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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它对文章的价值、作家才性气质与作品之关系、文章体裁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它虽然简短概括，但它所论及的问题对后世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开启意义，《典论·论文》作为一篇标志性文献，奠定了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第一块里程碑。
关键词：魏晋；《典论·论文》；文学理论；自觉时代；“诗赋欲丽”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四年其称帝前夕，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典论·论文》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鲁迅评价了《典论·论文》重要意义：《典论·论文》中把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高到与事业功名并列或者更重要的地位上，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同时鼓励作家要有 “不托飞驰之势”的气势去创作文学作品作品，这种精神的传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就开始进入了自觉期。曹丕是是古代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所倡导的华丽为根本的诗赋创作对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鲁迅把曹丕所影响的时代称为了 “文学的自觉时代”[1]。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以及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都是研究《典论·论文》的著名作品，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认为这部作品是 “实开批评文学的风气，而为批评文学之祖”[2]。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认为这部作品 “看出了文学的价值，文学本身的生命，这是很好的眼光”，从乐府诗歌发展进入文坛，成为文人格式的重要原因就是“诗赋欲丽”，这项内容对于整个诗体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3]。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
一、曹丕诗追求“清丽”的特点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主张“诗赋欲丽”，表达其重视文辞表达的形式美。虽然曹丕对其中的“丽”字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后人可以通过对其诗作以及同类别建安诗人的创作中感受“丽”字的内涵，经过分析可以确定“丽”所指的基本就是诗歌形式的清丽之美，这点认识也被现代学者所认可。吴云认为曹丕所提倡的“诗赋欲丽”主要是指其在诗作创作过程中重视文采展示，他所创作的五言诗语言精美，同时也具有民歌特色，展现出来的就是清丽的特点。徐公持认为，曹丕诗作的主要风格就可以用“清”字表现出来，可以重点展示出其诗歌 “清绮”的特点。早在梁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同样用“清丽”这个词评论过曹丕的诗作，其在《才略》中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绮”，“乐府清越。”其中清丽的特点在乐府及晏游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有曹丕的诗作《善哉行二首》、《燕歌行二首》、等为代表，后者有《于谯作诗》、《孟津诗》、《芙蓉池作诗》等展现清丽的特色。
二、“诗赋欲丽”说的地位及影响
曹丕是从问题分类的角度分析到了诗赋的独特审美特点而确定的“诗赋欲丽”说，这其中即使有 “持论虽高，其说未尽”的遗憾，但是却为古代文论的形式美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对整个诗学史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曹丕是提出形式美的先驱，鲁迅对此总结， “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2]。也就是从自曹丕起，诗歌发展冲出了伦理教化的制约，对文学的认识由先秦两汉时期的功利认识转变为审美认识，是对儒家诗教说的真正突破。如果说《典论·论文》是魏晋之际“文学自觉和人性自觉的宣言”，那么“诗赋欲丽”则是我国文学进入审美自觉阶段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诗赋欲丽”说成为魏晋南北朝时诗歌本体探究的良好开端，从此“丽”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追求的总目标，随后的陆机、钟嵘、刘勰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将诗歌等文学的形式美研究推向成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大略也。”又指出刘宋诗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评南朝诗歌：“齐、梁间诗，彩丽竟繁”。此处“齐、梁间诗”代指晋宋以来的南朝诗歌。从中却可睹见魏晋南北朝“诗赋欲丽”说的地位和影响。
三、曹丕用“气”创立了文学主体论
所有重要的更新都有特定的标志，后世称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自觉期，那整个自觉期的实际象征代表是什么呢？它究竟是文学独立于众多学术内容而出成一个独立的类别，实现文学题材的细化区别，强化创作特点的特色还是出现了新的文学审美的追求？经过总结，我们认为前者是其中的关键原因。早在很多年前，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就被整个文史界认同，其言论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创作个性的特点所确定的。文学自觉的核心作品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是整个文学自觉期的实际象征代表。曹丕从两个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个性，一是从主观方向观察作家的禀气，二是从客观角度探究文体特点。曹丕帅先将“气”运用到文学领域当中，构建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当中的 “文气说”，其所说的 “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指的就是文章中的气，另外“气之清浊有体”之后所说的“气”就是作家的气，从基础上来说就是作家的气质性格，也就是说，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是由其“气”所决定的，同时“气”也会对其情感建设和作品创作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曹丕借助传统的“气”，研究作家个性气质与创作的关系，构建了其文学主体理论。曹丕将作家分成清浊两个类别对其个性展开研究，前者是指阳刚型，后者说的是阴柔型。曹丕把建安作家分成阳刚和阴柔两个类型，他的文气说的提出对我国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文学，最基础的是要研究作家的禀气，这项理论表明了创作个性的发展，作家文学的成熟，也预示着文学自觉期的开始。建安时期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文气说就是其中作为关键的力量。简要分析就是曹丕的诗作所展现出来的“清丽”的形式美，是对整个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的体现。 “诗赋欲丽”则代表了我国试论开始了审美时期的标志，对之后魏晋南北朝强化文学形式美的发展风气有重要影响。“文气说”表示了对文学审美特性开始出现了自觉性的追求。
四、作品的文学意义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而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对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的原因，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齐。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象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著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为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著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光明书社，1935.
[3]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M].北平：朴社，1935.
（作者简介：廖治文（1977.11-），男，湖南长沙人，本科，助理馆员，湖南图书馆，研究方向：图书馆现代技术。）
关键词：魏晋；《典论·论文》；文学理论；自觉时代；“诗赋欲丽”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四年其称帝前夕，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典论·论文》一直备受学者的关注。鲁迅评价了《典论·论文》重要意义：《典论·论文》中把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高到与事业功名并列或者更重要的地位上，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同时鼓励作家要有 “不托飞驰之势”的气势去创作文学作品作品，这种精神的传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就开始进入了自觉期。曹丕是是古代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所倡导的华丽为根本的诗赋创作对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气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鲁迅把曹丕所影响的时代称为了 “文学的自觉时代”[1]。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以及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都是研究《典论·论文》的著名作品，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认为这部作品是 “实开批评文学的风气，而为批评文学之祖”[2]。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认为这部作品 “看出了文学的价值，文学本身的生命，这是很好的眼光”，从乐府诗歌发展进入文坛，成为文人格式的重要原因就是“诗赋欲丽”，这项内容对于整个诗体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3]。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
一、曹丕诗追求“清丽”的特点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主张“诗赋欲丽”，表达其重视文辞表达的形式美。虽然曹丕对其中的“丽”字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后人可以通过对其诗作以及同类别建安诗人的创作中感受“丽”字的内涵，经过分析可以确定“丽”所指的基本就是诗歌形式的清丽之美，这点认识也被现代学者所认可。吴云认为曹丕所提倡的“诗赋欲丽”主要是指其在诗作创作过程中重视文采展示，他所创作的五言诗语言精美，同时也具有民歌特色，展现出来的就是清丽的特点。徐公持认为，曹丕诗作的主要风格就可以用“清”字表现出来，可以重点展示出其诗歌 “清绮”的特点。早在梁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同样用“清丽”这个词评论过曹丕的诗作，其在《才略》中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绮”，“乐府清越。”其中清丽的特点在乐府及晏游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有曹丕的诗作《善哉行二首》、《燕歌行二首》、等为代表，后者有《于谯作诗》、《孟津诗》、《芙蓉池作诗》等展现清丽的特色。
二、“诗赋欲丽”说的地位及影响
曹丕是从问题分类的角度分析到了诗赋的独特审美特点而确定的“诗赋欲丽”说，这其中即使有 “持论虽高，其说未尽”的遗憾，但是却为古代文论的形式美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对整个诗学史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曹丕是提出形式美的先驱，鲁迅对此总结， “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2]。也就是从自曹丕起，诗歌发展冲出了伦理教化的制约，对文学的认识由先秦两汉时期的功利认识转变为审美认识，是对儒家诗教说的真正突破。如果说《典论·论文》是魏晋之际“文学自觉和人性自觉的宣言”，那么“诗赋欲丽”则是我国文学进入审美自觉阶段的宣言，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诗赋欲丽”说成为魏晋南北朝时诗歌本体探究的良好开端，从此“丽”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追求的总目标，随后的陆机、钟嵘、刘勰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将诗歌等文学的形式美研究推向成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大略也。”又指出刘宋诗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评南朝诗歌：“齐、梁间诗，彩丽竟繁”。此处“齐、梁间诗”代指晋宋以来的南朝诗歌。从中却可睹见魏晋南北朝“诗赋欲丽”说的地位和影响。
三、曹丕用“气”创立了文学主体论
所有重要的更新都有特定的标志，后世称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自觉期，那整个自觉期的实际象征代表是什么呢？它究竟是文学独立于众多学术内容而出成一个独立的类别，实现文学题材的细化区别，强化创作特点的特色还是出现了新的文学审美的追求？经过总结，我们认为前者是其中的关键原因。早在很多年前，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就被整个文史界认同，其言论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创作个性的特点所确定的。文学自觉的核心作品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是整个文学自觉期的实际象征代表。曹丕从两个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个性，一是从主观方向观察作家的禀气，二是从客观角度探究文体特点。曹丕帅先将“气”运用到文学领域当中，构建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当中的 “文气说”，其所说的 “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指的就是文章中的气，另外“气之清浊有体”之后所说的“气”就是作家的气，从基础上来说就是作家的气质性格，也就是说，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是由其“气”所决定的，同时“气”也会对其情感建设和作品创作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曹丕借助传统的“气”，研究作家个性气质与创作的关系，构建了其文学主体理论。曹丕将作家分成清浊两个类别对其个性展开研究，前者是指阳刚型，后者说的是阴柔型。曹丕把建安作家分成阳刚和阴柔两个类型，他的文气说的提出对我国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文学，最基础的是要研究作家的禀气，这项理论表明了创作个性的发展，作家文学的成熟，也预示着文学自觉期的开始。建安时期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文气说就是其中作为关键的力量。简要分析就是曹丕的诗作所展现出来的“清丽”的形式美，是对整个建安诗歌的审美追求的体现。 “诗赋欲丽”则代表了我国试论开始了审美时期的标志，对之后魏晋南北朝强化文学形式美的发展风气有重要影响。“文气说”表示了对文学审美特性开始出现了自觉性的追求。
四、作品的文学意义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而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对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的原因，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齐。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象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著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为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著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光明书社，1935.
[3]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M].北平：朴社，1935.
（作者简介：廖治文（1977.11-），男，湖南长沙人，本科，助理馆员，湖南图书馆，研究方向：图书馆现代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