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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数十万给当地一家签约公司养鸭，却在养殖亏损后被“遗弃”，河南潢川县的一位鸭农感叹自己没吃到“馅饼”却掉入“陷阱”，更令鸭农心寒的是，签约公司承诺的技术指导、免费拉货等配套服务非但没有兑现，还趁鸭子出栏时强行跟农户收取小费……
笔者近期在河南、吉林、山东、贵州等地调研了解到，龙头企业在引领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时，由于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民仍以“松散型”的市场联结为主，风险分摊和利益分配机制失衡，农业经营风险大部分被转嫁给农民，农业产业化利润大多被龙头企业截留，较少惠及农民，甚至还出现龙头企业“弃农”现象。业内人士及专家呼吁，加快探索以“合作联结、股权联结”为代表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龙头企业带动增收 农民签单积极性高涨
各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联结机制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农民致富。部分农民在尝到甜头之后，跟龙头企业签单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很高。
“如果不跟‘贵三红’这样的龙头企业签订单，我不敢种这么多辣椒。”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九禾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良平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合作社与“贵三红”公司签订单，有最低保护价，现在辣椒种植规模，已经从3年前的200亩扩大到1000亩，其中带动300多户农户种植800多亩。
李良平所说的龙头企业是指“遵义贵三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生产辣椒系列产品为主，10多年前这家企业还是一个不足10人的小作坊，现在已经发展成解决500人就业、产值达1.5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
李良平说，以前老百姓怕种了辣椒卖不出去，现在积极性很高，合作社种植面积未来可能会达到3000亩。
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辣都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明天木说，龙头企业的壮大对当地辣椒价格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保障了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稳步致富。“今年跟我们签订单的都尝到了甜头，没签订单的亏惨了。”
在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龙头企业以各种经营方式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已经培育出完整产业链。如山东省莱西市已经依托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培育形成了奶牛、肉鸡、猪肉、蔬菜、果品、花生六大产业链，将80%以上的农户纳入产业化经营体系，带动农民增收。
据吉林省农产办介绍，全省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粮食加工、畜产品加工、特色产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地位日趋凸显，呈现产业升级、质量提升、效益增长的良好态势。
尽管龙头企业正在不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其自身发展也正面临重重困境。首先，用工和用地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此外，龙头企业普遍反映，资金紧张、融资难，已成为发展的最大瓶颈。再加上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龙头企业应对能力偏弱，防范风险难度进一步加大。
给签约公司养鸭反被套 “馅饼”变“陷阱”
部分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至今依然是“松散型”利益联结方式，有些“看似紧密、实则松散”，个别龙头企业收入年年涨，农民收入却未随之增加，甚至出现“弃农”现象，值得警惕。
河南潢川县付店镇46岁的鴨农叶先财，从不到20岁的时候开始养麻鸭，当时一年出栏5000多只，能挣5万元。后来当地政府宣传，开始给华英公司养鸭，结果发现被套牢了。
“原来宣传的‘天上掉馅饼’，结果‘馅饼’没掉，反而是掉进‘陷阱’里了。”叶先财说，2009年以来，他从信用社、银行等贷款筹资30多万元用于养鸭，现在已经亏进去20多万元。据他介绍，付店镇10多家规模养鸭户中，亏损或不挣钱的估计占80%，“政府宣传发动后，让我们和公司对接，现在情况不好也没人管了”。
叶先财分析认为，除了养殖场地成本年年上升之外，亏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合同不规范，合作约定“先天不足”。刚开始鼓励养鸭的时候，公司与农户合作，农户只是负责养殖，公司给保本收益，即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农户承担养殖风险，但后来政策变了，保本收益取消，一切跟着市场行情走，农户既承担养殖风险，又承担市场风险。
二是不严格履约，公司承诺的配套服务没有兑现。开始公司提供鸭苗、平时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鸭子出栏有车免费拉货。现在技术指导不到位，鸭子经常生病，有的死亡率很高，鸭子出栏时，还强行跟农户收取小费，每车要30～50元不等。
而在贵州，多位企业家及农业方面的基层干部表示，贵州省很多企业关注的还是最基础的生产环节，与农民的联结大多停留在“购销联结”“市场联结”阶段，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几乎没有。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朱满德通过对“黔东南州施秉县中药材种植与加工”“黔西南州兴仁县薏仁种植与加工”“安顺市肉牛养殖与牛肉加工”等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贵州农业产业化发展仍然滞后，龙头企业经济利润至上、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影响力和带动力有限，农户经营规模小、文化素质低、组织能力差。
研究结果还表明，由于龙头企业拥有品牌、技术、信息、渠道、管理等优势，而农民处于弱势和依附地位，由此导致风险分摊和利益分配的失衡，农业经营风险大部分被转嫁给农民，农业产业化利润大多被龙头企业截留，较少惠及农民。
“龙头企业是市场化运作，肯定要追求利润，肯定会优先考虑自身利润。但也不能强迫企业为社会作贡献。”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山东省农工办主任王泽厚说，要从政策的导向上做文章。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培育农业“契约”精神
由于服务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不稳定、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龙头企业与农户在订单履约和收购价格等方面常常产生矛盾，既影响了龙头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损害了农户的利益。
针对目前龙头企业、农户之间利益联结现状，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关人士建议，宜鼓励各地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实际水平，进一步探索多种新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我觉得‘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很靠谱。”吉林省松江佰顺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明柱说，农户和公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虽然理论上在商业上是合作关系，但如果农民违规，企业没法追责，而合作社有自我的组织自律，更符合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公司现在跟两个合作社合作，1100户农户参与，这些农户的综合效益比其他农户高出每斤0.1元，每亩地增收300元。
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政副总裁王恒虎认为，相比“公司+农户”，“公司+农厂”更有利于农企一体发展、带动农民致富。其实“公司+农户”看似利益共同体，其实还是“两张皮”，“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公司有公司的利益”。
据朱满德介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城西村采用农民土地经营权折资入股公司的方式，以股权为利益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实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农经站副站长雷基智表示，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模式中，最关键的是企业能满足需求、农民能增收致富，让企业、合作组织、农民各自发挥自身优势，长远来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应该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朱满德还称，未来一段时间内，利益联结机制的完善还需要加快进行一项基础性工作，即形成和提高行业“契约”精神，严格依法办事。建议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民共同自觉通过教育和学习，形成按合同依法办事、违约违法要承担后果的意识和氛围，养成严谨签约、严肃履约的习惯。
政策补贴偏爱国企 涉农民企日子难熬
笔者近期在鲁豫吉黔等省走访了数十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据多位企业“老总”反映，目前涉农企业融资仍然艰难；在市场“不公平”竞争的背景下，利润被不断“稀释”，经营日益艰难；有的政策“好事没办好”，还有的政策搞“一刀切”，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谈到融资成本高，吉林松江佰顺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明柱有一肚子“苦水”。“我们今年从银行贷了5000万，固定资产不够，只能和担保公司合作，这样一来，银行贷款利率7.5%，担保费2.5%，每年融资成本就是500万，占了企业利润的一半。”赵明柱越说越激动，“我们和担保公司合作了10年，从未违约，就是这样的信誉，有的银行都不接。”
青岛佳元水产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勋告诉笔者，今年银行对农业企业收紧信贷非常明显，“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要抵押物，评估1000万再打个对折，能贷500万。有的企业甚至去借高利贷，还不上就关门跑路；借不到钱的，要不不做了，要不缩减规模。银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农业企业有一个算一个，都受影响”。
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曲广深表示，农业企业贷款都有很强的季节性，“春种秋收”最需要资金，银行的审核工作效率对企业影响很大。
不少企业家虽然“眼红”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高回报，却依然选择坚守“踏实”的农业等实体经济，但同时也“抱怨”因存在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竞争，企业经营难度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公平，需要处在一个起跑线上。举个例子，脱皮花生享受15%的出口退税，现在脱皮花生出口价格在每吨2000美元左右，但有些企业卖到1200美元，而报关的时候高报，恶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同時搅乱市场。”青岛佳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令佳说，“企业竞争要靠产品质量、服务、技术革新，而不能骗税。尽管我们管理科学、设备先进，却竞争不过别人。”
在赵明柱看来，各种政策性补贴“偏国有化”让民营企业难以与国有控股企业在同一水平上竞争。“政策性补贴和支持政策对民营企业要求的门槛高，有不成文的规定，在具体操作层面只针对国有控股企业，‘偏国有化’现象突出。”赵明柱说，稻米加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大、利润低、设备更新快，每年设备折旧占企业利润达到25%，“民营企业挣点钱就投到固定资产上，我们更需要政策扶持。”
此外，多位养猪企业负责人直言，国家免费发放疫苗的政策属于“好事没办好”，很多疫苗对企业来说并不适用，造成国家资源浪费。
“我们所有的疫苗都是自己直接从大的疫苗企业采购，成本150多万元，国家发的疫苗很少用，也不敢用。”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昶说，“免费疫苗是用国家资源消除疫病，就拿我们猪场所在县为例，全县每年发放的免费疫苗价值1000万元，但效果不好。国家应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一步到位地把补贴发到企业。”
“行业内都知道猪蓝耳病的变异非常快，政府采购的疫苗根本无效，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河南某大型养猪企业“老总”对此非常气愤。
同时，部分涉农企业负责人认为，有的政策搞“一刀切”，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给企业经营带来极大困难。
笔者近期在河南、吉林、山东、贵州等地调研了解到，龙头企业在引领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时，由于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民仍以“松散型”的市场联结为主，风险分摊和利益分配机制失衡，农业经营风险大部分被转嫁给农民，农业产业化利润大多被龙头企业截留，较少惠及农民，甚至还出现龙头企业“弃农”现象。业内人士及专家呼吁，加快探索以“合作联结、股权联结”为代表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龙头企业带动增收 农民签单积极性高涨
各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联结机制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农民致富。部分农民在尝到甜头之后，跟龙头企业签单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很高。
“如果不跟‘贵三红’这样的龙头企业签订单，我不敢种这么多辣椒。”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九禾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良平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合作社与“贵三红”公司签订单，有最低保护价，现在辣椒种植规模，已经从3年前的200亩扩大到1000亩，其中带动300多户农户种植800多亩。
李良平所说的龙头企业是指“遵义贵三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生产辣椒系列产品为主，10多年前这家企业还是一个不足10人的小作坊，现在已经发展成解决500人就业、产值达1.5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
李良平说，以前老百姓怕种了辣椒卖不出去，现在积极性很高，合作社种植面积未来可能会达到3000亩。
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辣都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明天木说，龙头企业的壮大对当地辣椒价格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保障了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稳步致富。“今年跟我们签订单的都尝到了甜头，没签订单的亏惨了。”
在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龙头企业以各种经营方式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已经培育出完整产业链。如山东省莱西市已经依托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培育形成了奶牛、肉鸡、猪肉、蔬菜、果品、花生六大产业链，将80%以上的农户纳入产业化经营体系，带动农民增收。
据吉林省农产办介绍，全省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粮食加工、畜产品加工、特色产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地位日趋凸显，呈现产业升级、质量提升、效益增长的良好态势。
尽管龙头企业正在不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其自身发展也正面临重重困境。首先，用工和用地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此外，龙头企业普遍反映，资金紧张、融资难，已成为发展的最大瓶颈。再加上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龙头企业应对能力偏弱，防范风险难度进一步加大。
给签约公司养鸭反被套 “馅饼”变“陷阱”
部分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至今依然是“松散型”利益联结方式，有些“看似紧密、实则松散”，个别龙头企业收入年年涨，农民收入却未随之增加，甚至出现“弃农”现象，值得警惕。
河南潢川县付店镇46岁的鴨农叶先财，从不到20岁的时候开始养麻鸭，当时一年出栏5000多只，能挣5万元。后来当地政府宣传，开始给华英公司养鸭，结果发现被套牢了。
“原来宣传的‘天上掉馅饼’，结果‘馅饼’没掉，反而是掉进‘陷阱’里了。”叶先财说，2009年以来，他从信用社、银行等贷款筹资30多万元用于养鸭，现在已经亏进去20多万元。据他介绍，付店镇10多家规模养鸭户中，亏损或不挣钱的估计占80%，“政府宣传发动后，让我们和公司对接，现在情况不好也没人管了”。
叶先财分析认为，除了养殖场地成本年年上升之外，亏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合同不规范，合作约定“先天不足”。刚开始鼓励养鸭的时候，公司与农户合作，农户只是负责养殖，公司给保本收益，即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农户承担养殖风险，但后来政策变了，保本收益取消，一切跟着市场行情走，农户既承担养殖风险，又承担市场风险。
二是不严格履约，公司承诺的配套服务没有兑现。开始公司提供鸭苗、平时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鸭子出栏有车免费拉货。现在技术指导不到位，鸭子经常生病，有的死亡率很高，鸭子出栏时，还强行跟农户收取小费，每车要30～50元不等。
而在贵州，多位企业家及农业方面的基层干部表示，贵州省很多企业关注的还是最基础的生产环节，与农民的联结大多停留在“购销联结”“市场联结”阶段，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几乎没有。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朱满德通过对“黔东南州施秉县中药材种植与加工”“黔西南州兴仁县薏仁种植与加工”“安顺市肉牛养殖与牛肉加工”等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贵州农业产业化发展仍然滞后，龙头企业经济利润至上、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影响力和带动力有限，农户经营规模小、文化素质低、组织能力差。
研究结果还表明，由于龙头企业拥有品牌、技术、信息、渠道、管理等优势，而农民处于弱势和依附地位，由此导致风险分摊和利益分配的失衡，农业经营风险大部分被转嫁给农民，农业产业化利润大多被龙头企业截留，较少惠及农民。
“龙头企业是市场化运作，肯定要追求利润，肯定会优先考虑自身利润。但也不能强迫企业为社会作贡献。”山东省委副秘书长、山东省农工办主任王泽厚说，要从政策的导向上做文章。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培育农业“契约”精神
由于服务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不稳定、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龙头企业与农户在订单履约和收购价格等方面常常产生矛盾，既影响了龙头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损害了农户的利益。
针对目前龙头企业、农户之间利益联结现状，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关人士建议，宜鼓励各地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实际水平，进一步探索多种新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我觉得‘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很靠谱。”吉林省松江佰顺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明柱说，农户和公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虽然理论上在商业上是合作关系，但如果农民违规，企业没法追责，而合作社有自我的组织自律，更符合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公司现在跟两个合作社合作，1100户农户参与，这些农户的综合效益比其他农户高出每斤0.1元，每亩地增收300元。
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政副总裁王恒虎认为，相比“公司+农户”，“公司+农厂”更有利于农企一体发展、带动农民致富。其实“公司+农户”看似利益共同体，其实还是“两张皮”，“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公司有公司的利益”。
据朱满德介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城西村采用农民土地经营权折资入股公司的方式，以股权为利益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实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贵州省农业委员会农经站副站长雷基智表示，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模式中，最关键的是企业能满足需求、农民能增收致富，让企业、合作组织、农民各自发挥自身优势，长远来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应该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朱满德还称，未来一段时间内，利益联结机制的完善还需要加快进行一项基础性工作，即形成和提高行业“契约”精神，严格依法办事。建议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民共同自觉通过教育和学习，形成按合同依法办事、违约违法要承担后果的意识和氛围，养成严谨签约、严肃履约的习惯。
政策补贴偏爱国企 涉农民企日子难熬
笔者近期在鲁豫吉黔等省走访了数十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据多位企业“老总”反映，目前涉农企业融资仍然艰难；在市场“不公平”竞争的背景下，利润被不断“稀释”，经营日益艰难；有的政策“好事没办好”，还有的政策搞“一刀切”，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谈到融资成本高，吉林松江佰顺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明柱有一肚子“苦水”。“我们今年从银行贷了5000万，固定资产不够，只能和担保公司合作，这样一来，银行贷款利率7.5%，担保费2.5%，每年融资成本就是500万，占了企业利润的一半。”赵明柱越说越激动，“我们和担保公司合作了10年，从未违约，就是这样的信誉，有的银行都不接。”
青岛佳元水产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勋告诉笔者，今年银行对农业企业收紧信贷非常明显，“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要抵押物，评估1000万再打个对折，能贷500万。有的企业甚至去借高利贷，还不上就关门跑路；借不到钱的，要不不做了，要不缩减规模。银行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农业企业有一个算一个，都受影响”。
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曲广深表示，农业企业贷款都有很强的季节性，“春种秋收”最需要资金，银行的审核工作效率对企业影响很大。
不少企业家虽然“眼红”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高回报，却依然选择坚守“踏实”的农业等实体经济，但同时也“抱怨”因存在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竞争，企业经营难度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公平，需要处在一个起跑线上。举个例子，脱皮花生享受15%的出口退税，现在脱皮花生出口价格在每吨2000美元左右，但有些企业卖到1200美元，而报关的时候高报，恶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同時搅乱市场。”青岛佳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令佳说，“企业竞争要靠产品质量、服务、技术革新，而不能骗税。尽管我们管理科学、设备先进，却竞争不过别人。”
在赵明柱看来，各种政策性补贴“偏国有化”让民营企业难以与国有控股企业在同一水平上竞争。“政策性补贴和支持政策对民营企业要求的门槛高，有不成文的规定，在具体操作层面只针对国有控股企业，‘偏国有化’现象突出。”赵明柱说，稻米加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大、利润低、设备更新快，每年设备折旧占企业利润达到25%，“民营企业挣点钱就投到固定资产上，我们更需要政策扶持。”
此外，多位养猪企业负责人直言，国家免费发放疫苗的政策属于“好事没办好”，很多疫苗对企业来说并不适用，造成国家资源浪费。
“我们所有的疫苗都是自己直接从大的疫苗企业采购，成本150多万元，国家发的疫苗很少用，也不敢用。”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昶说，“免费疫苗是用国家资源消除疫病，就拿我们猪场所在县为例，全县每年发放的免费疫苗价值1000万元，但效果不好。国家应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一步到位地把补贴发到企业。”
“行业内都知道猪蓝耳病的变异非常快，政府采购的疫苗根本无效，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河南某大型养猪企业“老总”对此非常气愤。
同时，部分涉农企业负责人认为，有的政策搞“一刀切”，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给企业经营带来极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