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合村并组”与“自治下沉”等“基本单元”改革引发了广泛争议。从理论上来看，农村“基本单元”可以被分为共同体单元、社会组织单元以及国家建构单元，不同的“基本单元”在形成方式、权力性质、权力基础以及权力边界上有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说，“基本单元”的性质类型和规模范围取决于其“质”和“量”。从实践来看，由于各地社会环境有所差异，国家建构的“建制村”单元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其中，华北地区的“村庄”作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融合区，适应度最高。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流域，“血缘共同体单元”“社会组织单元”与“国家建构单元”相互分离，抑制了“建制村”社会权力的凝聚，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开展。当前以“合村并组”与“自治下沉”为代表的“基本单元”改革推进较快，由于“基本单元”设置的有效性受到社区权力构成的影响，因此还需要注意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环境存在的差异，不可盲目照抄其他地方的改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