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东,历任浙江省五届、六届、七届、八届常委会副主任,经历了地方人大常委会从无到有、从初具形态到逐步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是我省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软硬实力不断提升
　　
　　一个初冬的午后,记者拜访了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王启东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很远,就看见王启东已经站在楼梯口迎接记者了。
　　提起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发展变化,王启东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1979年12月19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决定设置办公厅,作为省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当月,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便开始在杭州市保俶路138号办公。
　　“刚开始的时候,正值全国财政十分困难之际,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办公条件相当简陋,既无会议室也无会议桌,在门厅里,几张办公桌一拼,就开主任会议了。”王启东感慨地说,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前后搬迁了不下5次。虽然每一次都有相当的改进,但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
　　这一切终于在2008年5月结束了,省人大常委会搬迁到了杭州仁谐路1号。至此,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才正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现在工作条件好多了,有新办公楼,还有崭新的人民大会堂。”王启东笑着说。
　　“那时候,我们没房,没车,也没有秘书,各方面条件都没法跟现在比。”王启东说,五届时,像他这样兼职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没有单独的办公室、没有专车和秘书的。“每届都有一定的改进。现在,常委会机关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为常委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硬”实力提升了,人大的“软”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9年12月18日,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共有43人,其中专职的只有7人,仅占16.2%。
　　“那个时候,专职从事人大工作的同志比较少。”王启东回忆说。但在随后几届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的比例越来越高,第六届已达39.6%,到王启东离任时的九届,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的比例已经超过51%。
　　 “另外,刚开始的时候,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偏高,老同志比较多,都是某某单位的老书记、某某厅的老厅长,还有就是临近退休的老领导。虽然革命经验丰富,且十分敬业,但要肩负起崭新人大工作的重任是十分艰辛的。”
　　的确如此,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刚成立时,43名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是61.6岁,其中50岁以下的只占11.6%。不过,这一情况,后几届人大常委会有了较大的改善。本届(十一届)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54.8岁,其中50岁以下的占16.4%,最年轻的一位当选时还不足40岁。
　　说起这些变化,最令王启东欣慰的是,常委会汇集多方专业人才,组成人员文化水平不断的提高,专业结构的改善和履职能力的增强。据他回忆,五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只有一半左右。而到九届,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88.8%。到了现在的第十一届,组成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占了近一半,其中6人拥有博士学历。
　　在王启东看来,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常委会的议事效率,提升了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的整体能力。
　　
　　立法、监督从被动到主动
　　
　　“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在监督方面,常委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这是王启东对30年来我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发展、变化的最大感受。
　　对于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王启东用“越来越主动”来形容。
　　立法是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人大设立常委会之初,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法规草案,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的。如今,人大常委会的专门委员会开始提前介入法规的起草、修改过程。
　　“专门委员会的提前介入,能够提高法规草案的质量。”王启东认为,由于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具备与其工作职能相关的专业知识,且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紧密,业务熟悉,因此能够在立法项目的提出、立法调研和法规草案起草、论证等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从2004年开始,省人大常委会建立了立法项目公开征集制度,每年都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法制委员会还办起了地方立法网,拓宽了“开门立法”的渠道。“这些都说明,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了。”王启东告诉记者。
　　谈到常委会的监督工作,王启东说,“地方人大常委会刚成立时,对人大监督怎么搞,大家都不清楚,是对照法律,一步一步探索、实践,摸索着走过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人大常委会开始探索开展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视察,这便是执法检查的雏形。1987年,常委会首次在全省范围开展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执法检查活动。1994年5月至7月,省人大常委会首次采取统一部署、上下配合的方法,对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监督法出台后,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按照监督法规定,常委会通过对调研、代表建议、信访反映等渠道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选择若干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制定全年监督计划。“这样,人大监督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性,也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王启东这样评价道。
　　
　　民生、民意越来越受到关注
　　
　　谈到30年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发展、变化,王启东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人大常委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注重民生,越来越贴近民意。
　　“刚开始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在宏观性的、经济方面的立法比较多。”王启东告诉记者,当时大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对于一些社会类、民生类问题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这一点,从立法数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9件,其中经济类11件,占总数的近58%;教科文卫类3件,还不到总数的16%,社会类立法一件也没有。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21件,其中经济类12件,占总数的57%,教科文卫类和社会类共4件,占总数的19%。从第七届开始,教科文卫类和社会类法规的所占比例逐步提高。该届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37件,其中经济类17件,占总数的45%,教科文卫类和社会类的共11件,占总数的近30%。进入21世纪,人大常委会在加强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像《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浙江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等许多法规,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着手制定、实施的。
　　“此外,监督工作方面也有力、有重点,在关注民生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王启东笑着说,“常委会的工作越来越关注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了。”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委会就注意到,要让更多的人重视、参与到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中来。”在王启东的记忆里,从第五届开始,省人大常委会就通过组织广泛的调研和论证,对立法和监督工作广集各方意见。“在那时,常委会就提出,省人大的立法工作,要扩大参与人员的范围,发挥专家、学者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2005年2月,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组建由64名法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地方立法专家库。
　　1989年,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第一次邀请了83名各界人士旁听了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2000年,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就《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立法听证会;2003年,15位佩戴浅蓝色旁听证的公民走进了旁听席,第一次旁听了为时6天的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现在倾听民意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倾听的范围也更广了。”王启东说,“这几年网络发展很快,常委会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1999年,省人大建立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让常委会与民众更贴近。2009年6月,《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草案)》在网络上公开征求意见,结果短短几天,就收到上百条网民意见。
　　王启东说:“在关注民生、反映民情、收集民意方面,历届人大常委会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使得常委会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人物档案
　　王启东,浙江省第五、六、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九届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47—1951年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荷华大学求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副校长、顾问,材料系首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