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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主共和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研究则少人涉猎。目前国内学界对唐绍仪的研究较少，专门研究唐绍仪的论文仅数篇。一些专著虽然提到了唐绍仪，但只是作一般性的叙述，没有作专门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角度，对唐绍仪作一些初步的研究。
唐绍仪（1860—1938年），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就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7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
1885年，他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1901年任津海关道，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以及收回秦皇岛口岸，成绩颇著。1904年，唐绍仪奉命为全权大臣赴印度同英国代表谈判交涉西藏问题，以坚定的民族立场和灵活的外交策略迫使英方让步，在双方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被迫放弃其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他试图联合美国来抗衡日本。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与美国密商借款开发中国东北和联美制日等事宜。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在随后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唐绍仪都是矢志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1931年，唐绍仪任中山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一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然而，段祺瑞上台后却不愿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主共和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国家算是什么共和国！唐绍仪受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先后致电段祺瑞、张怀芝等人，催促他们尽快恢复《临时约法》，段祺瑞则通电反对。唐绍仪立刻联合社会名流伍廷芳、梁启超等联名致电责问段祺瑞：“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这则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段祺瑞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荒谬。
6月下旬，就在南北双方争论不休之时，北洋海军第一舰队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这立即使段祺瑞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并感到了事态的日益严重。25日，第一舰队发表独立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认。”在海军的影响下，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宣言，声称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应召入京。
海军的独立和国会议员的宣言彻底摧毁了段祺瑞维护“袁记约法”的图谋，也使其失去了在恢复《临时约法》问题上再事拖延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段祺瑞终于放弃了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顽固态度。6月29日，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总统黎元洪颁发政令，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
至此，新、旧约法之争结束，唐绍仪在这场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30日，段祺瑞出面组阁，唐绍仪被任命为外交总长。8月，国会通过了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为了振兴民国，维护共和，唐绍仪离沪北上。可是，当唐绍仪行至天津时，却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首先是督军团，“督军团”是北洋政府时期武人干政的典型之作，它的成立掀起了段祺瑞内阁组建以来北洋系军人干政的狂澜。督军团主要攻击国会中标榜民主共和的国民党及总统黎元洪。
1916年9月下旬，督军团的主要骨干张勋等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电文公然否定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气焰嚣张，无以辞达。其次是聚集在天津的帝制余党，对素来以维护共和著称的唐绍仪也尽其排斥之能事，他们假托“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传单，对唐绍仪百般诋毁，肆意攻击。
唐绍仪对此极为愤慨，以患病为由，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务。唐绍仪在这封电文中严斥专制余孽和封建残渣，痛骂“骄兵悍将嗾使干政”，认为这将祸害民国，祸害民主，遗毒天下，流恶无尽；又历数封建渣子张勋、龙济光祸害民主，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并将之昭示天下。电文还称赞为民主共和、国家进步而矢志奋斗的战士李烈钧，认为国家有负于他。唐绍仪断言，这种任由专制武人危害民国的做法，将使“烈士灰心，端人解体”，并发出了“我族何辜于天”的呼声。最后，唐绍仪希望总统能任用贤能治理国家。
唐绍仪的去职，孙中山深为惋惜，他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唐绍仪是一位始终为共和而奋斗的干将，他的去职，无疑会增加维护共和的难度。
辞职后的唐绍仪又回到了上海，继续韬光养晦，静待历史对他的再次召唤。
二
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后，力图揽大权于一身，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由此便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也反映了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围绕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府院之争趋向激化，举国上下议论不断。段祺瑞追随日本，并想借参战扩军之机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所以力主参战。美国害怕中国参战会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就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
府院争执日渐激烈，不少有识之士敦促政府请在野党领袖和政治家参与政府对参战问题的决策。后经内阁决议，决定请孙中山、唐绍仪二人入京。
唐绍仪对于参战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电政府，申明自己反对加入协约国的主张。稍后，他虽然知道段祺瑞已决意参战，征求意见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给段祺瑞复函，明确表示反对参战。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惟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
面对“公民团”、“请愿团”的无理取闹，不但反战议员气愤转盛，而且原本赞成参战的议员也纷纷转而反对参战。唐绍仪得知此情后，立即与孙中山等人联名通电，严斥扰乱国会之暴徒，抗议段祺瑞的卑劣行径，要求北洋政府立即严惩扰乱国会的肇事者和伪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亿日元以扩充军队的秘密后，国内反段之舆论更加沸腾。5月30日，黎元洪发布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面指使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原基等人宣布独立，通电促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无奈，在请徐世昌、梁启超调解未果的情况下，被迫答应让张勋出面调解。
6月14日，张勋令军队入京，自己留在天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在天津寻得段祺瑞、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人对复辟的支持后，即入京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势如此，即接过了反复辟的旗号，率军驱走了张勋，然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仍旧充当他的内阁总理。此时，黎元洪不敢再当总统，被迫通电下野，转推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
张勋复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备了相当的戒备。唐绍仪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经过会商局势，决定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运动。7月6日，孙中山本人自沪率“海琛”、“应瑞”两军舰南下广州，着手筹组政府。22日，唐绍仪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继孙中山之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成立了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段祺瑞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立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而南方的国民党人则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27日，非常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21条。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现由国会议员组成，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为止。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根据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军政府专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维护旧国会而建。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
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进一步形成，这也是自护国运动以来唐绍仪追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掀起的又一次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高潮。
三
1917年10月，湖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指挥护法军与北洋军开战，护法战争爆发。1918年2月，护法战争已遍及10多个省，形势大好。但是，滇桂军阀参加“护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护和扩张他们自己占据的地盘，他们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开始密谋与直系军阀言和，直系军阀冯国璋也主张和平统一，这样双方不谋而和。
日本方面因其支持的皖系在战争中迭遭惨败，也有调和中国南北战争的打算。3月，日本政客犬养毅、头山满为探听南方虚实，致函邀请孙中山访日。孙中山复函犬养毅：阁下所欲面谈之事，倘为南北调和之事，则唐少川先生足以胜任，无文亲来之必要。于是唐绍仪代替孙中山访问日本。
1918年3月14日，唐绍仪启程赴日，17日抵达神户，随即改乘日本派出的火车专列，于18日上午抵达东京。日本宫内省、外务省及各党派领袖亲自到车站迎接。次日，日本参谋长田中义一，日本在野派要人后藤、南野、大隈也相继来访。
孙中山此次委托唐绍仪代为访日，除征询日本对中国南北议和的态度外，还希望能说服日本放弃扶植段祺瑞的政策，承认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南方的内幕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无视护军政府，还对唐绍仪采取了应付的态度。
日本方面甚至还于4月初提出了一个调和中国战事的方案，并想胁迫唐绍仪接受。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恢复旧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由岑春煊或唐绍仪担任国务总理，组织南北两派内阁等。唐绍仪断然拒绝了这一方案，并声明调和不是一种买卖，这样的条件，绝难接受，总统选举何人，仍然是国会的权限。
就在唐绍仪对日本前恭后倨的态度感到迷惑时，国内发生了改组护法军政府的事件。将广东视为私产的桂系军阀千方百计地排斥和打击军政府，并试图夺取军政府的领导权。5月4日，非常国会在桂系的压迫下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议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等7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剥夺了孙中山的领导权。孙中山见事不可为，于5月下旬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尽管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变，导致护法运动遭受严重损失，5月7日，唐绍仪仍然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旨在护法的长文。该文除了谈国内政局变幻及其对日本政府的希望外，重点阐述的仍是约法问题。唐绍仪认为民国精神所寄，全在约法，要遵守约法便不能不召集由约法产生的国会。因此，对于日本、朝鲜人士敦劝南北妥协一事，他重申，达到妥协的条件是必须恢复旧约法和召集旧国会，在约法问题上，绝无让步之余地。
唐绍仪继续强调“护法”，无疑体现了他对民主共和的真诚关顾，及为之完整在中国实行而奋斗的坚强决心。此外，他对于改组后的军政府继续持不介入的态度。当时已就职的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于7月5日以广州军政府五总裁的名义托东方通讯社转电唐绍仪，请他即日宣布就职。唐绍仪未做答复，直到得到孙中山就职的消息后，才表示接受任命。
原本就有妥协之心的西南军阀在夺得军政府的大权后，立刻紧锣密鼓地为新一轮的南北议和作准备活动，他们相继同直系将领吴佩孚等订立停战协定，在湘南实现停火，并通过英国驻粤领事等渠道，以及通电主和等形式，向北京政府暗送秋波。同时，北京政府内部的直皖两派也发生了争夺政权的内讧，段祺瑞利用“安福系”国会，把冯国璋从总统宝座上拉了下来，簇拥徐世昌当了大总统。标榜“文治总统”的徐世昌顺手从冯国璋手中接过了“和平统一”的大旗。
远在日本的唐绍仪闻知徐世昌当选总统后，立即致电徐世昌，劝告他：“公已志在平和，自应以平和为第一要义，先事收束。今未闻于平和有若何之把握，乃遽欲投入旋涡，置身炉上，将使时局愈加纠纷。为公计，莫如贯彻初衷，力谋时局之解决。”希望徐世昌上台后能够调和南北纷争，实现全国和平。10月20日，徐世昌复电唐绍仪，保证将“秉和平统一宗旨，以救时为己任”。随后，唐绍仪于10月下旬复电徐世昌，赞扬其“摒除一切利害毁誉之见，一以救时局为己任”的高风亮节。
同时，唐绍仪又向徐世昌提出了调和南北纷争的方法：“今平和之机既稍接近，则甚企继此进行之不误，必西方取对等之地位，各出相当之代表，为正式公开之谈判”，“使不平者各得其平”，则“和平之实现乃真有望。”徐世昌见电后，表示接受唐绍仪的建议。
“从专制政体走向议会政治虽然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然而历史毕竟记录下当年追求民主与法制的先驱者前进的步伐。”（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在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出了大批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先驱和战士，唐绍仪就是其中的一位。唐绍仪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其《革命逸史》中说“少川崇高法治，守正不阿”，更把唐绍仪比之为姜尚、郭子仪。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反映了唐绍仪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奋斗的一生。
唐绍仪（1860—1938年），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就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7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
1885年，他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1901年任津海关道，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以及收回秦皇岛口岸，成绩颇著。1904年，唐绍仪奉命为全权大臣赴印度同英国代表谈判交涉西藏问题，以坚定的民族立场和灵活的外交策略迫使英方让步，在双方签订的《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被迫放弃其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他试图联合美国来抗衡日本。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与美国密商借款开发中国东北和联美制日等事宜。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在随后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唐绍仪都是矢志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1931年，唐绍仪任中山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一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然而，段祺瑞上台后却不愿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主共和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国家算是什么共和国！唐绍仪受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先后致电段祺瑞、张怀芝等人，催促他们尽快恢复《临时约法》，段祺瑞则通电反对。唐绍仪立刻联合社会名流伍廷芳、梁启超等联名致电责问段祺瑞：“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这则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段祺瑞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荒谬。
6月下旬，就在南北双方争论不休之时，北洋海军第一舰队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这立即使段祺瑞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并感到了事态的日益严重。25日，第一舰队发表独立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认。”在海军的影响下，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宣言，声称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应召入京。
海军的独立和国会议员的宣言彻底摧毁了段祺瑞维护“袁记约法”的图谋，也使其失去了在恢复《临时约法》问题上再事拖延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段祺瑞终于放弃了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顽固态度。6月29日，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总统黎元洪颁发政令，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
至此，新、旧约法之争结束，唐绍仪在这场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30日，段祺瑞出面组阁，唐绍仪被任命为外交总长。8月，国会通过了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为了振兴民国，维护共和，唐绍仪离沪北上。可是，当唐绍仪行至天津时，却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首先是督军团，“督军团”是北洋政府时期武人干政的典型之作，它的成立掀起了段祺瑞内阁组建以来北洋系军人干政的狂澜。督军团主要攻击国会中标榜民主共和的国民党及总统黎元洪。
1916年9月下旬，督军团的主要骨干张勋等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电文公然否定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气焰嚣张，无以辞达。其次是聚集在天津的帝制余党，对素来以维护共和著称的唐绍仪也尽其排斥之能事，他们假托“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传单，对唐绍仪百般诋毁，肆意攻击。
唐绍仪对此极为愤慨，以患病为由，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务。唐绍仪在这封电文中严斥专制余孽和封建残渣，痛骂“骄兵悍将嗾使干政”，认为这将祸害民国，祸害民主，遗毒天下，流恶无尽；又历数封建渣子张勋、龙济光祸害民主，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并将之昭示天下。电文还称赞为民主共和、国家进步而矢志奋斗的战士李烈钧，认为国家有负于他。唐绍仪断言，这种任由专制武人危害民国的做法，将使“烈士灰心，端人解体”，并发出了“我族何辜于天”的呼声。最后，唐绍仪希望总统能任用贤能治理国家。
唐绍仪的去职，孙中山深为惋惜，他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唐绍仪是一位始终为共和而奋斗的干将，他的去职，无疑会增加维护共和的难度。
辞职后的唐绍仪又回到了上海，继续韬光养晦，静待历史对他的再次召唤。
二
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后，力图揽大权于一身，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由此便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也反映了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围绕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府院之争趋向激化，举国上下议论不断。段祺瑞追随日本，并想借参战扩军之机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所以力主参战。美国害怕中国参战会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就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
府院争执日渐激烈，不少有识之士敦促政府请在野党领袖和政治家参与政府对参战问题的决策。后经内阁决议，决定请孙中山、唐绍仪二人入京。
唐绍仪对于参战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电政府，申明自己反对加入协约国的主张。稍后，他虽然知道段祺瑞已决意参战，征求意见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给段祺瑞复函，明确表示反对参战。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惟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
面对“公民团”、“请愿团”的无理取闹，不但反战议员气愤转盛，而且原本赞成参战的议员也纷纷转而反对参战。唐绍仪得知此情后，立即与孙中山等人联名通电，严斥扰乱国会之暴徒，抗议段祺瑞的卑劣行径，要求北洋政府立即严惩扰乱国会的肇事者和伪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亿日元以扩充军队的秘密后，国内反段之舆论更加沸腾。5月30日，黎元洪发布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面指使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原基等人宣布独立，通电促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无奈，在请徐世昌、梁启超调解未果的情况下，被迫答应让张勋出面调解。
6月14日，张勋令军队入京，自己留在天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在天津寻得段祺瑞、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人对复辟的支持后，即入京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势如此，即接过了反复辟的旗号，率军驱走了张勋，然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仍旧充当他的内阁总理。此时，黎元洪不敢再当总统，被迫通电下野，转推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
张勋复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备了相当的戒备。唐绍仪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经过会商局势，决定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运动。7月6日，孙中山本人自沪率“海琛”、“应瑞”两军舰南下广州，着手筹组政府。22日，唐绍仪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继孙中山之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成立了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段祺瑞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立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而南方的国民党人则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27日，非常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21条。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现由国会议员组成，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为止。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根据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军政府专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维护旧国会而建。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
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进一步形成，这也是自护国运动以来唐绍仪追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掀起的又一次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高潮。
三
1917年10月，湖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指挥护法军与北洋军开战，护法战争爆发。1918年2月，护法战争已遍及10多个省，形势大好。但是，滇桂军阀参加“护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护和扩张他们自己占据的地盘，他们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开始密谋与直系军阀言和，直系军阀冯国璋也主张和平统一，这样双方不谋而和。
日本方面因其支持的皖系在战争中迭遭惨败，也有调和中国南北战争的打算。3月，日本政客犬养毅、头山满为探听南方虚实，致函邀请孙中山访日。孙中山复函犬养毅：阁下所欲面谈之事，倘为南北调和之事，则唐少川先生足以胜任，无文亲来之必要。于是唐绍仪代替孙中山访问日本。
1918年3月14日，唐绍仪启程赴日，17日抵达神户，随即改乘日本派出的火车专列，于18日上午抵达东京。日本宫内省、外务省及各党派领袖亲自到车站迎接。次日，日本参谋长田中义一，日本在野派要人后藤、南野、大隈也相继来访。
孙中山此次委托唐绍仪代为访日，除征询日本对中国南北议和的态度外，还希望能说服日本放弃扶植段祺瑞的政策，承认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但是，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南方的内幕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无视护军政府，还对唐绍仪采取了应付的态度。
日本方面甚至还于4月初提出了一个调和中国战事的方案，并想胁迫唐绍仪接受。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恢复旧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由岑春煊或唐绍仪担任国务总理，组织南北两派内阁等。唐绍仪断然拒绝了这一方案，并声明调和不是一种买卖，这样的条件，绝难接受，总统选举何人，仍然是国会的权限。
就在唐绍仪对日本前恭后倨的态度感到迷惑时，国内发生了改组护法军政府的事件。将广东视为私产的桂系军阀千方百计地排斥和打击军政府，并试图夺取军政府的领导权。5月4日，非常国会在桂系的压迫下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议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等7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剥夺了孙中山的领导权。孙中山见事不可为，于5月下旬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尽管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变，导致护法运动遭受严重损失，5月7日，唐绍仪仍然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旨在护法的长文。该文除了谈国内政局变幻及其对日本政府的希望外，重点阐述的仍是约法问题。唐绍仪认为民国精神所寄，全在约法，要遵守约法便不能不召集由约法产生的国会。因此，对于日本、朝鲜人士敦劝南北妥协一事，他重申，达到妥协的条件是必须恢复旧约法和召集旧国会，在约法问题上，绝无让步之余地。
唐绍仪继续强调“护法”，无疑体现了他对民主共和的真诚关顾，及为之完整在中国实行而奋斗的坚强决心。此外，他对于改组后的军政府继续持不介入的态度。当时已就职的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人，于7月5日以广州军政府五总裁的名义托东方通讯社转电唐绍仪，请他即日宣布就职。唐绍仪未做答复，直到得到孙中山就职的消息后，才表示接受任命。
原本就有妥协之心的西南军阀在夺得军政府的大权后，立刻紧锣密鼓地为新一轮的南北议和作准备活动，他们相继同直系将领吴佩孚等订立停战协定，在湘南实现停火，并通过英国驻粤领事等渠道，以及通电主和等形式，向北京政府暗送秋波。同时，北京政府内部的直皖两派也发生了争夺政权的内讧，段祺瑞利用“安福系”国会，把冯国璋从总统宝座上拉了下来，簇拥徐世昌当了大总统。标榜“文治总统”的徐世昌顺手从冯国璋手中接过了“和平统一”的大旗。
远在日本的唐绍仪闻知徐世昌当选总统后，立即致电徐世昌，劝告他：“公已志在平和，自应以平和为第一要义，先事收束。今未闻于平和有若何之把握，乃遽欲投入旋涡，置身炉上，将使时局愈加纠纷。为公计，莫如贯彻初衷，力谋时局之解决。”希望徐世昌上台后能够调和南北纷争，实现全国和平。10月20日，徐世昌复电唐绍仪，保证将“秉和平统一宗旨，以救时为己任”。随后，唐绍仪于10月下旬复电徐世昌，赞扬其“摒除一切利害毁誉之见，一以救时局为己任”的高风亮节。
同时，唐绍仪又向徐世昌提出了调和南北纷争的方法：“今平和之机既稍接近，则甚企继此进行之不误，必西方取对等之地位，各出相当之代表，为正式公开之谈判”，“使不平者各得其平”，则“和平之实现乃真有望。”徐世昌见电后，表示接受唐绍仪的建议。
“从专制政体走向议会政治虽然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然而历史毕竟记录下当年追求民主与法制的先驱者前进的步伐。”（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在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出了大批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先驱和战士，唐绍仪就是其中的一位。唐绍仪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其《革命逸史》中说“少川崇高法治，守正不阿”，更把唐绍仪比之为姜尚、郭子仪。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反映了唐绍仪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