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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或者知识教育、职业教育，永远有它自己的层次，而且从人数来讲，一定是极大量的。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要搞理想的人文教育或者甚至是君子圣贤理想，就对社会基础教育、大众教育按照君子圣贤理想教育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是不适宜的”
送儿子出国读书的念头萌发在五六年前，那时儿子刚升入高中，徐师突然发现，“周围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出去了。”
和电视剧《小别离》中黄磊、海清饰演的中产父母一样，他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曾是一名大学老师，下海后先是在一家世界500强外企做到了中高层，后来又自己创业开了公司。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事业小成、衣食无忧。儿子就读于朝阳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不过成绩平平，学校中考招生300多人，他的成绩排在270多名。按照这个趋势，高考时如果发挥得好，应该能考上“211”;发挥不好，肯定就“奔着二本去了”。
从广东的亲戚到上海的同学，再到现在在北京的同事、朋友，眼看着大家“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地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送出去，徐师一下子感到压力倍增：要不要走？
很多像徐师这样的家长在纠结中，在如今有了越来越多元选择的时候，面对并不令人满意的体制内教育方式和模式，他们不断地在犹豫中挣扎，离开还是留下？
“外面的世界”真的那么精彩吗？体制内的教育真的那么可怕吗？焦虑的父母们也没有答案。他们费尽心思，都是想给孩子找到一条最好的路径，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在旁边陪着他成长”
尽早送孩子出国，最吸引徐师和妻子的，是能让儿子上一个比国内更好的大学。自己的表弟就是最好的例子：表弟只比儿子大几岁，因为学习成绩差，高考只考上了一个三本学校，家里把他送到芬兰留学。几年后，他从芬兰一所普通大学转学到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大学学习金融，毕业后进入了芬兰中央银行工作，如今已成为了绿卡在手的金领。
有这样成功的经验在前，徐师真的动过心。他去参加了几次出国留学的说明会，也研究过留学北美、欧洲、澳洲各自的优缺点，可真到要下决心时，又摇摆不定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法判断这件事的结果，不确定性太大了。”
去国外就一定能确保上个好学校吗？孩子能不能适应新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真的留在那里不回来了怎么办？找对象选择余地太小、或是干脆找了个外国人怎么办？如果还是要回到国内找工作怎么办？徐师纠结了一两年，把各种条件、理由列了又列，最终说服了自己：不走了，就在北京了！
“我有一个观念，你的人生规划决定你的学业规划，你的学业规划决定了你的大学和专业的选择。”在徐师的规划中，儿子将来是一定要在国内发展的，种种选择应该基于这个前提之上。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国内的发展前景比国外好得多，机会也多得多;可以出国“镀个金”再回来，但如果不是哈佛、牛津那样的顶级名校，这种“镀金”毫无意义。而即便去了国外申请，儿子也不大可能考上这类学校，还不如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更有优势。
当年在外企时，徐师接触过不少回国工作的留学生，“除了那些顶级牛校的学生，（其他人）回来没有优势，甚至还有劣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如今国内的发展、变化速度很快，留学生出国错过的4-6年时间，往往会造成他们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足。而且，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正是一个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阶段，越是出国早的孩子越是习惯了西方的思维和处事方法，再回到国内的环境中可能很难适应。
这几年，表弟每年都会回国探亲。徐师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也越来越有距离了。脱离国内的环境太久，许多在大家看来很正常的事，表弟都觉得不可思议，常常问个不停，彼此沟通起来总是不顺畅。
既然看好国内的发展，人脉自然也是徐师的另一层考虑。他自己在南方长大，在上海求学，后来又到北京成家、工作，曾经的同学朋友都不在身边。虽然早有了新的生活圈子，可每次在微信上看到学生时代的朋友们聚会，还是觉得十分遗憾。他不希望儿子也错过这些，毕竟这是人一生中最难得的友谊和最宝贵的一部分资源。
决定之后，徐师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帖子发在了网上，和其他有着同样纠结的父母交流。在文章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最后是我的私心：我希望在旁边陪着他成长，上大学、谈恋爱、失恋、毕业、工作、成家、生孩子……我也希望等我们两口子真正老去的时候孩子能够陪在我们身边，踏实！”
在底下跟帖的不少家长都对这句话感同身受，“谁让咱就一个娃呀！”徐师没想过让儿子一定要拼出多大的成就——北京这个平台已经足够大了，只要有真本事，不是非要去国外才能干出一番事业。儿子在这里有父母、有朋友，至少不用为房子发愁，生活压力肯定比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小，这就已经挺好了。
“说实话，现在物质生活国内国外没什么差别了，更多看中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什么叫‘家人’啊，就是大家在一块才是家人啊！”他对《中國新闻周刊》说。
“最终还是要回去”
回想起2007年第一次做出让儿子离开学校的决定，吴骏非常坚定：“完全没有犹豫。”
这是他自己儿时就有过的设想，当时没有人把一个孩子的话当真。二十多年后，他决定在儿子身上实现它。
这一年，儿子吴韵喆9岁，在南京一所公立小学读三年级。成绩一直不错，业余时间学习小提琴，不到两年就拿了奖。儿子聪颖早慧，“具有一定特殊性”， 吴骏觉得，一个不一样的教育模式更有利于他的成长。
这样的判断来源于他和妻子多年来精心的培养——事实上，在教育方面，很少有父母比他们更上心了。儿子出生后，夫妻二人错开时间先后考取了南京大学全日制的研究生，为保证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至少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全职陪伴。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听什么样的音乐、看什么绘本……他们研究了各种育儿理论，为孩子的每个年龄段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划。不过，自从儿子上了小学，他们开始对学校教育中的一些细节不大满意了。 比如重复性的作业太多：才上小学三年级，吴韵喆有时写作业就要写到晚上10点、11点，吴骏觉得很多抄写类的作业根本是浪费时间，但作业布置下来，儿子不敢不做。
比如对书写要求过严：吴骏认为，每个孩子手指小肌肉的发育程度、协调性都不一样，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要求，容易让书写较慢的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
再比如缺少宽容心：在他看来，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如果一个学期30节美术课，有两三次忘带了彩笔，完全是可以原谅的。可很多时候，老师并没有这个耐心。
一件件小事积累得多了，吴骏坐不住了。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保留儿子的学籍，在家上学，一年后如果考试通过，就直接升入五年级。
起初，儿子并没有因为可以不上学而欢欣鼓舞，反倒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朋友。吴骏一边安抚他仍然可以在放学后找小伙伴玩，一边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讲道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现在和一两个好朋友玩得好，但从长远看，人生很难有一辈子陪伴的朋友。为了更好地学习，你可能要放弃一些东西。”
就这样，吴韵喆开始了在家上学的生活。每天早上9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上午在吴骏的指导下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其他时间可以练琴、锻炼、自由安排。
与许多主张“逃离体制”的家长不同，尽管离开了学校，吴骏还是按照教学大纲给儿子制定了学习计划。过去，他觉得那样的大课进度太慢、太没效率，“在学校一节课45分钟，15分钟都在维持秩序”;在家上学后，他强调的是“短时间、高密度”：“他（吴韵喆）学四五个小时就相当于其他孩子在学校学十几个小时了。”
课堂讨论、记笔记、做数学题、写作文、听写生字、背英语单词……该做的事一样不能少。吴骏还买来数学试卷，以每周一测的频率检查学习效果。
在一些人眼中，这还是学校“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但吴骏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概念：“你可以从教育体系里出来，但在家上学，你还是要遵照知识体系。人还是要待在知识体系里，这是为少年儿童设计的，是相对完整科学的。”
学习效率提高了，又免去了不必要的作业，儿子有了更多时间练琴、睡觉甚至是看动画片。只要一有时间，吴骏和妻子还会带着他去图书馆、书店看书，保证他进行大量阅读：“对什么感兴趣就看什么，让他自己挑。”
在吴骏看来，这段在家学习的经历算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在家学习了半年后，吴韵喆的音乐才能被一所艺术类小学选中，重新回到了学校里。因为在家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学习，他几乎是“无缝衔接”地重新适应了校园生活，成功跳级到了五年级。
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新学校就读一年后，吴骏再次做出了让孩子在家学习的决定——2009年，他得到了一次公派去英国交流、工作的机会，他决定举家前往。考虑到儿子将在英国读书，吴骏提前半年让儿子回了家，亲自给他强化英语、法语，预习初中课程，直到当年8月底启程。
到英國后，2011年，13岁的吴韵喆考入了有着“音乐天才培养摇篮”之称的英国梅纽因学校，并获得了4.2万英镑的全额奖学金。今年，他即将申请英国的大学继续深造。
尽管两次离开学校，累计在家学习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效果也都不错，吴骏还是选择了让儿子回归正轨。他说，就算没有那次公派出国的机会，自己也从没想过要让儿子彻底离开体制内的教育。在他看来，如果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能够保证孩子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家学习一段时间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最终还是要回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长期脱离学校还是不行。教育还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即便父母受过很好的教育，一个家庭能提供的还是很有限。” 吴骏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场失败的教育试验
2008年女儿豆豆出生后，广州的朱敏雯辞去了原先在医院检验科的工作，当起全职妈妈。从一岁半起每天用字卡教她识字，到三岁多给她听古典音乐、钢琴曲，朱敏雯没少在女儿身上花心思。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向她推荐让孩子读经的种种益处，她也在家里摆上了读经机，有空时就放《大学》《中庸》和《论语》。
起初她也没有特别在意，但听得多了，豆豆也常常跟着念念有词，像是很有感觉的样子。朱敏雯想到自己读《道德经》，每每读罢都感觉神清气爽、心情愉快，于是从那时起，她也开始每天分时段带领女儿诵读3个小时。
朱敏雯的本意是让女儿培养兴趣，不要把时间都玩过去了。但她很快发现，豆豆记忆力很好，每天兴致勃勃地诵读那些经典，三四个月就能背下一本书，完全不费力气。虽然孩子对文本的涵义一无所知，但文化的熏陶已经潜移默化：一天，朱敏雯和丈夫要给自家经营的古树茶品牌想一句新的宣传语，一筹莫展之际，她拉过女儿开玩笑地说让她想一句。谁都没想到的是，还不到5岁的豆豆竟然真的脱口而出：“冬去春来秋落花，千年流传古树茶。”女儿的表现让夫妻二人惊喜不已，这句话也至今印在他们产品的包装盒上。
看到女儿的天赋和读经的“效果”，朱敏雯渐渐对读经教育上了心。和所有读经少年的家长们一样，她也有一张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光盘。在那场题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演讲中，这位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不失时机地批判了体制内的教育，同时把自己“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推到了台前。
“看多了之后，那些东西就深入你的内心了。”如今回想起来，朱敏雯说自己是“钻进去了”。她本来对体制内的教育模式没太大不满，但看多了各种批判的文章，她开始“本能地觉得读经就是比体制教育好”，也开始相信，“老实大量读经”正是女儿走向成功的起点。
2013年，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朱敏雯直接把豆豆送到了一所读经学校，这是得到过王财贵首肯的寄宿制读经学堂之一。经过之前两年的了解、考察，她对女儿的规划已经非常明确：“包本”（全文背诵）30万字，考进文礼书院。
她坦言，做出这个决定时，自己“完全没有考虑还要回到体制内”。因为在她听到的种种宣传中，那个由王财贵创立、被称为“当代岳麓，东方哈佛”的文礼书院是真正培养“大才”的地方，国家和很多有识之士将对其进行投资建设，未来还会邀请各个知名大学的大师、学者前去授课，“毕业的学生可以随便去世界哪个大学当讲师、客座教授。” “这么容易，还上什么体制（内学校）？”她希望女儿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一切并非计划中那样顺利。入学的第一年，一切都很正常，之前有在家诵读的基础，豆豆适应得不错，状态也挺好。但进入第二年，很多事都不对了。
先是豆豆越来越不愿意上学，朱敏雯以为是小孩子偷懒，并没有当真，周末结束还是按时把她送回去。可不久后，豆豆就突然晕倒在了学堂里，去医院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再后来，她渐渐发现，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儿像是完全变了个人。有一次，邻居家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抢走了豆豆正在玩的玩具，她却不敢反抗、不敢做声，一个人躲到墙角悄悄流眼泪。
还有一次，豆豆拿着一个洋娃娃自己玩。朱敏雯悄悄在旁边观察，只见她一边拿棍子打着娃娃的手，一边念叨着：“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她一会儿把娃娃按倒在地上打屁股，一会儿要它蹲马步、威胁说不给它吃饭，一直把娃娃的手打断了才停下。
眼前的这一幕让朱敏雯不寒而栗。起初，她以为是这所读经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当她找到在其他学堂读经孩子的家长了解，才恍然大悟，女儿的种种异常表现并非个案：在这些信奉“老实大量读经”的学堂里，这些年幼的孩子们每天要读经6-8个小时，没有任何讲解，也没有任何娱乐，只有一遍遍枯燥地朗读和背诵，受折磨的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许多孩子被送去时都还不识字，面对着天书一般的古文，他们上课坐不住，书背不来，体罚就成了家常便饭。
2016年年初，在读经学堂读了2年半经典之后，朱敏雯把女儿接回了家。因为长期扯着嗓子大声读书，豆豆的嗓子已经完全哑掉了，扁桃体肿得像桃子一样。她不愿提起学校，对自己经历过什么也绝口不提——朱敏雯和丈夫带她出去玩、陪着她休息、散心，直到一个月后，她才告诉父母，直到这时候，朱敏雯才知道女儿在过去两年多里经历了什么：面对全天候枯燥的读经、背书生活，自己早已痛苦不堪;下课休息时，不要说做游戏，就连跑几步都可能遭到老师处罚;她曾带去一本课外书也被没收了。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食堂供应的每顿饭都是一个青菜一碗米饭;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她的 4个好朋友曾结伴偷偷逃了出去，被父母送回去后，堂主折了院子里的竹子打他们，还让他们跪了整整一夜……
出路与归途
把豆豆接回家后，朱敏雯想把她送到公立小学读书。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识字”和“掌握”是两码事——豆豆今年8岁，同龄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女儿也认识不少字，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提其他的功课了。朱敏雯决定先让她在家待一年，自己突击给她补补功课，争取明年开学时，能够直接从四年级开始，赶上同龄人的步子。
但并非所有人都還有机会回去。因为常年读经、“包本”，严重脱离了体制内系统的学习和正常的社会环境，许多孩子因年龄大了无法跟上同龄课程，只能寄希望于自考。更严重者，甚至彻底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把本来给成人修行用的方法成给孩子学习文化用，这个区别太大了！”从2006年“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就开始关注这一教育模式的顾瑞荣博士说，主张“老实大量”的“纯读经”来源于佛教、道教思想与修行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近年来这种思想方法在读经学堂中越走越偏，用到了还不识字、没有自觉意识的年幼孩童身上，实在是用错了对象。
顾瑞荣一直是国学教育、私塾教育的推崇者。7年前，儿子4岁多的时候，他就曾试图将其送入私塾，最终因为孩子年龄太小，不能适应而作罢。如今，儿子已经是上海一所公立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他坦言，自己对体制内教育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来我是批判的多，现在还是接纳的多。”顾瑞荣说，最简单的例子是基础知识的普及。按照规定，上海的幼儿园不能教孩子识字。但他发现，尽管儿子是零基础，一上小学后，按照教学大纲走，上到二年级时，识字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效率让他比较满意。“体制教育还是针对最普遍人群的，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比如识字、理解、孩子们身心平衡发展。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是别的形式还不能替代的。”
如今，他甚至在呼吁大家能够对体制教育更宽容一些：“一个社会的意识相对开放松动，允许多元化的教育存在就行了。社会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或者知识教育、职业教育，永远有它自己的层次，而且从人数来讲，一定是极大量的。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要搞理想的人文教育或者甚至是君子圣贤理想，就对社会基础教育、大众教育按照君子圣贤理想教育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是不适宜的。关于对体制教育的评价，会影响到我们对孩子的未来的判断力以及行动，任何极端的不如实的评价，都会有相应的不良后果出现，所以，如实评价体制教育，甚至只是宽容一些评价它，也会使我们更加冷静理智地为孩子的成长造就氛围。”
但他也承认：“我们体制内的教育，只是在做知识的教育，有关人生成长的教育太少了。”
经过几年来读经的经历，朱敏雯也对女儿的教育有了新的想法：“体制是有一些问题，但什么东西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是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在体制里学的。比如数理化，一个人不学这些就没有逻辑思维、思考能力。”
几天前，丈夫无意间打开了曾经的“读经机”，豆豆刚一听到声音就条件反射一般跳了起来，情绪激动地尖叫着“关掉！关掉！”把朱敏雯吓了一跳。尽管离开读经学校已经有大半年了，女儿还是不能忍受任何与读经相关的东西，朱敏雯也决定“顺其自然”。如今，豆豆除了补习学校的功课，还在外面上着各种课外班，钢琴、书法、古筝、英语……她正慢慢变回曾经那个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有兴趣的小姑娘。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朱敏雯为化名）
送儿子出国读书的念头萌发在五六年前，那时儿子刚升入高中，徐师突然发现，“周围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出去了。”
和电视剧《小别离》中黄磊、海清饰演的中产父母一样，他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曾是一名大学老师，下海后先是在一家世界500强外企做到了中高层，后来又自己创业开了公司。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事业小成、衣食无忧。儿子就读于朝阳区的一所重点中学，不过成绩平平，学校中考招生300多人，他的成绩排在270多名。按照这个趋势，高考时如果发挥得好，应该能考上“211”;发挥不好，肯定就“奔着二本去了”。
从广东的亲戚到上海的同学，再到现在在北京的同事、朋友，眼看着大家“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地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送出去，徐师一下子感到压力倍增：要不要走？
很多像徐师这样的家长在纠结中，在如今有了越来越多元选择的时候，面对并不令人满意的体制内教育方式和模式，他们不断地在犹豫中挣扎，离开还是留下？
“外面的世界”真的那么精彩吗？体制内的教育真的那么可怕吗？焦虑的父母们也没有答案。他们费尽心思，都是想给孩子找到一条最好的路径，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在旁边陪着他成长”
尽早送孩子出国，最吸引徐师和妻子的，是能让儿子上一个比国内更好的大学。自己的表弟就是最好的例子：表弟只比儿子大几岁，因为学习成绩差，高考只考上了一个三本学校，家里把他送到芬兰留学。几年后，他从芬兰一所普通大学转学到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大学学习金融，毕业后进入了芬兰中央银行工作，如今已成为了绿卡在手的金领。
有这样成功的经验在前，徐师真的动过心。他去参加了几次出国留学的说明会，也研究过留学北美、欧洲、澳洲各自的优缺点，可真到要下决心时，又摇摆不定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法判断这件事的结果，不确定性太大了。”
去国外就一定能确保上个好学校吗？孩子能不能适应新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真的留在那里不回来了怎么办？找对象选择余地太小、或是干脆找了个外国人怎么办？如果还是要回到国内找工作怎么办？徐师纠结了一两年，把各种条件、理由列了又列，最终说服了自己：不走了，就在北京了！
“我有一个观念，你的人生规划决定你的学业规划，你的学业规划决定了你的大学和专业的选择。”在徐师的规划中，儿子将来是一定要在国内发展的，种种选择应该基于这个前提之上。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国内的发展前景比国外好得多，机会也多得多;可以出国“镀个金”再回来，但如果不是哈佛、牛津那样的顶级名校，这种“镀金”毫无意义。而即便去了国外申请，儿子也不大可能考上这类学校，还不如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更有优势。
当年在外企时，徐师接触过不少回国工作的留学生，“除了那些顶级牛校的学生，（其他人）回来没有优势，甚至还有劣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如今国内的发展、变化速度很快，留学生出国错过的4-6年时间，往往会造成他们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足。而且，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正是一个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阶段，越是出国早的孩子越是习惯了西方的思维和处事方法，再回到国内的环境中可能很难适应。
这几年，表弟每年都会回国探亲。徐师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也越来越有距离了。脱离国内的环境太久，许多在大家看来很正常的事，表弟都觉得不可思议，常常问个不停，彼此沟通起来总是不顺畅。
既然看好国内的发展，人脉自然也是徐师的另一层考虑。他自己在南方长大，在上海求学，后来又到北京成家、工作，曾经的同学朋友都不在身边。虽然早有了新的生活圈子，可每次在微信上看到学生时代的朋友们聚会，还是觉得十分遗憾。他不希望儿子也错过这些，毕竟这是人一生中最难得的友谊和最宝贵的一部分资源。
决定之后，徐师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成帖子发在了网上，和其他有着同样纠结的父母交流。在文章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最后是我的私心：我希望在旁边陪着他成长，上大学、谈恋爱、失恋、毕业、工作、成家、生孩子……我也希望等我们两口子真正老去的时候孩子能够陪在我们身边，踏实！”
在底下跟帖的不少家长都对这句话感同身受，“谁让咱就一个娃呀！”徐师没想过让儿子一定要拼出多大的成就——北京这个平台已经足够大了，只要有真本事，不是非要去国外才能干出一番事业。儿子在这里有父母、有朋友，至少不用为房子发愁，生活压力肯定比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小，这就已经挺好了。
“说实话，现在物质生活国内国外没什么差别了，更多看中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什么叫‘家人’啊，就是大家在一块才是家人啊！”他对《中國新闻周刊》说。
“最终还是要回去”
回想起2007年第一次做出让儿子离开学校的决定，吴骏非常坚定：“完全没有犹豫。”
这是他自己儿时就有过的设想，当时没有人把一个孩子的话当真。二十多年后，他决定在儿子身上实现它。
这一年，儿子吴韵喆9岁，在南京一所公立小学读三年级。成绩一直不错，业余时间学习小提琴，不到两年就拿了奖。儿子聪颖早慧，“具有一定特殊性”， 吴骏觉得，一个不一样的教育模式更有利于他的成长。
这样的判断来源于他和妻子多年来精心的培养——事实上，在教育方面，很少有父母比他们更上心了。儿子出生后，夫妻二人错开时间先后考取了南京大学全日制的研究生，为保证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至少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全职陪伴。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游戏、听什么样的音乐、看什么绘本……他们研究了各种育儿理论，为孩子的每个年龄段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划。不过，自从儿子上了小学，他们开始对学校教育中的一些细节不大满意了。 比如重复性的作业太多：才上小学三年级，吴韵喆有时写作业就要写到晚上10点、11点，吴骏觉得很多抄写类的作业根本是浪费时间，但作业布置下来，儿子不敢不做。
比如对书写要求过严：吴骏认为，每个孩子手指小肌肉的发育程度、协调性都不一样，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要求，容易让书写较慢的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
再比如缺少宽容心：在他看来，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如果一个学期30节美术课，有两三次忘带了彩笔，完全是可以原谅的。可很多时候，老师并没有这个耐心。
一件件小事积累得多了，吴骏坐不住了。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保留儿子的学籍，在家上学，一年后如果考试通过，就直接升入五年级。
起初，儿子并没有因为可以不上学而欢欣鼓舞，反倒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朋友。吴骏一边安抚他仍然可以在放学后找小伙伴玩，一边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讲道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现在和一两个好朋友玩得好，但从长远看，人生很难有一辈子陪伴的朋友。为了更好地学习，你可能要放弃一些东西。”
就这样，吴韵喆开始了在家上学的生活。每天早上9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上午在吴骏的指导下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其他时间可以练琴、锻炼、自由安排。
与许多主张“逃离体制”的家长不同，尽管离开了学校，吴骏还是按照教学大纲给儿子制定了学习计划。过去，他觉得那样的大课进度太慢、太没效率，“在学校一节课45分钟，15分钟都在维持秩序”;在家上学后，他强调的是“短时间、高密度”：“他（吴韵喆）学四五个小时就相当于其他孩子在学校学十几个小时了。”
课堂讨论、记笔记、做数学题、写作文、听写生字、背英语单词……该做的事一样不能少。吴骏还买来数学试卷，以每周一测的频率检查学习效果。
在一些人眼中，这还是学校“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但吴骏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概念：“你可以从教育体系里出来，但在家上学，你还是要遵照知识体系。人还是要待在知识体系里，这是为少年儿童设计的，是相对完整科学的。”
学习效率提高了，又免去了不必要的作业，儿子有了更多时间练琴、睡觉甚至是看动画片。只要一有时间，吴骏和妻子还会带着他去图书馆、书店看书，保证他进行大量阅读：“对什么感兴趣就看什么，让他自己挑。”
在吴骏看来，这段在家学习的经历算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在家学习了半年后，吴韵喆的音乐才能被一所艺术类小学选中，重新回到了学校里。因为在家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学习，他几乎是“无缝衔接”地重新适应了校园生活，成功跳级到了五年级。
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新学校就读一年后，吴骏再次做出了让孩子在家学习的决定——2009年，他得到了一次公派去英国交流、工作的机会，他决定举家前往。考虑到儿子将在英国读书，吴骏提前半年让儿子回了家，亲自给他强化英语、法语，预习初中课程，直到当年8月底启程。
到英國后，2011年，13岁的吴韵喆考入了有着“音乐天才培养摇篮”之称的英国梅纽因学校，并获得了4.2万英镑的全额奖学金。今年，他即将申请英国的大学继续深造。
尽管两次离开学校，累计在家学习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效果也都不错，吴骏还是选择了让儿子回归正轨。他说，就算没有那次公派出国的机会，自己也从没想过要让儿子彻底离开体制内的教育。在他看来，如果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能够保证孩子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家学习一段时间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最终还是要回去。”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长期脱离学校还是不行。教育还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即便父母受过很好的教育，一个家庭能提供的还是很有限。” 吴骏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场失败的教育试验
2008年女儿豆豆出生后，广州的朱敏雯辞去了原先在医院检验科的工作，当起全职妈妈。从一岁半起每天用字卡教她识字，到三岁多给她听古典音乐、钢琴曲，朱敏雯没少在女儿身上花心思。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向她推荐让孩子读经的种种益处，她也在家里摆上了读经机，有空时就放《大学》《中庸》和《论语》。
起初她也没有特别在意，但听得多了，豆豆也常常跟着念念有词，像是很有感觉的样子。朱敏雯想到自己读《道德经》，每每读罢都感觉神清气爽、心情愉快，于是从那时起，她也开始每天分时段带领女儿诵读3个小时。
朱敏雯的本意是让女儿培养兴趣，不要把时间都玩过去了。但她很快发现，豆豆记忆力很好，每天兴致勃勃地诵读那些经典，三四个月就能背下一本书，完全不费力气。虽然孩子对文本的涵义一无所知，但文化的熏陶已经潜移默化：一天，朱敏雯和丈夫要给自家经营的古树茶品牌想一句新的宣传语，一筹莫展之际，她拉过女儿开玩笑地说让她想一句。谁都没想到的是，还不到5岁的豆豆竟然真的脱口而出：“冬去春来秋落花，千年流传古树茶。”女儿的表现让夫妻二人惊喜不已，这句话也至今印在他们产品的包装盒上。
看到女儿的天赋和读经的“效果”，朱敏雯渐渐对读经教育上了心。和所有读经少年的家长们一样，她也有一张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光盘。在那场题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演讲中，这位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不失时机地批判了体制内的教育，同时把自己“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推到了台前。
“看多了之后，那些东西就深入你的内心了。”如今回想起来，朱敏雯说自己是“钻进去了”。她本来对体制内的教育模式没太大不满，但看多了各种批判的文章，她开始“本能地觉得读经就是比体制教育好”，也开始相信，“老实大量读经”正是女儿走向成功的起点。
2013年，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朱敏雯直接把豆豆送到了一所读经学校，这是得到过王财贵首肯的寄宿制读经学堂之一。经过之前两年的了解、考察，她对女儿的规划已经非常明确：“包本”（全文背诵）30万字，考进文礼书院。
她坦言，做出这个决定时，自己“完全没有考虑还要回到体制内”。因为在她听到的种种宣传中，那个由王财贵创立、被称为“当代岳麓，东方哈佛”的文礼书院是真正培养“大才”的地方，国家和很多有识之士将对其进行投资建设，未来还会邀请各个知名大学的大师、学者前去授课，“毕业的学生可以随便去世界哪个大学当讲师、客座教授。” “这么容易，还上什么体制（内学校）？”她希望女儿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一切并非计划中那样顺利。入学的第一年，一切都很正常，之前有在家诵读的基础，豆豆适应得不错，状态也挺好。但进入第二年，很多事都不对了。
先是豆豆越来越不愿意上学，朱敏雯以为是小孩子偷懒，并没有当真，周末结束还是按时把她送回去。可不久后，豆豆就突然晕倒在了学堂里，去医院检查倒也没什么问题。再后来，她渐渐发现，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儿像是完全变了个人。有一次，邻居家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抢走了豆豆正在玩的玩具，她却不敢反抗、不敢做声，一个人躲到墙角悄悄流眼泪。
还有一次，豆豆拿着一个洋娃娃自己玩。朱敏雯悄悄在旁边观察，只见她一边拿棍子打着娃娃的手，一边念叨着：“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她一会儿把娃娃按倒在地上打屁股，一会儿要它蹲马步、威胁说不给它吃饭，一直把娃娃的手打断了才停下。
眼前的这一幕让朱敏雯不寒而栗。起初，她以为是这所读经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当她找到在其他学堂读经孩子的家长了解，才恍然大悟，女儿的种种异常表现并非个案：在这些信奉“老实大量读经”的学堂里，这些年幼的孩子们每天要读经6-8个小时，没有任何讲解，也没有任何娱乐，只有一遍遍枯燥地朗读和背诵，受折磨的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许多孩子被送去时都还不识字，面对着天书一般的古文，他们上课坐不住，书背不来，体罚就成了家常便饭。
2016年年初，在读经学堂读了2年半经典之后，朱敏雯把女儿接回了家。因为长期扯着嗓子大声读书，豆豆的嗓子已经完全哑掉了，扁桃体肿得像桃子一样。她不愿提起学校，对自己经历过什么也绝口不提——朱敏雯和丈夫带她出去玩、陪着她休息、散心，直到一个月后，她才告诉父母，直到这时候，朱敏雯才知道女儿在过去两年多里经历了什么：面对全天候枯燥的读经、背书生活，自己早已痛苦不堪;下课休息时，不要说做游戏，就连跑几步都可能遭到老师处罚;她曾带去一本课外书也被没收了。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食堂供应的每顿饭都是一个青菜一碗米饭;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她的 4个好朋友曾结伴偷偷逃了出去，被父母送回去后，堂主折了院子里的竹子打他们，还让他们跪了整整一夜……
出路与归途
把豆豆接回家后，朱敏雯想把她送到公立小学读书。可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识字”和“掌握”是两码事——豆豆今年8岁，同龄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女儿也认识不少字，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提其他的功课了。朱敏雯决定先让她在家待一年，自己突击给她补补功课，争取明年开学时，能够直接从四年级开始，赶上同龄人的步子。
但并非所有人都還有机会回去。因为常年读经、“包本”，严重脱离了体制内系统的学习和正常的社会环境，许多孩子因年龄大了无法跟上同龄课程，只能寄希望于自考。更严重者，甚至彻底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把本来给成人修行用的方法成给孩子学习文化用，这个区别太大了！”从2006年“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就开始关注这一教育模式的顾瑞荣博士说，主张“老实大量”的“纯读经”来源于佛教、道教思想与修行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近年来这种思想方法在读经学堂中越走越偏，用到了还不识字、没有自觉意识的年幼孩童身上，实在是用错了对象。
顾瑞荣一直是国学教育、私塾教育的推崇者。7年前，儿子4岁多的时候，他就曾试图将其送入私塾，最终因为孩子年龄太小，不能适应而作罢。如今，儿子已经是上海一所公立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他坦言，自己对体制内教育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来我是批判的多，现在还是接纳的多。”顾瑞荣说，最简单的例子是基础知识的普及。按照规定，上海的幼儿园不能教孩子识字。但他发现，尽管儿子是零基础，一上小学后，按照教学大纲走，上到二年级时，识字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效率让他比较满意。“体制教育还是针对最普遍人群的，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比如识字、理解、孩子们身心平衡发展。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是别的形式还不能替代的。”
如今，他甚至在呼吁大家能够对体制教育更宽容一些：“一个社会的意识相对开放松动，允许多元化的教育存在就行了。社会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或者知识教育、职业教育，永远有它自己的层次，而且从人数来讲，一定是极大量的。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要搞理想的人文教育或者甚至是君子圣贤理想，就对社会基础教育、大众教育按照君子圣贤理想教育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是不适宜的。关于对体制教育的评价，会影响到我们对孩子的未来的判断力以及行动，任何极端的不如实的评价，都会有相应的不良后果出现，所以，如实评价体制教育，甚至只是宽容一些评价它，也会使我们更加冷静理智地为孩子的成长造就氛围。”
但他也承认：“我们体制内的教育，只是在做知识的教育，有关人生成长的教育太少了。”
经过几年来读经的经历，朱敏雯也对女儿的教育有了新的想法：“体制是有一些问题，但什么东西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是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在体制里学的。比如数理化，一个人不学这些就没有逻辑思维、思考能力。”
几天前，丈夫无意间打开了曾经的“读经机”，豆豆刚一听到声音就条件反射一般跳了起来，情绪激动地尖叫着“关掉！关掉！”把朱敏雯吓了一跳。尽管离开读经学校已经有大半年了，女儿还是不能忍受任何与读经相关的东西，朱敏雯也决定“顺其自然”。如今，豆豆除了补习学校的功课，还在外面上着各种课外班，钢琴、书法、古筝、英语……她正慢慢变回曾经那个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有兴趣的小姑娘。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朱敏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