刀锋
把礁石砍过
是把尺 量尽纤道
是根弦 弹遍长河
哭过 醉过
从青青的竹子 到
褐黄的纤索
你说 我像不像一首歌
有论者认为，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鸟落民间》，其实并不能代表张新泉诗歌的最高水准，窃以为，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且不说获了鲁奖之后这些年里，他在诗艺上的与时俱进，单就在《鸟落民间》之前，他已有相当一些作品，比这部诗集更趋于精熟。
以野水，以纤夫成为具有全国性名气和影响的诗人后，时光进入九十年代初。出人意表的是，张新泉没有继续在这个题材上写下去，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当年令他回肠荡气的纤夫生活，转向了从普通人生中发现精微幽暗的诗意。这些作品，以《好刀》《文火》《撕》最具代表性。
可以说，《好刀》（见本文之后的“张清泉诗选”）是张新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首，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首。它意味着诗人渐渐收敛了火气，进入思辩的禅境。如果说《野水》时期是高歌猛进的外家功夫，是铁砂掌，是金钟罩的话，那么《好刀》及以后，则进入了玄之又玄的内家功夫，是一阳指，是六脉神剑。
24岁时，我曾不揣粗陋，写过一篇近万言的评论，其中，有一段论述是这样的，至今，我也同意自己当年的看法：“透过张新泉诗歌中始终贯穿的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性觉悟，这些作品事实上无一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茫，它始终以诗歌的光明，以充满爱和关怀，充满张力和压力的诗笔，以一颗时时为生活所打动、所启迪的心，从自我的真实生命写照出发，关注命运，关注生活和真挚的人生，努力寻求普通人生命中的辉煌。”
二十多年后再来读这些作品，我仍能感觉得到，在张新泉的笔下，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被放大，被推到了前台，放置在聚光灯下，他就像用拍领袖像的方式拍小人物，在纤毫毕现之中，让读者领略那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暗示和双关。这正如他曾经的一首诗的标题那样《人间烟火与骨头内部》。表面看写的是人间烟火，事实指向的却是骨头内部。
这些诗歌另具有文本探索上的意义。这意义，就像张放在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新泉先生有意地尝试将小品文围炉谈心的一些特长引借到诗中，得斯文平近之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创新的精神与一定程度的成功。”评论家燎原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新泉的这种诗歌写作，实现了只有小说这一体裁才能做到的表现当代生活的丰富性。”
大而化之，野水、野码头为代表的纤夫系列，是张新泉真正意义上写作的开始，是他把诗歌上升为个人精神的自觉意识，这使得他在众声喧哗的诗坛，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具有个性化的声音。而从《文火》、《好刀》时代开始，则意味着他中年变法，重新开辟了另一条诗歌之路，这条诗歌之路拓宽了现代诗的题材，技艺，境界。其间的从容与坦然，恰似一个洗了手脚坐在船头吃饱了饭的纤夫，在面对午后江上的一汀沙洲、半江碧水时，露出了会心一笑。
这之后，包括他最近几年间的新作，其实仍属于《文火》和《好刀》的延长与丰富。总体上说，它们形成了张新泉诗歌的最大特色，那就是亲切的口语写作，机趣与禅意的境界营造，底层视角的悲天悯人。如果要说其中的变化的话，那就是，近几年的作品中，他更多地把中年写作时期的作为他者的观察，渐渐转向了晚年写作的内心自省。换言之，他中年时代的诗歌更偏向于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体味来表达内心，如他写老孟，写李三秋，写火葬场，写在行道树上晾衣服的民工，等等，无不如此；而近些年的诗歌则偏向于自我陈述与自我反省，更多的从我出发，从心出发。如《自画像》，如《流水帐》，如《双穴》等。
这些作品，放弃了技巧，或者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七旬以后的新泉先生，他的写作似已达到了无所不能入诗的地步，飞花摘叶，伤人立死，无招而胜有招。尤其重要的是，我读出了他的诗作中，对生命和死亡的深重思考。他的生命意识更加浓烈，对死亡的思索与思辩中，折射的却是人间之爱、人生之爱。
两周前，我曾陪新泉伉俪前往古蔺小游。路上，有两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其一，在经过一家棺材店时，他说他对棺材很有兴趣。这种与死亡密切相关的东西，他感受到的不是恐怖，而是好奇：一个人躺进去，是否真的感到舒服？其二，经过一片墓地时，他说他很关心墓地的风水。风水好的墓地，让人宁静。在英国旅行期间，他曾专程前往当地陵园。伫立于异国陌生土地上的陵园，他觉得每一个长眠者都带走了一段深藏的秘密。几年前，他把自己写死亡的几十首诗收集在一起，打算以《都要去那个地方》为书名出版。只是，由于师娘极力反对，他才心有不甘地作罢。在谈及晚年生活时，新泉先生甚至告诉我，他常常思考的问题是，死后到底是埋在树下还是穴中。至于哀乐，他说，他要选那首童声合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作为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对死亡和人生意义的思考，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经由思考后吐出来的诗句，它能给年轻的来者予以再次思考的冲动。人生代代无穷已，在作为物种的人类链条上，我们既不是开始的一环，也不是最后的一环，我们只是不起眼的承上启下的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死亡题材（姑且如此命名吧），能够读出张新泉先生面对悠悠万事，于斯为大时的冷静与豁达，甚至还有一丝好奇和冷幽默。是的，人都是要死的，哪怕是让人整天敬祝万寿无疆的人，也一定要死的。既然上帝对生命如此公平公正，那就不妨把死亡看作一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返乡：
如果每年都能抽时间
去殡仪馆和墓地看看
在上述两个地方，分别
鞠个躬和点支烟，你就会
对家里的旧沙发，老灶台
投以热眼，继而耐心抚平
旧书中的深浅折痕
赞赏鹩哥的问候语，能在
短句之后又优雅拐弯……
——（张新泉：《如果每年都能》）
张新泉是我的老师。亲老师。
关于他的诗歌，新泉曾说过两句话，我觉得它既是诗人的自省，更值得所有写诗的人警醒。其一，他说过，我一直在排毒。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涉及，不赘。其二，他说，总结大半生的写作，一句话足矣：我尽力了。我辜负了自己。
新泉先生有时感叹，他那一代人最好的岁月，都为时势所局限。等到八十年代西风东渐，又上有老下有小，必须为生计而奔波。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毒“要排，接受新东西的艰难，比之于年轻一代，也许要用惨烈来形容。因而，他认为，在诗歌艺术的道路上，他尽力了，只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他感到遗憾，自认没达到理想中的高度。这种令人醍醐灌顶的自省，大概可以看作新泉先生步入七十岁以后，其诗作的广度和深度仍在不断拓展的重要原因。
行文至此，回頭一读，发现写得很零碎。距离太近，或许便有盲人摸象之虞。好在，这只是我对新泉先生其人其诗的一点点个人感受。姑且算抛砖引玉吧。在此，且以新泉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作为本文结尾吧：
“诗歌、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活，它是通向人的灵魂，是通向人的心灵的一种最便捷的，也是最近的一条路。退休以后，我在网上仍然读诗，在网上看到诗歌以后，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这些诗歌都是投给我的稿子，都需要我来编辑。我很庆幸，跟我生活在同时代的还有很多好诗人，好作品。跟这些诗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所以我对诗歌的那种热爱，对诗歌的关注还会持续下去，我把我自己称为诗歌工作者，诗歌志愿者，诗歌书写者，我会终身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