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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整体性、全局性地梳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可以发现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位置、影响及其变迁，在多元对话和文化杂糅中探索对中国文学新的认同，建立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发掘、重建其学术谱系。《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从学科史层面对1960年代以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爬梳，在课题史里展开文学研究与研究史的对话，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打通”和“不隔”的对话伦理基础上的问题与方法、思路及可能。其既关注历史脉络中海外研究推动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移，亦关注在文化旅行与文化混合里所传递的中国文本同中国经验，这种双向关照不仅能把中国带进世界，亦能将世界带进中国。
关键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研究范式
1814年法兰西学院第一次设立汉学教授席位，1908年汉学家伯希和率探险队到达敦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随手撷取几个历史节点即可知晓，西方汉学的诞生早于中国现代文学。若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发轫之作，则海外中国现代文學研究迄今已走过了一甲子。从筚路蓝缕到自成一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俨然成为海外汉学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作为方法抑或理论，作为知识抑或参照，也无论其间缠绕的是话题还是问题，随后产生的是争议还是增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相伴相生，互识互补。然而与传统的传教士汉学相比，与曾经占据主流的古典汉学相比，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面貌仍不真切，这种“镜内映花，灯边生影”的朦胧状态意味着学术脉络尚未廓清，亟待能够联通中西的解人为我们骑驿通邮，梳理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学术谱系。《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以下简称《综论》）的出版适时地回应了这一需求，展示了如何从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外部与内部等多重路径进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样从全局性的学科史层面把握其研究脉络与学术走向，又何以在其内部展开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研究史、课题史与学科史的对话。《综论》不止是一部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小百科全书，我们还可由此探索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与可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本文聚焦于海外研究的整体性脉络，相关讨论主要围绕英语世界的研究而展开（这也是目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反思中西文学关系，进而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谱系有所助益。
一 全景与特写：学科史与课题史的立体对话
“所谓‘文学’，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①自“文学革命”肇始，革命与启蒙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现代文学与百年中国的命运连枝同气。梁启超对“小说革命”的鼓吹，鲁迅对“文学何为”的思考，背后无不隐伏着外来影响及其本土转化——无论这影响是来自东洋或是西洋。如果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即代表“一种现代建制”，可被视为“一种新的知识秩序的生成”，那么厘清中西文学的交互关系，梳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就势必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研究，即《综论》所提出的“现代文学是什么？现代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②事实上，如果缺失了对现代文学本体研究的关注、核心要义的思考，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览就可能沦为仅具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难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更多镜鉴。
李欧梵先生在《综论》序言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应当作为海外汉学组成部分的犹疑态度，或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尴尬处境。徘徊于汉学、中国学、东方学之间，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区域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始终有一种“妾身未分明”的尴尬。③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每每在具体课题下与海外学者展开对话，大多未将“海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思路或方法;比较文学或外语专业的学者往往关注更具有当代性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或译介，较少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传统。虽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整体性的回顾与总览如此重要，但始终未能有专著对此开展总体性研究。由此，《综论》的出现才更加令人欣喜。之所以不避烦琐地重申中国现代文学的建制特点，回顾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变动的学科属性，恰是为了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对《综论》的探讨：作者究竟秉持何种对话伦理？如何构建阐释框架？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研究范式？对于后来研究者有何启示？
通览全书，《综论》始终秉承一种开放包容乃至温柔敦厚的写作态度，对1960年代以降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兼容并包，几乎囊括所有知名学者和重要著作，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深远与广博。或许有人以为中和持平的态度未必是研究的要义，笔者却以为，具体论题的争鸣自然可以锋芒毕露，但对学科史研究尤其是海外汉学的研究而言，这种温柔敦厚的写作态度尤为重要。须知中西之间存在立场差异、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于话语权力的差序格局，其间展开的对话始终存在隐而不发的张力，如果没有一种“理解之同情”，恐怕很难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与平等的交流，更无法客观评价海外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譬如夏志清对鲁迅的武断评价众所周知，其政治立场更加剧了偏颇的程度，基于温和包容的态度方能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地缘因素。④在“文学史的多元重构”这一专题中，作者正是以“理解之同情”肯定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彼时彼地的开创性意义。⑤随后在“诗史的辩证和变奏”专题中，作者又对陈寅恪的原文详加征引，直言只有“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⑥这种平等尊重的态度隐含着全书秉持的对话原则即对话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因为“‘同声’很容易变为‘单调’的同义词和婉曲话的。”⑦
摒弃了编年体式的时间轴陈列，也未采取传统的文体式分类，《综论》以九个专题研究搭建起整体性的诠释框架，将全景式统摄与特写式镜头并置，在历史脉络里展开学科史与课题史的对话。例如在全景式统摄中我们可以俯瞰“现代性”在现实主义、抒情传统、都市文化、乃至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徘徊往复，而特写式镜头下我们又可以聚焦安克强、贺萧、彭慕兰、叶凯蒂等人关于现代性与“上海妓女”这个特定群体关联性的具体论述。⑧九个专题汇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包含对国内现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议题。《综论》将海外研究的热点如关于上海、晚清等的研究囊括其中，将性别议题的特色、通俗文学的滥觞、左翼文学的探索悉数汇集，此外还关注了华语文学和视觉文本的学术转向。因而名为专题研究，实则具有超越性，从学科史层面全方位、立体化地梳理总结，通过外在时空与内在理路的交织连缀起学科意识、文学思潮、研究范式、理论转向、社会现实和文化史观等多重面相。这种多重面相的立体式对话在“跨语际的文化实践”专题中尤为明显，不但勾勒出文化旅行和翻译实践的历史脉络，也试图厘清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专题在立体式的学科史框架内梳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条路径，重审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关系;在特写式聚焦中则从细微处辨析了学者周蕾的跨文化探索与李欧梵的文化研究的路径差异，指出前者属于人类学工作，而后者则倾心于历史学。⑨ 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纷繁芜杂的线索之中如何进行总体性、全局性的把握？概而言之，这种总体性研究需要提供的应当不止于“知识”而更是“体验”，不限于“研究”而更有“对话”。而《综论》苦心孤诣想要建立的研究范式恰恰是一种中西之间跨语际、跨文化的对话伦理，这其中既包含对话模式，也隐含对话资源、对话背景甚至对话心境。只有知晓对话资源，熟悉对话背景，深入体会对话心态，充分理解对话语境，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对话伦理，在众声喧哗之中把握学术动向。
二 打通与不隔：古今中西之间的互识与互释
《综论》致力于构建的对话伦理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与文学立场的交叠，离不开彼此的尊重与互通，需要有“社群中人我交互定义、安顿彼此位置的过程”，从“折冲群己、出入众声的对话性”中“不仅预留对方的立场，并不断与自我对话。”⑩在这种对话中，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关注中西之间话语权力的差异性，想到福柯关于知识生产与权力分配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彼此拉锯正是海外汉学的真实形态，只有在这种“政治和学术无穷辩难的线索和语境中对其进行定位”，才能清醒地“认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状况”11，因为毕竟“学者们开会讨论文学问题不同于外交家们开会谈判，订立条约。”12
对于这种文化交互的对话过程，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在对霸权文化的抵抗中同时具有文化上的反渗透13，而德里克（Arif Dirlik）则认为“不要把东方主义视作欧洲现代性的土产品，而要将其视作那些‘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的产物。”14唐丽园（Karen Thornber）又提出“接触星云”（Contact Nebulae）的概念，认为对话者之间的接触有如边界模糊的“星云”（nebulae/nebulas）而非界限清晰的“区域”（zone），且这种“星云”缠绕于“读者”“作者”“文本”“语言”等不同领域之间。15其实无论“第三空间”“接觸地带”抑或“接触星云”，这些理论都是为了阐释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研究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或如福柯所言，“众所周知，颇为前卫的理论最终却是无所不包，最终整体化和重蹈旧路。我们被告知的最‘迫切需要’的理论，在我们这个弥散化和专门化的时代里却是缺乏‘希望’的。”16
因此，相较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名词，笔者更愿借用钱钟书先生简洁却意涵深厚的“打通”与“不隔”来进行阐释。所谓“打通”，实为融会贯通，亦为跨学科、跨语际、跨文化，譬如既可“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也可“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目的皆是“‘打通’而拈出新意。”17换言之，“打通”是构建一种对话伦理，在古今中西的文化之间寻找普遍性与独特性，抉发人类共同的诗心与文心。而“不隔”近于美学上的“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它“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即“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18简言之，“不隔”是“打通”之后无有阻隔的状态，是跨越语言、文化、心理差异进行对话进而互识互释。
《综论》的写作始终秉承了这一对话伦理，《绪论》中所提出的几组概念正是致力于“打通”以获得“不隔”。作者在“地缘与学缘”中指出了因地缘因素带来的“正统中心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另一种对“边缘”的压抑，在“观点与方法”中提出了研究者只重视观点却忽视其背后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外部与内部”中关注了全球化之下海外资源与本土传统新的对话关系。19针对这些对话的壁垒与隔膜，《综论》特别注重不同地缘与学缘间知识体系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如《小说史》写作背景下的“学术离散”，通俗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勃兴;竭力揭示观点背后的论证过程与历史语境，如夏济安左翼文学研究背后的“五四”情结，韩南对传教士小说和翻译小说“五四史前史”的发掘;重新思考海外与本土融合中对学术转型的推动，如史书美创立“半殖民主义”对西方理论的修正，王德威重提“抒情传统”对中国文论的传承等。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致力于“打通”的几种路径。首先，在同一课题内往往注重“打通”海外研究与本土研究，不但注重同时期的交流对话，也关注历时性的隔空互动。例如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推出之后很快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于“世界华语文学版图”的讨论，因而将同时期郜元宝的批评文章也一并列出。20又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其“关键词研究”倾向的批评，陈平原、王彬彬等学者先后发表商榷性文章，在一段时期内形成往复对话。21
其次，注意“打通”地缘或学缘，呈现同一地缘之内学术观点的差异性或矛盾性。由于身份、性别和知识观念的差异，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也存在抵牾分歧的情况。如在对北岛诗歌的评价方面奚密、周蕾对宇文所安提出了批评，在影视研究领域张英进对裴开瑞和卡普兰的观点予以批驳，《综论》指出引发这种批评的原因正是研究者立足西方本位、对中国的历史语境缺少“理解之同情”。22
再次，在同一研究脉络中适当引入研究时段之外、学科领域之外、英语世界之外的研究，注重“打通”不同的语言、学科和时空。在讨论女性生存空间时参照了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又以高彦颐“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的诘问展现“五四”史观之外的女性面相。23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领域虽然隶属古代文学，但“打通”之后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女性生存空间的多样性。又如通俗文学的讨论中引用了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的《亚文化与青年感性的变化》一文以说明东亚城市文化的共性。24此外《综论》数次引用葛兆光、李孝悌、黄克武、王晴佳等历史学者的观点，试图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融为一炉，实现跨学科的对话。
最后，针对同一作者的研究，尽量打通作者、读者、文本、学界评价等多个领域。以周蕾为例，出生于中国香港兼具女性身份使她从地域和性别角度获取了研究灵感，又将这种体悟转化为研究特色，体现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主体的身份、性别要素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综论》还注意到周蕾两极分化的学界评价，李欧梵对周蕾“站在边缘对抗主流”的肯定与国内理论界对于周蕾的批评相互映衬，呈现出这位华裔批评家立体而丰富的形象，也显示了海外与本土之间不尽一致的评价标准与研究视角。25 三 赋魅与祛魅：西方理论与中国资源的关联
如果说“不隔”是要使迷雾“消溶为一片纯洁的空明”，需要“拨云雾而见青天”方不至有“隔雾看花之恨”，26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中国文学如何与西方理论“接枝”？“全球化”或“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这样的发问自然难有定于一尊的答案，但通过“多地”与“多音”的众声喧哗，以不同维度、不同体验、不同路径所构建的话语空间或许更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意涵。《综论》中存在三条不同观点的线索，通过彼此对读恰好能够形成某种具有启发意义的互文。
第一条线索来自李欧梵。他为《综论》所作的序言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文中既对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始终持保留态度，也积极肯定理论的有益性。他认为理论的作用是“用来增广我的见识，刺激我的思考”“可以带出新的问题，有时也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或作为背后的参照”，强调“理论可以‘缺席’”但“绝不能挂帅”。27第二条线索来自王德威。他批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那些“一鱼两吃”的“理论买办”，认为他们是将“文化批评当作文化拼盘的下焉者”，28而他倡导的“抒情传统”正是“通约”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的一次尝试，将“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相结合以“打破西方理论的我执境界，活络对中国文学的自身理解，通过反思并重返中国文学传统的语境，呈现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29第三条线索来自《综论》的作者。他们认为“西学并不外于我、优于我”，因此才要“突破所谓的内外界限，把看似外援的东西内化成自我的组织”，30提出把理论“视为一个从未定性的、且充满争议的话语空间来对待”使其“从凝固变为滑动”，从而凸显批评家的批评意识。31
海外的两位研究者中，李欧梵有感于当下人文精神的衰落，对轻松游走于中西两个语境当中的学者如王国维、钱钟书等倾慕不已。他认为《综论》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又指出第一章与第六章并未完全被理论“笼罩”。（有趣的是，這两章恰恰对应两位作者所擅长的研究领域）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管锥编》中撷取灵感，希望能“由小见大，引譬连类”。从“抒情传统”到“史蕴诗心”，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化，对中国本土文论始终充满信心，甚至认为西方理论也未必能够做出相应的回应。32作为本土研究者的代表，《综论》作者的关注重点不在于中国文论是否能够与西方理论通约，而在于这种比较能够带来哪些新的见解与指向、机遇和挑战。33如果说在“后现代”语境下，李欧梵面对全球化看到了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的语言危机，那么《综论》的作者则视其为挑战与机遇，指出“边缘也不妨成为一种学术策略”，认为“全球学术资源的流通、共享，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了契机和可能。”34无独有偶，当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后真相”时代陷入停滞状态时，我国的研究者则视其为一种并辔前行的机会。35这种共通的乐观是否代表了一种共有的文化自信？抑或这个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同样处于“世界中”而同气连枝？
《综论》中提供的三条线索无需分出高下优劣，我们更应关注不同线索之间的缠绕纠葛及其所透露的学术动向。在不断地赋魅又袪魅的过程中，西方理论与中国资源的交互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丹穆若什（David Damrosh）明确提出“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是在传播和翻译中受益的作品。36由此看来，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路进行再思考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当其关键词不再是“经典”而是“流通”，我们就需要重新确认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这正是《综论》的“结语”部分所关切的内容，当作者说出“西学并不外于我、优于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西化本身也是一个全球流动的后续结果”“而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在20世纪的语境中独断地判定，什么是东方文学，什么是西方理论，以及什么是他们自成一格的文化体系。”37正如钱钟书所言：“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38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我们所找寻的文学或文化的独特性，应当是“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39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如何在“世界中”凸显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结语：发明本心
有学者认为“单纯地诉诸历史轴线来思考中国问题已经不可能，现在迫切的任务是辨别中国在新的全球关系中的经纬度”，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性，在历史动态中重构普遍性。40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重新发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影响及其变迁，通过整体性、全局性的研究梳理其学术脉络，建立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以描述、还原不同时代背景下研究焦点的浮动、学术动向的变化以及研究范式的转移，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发掘、重建其学术谱系。提出“打通”和“不隔”的目的在于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互识与互释，希望能达成达姆罗什所说的“牵线搭桥”（bridge-carrying）而非“徒劳论争”（vain polemics）。41值得注意的是，将海外研究作为一种“他山之石”以资借鉴，我们更需理解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复杂意涵，即除了考虑知识的普遍性，还需考虑知识的地域性，尤其不可将“同”和“通”延伸为“把西学当成了中国必须接受的共同的知识和普遍的真理。”42换言之，我们需要警惕“文化多元主义”是否亦是“无根而弥散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从而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者对他者特殊的尊重是肯定自身优越的恰当形式”有所警惕和反思。43
经过数十年发展，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在途。借用钱钟书的《说“回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反求诸己，发明本心”，再次确认海外汉学与中西对话的本心，即在多元对话和文化杂糅中发现对中国文学新的认同，在“世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回家”是新认识中的“如获旧物”44，是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也是文化自信与平等交流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美]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②④⑤⑧⑨192021222324252629303134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第3页，第34页，第136-141页，第304-321页，第3、13、19页，第218-219页，第327-328页，第367-369页，第135页，第242页，第307-308页，第303页，第18页，第206页，第16-17页。
③[美]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载《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⑥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⑦12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99页，第199页。
⑩[美]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0页。
1133季进：《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音性和多地性》，《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13转引自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14[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5[美]唐丽园：《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16[法]米歇尔·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载《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福柯文选I》，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17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载《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1826钱钟书：《论不隔》，《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4页，第110-114页。
27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载《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页。
28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2参阅王德威：《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21年版。
35刘耘华：《从“比较”到“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再探索》，《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36参阅大卫·丹穆若什：《导论 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载《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参阅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季进：《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音性和多地性》，《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3839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6页，第118-119页。
40汪晖：《对独特性的探索与对普遍性的重构》，载《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23-124页。
41David 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34-347.
42参阅葛兆光关于观念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二编 在思想史的周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8-89页。
4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44钱钟书：《说“回家”》，载《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2019年版，第82、83页。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史;研究范式
1814年法兰西学院第一次设立汉学教授席位，1908年汉学家伯希和率探险队到达敦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随手撷取几个历史节点即可知晓，西方汉学的诞生早于中国现代文学。若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发轫之作，则海外中国现代文學研究迄今已走过了一甲子。从筚路蓝缕到自成一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俨然成为海外汉学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作为方法抑或理论，作为知识抑或参照，也无论其间缠绕的是话题还是问题，随后产生的是争议还是增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相伴相生，互识互补。然而与传统的传教士汉学相比，与曾经占据主流的古典汉学相比，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面貌仍不真切，这种“镜内映花，灯边生影”的朦胧状态意味着学术脉络尚未廓清，亟待能够联通中西的解人为我们骑驿通邮，梳理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学术谱系。《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以下简称《综论》）的出版适时地回应了这一需求，展示了如何从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外部与内部等多重路径进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样从全局性的学科史层面把握其研究脉络与学术走向，又何以在其内部展开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研究史、课题史与学科史的对话。《综论》不止是一部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小百科全书，我们还可由此探索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与可能，为后来者提供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本文聚焦于海外研究的整体性脉络，相关讨论主要围绕英语世界的研究而展开（这也是目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希冀通过探讨进一步反思中西文学关系，进而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谱系有所助益。
一 全景与特写：学科史与课题史的立体对话
“所谓‘文学’，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①自“文学革命”肇始，革命与启蒙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现代文学与百年中国的命运连枝同气。梁启超对“小说革命”的鼓吹，鲁迅对“文学何为”的思考，背后无不隐伏着外来影响及其本土转化——无论这影响是来自东洋或是西洋。如果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即代表“一种现代建制”，可被视为“一种新的知识秩序的生成”，那么厘清中西文学的交互关系，梳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就势必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研究，即《综论》所提出的“现代文学是什么？现代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②事实上，如果缺失了对现代文学本体研究的关注、核心要义的思考，关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览就可能沦为仅具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难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更多镜鉴。
李欧梵先生在《综论》序言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应当作为海外汉学组成部分的犹疑态度，或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尴尬处境。徘徊于汉学、中国学、东方学之间，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区域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始终有一种“妾身未分明”的尴尬。③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者每每在具体课题下与海外学者展开对话，大多未将“海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思路或方法;比较文学或外语专业的学者往往关注更具有当代性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或译介，较少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传统。虽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整体性的回顾与总览如此重要，但始终未能有专著对此开展总体性研究。由此，《综论》的出现才更加令人欣喜。之所以不避烦琐地重申中国现代文学的建制特点，回顾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变动的学科属性，恰是为了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对《综论》的探讨：作者究竟秉持何种对话伦理？如何构建阐释框架？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研究范式？对于后来研究者有何启示？
通览全书，《综论》始终秉承一种开放包容乃至温柔敦厚的写作态度，对1960年代以降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兼容并包，几乎囊括所有知名学者和重要著作，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深远与广博。或许有人以为中和持平的态度未必是研究的要义，笔者却以为，具体论题的争鸣自然可以锋芒毕露，但对学科史研究尤其是海外汉学的研究而言，这种温柔敦厚的写作态度尤为重要。须知中西之间存在立场差异、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于话语权力的差序格局，其间展开的对话始终存在隐而不发的张力，如果没有一种“理解之同情”，恐怕很难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与平等的交流，更无法客观评价海外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譬如夏志清对鲁迅的武断评价众所周知，其政治立场更加剧了偏颇的程度，基于温和包容的态度方能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意识形态之外的地缘因素。④在“文学史的多元重构”这一专题中，作者正是以“理解之同情”肯定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彼时彼地的开创性意义。⑤随后在“诗史的辩证和变奏”专题中，作者又对陈寅恪的原文详加征引，直言只有“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⑥这种平等尊重的态度隐含着全书秉持的对话原则即对话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因为“‘同声’很容易变为‘单调’的同义词和婉曲话的。”⑦
摒弃了编年体式的时间轴陈列，也未采取传统的文体式分类，《综论》以九个专题研究搭建起整体性的诠释框架，将全景式统摄与特写式镜头并置，在历史脉络里展开学科史与课题史的对话。例如在全景式统摄中我们可以俯瞰“现代性”在现实主义、抒情传统、都市文化、乃至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徘徊往复，而特写式镜头下我们又可以聚焦安克强、贺萧、彭慕兰、叶凯蒂等人关于现代性与“上海妓女”这个特定群体关联性的具体论述。⑧九个专题汇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也包含对国内现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议题。《综论》将海外研究的热点如关于上海、晚清等的研究囊括其中，将性别议题的特色、通俗文学的滥觞、左翼文学的探索悉数汇集，此外还关注了华语文学和视觉文本的学术转向。因而名为专题研究，实则具有超越性，从学科史层面全方位、立体化地梳理总结，通过外在时空与内在理路的交织连缀起学科意识、文学思潮、研究范式、理论转向、社会现实和文化史观等多重面相。这种多重面相的立体式对话在“跨语际的文化实践”专题中尤为明显，不但勾勒出文化旅行和翻译实践的历史脉络，也试图厘清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专题在立体式的学科史框架内梳理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条路径，重审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关系;在特写式聚焦中则从细微处辨析了学者周蕾的跨文化探索与李欧梵的文化研究的路径差异，指出前者属于人类学工作，而后者则倾心于历史学。⑨ 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纷繁芜杂的线索之中如何进行总体性、全局性的把握？概而言之，这种总体性研究需要提供的应当不止于“知识”而更是“体验”，不限于“研究”而更有“对话”。而《综论》苦心孤诣想要建立的研究范式恰恰是一种中西之间跨语际、跨文化的对话伦理，这其中既包含对话模式，也隐含对话资源、对话背景甚至对话心境。只有知晓对话资源，熟悉对话背景，深入体会对话心态，充分理解对话语境，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对话伦理，在众声喧哗之中把握学术动向。
二 打通与不隔：古今中西之间的互识与互释
《综论》致力于构建的对话伦理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与文学立场的交叠，离不开彼此的尊重与互通，需要有“社群中人我交互定义、安顿彼此位置的过程”，从“折冲群己、出入众声的对话性”中“不仅预留对方的立场，并不断与自我对话。”⑩在这种对话中，读者不可避免地会关注中西之间话语权力的差异性，想到福柯关于知识生产与权力分配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彼此拉锯正是海外汉学的真实形态，只有在这种“政治和学术无穷辩难的线索和语境中对其进行定位”，才能清醒地“认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状况”11，因为毕竟“学者们开会讨论文学问题不同于外交家们开会谈判，订立条约。”12
对于这种文化交互的对话过程，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在对霸权文化的抵抗中同时具有文化上的反渗透13，而德里克（Arif Dirlik）则认为“不要把东方主义视作欧洲现代性的土产品，而要将其视作那些‘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的产物。”14唐丽园（Karen Thornber）又提出“接触星云”（Contact Nebulae）的概念，认为对话者之间的接触有如边界模糊的“星云”（nebulae/nebulas）而非界限清晰的“区域”（zone），且这种“星云”缠绕于“读者”“作者”“文本”“语言”等不同领域之间。15其实无论“第三空间”“接觸地带”抑或“接触星云”，这些理论都是为了阐释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研究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或如福柯所言，“众所周知，颇为前卫的理论最终却是无所不包，最终整体化和重蹈旧路。我们被告知的最‘迫切需要’的理论，在我们这个弥散化和专门化的时代里却是缺乏‘希望’的。”16
因此，相较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名词，笔者更愿借用钱钟书先生简洁却意涵深厚的“打通”与“不隔”来进行阐释。所谓“打通”，实为融会贯通，亦为跨学科、跨语际、跨文化，譬如既可“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也可“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目的皆是“‘打通’而拈出新意。”17换言之，“打通”是构建一种对话伦理，在古今中西的文化之间寻找普遍性与独特性，抉发人类共同的诗心与文心。而“不隔”近于美学上的“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它“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即“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18简言之，“不隔”是“打通”之后无有阻隔的状态，是跨越语言、文化、心理差异进行对话进而互识互释。
《综论》的写作始终秉承了这一对话伦理，《绪论》中所提出的几组概念正是致力于“打通”以获得“不隔”。作者在“地缘与学缘”中指出了因地缘因素带来的“正统中心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另一种对“边缘”的压抑，在“观点与方法”中提出了研究者只重视观点却忽视其背后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外部与内部”中关注了全球化之下海外资源与本土传统新的对话关系。19针对这些对话的壁垒与隔膜，《综论》特别注重不同地缘与学缘间知识体系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如《小说史》写作背景下的“学术离散”，通俗文学研究在海外的勃兴;竭力揭示观点背后的论证过程与历史语境，如夏济安左翼文学研究背后的“五四”情结，韩南对传教士小说和翻译小说“五四史前史”的发掘;重新思考海外与本土融合中对学术转型的推动，如史书美创立“半殖民主义”对西方理论的修正，王德威重提“抒情传统”对中国文论的传承等。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致力于“打通”的几种路径。首先，在同一课题内往往注重“打通”海外研究与本土研究，不但注重同时期的交流对话，也关注历时性的隔空互动。例如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推出之后很快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于“世界华语文学版图”的讨论，因而将同时期郜元宝的批评文章也一并列出。20又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其“关键词研究”倾向的批评，陈平原、王彬彬等学者先后发表商榷性文章，在一段时期内形成往复对话。21
其次，注意“打通”地缘或学缘，呈现同一地缘之内学术观点的差异性或矛盾性。由于身份、性别和知识观念的差异，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也存在抵牾分歧的情况。如在对北岛诗歌的评价方面奚密、周蕾对宇文所安提出了批评，在影视研究领域张英进对裴开瑞和卡普兰的观点予以批驳，《综论》指出引发这种批评的原因正是研究者立足西方本位、对中国的历史语境缺少“理解之同情”。22
再次，在同一研究脉络中适当引入研究时段之外、学科领域之外、英语世界之外的研究，注重“打通”不同的语言、学科和时空。在讨论女性生存空间时参照了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又以高彦颐“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的诘问展现“五四”史观之外的女性面相。23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领域虽然隶属古代文学，但“打通”之后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女性生存空间的多样性。又如通俗文学的讨论中引用了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的《亚文化与青年感性的变化》一文以说明东亚城市文化的共性。24此外《综论》数次引用葛兆光、李孝悌、黄克武、王晴佳等历史学者的观点，试图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融为一炉，实现跨学科的对话。
最后，针对同一作者的研究，尽量打通作者、读者、文本、学界评价等多个领域。以周蕾为例，出生于中国香港兼具女性身份使她从地域和性别角度获取了研究灵感，又将这种体悟转化为研究特色，体现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主体的身份、性别要素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综论》还注意到周蕾两极分化的学界评价，李欧梵对周蕾“站在边缘对抗主流”的肯定与国内理论界对于周蕾的批评相互映衬，呈现出这位华裔批评家立体而丰富的形象，也显示了海外与本土之间不尽一致的评价标准与研究视角。25 三 赋魅与祛魅：西方理论与中国资源的关联
如果说“不隔”是要使迷雾“消溶为一片纯洁的空明”，需要“拨云雾而见青天”方不至有“隔雾看花之恨”，26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中国文学如何与西方理论“接枝”？“全球化”或“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这样的发问自然难有定于一尊的答案，但通过“多地”与“多音”的众声喧哗，以不同维度、不同体验、不同路径所构建的话语空间或许更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意涵。《综论》中存在三条不同观点的线索，通过彼此对读恰好能够形成某种具有启发意义的互文。
第一条线索来自李欧梵。他为《综论》所作的序言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文中既对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始终持保留态度，也积极肯定理论的有益性。他认为理论的作用是“用来增广我的见识，刺激我的思考”“可以带出新的问题，有时也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或作为背后的参照”，强调“理论可以‘缺席’”但“绝不能挂帅”。27第二条线索来自王德威。他批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那些“一鱼两吃”的“理论买办”，认为他们是将“文化批评当作文化拼盘的下焉者”，28而他倡导的“抒情传统”正是“通约”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的一次尝试，将“抒情传统”与“现代性”相结合以“打破西方理论的我执境界，活络对中国文学的自身理解，通过反思并重返中国文学传统的语境，呈现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29第三条线索来自《综论》的作者。他们认为“西学并不外于我、优于我”，因此才要“突破所谓的内外界限，把看似外援的东西内化成自我的组织”，30提出把理论“视为一个从未定性的、且充满争议的话语空间来对待”使其“从凝固变为滑动”，从而凸显批评家的批评意识。31
海外的两位研究者中，李欧梵有感于当下人文精神的衰落，对轻松游走于中西两个语境当中的学者如王国维、钱钟书等倾慕不已。他认为《综论》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又指出第一章与第六章并未完全被理论“笼罩”。（有趣的是，這两章恰恰对应两位作者所擅长的研究领域）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管锥编》中撷取灵感，希望能“由小见大，引譬连类”。从“抒情传统”到“史蕴诗心”，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化，对中国本土文论始终充满信心，甚至认为西方理论也未必能够做出相应的回应。32作为本土研究者的代表，《综论》作者的关注重点不在于中国文论是否能够与西方理论通约，而在于这种比较能够带来哪些新的见解与指向、机遇和挑战。33如果说在“后现代”语境下，李欧梵面对全球化看到了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的语言危机，那么《综论》的作者则视其为挑战与机遇，指出“边缘也不妨成为一种学术策略”，认为“全球学术资源的流通、共享，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了契机和可能。”34无独有偶，当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在“后真相”时代陷入停滞状态时，我国的研究者则视其为一种并辔前行的机会。35这种共通的乐观是否代表了一种共有的文化自信？抑或这个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同样处于“世界中”而同气连枝？
《综论》中提供的三条线索无需分出高下优劣，我们更应关注不同线索之间的缠绕纠葛及其所透露的学术动向。在不断地赋魅又袪魅的过程中，西方理论与中国资源的交互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丹穆若什（David Damrosh）明确提出“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是在传播和翻译中受益的作品。36由此看来，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路进行再思考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当其关键词不再是“经典”而是“流通”，我们就需要重新确认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这正是《综论》的“结语”部分所关切的内容，当作者说出“西学并不外于我、优于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西化本身也是一个全球流动的后续结果”“而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在20世纪的语境中独断地判定，什么是东方文学，什么是西方理论，以及什么是他们自成一格的文化体系。”37正如钱钟书所言：“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38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我们所找寻的文学或文化的独特性，应当是“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39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如何在“世界中”凸显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结语：发明本心
有学者认为“单纯地诉诸历史轴线来思考中国问题已经不可能，现在迫切的任务是辨别中国在新的全球关系中的经纬度”，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性，在历史动态中重构普遍性。40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重新发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影响及其变迁，通过整体性、全局性的研究梳理其学术脉络，建立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以描述、还原不同时代背景下研究焦点的浮动、学术动向的变化以及研究范式的转移，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发掘、重建其学术谱系。提出“打通”和“不隔”的目的在于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互识与互释，希望能达成达姆罗什所说的“牵线搭桥”（bridge-carrying）而非“徒劳论争”（vain polemics）。41值得注意的是，将海外研究作为一种“他山之石”以资借鉴，我们更需理解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复杂意涵，即除了考虑知识的普遍性，还需考虑知识的地域性，尤其不可将“同”和“通”延伸为“把西学当成了中国必须接受的共同的知识和普遍的真理。”42换言之，我们需要警惕“文化多元主义”是否亦是“无根而弥散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从而对于“文化多元主义者对他者特殊的尊重是肯定自身优越的恰当形式”有所警惕和反思。43
经过数十年发展，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在途。借用钱钟书的《说“回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反求诸己，发明本心”，再次确认海外汉学与中西对话的本心，即在多元对话和文化杂糅中发现对中国文学新的认同，在“世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回家”是新认识中的“如获旧物”44，是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也是文化自信与平等交流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美]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②④⑤⑧⑨192021222324252629303134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第3页，第34页，第136-141页，第304-321页，第3、13、19页，第218-219页，第327-328页，第367-369页，第135页，第242页，第307-308页，第303页，第18页，第206页，第16-17页。
③[美]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载《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⑥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⑦12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99页，第199页。
⑩[美]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0页。
1133季进：《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音性和多地性》，《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13转引自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14[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载《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5[美]唐丽园：《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16[法]米歇尔·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载《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福柯文选I》，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17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载《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1826钱钟书：《论不隔》，《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4页，第110-114页。
27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理论”语言（代序）》，载《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页。
28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2参阅王德威：《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21年版。
35刘耘华：《从“比较”到“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再探索》，《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36参阅大卫·丹穆若什：《导论 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载《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参阅季进、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季进：《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音性和多地性》，《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3839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16页，第118-119页。
40汪晖：《对独特性的探索与对普遍性的重构》，载《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23-124页。
41David Damrosch， 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34-347.
42参阅葛兆光关于观念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二编 在思想史的周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8-89页。
4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44钱钟书：《说“回家”》，载《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2019年版，第82、83页。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