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在中国，收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猛发展。从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拍卖会，到各地古玩市场的兴旺火爆再到街头地摊的星星之火，“全民收藏”已然渐成燎原之势。
　　这种繁荣的景象，从国家的层面，当然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复兴的绝对信号，它还准确反映出腰包渐渐鼓起来的国民，对于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向往和追逐。
　　笔者曾经在上海举办的一次金融峰会上给来宾讲《近现代名家绘画赏析》，有嘉宾问：现在收藏这么热，我们再进入是不是晚了？我说，如果人家收什么，你也收什么，那是有点晚了。而如果你想收集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且能另辟蹊径、独具慧眼，则收藏任何时候都不玩。乾隆爷用过的一个瓷瓶子，拍卖会上五个亿被人买走了，如果你想要，那至少拿出六个亿。但你可以收集火柴盒、旧书报，只要是对自己心灵有益，物的贵贱都在其次。
　　类似这样的收藏心理其实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一方面收藏目的不明确，大体还是考虑投资、保值、增值，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收藏什么就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象关心股票涨落一样关心自己的藏品，往往形成买进来看一眼，卖出去时再看一眼的局面。
　　无知导致盲目追逐。一些财大气粗的买家，拍卖会上专拣贵的买，其逻辑是投入多，必然赚的多。当然在市场兴起初期，这种心理曾经带动买家涉险高投入而果然收到丰厚的回报。但这种投机心理，毕竟不是收藏正道。
　　收藏，说到底，乃是一种从物质必然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穷其一生仅仅是“花钱买东西”，那么无论其收藏如何宏富，这些藏品和他自身永远只是冷冰冰的物理关系，不会产生精神上的沟通和融合，倘若传及子孙，是祸是福也未可知。曾见某瓦当收藏家，数十年来倾其所有搜罗出土秦汉六朝瓦以数千计，彼人既不考辨文字、又不濡染翰墨，汗牛充栋的收藏不过是搬来搬去的一些物件。偶然捶拓，也粗劣不忍观。至于道听途说、倾家荡产买来一堆假货者，更等而下之，不在本文所论。
　　收藏，也是司马迁讲到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须知“人”、“物”之间需要相互滋养。一个善于体察万物灵性的人，直可以取天地为囊，则万物尽是他的收藏。其实你所收之物，传到几世也会最终消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更何况一些有形、有限的文玩古董呢？可悲的正是生命结束之际，也是“人”、“物”缘尽之时。“物”会辗转流传到别人手里，而原来的主人则随风消散，再也不会被人记起。任何富可敌国的收藏，哪怕是皇家，今日竟如何？没听说哪位藏家因为收藏物件之多而为人称道的。大体还是这些收藏，或者保养了一种文化的样式、或者滋润了一类文化的心灵、或者传递了某种行将绝灭的文化讯息，总之，你的收藏给后人带来了或多或少的精神补给，乃能真正为后人称道。
　　大收藏家如同大诗人、大政治家、大学人，都是有抱负、有担荷、有使命的。他们往往学养渊博、识见高远、胸襟开阔、勇毅过人。曹操看不起袁绍，批评他“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其实任何领域想有过人成就，都无法不超越这种局限。欧阳修，作为北宋位高权重的人物，整理《集古录》，所传承的是古物的精神；赵明诚，穷其一生搜求金石编撰《金石录》，其用志岂在暂得于己？唐太宗遍搜天下王字聚之宫廷，乃是对于魏晋风流的无上尊崇；宋徽宗把他的玺印工整、考究地钤入书画，成就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这是皇帝而具一等文采之人留给后世的千古斯文。满清大员端方，今人已经忘记了他官居何职，却艳羡他的盖世收藏，续写了金石学问在清代的辉煌。近人张伯驹，一生所藏悉数捐献，饱经风霜的瘦峭身形诠释了一个孤抱高士的旷远情怀。
　　这些人，都曾经与“物”有过深入持久的交集，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倜傥非常之人，乃是因为他们和他们曾经拥有的“物”之间有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后面又都是一个个大的人格在支撑着。“人”是这样的大，乃至于“物”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