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回忆性的童年书写在新时期后期蔚然成风，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密切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认同焦虑，也反映出他们对生命家园与文学本体的反思和追求。这种亲近自身存在的“寻根”式文学选择是对其主体建构困境的一种内在突围。
关键词：童年书写；转型；认同焦虑；主体建构
作者简介：谈凤霞，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英儿童文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1077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34-06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催生了关于童年的文学书写，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首批歌颂童心、眷恋童年的抒情性诗文，而童年书写的第二波则发生在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学的边缘，主要是京派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乡土童年书写。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一带有个人忆念情怀的童年书写基本中断。直到新时期之初，朦胧诗人对童年的歌吟才续上了五四之初对童心的倾心。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时期后期”1，一批作家在小说中大力书写个人乃至私人性的童年成长经验，回忆性童年书写逐渐发展成为一片绚丽多姿的文学风景。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息息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一种空前的认同焦虑与努力寻找心灵“灯塔”的自我建构。
一、文化转型中的认同焦虑
中国社会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随着政治束缚的逐渐松绑，对“人”的关注日益突出，80年代初兴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发展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人的价值、个性和自我等成为热门话题。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的哲学思想广为传播，80年代初“大写的人”的历史主体意识开始转向“个体”、“生命”、“存在”等维度。90年代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发展进一步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推进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化”时代的到来。物质文化时代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但同时也开始了另一种对人的异化：人被物质所奴役。物质大潮推动着精神的瓦解，“人的理想”也趋于没落，价值沦丧，当历史的总体性趋于分裂之后，现实的本质也难以确立，社会和人都遭遇了“碎片化”。
2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破碎”形态与新时期的“分化”形态一样给人们带来焦虑感，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分化”的社会是从政治统一中分化，寻找“人”的独立人格地位、寻找新的价值依傍而产生的主体建构焦虑，属于以个人的焦虑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范畴；而“破碎”的社会文化形态则带来了价值全面粉碎以后的“主体性的黄昏”，个人丧失了对现实社会主动介入、参与的主体扩张式的意向动力和实际能力，能做的只是退回自身，出现了主体非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面对无根和异化状态，认同焦虑日益明显。自我认同的焦虑源于文化认同的现代危机：对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断裂导致的理想失落的危机以及在价值重新定位过程中因无可依傍而致的精神悬置的危机。在外界已经无可认同之际，只有一条道路——返回自身、返回记忆中去寻找自我。自我认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我能否在自己过去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启示？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认同焦虑中，回望性的童年书写喷涌而出。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沉浮起落的轨迹，可以发现，各时段童年书写的产生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对生命主体的追寻，即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存在叩问。作家生命意识、个体意识的强弱决定了童年书写的浮沉。新时期后期走向繁荣的童年书写凸现了这一成因。这类书写是据于自我意识的“自身亲近之存在”[1]（P1），与创作主体的生存困惑紧密相连。在某种社会文化逼迫下产生的认同危机中，人们往往通过反观生命来处来辨明自身，作家们通过童年书写对自我在历史（包括社会历史和个人历史）的位置进行价值确认。因此，童年书写反映出创作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这一写作成因亦可从反面得证。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文学中，童年书写几乎销声匿迹，原因在于这些时段（或地域）的文学所强调的是为工农兵或社会主义服务的大众文学，强调集体性的政治话语，身处这种文化场中的作家在身份认同上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权威服从或集体性依傍，与社会主流文化没有分离的焦虑，因此这种个体性匮乏、自我意识缺损的状态不可能产生基于个体生命追问之上的童年书写。只有在对长期依傍或占据主流的价值意向失去信任或发生分离之时，人们才会对“我是谁”及自己的来处和去处这一身份归属问题产生疑问甚或焦虑。深切体验这一焦虑的人们因而更会自觉地回望生命来处。
20世纪80—90年代的童年书写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田园怀旧的乡土童年抒情，一类是新兴的属于反思性质的个体成长童年叙事。后者构成这一时期童年书写的主要风貌。80年代以来的乡土童年书写主要针对的是泛滥成灾的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表达的是对空间上的乡土与时间上的童年相结合的幸福家园的皈依。在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聚居在工业化大城市的人群，因为商业社会造成的功利性的人际关系而强烈地感到孤独和疏离，旧的集体感与认同感消失了，异化感、无家园感充塞了人的心灵，如先锋小说作家刘恪在《孤独的鸽子》中省思：“我是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自己。一个游荡在这都市里的灵魂，他在寻找，满怀期待与梦想。我闯入了不应该闯入的楼群……你跨进门槛的时候你一定要回眸你的归程……人在一条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不断丧失，首先它丧失自然，后丧失物，再丧失他人，最后丧失自己。”这种强烈的丧失感使人对逝去的一切发生怀念，童年与田园合成一个怀旧的话语时空，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以此来批判和突破现有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和都市生存焦虑。这类乡土童年的怀旧多建基于淳朴的民风和单纯的童心，以朴实的乡土童年来化解转型期现实文化裂变所造成的焦虑感，由童年加入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充满温情和希望的诗意寄托。当代执着地书写乡土童年的是迟子建，她的童年书写在精神意绪上更偏向于京派的自然性文化认同。她在《沉睡的大固其固》等小说中展现趣味盎然的童年乡土人生，在其成名作《北极村童话》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在踏入了成年的嘈杂尘世后，怀念童年时代宁静而自足的“原始风景”成了迟子建心灵深处的一个情结。而这“原始风景”往往又少不了童年的情怀，正是这些组成了原始风景中最动人的灵魂。于她而言，乡土中的童年是可以洗涤现实生命尘埃的“清水”（《清水洗尘》）。在诗意几乎被洗劫一空的世纪末，乡土童年书写这一由乡土和童年两重自然生命组合的风景，依然执着地担当着这一“诗意启蒙”的理想，创作者让自己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同时，也以此来建构人类性的生态文化想象。心仪京派的曹文轩对此有着明确的主张，他一直深情地写着自己的乡土童年成长小说，从《草房子》到《青铜葵花》等小说都以古典诗情来观照现代人生，糅入现代意绪，标榜“美的力量绝对不亚于思想的力量”[2]（P42），而其“美”主要来源于使乡土更为鲜活的童年生命之净美。他的作品追求情感、思想与艺术兼美，跨越了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界限。从这个时代乡土童年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来看，对童年这一最为自然的生命形态的复归，就像对大自然的倾心，“并不直接关心单纯或质朴的德性，而是关注本性在我们内部唤醒的情感”，“我们求助它，就像求助音乐一样，去唤起和加强我们内部最好的情感”[3]（P455）。人们希冀在此驻足，在与充满自然生命气息的乡土童年的亲切交流中，心灵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全部真实和能量，寻得精神的慰藉。 然而，这些带有浪漫主义甚至唯美主义倾向的乡土童年书写，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只是一个心造的纯美的旧梦。空间意义上的乡土已经被城市化所覆盖，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建构在乡土空间上的精神家园沦丧之后，就将视线投向纯粹时间意义上的故乡——生命发源地，即个体童年。即便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题材属于乡土范围，但其卷四所写的童年忆旧内容已经不太着意于乡土地域文化的揭示，而主要是较纯粹的童年这一人生阶段的生命成长的展示。作者在写了前三卷的成年人生之后以童年回忆作为压轴卷，他借小说叙事者之口道出了个中的创作心理：“我们是多么想从深流和潜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气呀……我们还是力图想从过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们回忆的细节和可供我们放下一个叫温暖的地方。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表情，那样的一个动作和那样一个温暖的笑容，那样的人生故事的递进和嬗变，于是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在梦中甚至还说：‘娘，我要撒尿。’”[4]（P1628）20世纪末的童年书写更多的是对生命成长的本体追溯（尤其如60年代生人的回忆性童年书写），它不是对生存方式的文化形态认同，而是一种追寻个体成长家园、一种追寻自我认同的努力，在童年回忆中构想自身和世界，为已在时光的流转中丧失了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生存做一次精神溯源。从乡土这一集体生活空间转向童年这一纯粹个人生命时间的认同，成为田园故乡沦丧后唯一剩下的心灵乡愁。
此外，追怀童年的文学热潮与9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怀旧潮流也相关联。“一个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将是怀旧情绪浓烈的时代。”[5]关于“老房子”、“老照片”等的文化怀旧潮流助长了童年怀旧。“童年热”看上去类似于“老城热”，但其实二者的怀旧意绪有质的不同：后者的追怀更多只是停留于玩味流连之中，而前者的童年怀旧是在碎片化生存中对记忆与现实的一种调解，通过追怀童年人生来寻得生命能量，进行现实人生的建构。此外，世纪末愈演愈烈的个体成长童年书写也显示了当代社会文化的一种趋势，即智利文化学者阿里尔·朵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的“文化童稚化”（The Infantilizing of Culture），在疏离、不确定的现实世界，对童年的眷顾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心灵皈依。从创作主体精神来看，对个体童年记忆的沉醉，显示了一种主体移置后精神内倾的软弱性。
二、文学嬗变中的“寻根”式建构
童年书写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集束性地出现，除了与社会文化转型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有关，还与文学转型及创作主体的写作焦虑息息相关。
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动寻求自主自立的“主体性”。刘再复在1985年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重要文章，他发展了此前钱谷融曾引用高尔基的话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6]。随后的文学一般不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学逐渐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本体意识得到重视并不断深化。王蒙等人提出“文学的本体”这一问题，认为作品反映的是“世界——人生——心灵”。[7]文学本体意识的落脚点是文学中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追寻，强调生命意识，包括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的彰显形成了一种对政治理性的解构力量。虽然80年代兴起的关于主体性的神话在90年代很快陷落，但文学立足于生命本体性的追求却在此后得到长足的发扬，这也成为追怀生命来处的童年书写所需的土壤质地。
从文学创作思潮来看，童年书写对生命的追寻与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渊源联系。知青作家们因为意识到文化资源的匮乏而开始了一场“寻根”文学运动，到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中去寻找依傍或问题根因。一些作家在大自然和远古先民那里寻找原始文化精神的皈依；一些作家则从生命之初的童年阶段来追索民族文化之根，并将文化之根的体现者设定为儿童，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象征着民族劣根的白痴男孩“丙崽”，王安忆《小鲍庄》中仁义道德的化身“捞渣”，这两个童年之人分别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顽劣”与“至善”。“寻根”，即寻找自己的生命母体和生存地基——包括民族文化品位和个体精神意向。“寻根”这股社会性的文学思潮既促进了文化生命意识（即关于文化之生存发展问题）的觉醒，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生命意识的发掘。“‘寻根’作为一个狭义的文学流派活动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作为一个广义的、内在的文学运动——其内在精神实质即是‘寻找自由心灵’——它却长久地留存，并余音未息。”[8]（P45）这股“寻根”思潮的“余音”之一就是一批作家从追寻文化之根进而转入追寻个人生命之根。韩少功说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9]。倘若将“民族”、“历史”等词置换为“人”、“生命”等词，则可借用上述这段话来如此诠释寻“人”的“生命之根”的意义：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人性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生真实乃至生命真谛的对象化表现。在原初童年生存中找到滋长现实人生的营养，揭示决定个人乃至人类的生存之谜。表现这种从传统文化寻根进而向个人成长寻根的转变的最为典型的是王安忆，她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了一系列涉及童年成长的小说，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流水三十章》等。她所关注的“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是一个自我寻根的问题，这种对生命来处的寻根可以缓解“无根”的焦虑。再如莫言，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小说《红高粱》着意的是对民族生命力的寻根，之后有大量的创作去深入表现童年的内在生命。童年记忆缠绕着他，他说：“我所以写作，不过是为了传达一个怕挨饿的孤单的孩子，对好日子的渴望。”穷困、卑微、孤独的童年成为莫言个人生命和文学生命之根，而童年书写可以“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10]（P444）。童年寻根寄托着作家对岁月、对生活的透视以及对生命家园的寻找。 个人性的童年成长书写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十年发展最为蓬勃。随着理想主义的退位，文学失去了价值坐标，新时期以来传达启蒙思想的文学被挤到了边缘，作家们不再能充当大众的启蒙者，他们疏离了社会政治，成为个人书写者，着意于探寻个人生存，返回到内心的敞开之域。个人化写作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确认，也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有些作家格外倾心于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发展成为一种私人写作。“个人化”、“私人化”的叙事气候成为童年书写成群繁衍的温室，90年代以来的童年书写表达的是个体/自我生命成长的低语细诉。自觉以“回望”作为基本写作姿势的林白在《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中反对社会主流叙事的公共记忆，因为“在这种普遍的记忆中，我们丧失着自己的记忆，同时也丧失着自己”[11]（P293），而“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11]（P296）。个人化写作大力仰仗个人记忆，回忆成为个人化写作者的一个重要写作维度，而童年记忆是在个人记忆的翻检中容易被挑中的对象。本时期文学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极端张扬，尤其是欲望书写的盛行，使得这类个体童年成长“寻根”在灵与肉的生命层面上得到了真实而内在的毫无保留的发掘。
从童年书写创作群体的代际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个体性童年书写者主要是出生于60年代的一批作家，此创作取向跟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心态有关。“代际”体现了不同时代人的价值意向、知识谱系、精神面貌等的根本性差异。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征体现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的流失，所以他始终没获得一个稳固的、核心性的东西。……他们对已逝的东西脉脉含情，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12]（P86）他们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回忆，是因为他们内心里的“悬空”，“他们相信生命中最美的记忆，永远是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12]（P48）。在“文革”中度过童年的这批作家，是在文化荒漠中成长起来的无所承担也无可承担的边缘的一代，这种边缘性使这一代不具备时代主体感。在90年代这样一个历史感退场的时代，有着现实失落感和主体零余感的60年代生人，因为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写作支撑，对自我记忆的翻检成为他们进入文学书写时的一个共同取向。即使他们写童年时代的“文革”历史，关注的也是“文革”中的自我童年，意在表现童年生命成长而非童年成长的历史背景，属于生命话语而非政治话语。此外，生于60年代的作家在80年代中后期迈进文坛之时正好是上一代人（主要指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的“寻根”渐趋没落之时，为了获得身份的确认，他们也采取了“寻根”策略，只不过是从上一代的寻民族文化之根转向寻个人自我之根。他们凭借个人记忆来获取身份确证，以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个人生存和写作危机的焦虑感。
大多数生于60年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其生命列车才刚刚开到青年驿站，可供他们回顾的主要是刚刚驶离的童年起点站，他们走向成年前的“小时候”，通过追忆来复现个体在生命起端时间中的生存经验，为自我的生存提供证据。童年书写的中心点落在个体不无迷乱的成长上，比如苏童的《桑园留念》、王朔的《动物凶猛》等，对各自童年成长记忆的书写多出于对“出生的寻访”。这种出生寻访式的童年回顾的意义，如60年代生人自己所言：“使我们终于可以跳出那种传统意义上故乡的门坎，使我们终于踏上失去永久故乡记忆的不归路。……在记忆之川里捞取这些现象性的片断和经验其实是一个个人化事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经验在回忆里被篡改的部分，而是照亮我们寂静的心之航程的灯塔。”[12]（P271-272）寻找心灵的“灯塔”，可以视作其翻检童年往事的目的与意义。处在文化溃败的历史境遇中，他们努力搜寻自身特殊的记忆形式，借此表达对历史与现实困厄的反抗。他们的童年书写是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延伸或舒缓，而非真正的化解。郭平在其收录了多篇童年叙事的小说集《后来呢》的《自序·一杯醇酒》中云：“我可耻地保持着清醒/和孤独/只是想知道/谁还能在暗夜里/说爱/只是想在有限的此生中/有效地把自己/放置到/某个地方。”[13]（P1）从童年出发的“后来呢”会抵达何处？大多数童年书写都显示了作者对生存困境和自身位置的苦苦追索，流露着忧伤，暗含着痛楚，有的还传达着戏谑与嘲弄，而这种叛逆性的解构意向掩抑不住对历史的无奈感、时代的无助感和主体的失落感。
总体看来，新时期后期的个人成长童年记忆迥然不同于新时期之初朦胧诗人的童年追怀，后者对童心的抒情或对童年伤痕的揭示是为了表现“人”的觉醒和新的进发，主要反映的是一个以大写的“人”为本位、坚定而且张扬的主体姿态，体现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主体性相合的自足性。[14]而新时期后期文化语境下的童年书写突出地体现出“人”在丧失了历史主体性之后寻求个人主体性解放的倾向。“解放的主体性，构成于个体的内在历史（即个体本身的历史）中。个体的这种内在历史，不同于他们的社会存在。这个内在历史记录的是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忧伤……对每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它们是决定性的，它们建构着现实。”[15]（P209-210）寻访出生的童年话语所包含的正是这种自我现实建构的一个意愿和途径。一如莫里斯·哈布瓦赫说：“在某种程度上，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逃离了今天的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别的人和别的人类环境中找到自我。”[16]（P87）已经远逝的童年相对成年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别的人和别的人类环境”，新时期后期蔚然成风的童年书写表现了作家们的写作立场不断向个体经验位移，他们依靠个人记忆去实现对整体的社会历史的逃离而回到自我经验和想象（回忆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想象）的领域。这种关于个体成长的童年书写是对主体困境的一种内在抒发和勉力拯救。同时，童年书写这一文学选择还表征着创作者对文学主体性的追求，因为文学的主体性乃基于创作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它与创作主体的抒情能力、反思能力、内省能力密切相关，表达着创作者独特的文化立场以及文学取向。
参 考 文 献
[1] 曼弗雷德·弗兰克. 个体的不可消逝性，先刚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曹文轩等. 感动： 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C]. 南京：江苏少儿出版社，2006.
[3] 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 刘震云. 故乡面和花朵，卷四[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8.
[5] 王干. 怀旧、快餐与文化思索[J]. 读书. 1999，（3）.
[6]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J]. 文学评论. 1985，（6）.
[7] 王蒙. 读评论文章偶记[J]. 文学评论. 1985，（6）.
[8] 贺仲明. 中国心像： 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9] 韩少功. 文学的“根”[J]. 作家. 1985，（4）.
[10] 莫言. 四十一炮[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1] 林白. 空心岁月[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2] 许晖. “六十年代”气质[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 郭平. 后来呢[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14] 谈凤霞. 朦胧诗中的“孩子”[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0，（3）.
[1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 李小兵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6]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关键词：童年书写；转型；认同焦虑；主体建构
作者简介：谈凤霞，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英儿童文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1077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34-06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催生了关于童年的文学书写，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首批歌颂童心、眷恋童年的抒情性诗文，而童年书写的第二波则发生在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学的边缘，主要是京派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乡土童年书写。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一带有个人忆念情怀的童年书写基本中断。直到新时期之初，朦胧诗人对童年的歌吟才续上了五四之初对童心的倾心。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时期后期”1，一批作家在小说中大力书写个人乃至私人性的童年成长经验，回忆性童年书写逐渐发展成为一片绚丽多姿的文学风景。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息息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一种空前的认同焦虑与努力寻找心灵“灯塔”的自我建构。
一、文化转型中的认同焦虑
中国社会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随着政治束缚的逐渐松绑，对“人”的关注日益突出，80年代初兴起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发展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人的价值、个性和自我等成为热门话题。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和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的哲学思想广为传播，80年代初“大写的人”的历史主体意识开始转向“个体”、“生命”、“存在”等维度。90年代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发展进一步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推进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化”时代的到来。物质文化时代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但同时也开始了另一种对人的异化：人被物质所奴役。物质大潮推动着精神的瓦解，“人的理想”也趋于没落，价值沦丧，当历史的总体性趋于分裂之后，现实的本质也难以确立，社会和人都遭遇了“碎片化”。
20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破碎”形态与新时期的“分化”形态一样给人们带来焦虑感，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分化”的社会是从政治统一中分化，寻找“人”的独立人格地位、寻找新的价值依傍而产生的主体建构焦虑，属于以个人的焦虑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范畴；而“破碎”的社会文化形态则带来了价值全面粉碎以后的“主体性的黄昏”，个人丧失了对现实社会主动介入、参与的主体扩张式的意向动力和实际能力，能做的只是退回自身，出现了主体非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面对无根和异化状态，认同焦虑日益明显。自我认同的焦虑源于文化认同的现代危机：对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断裂导致的理想失落的危机以及在价值重新定位过程中因无可依傍而致的精神悬置的危机。在外界已经无可认同之际，只有一条道路——返回自身、返回记忆中去寻找自我。自我认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我能否在自己过去的生活中找到前行的启示？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认同焦虑中，回望性的童年书写喷涌而出。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年书写沉浮起落的轨迹，可以发现，各时段童年书写的产生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对生命主体的追寻，即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存在叩问。作家生命意识、个体意识的强弱决定了童年书写的浮沉。新时期后期走向繁荣的童年书写凸现了这一成因。这类书写是据于自我意识的“自身亲近之存在”[1]（P1），与创作主体的生存困惑紧密相连。在某种社会文化逼迫下产生的认同危机中，人们往往通过反观生命来处来辨明自身，作家们通过童年书写对自我在历史（包括社会历史和个人历史）的位置进行价值确认。因此，童年书写反映出创作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这一写作成因亦可从反面得证。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的文学中，童年书写几乎销声匿迹，原因在于这些时段（或地域）的文学所强调的是为工农兵或社会主义服务的大众文学，强调集体性的政治话语，身处这种文化场中的作家在身份认同上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权威服从或集体性依傍，与社会主流文化没有分离的焦虑，因此这种个体性匮乏、自我意识缺损的状态不可能产生基于个体生命追问之上的童年书写。只有在对长期依傍或占据主流的价值意向失去信任或发生分离之时，人们才会对“我是谁”及自己的来处和去处这一身份归属问题产生疑问甚或焦虑。深切体验这一焦虑的人们因而更会自觉地回望生命来处。
20世纪80—90年代的童年书写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田园怀旧的乡土童年抒情，一类是新兴的属于反思性质的个体成长童年叙事。后者构成这一时期童年书写的主要风貌。80年代以来的乡土童年书写主要针对的是泛滥成灾的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表达的是对空间上的乡土与时间上的童年相结合的幸福家园的皈依。在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聚居在工业化大城市的人群，因为商业社会造成的功利性的人际关系而强烈地感到孤独和疏离，旧的集体感与认同感消失了，异化感、无家园感充塞了人的心灵，如先锋小说作家刘恪在《孤独的鸽子》中省思：“我是谁？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自己。一个游荡在这都市里的灵魂，他在寻找，满怀期待与梦想。我闯入了不应该闯入的楼群……你跨进门槛的时候你一定要回眸你的归程……人在一条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不断丧失，首先它丧失自然，后丧失物，再丧失他人，最后丧失自己。”这种强烈的丧失感使人对逝去的一切发生怀念，童年与田园合成一个怀旧的话语时空，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以此来批判和突破现有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和都市生存焦虑。这类乡土童年的怀旧多建基于淳朴的民风和单纯的童心，以朴实的乡土童年来化解转型期现实文化裂变所造成的焦虑感，由童年加入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充满温情和希望的诗意寄托。当代执着地书写乡土童年的是迟子建，她的童年书写在精神意绪上更偏向于京派的自然性文化认同。她在《沉睡的大固其固》等小说中展现趣味盎然的童年乡土人生，在其成名作《北极村童话》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在踏入了成年的嘈杂尘世后，怀念童年时代宁静而自足的“原始风景”成了迟子建心灵深处的一个情结。而这“原始风景”往往又少不了童年的情怀，正是这些组成了原始风景中最动人的灵魂。于她而言，乡土中的童年是可以洗涤现实生命尘埃的“清水”（《清水洗尘》）。在诗意几乎被洗劫一空的世纪末，乡土童年书写这一由乡土和童年两重自然生命组合的风景，依然执着地担当着这一“诗意启蒙”的理想，创作者让自己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同时，也以此来建构人类性的生态文化想象。心仪京派的曹文轩对此有着明确的主张，他一直深情地写着自己的乡土童年成长小说，从《草房子》到《青铜葵花》等小说都以古典诗情来观照现代人生，糅入现代意绪，标榜“美的力量绝对不亚于思想的力量”[2]（P42），而其“美”主要来源于使乡土更为鲜活的童年生命之净美。他的作品追求情感、思想与艺术兼美，跨越了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界限。从这个时代乡土童年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来看，对童年这一最为自然的生命形态的复归，就像对大自然的倾心，“并不直接关心单纯或质朴的德性，而是关注本性在我们内部唤醒的情感”，“我们求助它，就像求助音乐一样，去唤起和加强我们内部最好的情感”[3]（P455）。人们希冀在此驻足，在与充满自然生命气息的乡土童年的亲切交流中，心灵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全部真实和能量，寻得精神的慰藉。 然而，这些带有浪漫主义甚至唯美主义倾向的乡土童年书写，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只是一个心造的纯美的旧梦。空间意义上的乡土已经被城市化所覆盖，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建构在乡土空间上的精神家园沦丧之后，就将视线投向纯粹时间意义上的故乡——生命发源地，即个体童年。即便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题材属于乡土范围，但其卷四所写的童年忆旧内容已经不太着意于乡土地域文化的揭示，而主要是较纯粹的童年这一人生阶段的生命成长的展示。作者在写了前三卷的成年人生之后以童年回忆作为压轴卷，他借小说叙事者之口道出了个中的创作心理：“我们是多么想从深流和潜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气呀……我们还是力图想从过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们回忆的细节和可供我们放下一个叫温暖的地方。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表情，那样的一个动作和那样一个温暖的笑容，那样的人生故事的递进和嬗变，于是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在梦中甚至还说：‘娘，我要撒尿。’”[4]（P1628）20世纪末的童年书写更多的是对生命成长的本体追溯（尤其如60年代生人的回忆性童年书写），它不是对生存方式的文化形态认同，而是一种追寻个体成长家园、一种追寻自我认同的努力，在童年回忆中构想自身和世界，为已在时光的流转中丧失了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生存做一次精神溯源。从乡土这一集体生活空间转向童年这一纯粹个人生命时间的认同，成为田园故乡沦丧后唯一剩下的心灵乡愁。
此外，追怀童年的文学热潮与9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怀旧潮流也相关联。“一个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将是怀旧情绪浓烈的时代。”[5]关于“老房子”、“老照片”等的文化怀旧潮流助长了童年怀旧。“童年热”看上去类似于“老城热”，但其实二者的怀旧意绪有质的不同：后者的追怀更多只是停留于玩味流连之中，而前者的童年怀旧是在碎片化生存中对记忆与现实的一种调解，通过追怀童年人生来寻得生命能量，进行现实人生的建构。此外，世纪末愈演愈烈的个体成长童年书写也显示了当代社会文化的一种趋势，即智利文化学者阿里尔·朵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的“文化童稚化”（The Infantilizing of Culture），在疏离、不确定的现实世界，对童年的眷顾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心灵皈依。从创作主体精神来看，对个体童年记忆的沉醉，显示了一种主体移置后精神内倾的软弱性。
二、文学嬗变中的“寻根”式建构
童年书写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集束性地出现，除了与社会文化转型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有关，还与文学转型及创作主体的写作焦虑息息相关。
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动寻求自主自立的“主体性”。刘再复在1985年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重要文章，他发展了此前钱谷融曾引用高尔基的话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6]。随后的文学一般不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学逐渐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本体意识得到重视并不断深化。王蒙等人提出“文学的本体”这一问题，认为作品反映的是“世界——人生——心灵”。[7]文学本体意识的落脚点是文学中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追寻，强调生命意识，包括创作主体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的彰显形成了一种对政治理性的解构力量。虽然80年代兴起的关于主体性的神话在90年代很快陷落，但文学立足于生命本体性的追求却在此后得到长足的发扬，这也成为追怀生命来处的童年书写所需的土壤质地。
从文学创作思潮来看，童年书写对生命的追寻与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渊源联系。知青作家们因为意识到文化资源的匮乏而开始了一场“寻根”文学运动，到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中去寻找依傍或问题根因。一些作家在大自然和远古先民那里寻找原始文化精神的皈依；一些作家则从生命之初的童年阶段来追索民族文化之根，并将文化之根的体现者设定为儿童，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象征着民族劣根的白痴男孩“丙崽”，王安忆《小鲍庄》中仁义道德的化身“捞渣”，这两个童年之人分别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顽劣”与“至善”。“寻根”，即寻找自己的生命母体和生存地基——包括民族文化品位和个体精神意向。“寻根”这股社会性的文学思潮既促进了文化生命意识（即关于文化之生存发展问题）的觉醒，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生命意识的发掘。“‘寻根’作为一个狭义的文学流派活动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作为一个广义的、内在的文学运动——其内在精神实质即是‘寻找自由心灵’——它却长久地留存，并余音未息。”[8]（P45）这股“寻根”思潮的“余音”之一就是一批作家从追寻文化之根进而转入追寻个人生命之根。韩少功说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9]。倘若将“民族”、“历史”等词置换为“人”、“生命”等词，则可借用上述这段话来如此诠释寻“人”的“生命之根”的意义：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人性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生真实乃至生命真谛的对象化表现。在原初童年生存中找到滋长现实人生的营养，揭示决定个人乃至人类的生存之谜。表现这种从传统文化寻根进而向个人成长寻根的转变的最为典型的是王安忆，她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了一系列涉及童年成长的小说，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流水三十章》等。她所关注的“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是一个自我寻根的问题，这种对生命来处的寻根可以缓解“无根”的焦虑。再如莫言，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小说《红高粱》着意的是对民族生命力的寻根，之后有大量的创作去深入表现童年的内在生命。童年记忆缠绕着他，他说：“我所以写作，不过是为了传达一个怕挨饿的孤单的孩子，对好日子的渴望。”穷困、卑微、孤独的童年成为莫言个人生命和文学生命之根，而童年书写可以“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10]（P444）。童年寻根寄托着作家对岁月、对生活的透视以及对生命家园的寻找。 个人性的童年成长书写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十年发展最为蓬勃。随着理想主义的退位，文学失去了价值坐标，新时期以来传达启蒙思想的文学被挤到了边缘，作家们不再能充当大众的启蒙者，他们疏离了社会政治，成为个人书写者，着意于探寻个人生存，返回到内心的敞开之域。个人化写作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确认，也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有些作家格外倾心于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发展成为一种私人写作。“个人化”、“私人化”的叙事气候成为童年书写成群繁衍的温室，90年代以来的童年书写表达的是个体/自我生命成长的低语细诉。自觉以“回望”作为基本写作姿势的林白在《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中反对社会主流叙事的公共记忆，因为“在这种普遍的记忆中，我们丧失着自己的记忆，同时也丧失着自己”[11]（P293），而“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11]（P296）。个人化写作大力仰仗个人记忆，回忆成为个人化写作者的一个重要写作维度，而童年记忆是在个人记忆的翻检中容易被挑中的对象。本时期文学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极端张扬，尤其是欲望书写的盛行，使得这类个体童年成长“寻根”在灵与肉的生命层面上得到了真实而内在的毫无保留的发掘。
从童年书写创作群体的代际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个体性童年书写者主要是出生于60年代的一批作家，此创作取向跟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心态有关。“代际”体现了不同时代人的价值意向、知识谱系、精神面貌等的根本性差异。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征体现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的流失，所以他始终没获得一个稳固的、核心性的东西。……他们对已逝的东西脉脉含情，对现实的东西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12]（P86）他们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回忆，是因为他们内心里的“悬空”，“他们相信生命中最美的记忆，永远是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12]（P48）。在“文革”中度过童年的这批作家，是在文化荒漠中成长起来的无所承担也无可承担的边缘的一代，这种边缘性使这一代不具备时代主体感。在90年代这样一个历史感退场的时代，有着现实失落感和主体零余感的60年代生人，因为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写作支撑，对自我记忆的翻检成为他们进入文学书写时的一个共同取向。即使他们写童年时代的“文革”历史，关注的也是“文革”中的自我童年，意在表现童年生命成长而非童年成长的历史背景，属于生命话语而非政治话语。此外，生于60年代的作家在80年代中后期迈进文坛之时正好是上一代人（主要指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的“寻根”渐趋没落之时，为了获得身份的确认，他们也采取了“寻根”策略，只不过是从上一代的寻民族文化之根转向寻个人自我之根。他们凭借个人记忆来获取身份确证，以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个人生存和写作危机的焦虑感。
大多数生于60年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其生命列车才刚刚开到青年驿站，可供他们回顾的主要是刚刚驶离的童年起点站，他们走向成年前的“小时候”，通过追忆来复现个体在生命起端时间中的生存经验，为自我的生存提供证据。童年书写的中心点落在个体不无迷乱的成长上，比如苏童的《桑园留念》、王朔的《动物凶猛》等，对各自童年成长记忆的书写多出于对“出生的寻访”。这种出生寻访式的童年回顾的意义，如60年代生人自己所言：“使我们终于可以跳出那种传统意义上故乡的门坎，使我们终于踏上失去永久故乡记忆的不归路。……在记忆之川里捞取这些现象性的片断和经验其实是一个个人化事件。……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经验在回忆里被篡改的部分，而是照亮我们寂静的心之航程的灯塔。”[12]（P271-272）寻找心灵的“灯塔”，可以视作其翻检童年往事的目的与意义。处在文化溃败的历史境遇中，他们努力搜寻自身特殊的记忆形式，借此表达对历史与现实困厄的反抗。他们的童年书写是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延伸或舒缓，而非真正的化解。郭平在其收录了多篇童年叙事的小说集《后来呢》的《自序·一杯醇酒》中云：“我可耻地保持着清醒/和孤独/只是想知道/谁还能在暗夜里/说爱/只是想在有限的此生中/有效地把自己/放置到/某个地方。”[13]（P1）从童年出发的“后来呢”会抵达何处？大多数童年书写都显示了作者对生存困境和自身位置的苦苦追索，流露着忧伤，暗含着痛楚，有的还传达着戏谑与嘲弄，而这种叛逆性的解构意向掩抑不住对历史的无奈感、时代的无助感和主体的失落感。
总体看来，新时期后期的个人成长童年记忆迥然不同于新时期之初朦胧诗人的童年追怀，后者对童心的抒情或对童年伤痕的揭示是为了表现“人”的觉醒和新的进发，主要反映的是一个以大写的“人”为本位、坚定而且张扬的主体姿态，体现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主体性相合的自足性。[14]而新时期后期文化语境下的童年书写突出地体现出“人”在丧失了历史主体性之后寻求个人主体性解放的倾向。“解放的主体性，构成于个体的内在历史（即个体本身的历史）中。个体的这种内在历史，不同于他们的社会存在。这个内在历史记录的是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忧伤……对每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它们是决定性的，它们建构着现实。”[15]（P209-210）寻访出生的童年话语所包含的正是这种自我现实建构的一个意愿和途径。一如莫里斯·哈布瓦赫说：“在某种程度上，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逃离了今天的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别的人和别的人类环境中找到自我。”[16]（P87）已经远逝的童年相对成年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别的人和别的人类环境”，新时期后期蔚然成风的童年书写表现了作家们的写作立场不断向个体经验位移，他们依靠个人记忆去实现对整体的社会历史的逃离而回到自我经验和想象（回忆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想象）的领域。这种关于个体成长的童年书写是对主体困境的一种内在抒发和勉力拯救。同时，童年书写这一文学选择还表征着创作者对文学主体性的追求，因为文学的主体性乃基于创作者对个人主体性的追求，它与创作主体的抒情能力、反思能力、内省能力密切相关，表达着创作者独特的文化立场以及文学取向。
参 考 文 献
[1] 曼弗雷德·弗兰克. 个体的不可消逝性，先刚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曹文轩等. 感动： 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C]. 南京：江苏少儿出版社，2006.
[3] 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 刘震云. 故乡面和花朵，卷四[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8.
[5] 王干. 怀旧、快餐与文化思索[J]. 读书. 1999，（3）.
[6]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J]. 文学评论. 1985，（6）.
[7] 王蒙. 读评论文章偶记[J]. 文学评论. 1985，（6）.
[8] 贺仲明. 中国心像： 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9] 韩少功. 文学的“根”[J]. 作家. 1985，（4）.
[10] 莫言. 四十一炮[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1] 林白. 空心岁月[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12] 许晖. “六十年代”气质[C].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 郭平. 后来呢[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14] 谈凤霞. 朦胧诗中的“孩子”[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0，（3）.
[1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 李小兵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6]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