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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刘再复在阎纲《文学八年》序里写道：冲锋陷阵的评论家是文学新潮的一部分，在这一评论家群中，阎纲是杰出的，他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文革”前，阎纲的名字就不陌生，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竭力推荐和著文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此后还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尤其是《红岩》，《人民日报》发表他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的一文，文中写道：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剧烈的震撼；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之际，精神生活必须昂扬而丰满。此后阎纲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一书，后在《文艺报》的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文化大革命中，阎纲历经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而后蚌病成珠。停刊达十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时，他抱病挺身而出，夜以继日写下了一系列让文学从“神学”回归“人学”的评论；三中全会后，他为“文学的解放”大声疾呼：清除现代文艺迷信，恢复直面现实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文革”刚一结束，《班主任》发表，阎纲首先站出来为这篇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尖锐问题的小说“拍手叫好”，指出它的主旨是“谨防灵魂被锈损”，质疑“文革”，是春风第一枝。由此进而为一大批“伤痕文学”的出现大呼“来了！新的浪潮来了！”面对短篇小说佳作滚滚而来，他惊喜，为“短篇小说呈突飞猛进之势”而欢呼。当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时，他又敏锐地指出：“中篇小说的突然活跃，而且如此長足发展，这种情形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吧！”称赞其盛况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当《灵与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阎纲立即喊出“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指出“张贤亮所操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深化了的”。
“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正是由于阎纲信天游般的一声惊呼，人们聚焦张贤亮，张贤亮更出名，成为至今人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人颇不以为然，说：“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你阎纲敢说宁夏出了个“右派”张贤亮？
四年后的1984年6月，阎纲趁“民族作家银川笔会”之便看望张贤亮，张氏夫妇设宴给他接风，敬酒时打头的一句话就是：“阎纲啊，我算是没有辜负你喊我出世的那句话！”玛拉沁夫在座，大家痛饮，一醉方休。
1978年，被划为右派的王蒙平反后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六篇所谓意识流小说，阎纲惊呼“小说出现了新写法！”《夜的眼》吓了人一跳：“奇怪，小说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请少安毋躁：小说难道不可以这样写？
阎纲强调说：“百花齐放”时代，人们要看“百花”。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对于王蒙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
艺术创造，陈言务去，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
又说，王蒙的新、奇、怪，主要表现在：1.解放了人物的“意识”。人被真正当作描写的中心，人在小说里始终保持着独立存在的价值，王蒙把心灵的勾画看作小说的灵魂。2.作品的容量加大。放手让人的“意识”自由流动。这样一来，艺术形式上一个小小的革命发生了：作品不是以时间、空间的顺序进行结构，而是以人的“意识”的流动实施妙构。在这里，想象、联想、象征、幻觉、变形、梦境……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其结果，必然使作品的密度加大，容量大增。
王蒙的新作产生“轰动效应”，刮起创新风，带动了一代小说的革命，文坛很快掀起新浪潮。
江苏作家高晓声复出后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系列小说。阎纲敏锐地指出：“小说通过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典型。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6年来，33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
高晓声把一个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替的活剧，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陈奂生相信共产党，像是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肩负着因袭的重担，可惜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深刻，鲁迅的笔法！
江西文学新人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辗转三投才得以发表。阎纲在《习惯的写法打破了——（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特色》一文里给予热情的肯定。当“上面”用封建法西斯手段把一个同人民鱼水相依的老红军逼死时，“下面”的人民用民间传统的风习为他招魂、愿其再生，这就是抗争。手无寸铁的镇民们敢于排成队伍在爆竹声中走遍全镇，就是明目张胆的对立行动。不管是剃头的、缝衣的、搬运的，还是饶舌的、鲁莽的、谨慎的，一概认识到人的尊严和爱的伟大，一起识破了假“共产党员”和假“叛徒”，一同用“沉着的蛮横和平静的狂热垄断了将军的后事”。这是扬幡招魂，又是民意测验；是兴师动众，又是示威游行；是迷信，又是政治，是火的喷薄、爱的燃烧。将军死了，小镇活了。
对路遥的创作，阎纲一直寄予关注和热望。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阎纲先睹为快，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致信路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人生》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地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复杂关系的深刻描写。
《人生》是一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品。
刘亚洲的《两代风流》的军事题材创作则开拓了一方新的天地，第一次把笔触深入到高级将领家庭内部：“你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却指挥不了自己的女儿。”在大变革的年代的冲突下，对军内现实关系加深理解并力图直言不讳，从而看到今日部队某些首长的灵魂世界：充满意识形态的自信。军事题材创作一次大的突破。 从1976年开始，蒋子龙突破工业题材的禁区，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阎纲为其欢呼，称赞他“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蒋子龙感慨道：“您曾经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编辑，这是我的幸运。”“阎纲是我人生的贵人，文学上的恩师。”
《那山·那人·那狗》发表时，阎纲说：作者彭见明，二十九岁，他笔下的诗情画意深深触动了我。
几十年独身来往于山路河田之间，同邮包与狗相伴，同孤独、寂寞、艰辛、劳累相随，转眼间老了，要向儿子交班了。
父亲满意儿子，兒子满意父亲；父亲不放心儿子，儿子不放心父亲。儿子提醒父亲回乡以后多上老更叔公那儿坐坐，千万不要得罪大队长，不要下水田加重腿病，一定劝母亲查一次病。他不让父亲脱鞋袜下冷水过河。狗在一旁感到惊讶。
“黄色”是狗，“绿色”是山、是乡邮。啊，那山、那人、那狗！三者汇成一种艺术境界：山那么美，人那么好，狗那么通人性。没有伟绩我景仰，没有训示我心服，没有叫喊我振奋。
彭见明说：《那山·那人·那狗》后来获奖，改编的电影在日本连演不衰。我时常铭记心中：“所谓‘人招人，无价之宝’，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没有得到他人帮助的。”
电影《人到中年》好容易公开放映，有人发文断言陆文婷这个人物虚假，不真实，暴露黑暗面，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阎纲立刻著文《为电影（人到中年）辩》，文章广为流传。
阎纲透过一系列文本的分拆和驳斥后沉痛地说：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两年之后，人到中年的蒋筑英、罗健夫逝世，胡乔木写了《痛惜之余的愿望》，呼吁“人啊，共产党员啊，你们没有权利对周围的人和事冷漠敷衍”，“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悔吧！”但轻视、排挤和打击中年知识分子的事时有发生。知识分子问题和其他许多重要社会问题一样，既有希望也有斗争，有光明当然也有黑暗，这就是生活！
《人到中年》放映，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以外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欢迎，老同志看过电影后眼泪汪汪地说：“我们过去对待这些知识分子太过分了！”一些很负责的领导同志看过电影后表示赞赏，认为影片很有现实意义，提醒有关部门重视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困难。陆文婷深得人心，《人到中年》大有助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加紧落实，何言政治错误？
《知识分子的悲剧——韦君宜和“露沙”从延安一路走来》是阎纲较重要的一篇评论，反思的力度颇大，也非常沉痛。
韦君宜脑溢血发作，半身不遂，手脚不听使唤，但她要写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只要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只要一天能写一点点，总会有写完的时候，好把藏在心灵深处大半辈子的这段亲历难忘的故事说给人听。”果然，她使出常人几倍的精力写出小说《露沙的路》，广为传诵。对于一个手脚不听使唤的重病人，能说不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1996年2月，不知不觉进入年关，大年二十七，阎纲到协和医院探视韦君宜。北风凛冽，他一步步向韦老太太靠近，满脑子里是“露沙”活生生的幻影：
“这回弄错了，是我错，我给弄错的同志敬礼了。”露沙还记得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这回‘抢救’错了很多人。”露沙心想，如果将来胜利了，要是再……丈夫杨述说：“决不能再这么干，决不会再这么干！”
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大革命青胜于蓝。1994年，韦君宜送来新作《露沙的路》，歪歪斜斜的题赠“阎纲同志收阅并希望惠予评说”。
病房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鼻饲。她直直地躺着，只有右手暗自抖动，眼珠直勾勾地盯着人，试图用已经呆滞的眼神同来者对话。阎纲凑近她，大声喊道：“大家理解你！”她的眼睛听懂了。临别，他写了几句话，写着写着哆嗦起来，上写：
我爱《露沙的路》，我写文章盛赞这心史、信史，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悲剧》。
我仰慕君宜，愿她长寿！
她盯住不放，干枯的眼角渗出泪珠。
《知识分子的悲剧》获《红旗》杂志“优秀论文奖”。
阎纲常说：“平凹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说：《废都》，才子书，个性描写惟妙惟肖，细节描写纤毫毕见，想象力出神入化，技能和才情堪称奇诡。《废都》对荒诞世相的再现见怪不怪，对丑恶灵魂的曝光煞是无情，给异化为宿命论的文人骚客画像造型，给新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唱挽歌，敢于耻笑如此类群不过一个大“废”！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
《废都》才华横溢，丑态百出，是个妩媚的谜：仁者见“政”，智者见“命”，长者见“人”，少者见“性”。
文学对人性、对自由宽容了，市场消费越来越看好，潘多拉匣子打开了，大家甭想图清闲！
阎纲和小他十岁的陈忠实，一直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陈忠实发表了《信任》等小说，正在住院手术的阎纲读后竟有说不出的激动，称赞其“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后，阎纲欣喜若狂，大谈“《白鹿原》的征服！”赞叹不已：《白鹿原》质疑万能的阶级学说，超越《创业史》，开创了当代文学史上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1979年6月，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急就于8日的曙光中，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
阎纲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这首诗，立即骑车飞奔北京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他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道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肯定其历史价值是在“朦胧诗”的“爆炸”中，突破“颂圣文化”的枷锁，推进敬畏天人的诗界革命。 雷抒雁起立，立正，向他致军礼。
2013年，雷抒雁去世。阎纲花了两个昼夜，赶写出六千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追悼会的当天，他三次流鼻血，两次去医院急诊。
他写道：抒雁在《母亲》一诗中说：“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我们失去抒雁，我现在纪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会复活。
朋友们一致称赞说，阎纲此文是悼文中最动人的一篇。
阎纲评论文章最具影响力、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代表作，是《“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迎着80年代第一缕晨曦，河南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了。读过的人大多拍手叫好，但舆论大相径庭，“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等帽子纷至沓来。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人指责作品所涉及的道义同法律相悖，组织服从和临机应变相悖，“动公仓”“抢皇粮”和拯民于水火、救民于倒悬相悖，英雄和罪犯相悖的时候，阎纲力排众议，独持己见，通宵写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以马克思赞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话比喻共产党人李铜钟，发出晨钟般的洪亮而摇动人心的声音：这不是为“犯人”讴歌，而是在呼唤普罗米修斯般的圣洁灵魂。他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暴露文学”的力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犀利的，同时却很深沉、很痛心。”“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召唤文学的历史价值、改革開放，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
阎纲的深刻在于：通过评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传递给出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下尸横遍野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向十七年“左”祸下的啼饥号寒，不无理由地使人相信：“文革”极“左”，事出有因。
阎纲在自述中写道：“我，大半辈子的编辑兼选家，同步写作文艺评论。”
是的，他参与编辑《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同步写作文学评论，出版《文坛徜徉录》《神·鬼·人》《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呜》《文网·世情·人心》等多部作品。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感于亲情的撕心裂肺，散文叩门找他，他同步又写散文。正如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阎纲先生那代人，其人格成就可能要远远大于他的文学成就。”“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如今，阎纲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心境变得有些沉郁和悲凉，怀旧、恋土、伤逝、惦念，但依然关注文坛的动向，依然坐在电脑前敲打文章，去年竟有一百四十八万字的《阎纲专辑》内部出版，被认为是一己的家史、文事和心路历程，纪实之作，不乏史料价值。阎纲说：“我喜欢悲剧，喜欢喜剧中的悲剧因子，历史在悲剧中发展。”又说，“我一生命系文学，文学者，人的情欲学，情根于爱，爱到深处是不忍”，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在阎纲心灵深处寻求的答案吧。
“文革”前，阎纲的名字就不陌生，他在《文艺报》编辑岗位上竭力推荐和著文评介“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此后还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尤其是《红岩》，《人民日报》发表他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的一文，文中写道：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剧烈的震撼；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之际，精神生活必须昂扬而丰满。此后阎纲还出版了《悲壮的（红岩）》一书，后在《文艺报》的继续推动下，全国掀起“《红岩》热”，1963年被称作“《红岩》年”。
文化大革命中，阎纲历经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而后蚌病成珠。停刊达十年之久的《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时，他抱病挺身而出，夜以继日写下了一系列让文学从“神学”回归“人学”的评论；三中全会后，他为“文学的解放”大声疾呼：清除现代文艺迷信，恢复直面现实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文革”刚一结束，《班主任》发表，阎纲首先站出来为这篇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尖锐问题的小说“拍手叫好”，指出它的主旨是“谨防灵魂被锈损”，质疑“文革”，是春风第一枝。由此进而为一大批“伤痕文学”的出现大呼“来了！新的浪潮来了！”面对短篇小说佳作滚滚而来，他惊喜，为“短篇小说呈突飞猛进之势”而欢呼。当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时，他又敏锐地指出：“中篇小说的突然活跃，而且如此長足发展，这种情形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吧！”称赞其盛况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当《灵与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阎纲立即喊出“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指出“张贤亮所操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深化了的”。
“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正是由于阎纲信天游般的一声惊呼，人们聚焦张贤亮，张贤亮更出名，成为至今人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人颇不以为然，说：“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你阎纲敢说宁夏出了个“右派”张贤亮？
四年后的1984年6月，阎纲趁“民族作家银川笔会”之便看望张贤亮，张氏夫妇设宴给他接风，敬酒时打头的一句话就是：“阎纲啊，我算是没有辜负你喊我出世的那句话！”玛拉沁夫在座，大家痛饮，一醉方休。
1978年，被划为右派的王蒙平反后发表《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六篇所谓意识流小说，阎纲惊呼“小说出现了新写法！”《夜的眼》吓了人一跳：“奇怪，小说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请少安毋躁：小说难道不可以这样写？
阎纲强调说：“百花齐放”时代，人们要看“百花”。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对于王蒙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
艺术创造，陈言务去，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
又说，王蒙的新、奇、怪，主要表现在：1.解放了人物的“意识”。人被真正当作描写的中心，人在小说里始终保持着独立存在的价值，王蒙把心灵的勾画看作小说的灵魂。2.作品的容量加大。放手让人的“意识”自由流动。这样一来，艺术形式上一个小小的革命发生了：作品不是以时间、空间的顺序进行结构，而是以人的“意识”的流动实施妙构。在这里，想象、联想、象征、幻觉、变形、梦境……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其结果，必然使作品的密度加大，容量大增。
王蒙的新作产生“轰动效应”，刮起创新风，带动了一代小说的革命，文坛很快掀起新浪潮。
江苏作家高晓声复出后发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系列小说。阎纲敏锐地指出：“小说通过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典型。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6年来，33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
高晓声把一个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替的活剧，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陈奂生相信共产党，像是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肩负着因袭的重担，可惜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深刻，鲁迅的笔法！
江西文学新人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辗转三投才得以发表。阎纲在《习惯的写法打破了——（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特色》一文里给予热情的肯定。当“上面”用封建法西斯手段把一个同人民鱼水相依的老红军逼死时，“下面”的人民用民间传统的风习为他招魂、愿其再生，这就是抗争。手无寸铁的镇民们敢于排成队伍在爆竹声中走遍全镇，就是明目张胆的对立行动。不管是剃头的、缝衣的、搬运的，还是饶舌的、鲁莽的、谨慎的，一概认识到人的尊严和爱的伟大，一起识破了假“共产党员”和假“叛徒”，一同用“沉着的蛮横和平静的狂热垄断了将军的后事”。这是扬幡招魂，又是民意测验；是兴师动众，又是示威游行；是迷信，又是政治，是火的喷薄、爱的燃烧。将军死了，小镇活了。
对路遥的创作，阎纲一直寄予关注和热望。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阎纲先睹为快，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致信路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人生》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地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复杂关系的深刻描写。
《人生》是一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品。
刘亚洲的《两代风流》的军事题材创作则开拓了一方新的天地，第一次把笔触深入到高级将领家庭内部：“你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却指挥不了自己的女儿。”在大变革的年代的冲突下，对军内现实关系加深理解并力图直言不讳，从而看到今日部队某些首长的灵魂世界：充满意识形态的自信。军事题材创作一次大的突破。 从1976年开始，蒋子龙突破工业题材的禁区，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等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阎纲为其欢呼，称赞他“把‘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蒋子龙感慨道：“您曾经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编辑，这是我的幸运。”“阎纲是我人生的贵人，文学上的恩师。”
《那山·那人·那狗》发表时，阎纲说：作者彭见明，二十九岁，他笔下的诗情画意深深触动了我。
几十年独身来往于山路河田之间，同邮包与狗相伴，同孤独、寂寞、艰辛、劳累相随，转眼间老了，要向儿子交班了。
父亲满意儿子，兒子满意父亲；父亲不放心儿子，儿子不放心父亲。儿子提醒父亲回乡以后多上老更叔公那儿坐坐，千万不要得罪大队长，不要下水田加重腿病，一定劝母亲查一次病。他不让父亲脱鞋袜下冷水过河。狗在一旁感到惊讶。
“黄色”是狗，“绿色”是山、是乡邮。啊，那山、那人、那狗！三者汇成一种艺术境界：山那么美，人那么好，狗那么通人性。没有伟绩我景仰，没有训示我心服，没有叫喊我振奋。
彭见明说：《那山·那人·那狗》后来获奖，改编的电影在日本连演不衰。我时常铭记心中：“所谓‘人招人，无价之宝’，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没有得到他人帮助的。”
电影《人到中年》好容易公开放映，有人发文断言陆文婷这个人物虚假，不真实，暴露黑暗面，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阎纲立刻著文《为电影（人到中年）辩》，文章广为流传。
阎纲透过一系列文本的分拆和驳斥后沉痛地说：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两年之后，人到中年的蒋筑英、罗健夫逝世，胡乔木写了《痛惜之余的愿望》，呼吁“人啊，共产党员啊，你们没有权利对周围的人和事冷漠敷衍”，“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悔吧！”但轻视、排挤和打击中年知识分子的事时有发生。知识分子问题和其他许多重要社会问题一样，既有希望也有斗争，有光明当然也有黑暗，这就是生活！
《人到中年》放映，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以外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欢迎，老同志看过电影后眼泪汪汪地说：“我们过去对待这些知识分子太过分了！”一些很负责的领导同志看过电影后表示赞赏，认为影片很有现实意义，提醒有关部门重视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困难。陆文婷深得人心，《人到中年》大有助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加紧落实，何言政治错误？
《知识分子的悲剧——韦君宜和“露沙”从延安一路走来》是阎纲较重要的一篇评论，反思的力度颇大，也非常沉痛。
韦君宜脑溢血发作，半身不遂，手脚不听使唤，但她要写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只要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只要一天能写一点点，总会有写完的时候，好把藏在心灵深处大半辈子的这段亲历难忘的故事说给人听。”果然，她使出常人几倍的精力写出小说《露沙的路》，广为传诵。对于一个手脚不听使唤的重病人，能说不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1996年2月，不知不觉进入年关，大年二十七，阎纲到协和医院探视韦君宜。北风凛冽，他一步步向韦老太太靠近，满脑子里是“露沙”活生生的幻影：
“这回弄错了，是我错，我给弄错的同志敬礼了。”露沙还记得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这回‘抢救’错了很多人。”露沙心想，如果将来胜利了，要是再……丈夫杨述说：“决不能再这么干，决不会再这么干！”
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大革命青胜于蓝。1994年，韦君宜送来新作《露沙的路》，歪歪斜斜的题赠“阎纲同志收阅并希望惠予评说”。
病房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鼻饲。她直直地躺着，只有右手暗自抖动，眼珠直勾勾地盯着人，试图用已经呆滞的眼神同来者对话。阎纲凑近她，大声喊道：“大家理解你！”她的眼睛听懂了。临别，他写了几句话，写着写着哆嗦起来，上写：
我爱《露沙的路》，我写文章盛赞这心史、信史，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悲剧》。
我仰慕君宜，愿她长寿！
她盯住不放，干枯的眼角渗出泪珠。
《知识分子的悲剧》获《红旗》杂志“优秀论文奖”。
阎纲常说：“平凹是我的小弟弟、大作家。”说：《废都》，才子书，个性描写惟妙惟肖，细节描写纤毫毕见，想象力出神入化，技能和才情堪称奇诡。《废都》对荒诞世相的再现见怪不怪，对丑恶灵魂的曝光煞是无情，给异化为宿命论的文人骚客画像造型，给新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唱挽歌，敢于耻笑如此类群不过一个大“废”！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
《废都》才华横溢，丑态百出，是个妩媚的谜：仁者见“政”，智者见“命”，长者见“人”，少者见“性”。
文学对人性、对自由宽容了，市场消费越来越看好，潘多拉匣子打开了，大家甭想图清闲！
阎纲和小他十岁的陈忠实，一直是知根知底的朋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陈忠实发表了《信任》等小说，正在住院手术的阎纲读后竟有说不出的激动，称赞其“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后，阎纲欣喜若狂，大谈“《白鹿原》的征服！”赞叹不已：《白鹿原》质疑万能的阶级学说，超越《创业史》，开创了当代文学史上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1979年6月，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急就于8日的曙光中，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
阎纲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这首诗，立即骑车飞奔北京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他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道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肯定其历史价值是在“朦胧诗”的“爆炸”中，突破“颂圣文化”的枷锁，推进敬畏天人的诗界革命。 雷抒雁起立，立正，向他致军礼。
2013年，雷抒雁去世。阎纲花了两个昼夜，赶写出六千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追悼会的当天，他三次流鼻血，两次去医院急诊。
他写道：抒雁在《母亲》一诗中说：“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我们失去抒雁，我现在纪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会复活。
朋友们一致称赞说，阎纲此文是悼文中最动人的一篇。
阎纲评论文章最具影响力、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代表作，是《“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迎着80年代第一缕晨曦，河南作家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了。读过的人大多拍手叫好，但舆论大相径庭，“动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等帽子纷至沓来。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人指责作品所涉及的道义同法律相悖，组织服从和临机应变相悖，“动公仓”“抢皇粮”和拯民于水火、救民于倒悬相悖，英雄和罪犯相悖的时候，阎纲力排众议，独持己见，通宵写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以马克思赞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话比喻共产党人李铜钟，发出晨钟般的洪亮而摇动人心的声音：这不是为“犯人”讴歌，而是在呼唤普罗米修斯般的圣洁灵魂。他冒着风险肯定这是一篇“暴露文学”的力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犀利的，同时却很深沉、很痛心。”“它的批判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魂。”“召唤文学的历史价值、改革開放，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
阎纲的深刻在于：通过评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传递给出一个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极“左”下尸横遍野的同时，已经将笔触探向十七年“左”祸下的啼饥号寒，不无理由地使人相信：“文革”极“左”，事出有因。
阎纲在自述中写道：“我，大半辈子的编辑兼选家，同步写作文艺评论。”
是的，他参与编辑《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同步写作文学评论，出版《文坛徜徉录》《神·鬼·人》《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呜》《文网·世情·人心》等多部作品。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感于亲情的撕心裂肺，散文叩门找他，他同步又写散文。正如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阎纲先生那代人，其人格成就可能要远远大于他的文学成就。”“如果说，他的评论是从心灵的净水中喷出的火，那么，他的散文就是从心灵的圣火中生出的莲。水中吐火，火中生莲，都是令人惊叹的美妙景观。”
如今，阎纲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心境变得有些沉郁和悲凉，怀旧、恋土、伤逝、惦念，但依然关注文坛的动向，依然坐在电脑前敲打文章，去年竟有一百四十八万字的《阎纲专辑》内部出版，被认为是一己的家史、文事和心路历程，纪实之作，不乏史料价值。阎纲说：“我喜欢悲剧，喜欢喜剧中的悲剧因子，历史在悲剧中发展。”又说，“我一生命系文学，文学者，人的情欲学，情根于爱，爱到深处是不忍”，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在阎纲心灵深处寻求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