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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学专业体制导致专业设置过窄，“专”而不“博”，学生创新性不足，大学正沦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面对这一现实，只有实施通才教育，回归大学的本位。但通才教育却与当前中国整个教育体制不符，大学教育体制成为通才教育的“瓶颈”，通过对某大学教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课程自由选择、课堂自由讨论的自由课程可以部分地实现通才教育。
关键词：通识教育；大学精神；自由课程
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8-141-002
一、大学真谛与通识教育
大学的本位应该是什么？《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易言之，人经过培养，具有独立、弃旧图新、光明正大的人格。尽管教育家们对大学精神都有自己的理解，但还是强调独立自由的人格，比如蔡元培老先生在北大践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陈寅恪先生推崇的王国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其写照。作为培养人格的大学应是“自由的，超越的，是远离尘世和功禄，追求真理和至善之境的，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的。”从这些教育家的主张来看，大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因为只有自由精神，才能批判和超越，在批判中体现人文精神。易言之，大学在于培养具有自由个性和独立人格，对社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这正是“通识教育”的功能：“是通过自由来获得个性，塑造自己的行为（修身），而不仅是对事实的获取。最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能、知识和观点以及与社会价值相符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学生。”
然而，大学的上述精神传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成了“制器”的工具，被“工具理性”所包围和围剿；在学生中，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有用论”，为迎合市场准则的要求，学校专业划得越来越细，比如笔者所调查的大学，财务、会计、金融就分得特别细，学校还怕专业性不强，用高中的教育方法，采用50套卷库，模拟驾校的考试方式。尽管学校培养方案中存在一些文科的课程，但也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正如张应强所说：“工具主义理性观实现了对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制，大学精神急剧退化，价值教育普遍失位。”因此，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对知识进行整合、弥补专业知识欠缺、确保“想法和行动”的一致性。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自由课程是通识教育的替代性选择。
二、自由课程与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通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专业知识在相对具体和狭窄的范围内去探寻自然的能量和规律，而整合性的知识则是通过人性和艺术方面去寻求宏达的设计。前者是“真切的”、立竿见影的，而后者的效果要很久才能显现出来，因而衡量是困难的。所以在现代化和市场的压力之下，前者因其见效快而得到大多数人的吹捧，后者仅为少数“务虚”的理想主义者所坚持。但即使是专业上的创新，都来自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人文学科的滋养，因为这样个人才能扩展自己的视角，换角度思考问题，并发现自己的兴趣，使之与社会价值融合。所以好的大学教育应该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因此，对学校专业性过强和与市场联系过于紧密要警醒，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警告说：“当大学与企业结合得过于紧密，学术上又过于反映出实用性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枯竭。”因此我们借鉴美国大学的教育方法，实施通识教育。通过课程体系设置、课程教学改革等课程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
在课程体系设置中，通常有必修课、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等模块。公共基础课是部分文科理科的，在理论上学生除了必修课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一些课程来进行学习，但学分非常有限，且必修课占用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学生选修很大程度上是完成修满学分的任务，而不是作为一种兴趣在学习，所以大学课程的设置极为不合理，目前存在的“大类培养”可谓通识教育的一场革命，不仅自由选择课程，甚至自由选择自己所学的专业。浙江大学的具体做法是在大学中仅分理学、工学、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等几大类，第三年才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在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浙江大学将听学术讲座作为必修课，同时减少必修课的学分，增加选修课的学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修课程，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可以选修欧美诗歌、国际政治、古典文献、经济学、管理学等。浙大培养方案上课程的自由选择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值得借鉴。
自由课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原来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根据学科特点改为以学生为主、老师和学生在民主的氛围中讨论知识和学习的教学方式。通识教育和思想、情感、表达和行动有关，它是要打破专业化教育所形成的行业之间的壁垒，它通过培养独特的思维模式来形塑人，这就意味着人是有差异性的，思想可能会不同，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答案几乎是标准的、唯一的。在这种思维逻辑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是韦伯官僚制中的“单位人”：“没有人知道将来谁会生活在这个牢笼中……在这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这么说：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机器的零部件。正如尼采所说：（高等教育）把人变成机器，使人失去自我和生命本能，听命于知识，听命于金钱，听命于国家，而独不听命于他自己。所以对这种课程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变，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改为民主讨论、辩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中具有主动性，并从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甚至创造知识。可取的教学方法也许是教师在课堂上只讲概念和原则性的东西，剩下的则设置论题，让学生选择自己主张的论题，组织材料并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各个学生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和视野，搜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材料来“应战”，这让学生既学会思考原有的知识，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又在思考中培养了自己的反思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简言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取和理解知识，还培养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比如在薪酬管理这堂课中，可以就工资保密制度设置正方与反方两个论题，辩论中双方都会收集保密制度的好处和产生的背景，反方则会指出保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这一制度的背后动机，答案就会出现多样化。正方可能会认为：工资保密减少了在员工中进行比较和暴露课件的不公平的机会。因为没有一个体系会被一个人认为是公平的，了解了其他人的收入，只能是可见的不公平明显化并导致混乱。另外，还可以使低收入的员工免于难堪，当然给管理者在工资管理中更大的自由度。而反方则主张：这类政策有助于培养信任感，组织支持工资保密不是为了避免员工难堪，而是为了避免管理层难堪；最为重要的是工资保密模糊了工资与绩效的联系。在讨论中甚至会出现令人惊奇的发现，比如工资既不是公开好，也不是保密好，而是工资公开，以彰显组织在工资发放动机上的合理性。但鼓励员工不要公开讨论工资问题，因为现实操作中可能会给员工不公平的错觉，这就打破了教科书上设置答案的标准。在社会科学课程中，这种主题讨论随处可见，每一个章节几乎都可以设置这样的论题。这种教学模式的改变符合学科的特性和规律，也增加了教学过程的趣味性。 这种课程教学模式首先是让学生在论题中自由选择正方与反方，其次学生在准备材料中完全自主，老师因不参与讨论，无法操控双方的思想，由双方的“攻心”战术操纵，根据对对方的行为预判来采取行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可能激发不同的思想火花，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知识。即使没有新的知识产生，论题在辩论中被重新理解和阐释，其存在的情景被重新发现，它的作用机制被激活出来，变成了“活”的、感悟后的知识，而不是背的或训练成习惯的机械操作，在此意义上，自由课程培养了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
三、结语：专业教育的反思
当现代科技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大学把发展科学与技术作为自己的全部使命，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专业教育得到了包括政治上层、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主张通识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则被冷落甚至被讥讽为“理想主义者”、“不识时务者”。这些仅强调专业知识教育的行为是试图将学生被打磨成螺丝钉或机器的零部件，大学成为人力工厂和名利竞技场。各大学在管理取向上和专业设置上只设置那些市场上热门的专业，所开始的课程也仅开始那些能迅速“赚钱”的课程，比如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等，哲学、逻辑学、文献、艺术等没有地位。从大学本真的追求来说，大学的职责是“育人”，而非“致器”。因此要回归大学育人的神圣职责，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然后在这些课程中，以学生自由讨论或辩论为主，辅之以老师的引导，让学生在自由的民主氛围中学习、再现、创造并最终领悟知识。这种作为通识课程替代性选择的自由课程，可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正如Daniel Wick所说：“知识是一种理解行为，而通识教育就是提供这样一种框架，这一框架具有历史维度、智识维度和分析维度。”自由课程因其宽泛的学科背景、广阔的学术视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搭建理解知识的框架。
总之，通过自由课程，学生在不同视角和立场中，能够发现原有规则和原理等基础知识的产生背景，并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理解和重新阐发，培样了学生独立的思维模式，培养了学生的观念态度和社会价值，还锻炼了口才，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而不是成为机器的助手。在此意义上，自由选课、自由讨论的自由课程成为通识教育的替代性选择，弥补了专业教育在综合能力素质上培养学生的缺陷，让大学教育回归其培养独立人格的神圣职责。
关键词：通识教育；大学精神；自由课程
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8-141-002
一、大学真谛与通识教育
大学的本位应该是什么？《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易言之，人经过培养，具有独立、弃旧图新、光明正大的人格。尽管教育家们对大学精神都有自己的理解，但还是强调独立自由的人格，比如蔡元培老先生在北大践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陈寅恪先生推崇的王国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其写照。作为培养人格的大学应是“自由的，超越的，是远离尘世和功禄，追求真理和至善之境的，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的。”从这些教育家的主张来看，大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因为只有自由精神，才能批判和超越，在批判中体现人文精神。易言之，大学在于培养具有自由个性和独立人格，对社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这正是“通识教育”的功能：“是通过自由来获得个性，塑造自己的行为（修身），而不仅是对事实的获取。最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能、知识和观点以及与社会价值相符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学生。”
然而，大学的上述精神传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成了“制器”的工具，被“工具理性”所包围和围剿；在学生中，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有用论”，为迎合市场准则的要求，学校专业划得越来越细，比如笔者所调查的大学，财务、会计、金融就分得特别细，学校还怕专业性不强，用高中的教育方法，采用50套卷库，模拟驾校的考试方式。尽管学校培养方案中存在一些文科的课程，但也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正如张应强所说：“工具主义理性观实现了对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制，大学精神急剧退化，价值教育普遍失位。”因此，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对知识进行整合、弥补专业知识欠缺、确保“想法和行动”的一致性。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自由课程是通识教育的替代性选择。
二、自由课程与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通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专业知识在相对具体和狭窄的范围内去探寻自然的能量和规律，而整合性的知识则是通过人性和艺术方面去寻求宏达的设计。前者是“真切的”、立竿见影的，而后者的效果要很久才能显现出来，因而衡量是困难的。所以在现代化和市场的压力之下，前者因其见效快而得到大多数人的吹捧，后者仅为少数“务虚”的理想主义者所坚持。但即使是专业上的创新，都来自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人文学科的滋养，因为这样个人才能扩展自己的视角，换角度思考问题，并发现自己的兴趣，使之与社会价值融合。所以好的大学教育应该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因此，对学校专业性过强和与市场联系过于紧密要警醒，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警告说：“当大学与企业结合得过于紧密，学术上又过于反映出实用性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枯竭。”因此我们借鉴美国大学的教育方法，实施通识教育。通过课程体系设置、课程教学改革等课程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
在课程体系设置中，通常有必修课、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等模块。公共基础课是部分文科理科的，在理论上学生除了必修课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一些课程来进行学习，但学分非常有限，且必修课占用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学生选修很大程度上是完成修满学分的任务，而不是作为一种兴趣在学习，所以大学课程的设置极为不合理，目前存在的“大类培养”可谓通识教育的一场革命，不仅自由选择课程，甚至自由选择自己所学的专业。浙江大学的具体做法是在大学中仅分理学、工学、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等几大类，第三年才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在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浙江大学将听学术讲座作为必修课，同时减少必修课的学分，增加选修课的学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修课程，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可以选修欧美诗歌、国际政治、古典文献、经济学、管理学等。浙大培养方案上课程的自由选择体现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值得借鉴。
自由课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原来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根据学科特点改为以学生为主、老师和学生在民主的氛围中讨论知识和学习的教学方式。通识教育和思想、情感、表达和行动有关，它是要打破专业化教育所形成的行业之间的壁垒，它通过培养独特的思维模式来形塑人，这就意味着人是有差异性的，思想可能会不同，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答案几乎是标准的、唯一的。在这种思维逻辑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是韦伯官僚制中的“单位人”：“没有人知道将来谁会生活在这个牢笼中……在这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这么说：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机器的零部件。正如尼采所说：（高等教育）把人变成机器，使人失去自我和生命本能，听命于知识，听命于金钱，听命于国家，而独不听命于他自己。所以对这种课程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变，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改为民主讨论、辩论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中具有主动性，并从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甚至创造知识。可取的教学方法也许是教师在课堂上只讲概念和原则性的东西，剩下的则设置论题，让学生选择自己主张的论题，组织材料并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各个学生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和视野，搜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材料来“应战”，这让学生既学会思考原有的知识，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又在思考中培养了自己的反思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简言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取和理解知识，还培养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比如在薪酬管理这堂课中，可以就工资保密制度设置正方与反方两个论题，辩论中双方都会收集保密制度的好处和产生的背景，反方则会指出保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这一制度的背后动机，答案就会出现多样化。正方可能会认为：工资保密减少了在员工中进行比较和暴露课件的不公平的机会。因为没有一个体系会被一个人认为是公平的，了解了其他人的收入，只能是可见的不公平明显化并导致混乱。另外，还可以使低收入的员工免于难堪，当然给管理者在工资管理中更大的自由度。而反方则主张：这类政策有助于培养信任感，组织支持工资保密不是为了避免员工难堪，而是为了避免管理层难堪；最为重要的是工资保密模糊了工资与绩效的联系。在讨论中甚至会出现令人惊奇的发现，比如工资既不是公开好，也不是保密好，而是工资公开，以彰显组织在工资发放动机上的合理性。但鼓励员工不要公开讨论工资问题，因为现实操作中可能会给员工不公平的错觉，这就打破了教科书上设置答案的标准。在社会科学课程中，这种主题讨论随处可见，每一个章节几乎都可以设置这样的论题。这种教学模式的改变符合学科的特性和规律，也增加了教学过程的趣味性。 这种课程教学模式首先是让学生在论题中自由选择正方与反方，其次学生在准备材料中完全自主，老师因不参与讨论，无法操控双方的思想，由双方的“攻心”战术操纵，根据对对方的行为预判来采取行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可能激发不同的思想火花，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知识。即使没有新的知识产生，论题在辩论中被重新理解和阐释，其存在的情景被重新发现，它的作用机制被激活出来，变成了“活”的、感悟后的知识，而不是背的或训练成习惯的机械操作，在此意义上，自由课程培养了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
三、结语：专业教育的反思
当现代科技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大学把发展科学与技术作为自己的全部使命，科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专业教育得到了包括政治上层、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主张通识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则被冷落甚至被讥讽为“理想主义者”、“不识时务者”。这些仅强调专业知识教育的行为是试图将学生被打磨成螺丝钉或机器的零部件，大学成为人力工厂和名利竞技场。各大学在管理取向上和专业设置上只设置那些市场上热门的专业，所开始的课程也仅开始那些能迅速“赚钱”的课程，比如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等，哲学、逻辑学、文献、艺术等没有地位。从大学本真的追求来说，大学的职责是“育人”，而非“致器”。因此要回归大学育人的神圣职责，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然后在这些课程中，以学生自由讨论或辩论为主，辅之以老师的引导，让学生在自由的民主氛围中学习、再现、创造并最终领悟知识。这种作为通识课程替代性选择的自由课程，可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正如Daniel Wick所说：“知识是一种理解行为，而通识教育就是提供这样一种框架，这一框架具有历史维度、智识维度和分析维度。”自由课程因其宽泛的学科背景、广阔的学术视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搭建理解知识的框架。
总之，通过自由课程，学生在不同视角和立场中，能够发现原有规则和原理等基础知识的产生背景，并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理解和重新阐发，培样了学生独立的思维模式，培养了学生的观念态度和社会价值，还锻炼了口才，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而不是成为机器的助手。在此意义上，自由选课、自由讨论的自由课程成为通识教育的替代性选择，弥补了专业教育在综合能力素质上培养学生的缺陷，让大学教育回归其培养独立人格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