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版图变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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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行印象
  通俗读物中的投行以及那些操纵投行运作的铁腕人物,往往兼具武侠演义段落的神秘莫测和恐怖电影大Boss出现时刻的惊悚吊诡——
  研究东印度公司历史的研究者们都认可这一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投资行为多少都带有侵略性质和帝国主义风格,但他们更认可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上为英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他们不仅把亚洲的茶叶、瓷器、丝绸、香料等一系列欧洲人趋之若骛的宝贝带到了欧洲,也通过贸易形式把欧洲的各种近代化产品如枪炮、子弹、钟表乃至后来的火车、轮船等等输入了亚洲,并且以印度为中转搭上了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起初他们在中国的停留多半是纯粹的进出货物通关性质,而随着贸易量的扩大,英国人就不满足于贸易本身了,实际上交易中他们经常发现,中国的很多产品如果直接输入英国并不能卖高价,于是他们设立了很多加工单位,把原始的中国货改造成英国人欢迎的畅销货,后来广州就有所谓的十三行,比如茶叶,英国商人需要适合他们口味(红茶)的制作工艺,而不是中国流行的原味茶(绿茶)手艺。让这些最初的投资者兴奋的阶段很短暂,不久他们就发现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因为他们拿不出讨好中国人并能卖给他们的产品,起初是钟表、镜子、化妆品、玻璃球等装饰物,可是毕竟中国有钱人是极少数,多数人消费不起这些贵重物品,而从印度来的茶叶等廉价产品却无论如何都不对中国消费者的胃口,而且他们也发现中国的上层似乎并不喜欢工业产品,对枪炮、子弹等毫无兴趣。而好赌的性格又让那些最先开放地方的市民们不愿意把多余的钱存在他们的十三行,更不愿意投资英国本土或其殖民地的产业,最终,除了开赌场外(清朝朝廷只允许外国人参与投资,不允许独立开设赌场),东印度公司的第二代、第三代投资人都赔了本。于是,最终他们铤而走险,开始针对中国倾销鸦片。   到1840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并非全是和鸦片有关,但最赚钱的就是鸦片贸易和投资烟馆,这一点让早期的投资行为变得十分龌龊,给大清造成严重的白银外流,这在实行金属货币流通的国家几乎是灭顶之灾,尤其是中国这种本身没有大量银矿又人口众多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破产,就像今天的希腊等国,一旦欠下巨额外债,本国货币无法支付的时候就全面崩溃,更悲惨的是,英国已经建立了投资银行(那时候洋行多半有投资和投资中介性质),而大清却连银行为何物尚且懵懂,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交流最终导致武力解决争端,在当时的世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改变这种鸡同鸭讲格局的是枪炮,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统一的也是枪炮,但维持这种体系的却是投资人以及随后兴起的投资银行。
  三、投资、货币与资本主义的巅峰
  伊萨克·牛顿在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之余发明了后来统治世界300年的金本位制度,正是有了这个制度才使得海外投资成为可能,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如果没有黄金来厘定不同货币的价值,那么投资行为到最后依然还是会变成打架。英国人在国外建立投资单位唯一依靠的就是金本位制度(或许其实还是枪炮?),1864年,上海的几个英商洋行大班(总裁)在聊天时提议集资设立一家银行。同年,英商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得知该银行要在上海设立分行,由于看好银行业前景,他立刻回国筹资于第二年携巨款返回上海成立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汇丰的英文缩写就是香港和上海两地。起初这家银行几乎完全是投资银行性质的,主要业务一直就是平抑和中介各种洋行以及国家间的贸易,这包括商品也包括货币的交换。由于此前清朝的海关已经被英国人赫德控制,因此以海关关税为抵押的各种借款应运而生,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渣打、花旗、劝业等一系列投行落户上海和天津,不恰当地说,清廷能够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多少都有这些投行的功劳,清政府大笔的借款既换来湘军、淮军的军饷,也得到华尔等洋枪队的驰援。在金本位下,清政府借到的是可以直接兑换真金白银的英镑,而偿还的也是真金白银,这种看似公平的殖民投资方式不久之后,在八国联军到来时土崩瓦解,大清已经没有可以偿还的银两了,即使算上海关、盐关等等,户部几乎把1940年前的税款都抵押光了,好在不久辛亥革命发生了,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开始还扭扭捏捏,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一刻,“赖账”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先是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而后是爆发了十月革命的俄国,八国联军用武力获得的《辛丑条约》不久就成了废纸。
  凯恩斯对于跨国公司研究的结果是,他认为金本位的瓦解就是银行投资行为的泛滥和无序,换句话说投资银行就是罪魁,而米瑟斯则认为金融领域的两大德莫克利斯之剑最终都是由投行来施效:其一是沮丧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迟早,世界金融体系会因为熵最大而陷于混乱和瘫痪;其二是恐怖的墨菲定律——如果一件事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它一定会去发展,实际上,没有投行事情还不是一样糟。
  “一战”后当各国(也包括英国)的纸币几乎都变成废纸,各国银行(也包括稳如英格兰银行这种银行)全都不要脸地拒绝兑付黄金,几乎一夜间金本位彻底完蛋。哈耶克毕生反对的事情在各国风起云涌,美国也开始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完全自由的经济体系和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投资市场(不仅仅是股票市场)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今天习惯有央行或者美联储的存在,但100年前,凯恩斯主义盛行前,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污蔑。而国家干预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就必定导致货币战争的发生,因为资本持有者的投资收益几乎完全被本国货币和货币政策所左右,“二战”前,德国马克的崩溃造成希特勒上台;“二战”后,法郎的大幅贬值也直接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瓦解(1960年第五共和国建立后立刻推出新法郎,一时间,大量银行和企业倒闭,并直接引发将近20年的大动荡)。
  在投资银行发明金融衍生产品前,货币的动荡不安往往是规律性的,这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很近似,弗里德曼、刘易斯等人的经典著作都曾经描述过其过程和演变途径,但这种明摆着的规律性问题却一直无法解决,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
  四、金融体系的崩溃与金融史上的惨案
  时间来到1944年7月,盟军刚在诺曼底登陆,希特勒正筹划那场令艾森豪威尔后怕(他后来评价:或许我们还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的著名的阿登反击,西方那些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银行家和企业大亨们就迫不及待地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开会,研究战后的世界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其内容大致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2.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3.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4.各国货币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原则。
  首先这是一个货币政策的一揽子解决计划,而不是类似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政治化的经济援助行动;其次,这种变相的金本位让美国承受了巨大的金融负担,并最终导致“二战”后投行事业的梅开二度(很明显投行业务扩张才能让有限的资金活跃起来);再次,它所倡议并组成的三大重要组织为后来的世界经济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和最高效的运作机制,它们是:以稳定汇率为职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贸易的国际贸易组织(ITO,后来演变为关贸总协定直到今天的世贸组织WTO)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也就是世界银行)。
  这一体系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美国遭遇第七次金融危机,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禁止各国向美国用美元买黄金,以后各国又先后浮动了对美元的汇率。1973年,该体系彻底解体。1974年,西方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也是至今的最后一次),这次危机一直持续到里根政府末期,甚至到了90年代经济高涨初期,金融领域依然有深深的烙印,最明显的就是美元的长期疲软,资本运转的滞涩,这也让后来的老布什尽管打赢了海湾战争,却因为经济问题把总统宝座输给了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克林顿,投行的春天来了。因为全面放松金融监管,投行在所有领域都可以参与融资和参股,而不再局限于证券交易、商品、衍生品交易和兼并业务,明显标志就是中介保险制度和保险产品化的改变,原来被认为最保险、最稳妥的金融单位——掌管全美退休金管理的机构AIG(即美国国际集团,通过AIG Sun America及AIG VALIC来管理和投资,类似中国的社保基金)也把自己的资产用来购买房地美和房利美为主要发售机构的次级抵押产品(就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其标的与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改善型住宅方案的克林顿计划挂钩,开始没有什么风险,就像我们熟知的即使还不起房贷,总有房子作抵押,而房子总是不愁卖的),不错,当时几乎所有的投行都参与了这项表面看利国利民的发家致富方案,但如今回过头来一致声讨投行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在产经发展高涨阶段突发金融危机其实并不奇怪,1929年的股灾爆发时,世界刚从“一战”废墟中缓过劲来,正是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和国家订单层出不穷的好时代,可是金融似乎是不走寻常路的。
  原因就是失控的投资机制放大了这种蝴蝶效应,最近这次危机中,仅仅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外加雷曼的亏损就造成全球的金融崩溃,事实上,仅是一家房利美于2008年7月身陷700亿美元亏损困境时就让AIG的资产和全美数千万人的退休金顷刻丧失殆尽。可是,回过头来再看,假如没有投行大量发放出售这些多重挂钩和复杂验算下机控式的对冲、掉期衍生物,美国穷人想住别墅就不是美国梦而是春秋大梦了。应该说人性的贪婪尤其是那些不该贪婪者的贪婪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一点又让人想到一种现象,一些人哪怕牺牲自己一分钟的休息就能换来经济的复苏,但他们的回答是:绝不!)。投行的“罪行”或许就是工资太高吧,从另一角度看,正是随之而来的拯救金融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类似的放任,量化标的和执行力全部依赖投行,连监管者如证监会、银监会、储备局等也投鼠忌器,担心单方面制裁又会导致新的通缩和投行的消极抵抗,说老实话让投行普遍接受援助,囫囵吞枣地不论是否有债务或信用危机,强制所有投行都向国家借钱(量化一词就和大锅饭差不多),这本身就是官僚主义,故而美国百姓和议员们再骂街,美国官方也没有底气去深究。
  五、亚投行——新的一章
  金融危机过后,大家发现漂浮在海上的幸存者只有高盛、花旗、大摩、美林、巴克莱等几个了,而最该在危机一刻伸出援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金融单位几乎没发挥任何效用,别说灵丹妙药,他们连一点阿司匹林也没拿出来。而遭受金融风暴洗礼的亚洲不仅面临复苏问题,他们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基础设施的建设,看来也只能靠自己来完成了,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和原材料加工基地,多数亚洲国家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可是金融危机不会因为他们穷就不去找他们,因此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倡导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至今,已经有的成员国,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亚投行背景的研讨中,有关争夺世界经济话语权或者主导权的因素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这里就不谈了,其实,这个主导权尚且不是目下中国的诉求重点。为国企开拓世界找到敲门砖和坚实的后盾,以及尽快解决投资互换和新陈代谢才是最当务之急。南北车合并、传说的南北船合并、电信业合并、铁建和中铁合并等等都是我们自己能把控的事情,可是新型的巨无霸要有成熟的资本运作和市场拓展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两者都是薄弱环节,中国的投行领域基本上还局限在投资和证券业,如此,有可能我们会因此错过工业4.0的未来半个世纪。可以说习主席的倡议和亚投行紧锣密鼓的运作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亚投行毕竟有别于高盛等私人投资银行,亚投行恰恰可以有效制止投行行为的无序和投资领域的潜在危机。可以说亚投行是投行和商业银行的投行,也是各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乃至基建投资规划的调节器、规划师与操盘手。不能简单认为中国会利用亚投行输出工业,进行4.0进化,就像我们也不能单纯地把当年东印度公司完全想象成帝国主义帮凶一样,亚投行的经济目的大于政治目的,而金融目的又大于经济目的,亚投行通过货币疏导、集合与投放会解决困扰各国的各种基建和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也让东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有效投资于第三世界,这无疑是双赢计划。
  回顾投资历史,1600年,东印度公司创建,在血与铁的世界里列强挥舞着金镑和枪炮征服世界;240年后,他们扩张到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344年后,在几乎被毁灭的大地上,建立了新的投资秩序和货币准则;又过了整整70年(2014年,亚投行主要成员国基本确立),以亚投行为标志,全新的平等的投资合作将铸造一个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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