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被后世奉为梨园宗师。原因，就在于贵为皇帝的唐玄宗，不但编导节目，还粉墨登场。《新唐书》说，唐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而且，“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
　　能够马上纠正演职人员“声有误者”的唐玄宗，绝对“专家水平”。然而，职在治国的君王，整日沉溺“歌舞升平”，势必会影响大政方针的抓实抓细。唐玄宗后期懒于朝政，纵情声色，坐失“开元盛世”红利。在选官制度和理念上的“重内轻外”，造成地方官员与朝廷离心离德；府兵布局上的失衡，酿成国家军队沦为地方官员私人武装。“安史之乱”的祸根，早已深深植根于唐玄宗的“戏子”生涯与制度失衡中。过足“戏瘾”的唐玄宗，连儿媳杨玉环都假戏真做成妃，如何分得清戏里戏外。
　　皇帝醉心艺术，唐玄宗不是唯一。宋人《贵耳集》中，记有陪侍棋手赵鄂，与宋孝宗对弈时，提出想谋求官职的祈求。宋孝宗以“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回绝了棋手赵鄂。明万历帝幼时好书，首辅张居正在肯定其书法“遒劲飞动，有鸾翔凤翥之行”的同时，指出书法终非“帝王之学”，君主就该“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大讲“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的道理。唐文宗酷爱写诗，遭翰林学士丁居晦婉拒，说写诗“此非君上之事”；宰相李珏更不留情面，“今翰林学士皆能文辞，且古今篇什，足可怡悦圣情”！
　　关键是，唐玄宗自己既无宋孝宗的清醒，身边也缺乏像张居正、丁居晦、李珏这样重臣的有效监督；相反地，身边倒有李林甫“口蜜腹剑”式推泼助澜，杨国忠“专横跋扈”式弄权误国。明里吹捧唐玄宗“伟大光荣正确”，暗里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营造“歌舞升平”的幻景。待到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杀到长安，唐玄宗才从盛世“虚幻”中回到现实。原来，所谓的“开元盛世”，是如此不堪一击！唐玄宗在江山美人二选一时，立刻撕掉“梨园帝”的戏子外衣，用三尺白绫，割绝后世用爱情绑架权力的臆想。
　　曾帮学生汉景帝，开创“文景之治”的晁错，一门心思想实现“强干弱枝”的治国理想。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庭经营。汉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上《削藩策》疏。然而，力主“削藩”的晁错，在“削藩”中，却因动了诸王的奶酪，遭一致反对。诸王以“清君侧，杀晁错”为名，晁錯被冠以无人臣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于长安东市。
　　晁错之死，是典型的问题没解决，先解决提问题的人。汉景帝的高明，是在皇权与亲情面前，并不掩盖“痞子”本质。危及到皇权稳固，别说师生，就算血亲，也是格杀勿论。只要有碍于稳定，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否则，“陈桥兵变”、血战玄武门的“痞子大戏”也不会重复上演。
　　可惜的是，文艺女青年杨玉环，至死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在唐玄宗与太子李亨联手导演传位与锄奸剧中，杨国忠、杨玉环代表的杨家与安禄山的叛军，都扮演了权力祭坛上的“人血馒头”；同样，被景帝腰斩的书生晁错，在清除“七王之乱”同时，一并除掉已无“维稳”价值的晁错，也是皇权永固的不二选择。在皇权面前，只有需要，不存在爱情、友情与亲情。唐玄宗是这样，汉景帝也是这样。
　　孔子说，“君使臣以理，臣事君以忠。”现实中的“君”，往往不“以理”使臣。要么，像致都一样做酷吏，成“皇权之鹰”，死于利益集团挤压之下；要么，如纪昀一般俯首帖耳，做皇权眼里“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的倡优。“鹰犬”与“倡优”的命运，在皇权大戏君上于“戏子”“婊子”“痞子”角色游弋中，始终如一地扮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