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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到《芳华》出版为止已有22部，我以为《小姨多鹤》是她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根据原著所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是我所看过的上佳剧作。
张家收养多鹤正值战后，国人对日本鬼子的愤懑、仇恨情绪弥漫中国城乡，谁敢领养一个日本籍的女孩在家中，这在当时，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之举，违背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被民众视为道德（伦理）越位。十多年后，张家几次躲藏、搬迁，好不容易安居下来，又遇上文革风暴。此时多鹤成为所谓丈夫的“妾”，二孩媳妇的“妹”，她亲生儿女的“小姨”，她的身份使她成为“不伦不类”。而隐藏日本人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罪莫大焉，多鹤随时会被抓走遭受批斗。而张家人，她的“公公”、“妈妈”、“丈夫”张俭、“姐姐”朱小环心中只有一个最简单、朴素的“理”，那就是不能看她死去，纵有千难万险，也要保护这个孤苦伶仃的日本女子，让她活下去。这个有着日本人血统与国籍的孤身女子，陷于生命困境。而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拯救了她的生命，这就是小说所表现的极为可贵的生命关怀与伦理价值。
其次是电视剧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人性是生命伦理不可或缺的构成。剧中张家与多鹤的关系复杂、畸形、模糊且多重。这种人性的揭示通过张家两代人与多鹤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
先是二孩父母，张家两位老人捡到身患重病、满身伤痕的多鹤，带她回家中养伤照顾而没有丢弃。虽说心存让她为张家传宗接代的私心，但始终对多鹤不离不弃。二孩妈视多鹤为女儿，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疗伤恢复健康。后来当她得知二孩把多鹤扔掉，就像亲生女被丢掉一样，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寻找，悲悯、真挚、质朴的传统美德在两位老人身上得以非常充分地展现。
多鹤，其一是日本籍，社会视为“他者”而为众人所不容，其二非妻非妾在家中亦不合法，处境尴尬。她暧昧的身份夹在张俭与朱小环之中，在社会与家庭反常的伦理环境下，如何对待多鹤，这是张俭夫妇面临的艰难抉择。二老把多鹤带回家，张俭当初是犹疑甚至拒绝的，后来出于私念，也只是期望她为张家生儿再走人而勉强同意，多鹤夹在她与小环之间，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让他烦恼，苦不堪言，他一横心竟将多鹤带出门扔掉了。家人找回多鹤以后他也内疚后悔。而在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随着三个孩子的出生，他与多鹤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由亲情而生爱情，融合为真正的一家人了。他扛起家庭重担，几次搬迁，养活一家大小，伴随小环、多鹤走过了大半生，尤其在文革期间，保护多鹤不受冲击、免遭迫害，体现出一个大丈夫敢担当、男子汉重情义的宽阔胸怀。而朱小环，较之于丈夫张俭，她更是矛盾、纠结、满腹乱麻。多鹤进门，她开始强烈反对，后来虽然同意，是害怕将来丈夫真的娶进二房，反而更难对付。因为不能生育，在那个年代，她也期望多鹤为张家生儿传递香火，然而留下多鹤生孩子，又难免产生嫉妒，心里不好受，但最忧虑的是怕多鹤夺走丈夫的爱而冷落了自己。为此张俭痛苦不堪，而当她得知多鹤被丈夫丢掉后，却发疯似的跑到外面去寻找。在以后共同维系家庭、养育子女的日子里，虽然避免不了家庭矛盾、磕磕绊绊，但与多鹤逐渐产生感情，弄假成真，建立起姐妹亲情。应当说，朱小环具有更为博大的胸怀，她泼辣、刚毅的外表下却包裹着善良、仁义、慈爱与宽容的情怀，那是严歌苓作品中特别推崇、最善于表现的雌性美。“美德是面临选择时的一种性格”。②在抗战结束与文革期间的两次特殊伦理环境中，“丈夫”张俭与“姐姐”朱小环尽管历经许多曲折、坎坷，但是对多鹤始终没有舍弃，保护多鹤在这个家庭生存下来，他们俩在非常的伦理环境中所作出的选择，正是人的美德的显现。荀子曰：“心之所可中理”，张俭与朱小环保护多鹤，都出自于一种天性的自觉，出自于人性，正是这可贵的自觉成为一种难得的人伦之美。 而多鹤这个形象，严歌苓用“蒙昧”、“无邪”来概括，“蒙昧”、“无邪”包含着善良、仁义、真诚、宽厚、无私诸多内涵。多鹤命运多舛，逆来顺受，天性善良，忍辱负重，不记仇恨，勤劳实在。小说开头，在日军投降、屠杀日本老百姓的惨景中，多鹤背着别人家三岁的女孩逃命。她一出场的形象，似乎就定格在仁恕的人格上了。在当时的艰难生存背景下，多鹤为了隐藏自己的日籍身份，隐瞒自己“妾”的位置，只能在家庭之外装“哑巴”，她能听，但要装作不能说话，同时还要外出打矿石挣钱帮衬入不敷出、拮据贫穷的家。在家里，她要承担起哺育喂养孩子的责任，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却扮演着“小姨”的角色。“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中的‘仁恕’，被我们的文学创作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以野生的样貌——艺术地激活。”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精髓，现代以来确乎被遗忘、被搁置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在多鹤、张俭与朱小环的身上得到生动而艺术的展现。《论语》中，子谓韶曰：“尽美矣，又尽善矣。”善就是一种内在的美，一种崇高的人格美。“伦理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两方面出现的”。④美离不开伦理，人类和谐地相处才能达到现代人向往的“诗意地栖居”，而它的前提首先是人，人要以仁义、善良为先，然后才能和谐共生。没有或者失去了崇高的伦理，美也就不存在而虚无了。就此而言，《小姨多鹤》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所展示的人世间温情与重情重义的传统伦理，与当今充斥文坛的情场角逐、红杏出墙、煽情滥情的家庭伦理媚俗之作相比实属弥足珍贵。
第三，《小姨多鹤》所展现蕴含的“中和之美”，传达出苦难中温暖的美学。
这里的“温暖”有三层内涵：一是道德的选择取向，二是对生命的关怀，三是创作主體的审美理想。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忠实体现了严歌苓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丈夫”张俭把曾经视为传宗接代的女子转换为相爱而去呵护的女人，“姐姐”朱小环由仇视、怜悯逐渐转化为姐妹亲情。这位日籍女人终于命名为“朱多鹤”而成为张家的一员。多鹤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在朱小环的劝导与关心下最终打消。为了保护多鹤，张家只得瞒住她的“妾”的地位、“母亲”的身份、“日籍”的真相。在这种反常的家庭伦理中，“他们三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成一块骨肉了。”“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张俭与朱小环保护她躲过一次次劫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追求的和谐、和平共处，这种质朴的观念，就是“返本归真”。小说将张家人隐瞒多鹤的身份，躲过一次次劫难的过程表达得酣畅淋漓，讴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与温情，追求的是人伦秩序的和谐、自然的生命状态。《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美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品将人物置于反常的伦理环境中，其实是在苦难的伦理叙事中表达中华文化传统的美学理想，追求普遍和谐而有序的美学境界。电视剧的结尾，多鹤母亲在那场浩劫中大难不死，回了日本，虽双目失明，仍然长途跋涉，从日本返回中国寻亲，最后终于与多鹤团聚。而张俭出狱，与一大家子人团聚的结局，圆满温馨，余音袅袅。这个结尾，删去原作中多鹤远走日本，来不及与张俭相见的情节，这种改动符合严歌苓的创作意图。这样的结局强化了“中和之美”的主题，落幕给人以温暖。
编剧林和平的二度创作，安建导演的全剧统领掌控，以及孙俪、姜武、闫学晶等演员的出色表演，都为此剧增添了光彩亮色。
2017、12、18于武昌桂子山
注：
①严歌苓：《主流与边缘（代序）》，《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0页。
③施战军：《卑微小民的仁恕与宏大叙事的为文品》，《江南》2009年第一期。
④伊·谢·康：《伦理学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页。
张家收养多鹤正值战后，国人对日本鬼子的愤懑、仇恨情绪弥漫中国城乡，谁敢领养一个日本籍的女孩在家中，这在当时，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之举，违背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被民众视为道德（伦理）越位。十多年后，张家几次躲藏、搬迁，好不容易安居下来，又遇上文革风暴。此时多鹤成为所谓丈夫的“妾”，二孩媳妇的“妹”，她亲生儿女的“小姨”，她的身份使她成为“不伦不类”。而隐藏日本人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罪莫大焉，多鹤随时会被抓走遭受批斗。而张家人，她的“公公”、“妈妈”、“丈夫”张俭、“姐姐”朱小环心中只有一个最简单、朴素的“理”，那就是不能看她死去，纵有千难万险，也要保护这个孤苦伶仃的日本女子，让她活下去。这个有着日本人血统与国籍的孤身女子，陷于生命困境。而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拯救了她的生命，这就是小说所表现的极为可贵的生命关怀与伦理价值。
其次是电视剧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人性是生命伦理不可或缺的构成。剧中张家与多鹤的关系复杂、畸形、模糊且多重。这种人性的揭示通过张家两代人与多鹤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
先是二孩父母，张家两位老人捡到身患重病、满身伤痕的多鹤，带她回家中养伤照顾而没有丢弃。虽说心存让她为张家传宗接代的私心，但始终对多鹤不离不弃。二孩妈视多鹤为女儿，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疗伤恢复健康。后来当她得知二孩把多鹤扔掉，就像亲生女被丢掉一样，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寻找，悲悯、真挚、质朴的传统美德在两位老人身上得以非常充分地展现。
多鹤，其一是日本籍，社会视为“他者”而为众人所不容，其二非妻非妾在家中亦不合法，处境尴尬。她暧昧的身份夹在张俭与朱小环之中，在社会与家庭反常的伦理环境下，如何对待多鹤，这是张俭夫妇面临的艰难抉择。二老把多鹤带回家，张俭当初是犹疑甚至拒绝的，后来出于私念，也只是期望她为张家生儿再走人而勉强同意，多鹤夹在她与小环之间，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让他烦恼，苦不堪言，他一横心竟将多鹤带出门扔掉了。家人找回多鹤以后他也内疚后悔。而在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随着三个孩子的出生，他与多鹤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由亲情而生爱情，融合为真正的一家人了。他扛起家庭重担，几次搬迁，养活一家大小，伴随小环、多鹤走过了大半生，尤其在文革期间，保护多鹤不受冲击、免遭迫害，体现出一个大丈夫敢担当、男子汉重情义的宽阔胸怀。而朱小环，较之于丈夫张俭，她更是矛盾、纠结、满腹乱麻。多鹤进门，她开始强烈反对，后来虽然同意，是害怕将来丈夫真的娶进二房，反而更难对付。因为不能生育，在那个年代，她也期望多鹤为张家生儿传递香火，然而留下多鹤生孩子，又难免产生嫉妒，心里不好受，但最忧虑的是怕多鹤夺走丈夫的爱而冷落了自己。为此张俭痛苦不堪，而当她得知多鹤被丈夫丢掉后，却发疯似的跑到外面去寻找。在以后共同维系家庭、养育子女的日子里，虽然避免不了家庭矛盾、磕磕绊绊，但与多鹤逐渐产生感情，弄假成真，建立起姐妹亲情。应当说，朱小环具有更为博大的胸怀，她泼辣、刚毅的外表下却包裹着善良、仁义、慈爱与宽容的情怀，那是严歌苓作品中特别推崇、最善于表现的雌性美。“美德是面临选择时的一种性格”。②在抗战结束与文革期间的两次特殊伦理环境中，“丈夫”张俭与“姐姐”朱小环尽管历经许多曲折、坎坷，但是对多鹤始终没有舍弃，保护多鹤在这个家庭生存下来，他们俩在非常的伦理环境中所作出的选择，正是人的美德的显现。荀子曰：“心之所可中理”，张俭与朱小环保护多鹤，都出自于一种天性的自觉，出自于人性，正是这可贵的自觉成为一种难得的人伦之美。 而多鹤这个形象，严歌苓用“蒙昧”、“无邪”来概括，“蒙昧”、“无邪”包含着善良、仁义、真诚、宽厚、无私诸多内涵。多鹤命运多舛，逆来顺受，天性善良，忍辱负重，不记仇恨，勤劳实在。小说开头，在日军投降、屠杀日本老百姓的惨景中，多鹤背着别人家三岁的女孩逃命。她一出场的形象，似乎就定格在仁恕的人格上了。在当时的艰难生存背景下，多鹤为了隐藏自己的日籍身份，隐瞒自己“妾”的位置，只能在家庭之外装“哑巴”，她能听，但要装作不能说话，同时还要外出打矿石挣钱帮衬入不敷出、拮据贫穷的家。在家里，她要承担起哺育喂养孩子的责任，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却扮演着“小姨”的角色。“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中的‘仁恕’，被我们的文学创作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以野生的样貌——艺术地激活。”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精髓，现代以来确乎被遗忘、被搁置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在多鹤、张俭与朱小环的身上得到生动而艺术的展现。《论语》中，子谓韶曰：“尽美矣，又尽善矣。”善就是一种内在的美，一种崇高的人格美。“伦理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两方面出现的”。④美离不开伦理，人类和谐地相处才能达到现代人向往的“诗意地栖居”，而它的前提首先是人，人要以仁义、善良为先，然后才能和谐共生。没有或者失去了崇高的伦理，美也就不存在而虚无了。就此而言，《小姨多鹤》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所展示的人世间温情与重情重义的传统伦理，与当今充斥文坛的情场角逐、红杏出墙、煽情滥情的家庭伦理媚俗之作相比实属弥足珍贵。
第三，《小姨多鹤》所展现蕴含的“中和之美”，传达出苦难中温暖的美学。
这里的“温暖”有三层内涵：一是道德的选择取向，二是对生命的关怀，三是创作主體的审美理想。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忠实体现了严歌苓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丈夫”张俭把曾经视为传宗接代的女子转换为相爱而去呵护的女人，“姐姐”朱小环由仇视、怜悯逐渐转化为姐妹亲情。这位日籍女人终于命名为“朱多鹤”而成为张家的一员。多鹤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在朱小环的劝导与关心下最终打消。为了保护多鹤，张家只得瞒住她的“妾”的地位、“母亲”的身份、“日籍”的真相。在这种反常的家庭伦理中，“他们三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成一块骨肉了。”“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张俭与朱小环保护她躲过一次次劫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追求的和谐、和平共处，这种质朴的观念，就是“返本归真”。小说将张家人隐瞒多鹤的身份，躲过一次次劫难的过程表达得酣畅淋漓，讴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爱与温情，追求的是人伦秩序的和谐、自然的生命状态。《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美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品将人物置于反常的伦理环境中，其实是在苦难的伦理叙事中表达中华文化传统的美学理想，追求普遍和谐而有序的美学境界。电视剧的结尾，多鹤母亲在那场浩劫中大难不死，回了日本，虽双目失明，仍然长途跋涉，从日本返回中国寻亲，最后终于与多鹤团聚。而张俭出狱，与一大家子人团聚的结局，圆满温馨，余音袅袅。这个结尾，删去原作中多鹤远走日本，来不及与张俭相见的情节，这种改动符合严歌苓的创作意图。这样的结局强化了“中和之美”的主题，落幕给人以温暖。
编剧林和平的二度创作，安建导演的全剧统领掌控，以及孙俪、姜武、闫学晶等演员的出色表演，都为此剧增添了光彩亮色。
2017、12、18于武昌桂子山
注：
①严歌苓：《主流与边缘（代序）》，《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0页。
③施战军：《卑微小民的仁恕与宏大叙事的为文品》，《江南》2009年第一期。
④伊·谢·康：《伦理学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