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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抱怨声中，多数人仍日夜兼程完成了迁坟任务。有人请来风水先生，开坟前烧纸钱，放鞭炮，让先生传话：不是子孙不孝，是政策需要。您老人家请原谅吧。
一
正月初二那晚，一些锣鼓唢呐合奏的音乐在黑漆漆的夜空盘旋不去，全村都听得见。这说明某家老了人。在皖西南大别山余麓的这个小村庄，这已是不多见的传统节目。死了人吹吹打打，为亡灵送行。从我记事时就有，我小的时候，他们吹的是黄梅戏；如今他们的曲库里多了些流行歌曲，比如《血染的风采》、《天路》。演奏者以固定的4/4拍演奏所有的歌曲，这样每首歌听起来都显得无精打采。你听着那些令人恹恹欲睡的调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演奏者慵懒的面容。
天一冷，死人就多。逝者80岁，生前是位有些文化的乡村教书匠。这岁数在我们村算是高龄了。每年全村大约有40多个老人告别人世，但每年新生的婴儿却不到40人。从十年前开始，年轻人就结群离开村庄，去外面打工。平时在村里闲逛，很难遇着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人越来越少，山上的草越长越深，渐渐便有了野猪出没。月黑风高夜，它们亮出锋利的獠牙，把玉米地拱得稀巴烂。
那些无人砍伐的野草在这个干燥的冬天成为村里的隐患。腊月里的最后几天，村支书开着自家的小货车四处奔走，指挥村民扑灭那些因上坟烧纸引起的山火。让人兴奋的焦糊味儿在空气中弥漫，人们看着那些成片被烧得黑漆漆的山头，习以为常。
只有我奶奶觉得可惜。要不是这两年身体不够好，她一定会把山头上的柴禾都砍回家。她喜欢把茅草编成的草把子整齐地堆到灶台底下，瞅它们在柴灶里“呼”一下变成跳跃的火球。火光映到脸上忽明忽暗，安静祥和。
1951年，我那在县政府门口站岗的爷爷请假回家，带上几个小伙抬起花轿，去几十里外把我奶奶接到这个叫燕窝村民组的地方。从此她一直住在这里，到现在整60个年头。
奶奶为这个家族生了五个子女，看着他们成人成家，他们都从这里走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是这块土地上的国王，房前屋后每棵树上的疤痕她了然于胸。三间瓦房旁边，是她的竹园和菜地。这些加起来，就是她在60年里最密集的活动范围了。
在一个民风算不得淳朴的地区，奶奶对四邻难免抱有戒心。作为一项日常活动，她要摆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在家边巡视，看竹园里有无人偷笋，看菜园有无家禽侵入。每年除夕夜，屋外的爆竹礼花声震破房瓦。她总是如临大敌，强迫症般打开前后门，观测那些焰火的流向。“它们都是冲我家这边来的。”她分析道，并指挥我点燃烟花，对准对方的方向，还以颜色。
她是极称职的家园守卫者。这里的一树一草一块石头，我奶奶都认识它们。它们静静地呆在那里，她看着它们就知道自己还在。
我们总是表示“嗨，何必这么小心”的种种不介意，我们想安慰她。她叹口气说，等我死了家里这点地方都得被人占完，你们看着吧。没错，我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占就占去吧，反正我们都出去了，谁在乎呢。终有一天她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不过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似乎来得早了些，并且不是按照我们预想中的方式。夏天里的一天，村民组长上门通知：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需要，全村各家都将拆迁，集中安置到几公里外的一个“新农村建设点”。那里将按照城市小区的规划，建成一片模仿欧式风格的“农家别墅”。
我们都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个地方离镇上近，买菜看病都方便。
“那里有柴禾么，可以烧柴么？有菜园竹园么？”奶奶说，“在这里住60年了哎。到老了还要搬走，何不来一场大水把我们都带走算了呢。”
二
但奶奶还是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了字。她当然不愿意搬，但她一定会签字。因为99%的村民都签了字。
村庄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次变革。这个丘陵地区的“农林生产大村”多年来是各种地图上的空白区，在206国道忘情疾驰的司机们没理由对路边那条无名岔道多留意一点点。跟绝大多数沉默的村庄一样，它安宁而有序。
大约三年前开始，村民们开始感到本村出名了。本村的成名方式与村支书和另一名能人有关。能人白手起家在邻省一城市打通了军政两界关系，在身家达到亿元后他决定“为家乡做一点事”。与村支书在办公室一席长谈后，他决定斥资八千万元承包全村所有荒山荒地，他的目标是，将全村林地流转一万余亩，打造“万亩桂花园”。
这个计划引起了周围县市的好奇，省林业厅厅长专程过来考察，认为我村可成为“省会的后花园”。此过程中，村支书出色的沟通力和执行力受到了上级的肯定。明星效应带来资源倾斜，本村被定为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然后，市政府在去年将本村列入省“城乡统筹”整村推进示范村。
这不是一个强制拆迁计划，但多数人是愿意拆的。去年夏天我回乡与村支书谈起此事，当时计划的风声刚放出来，他预计不愿意拆的有20%。但到秋天签字时，全村1392户不同意拆迁的只有4家。
有三个村民小组因为没被飞机航拍拍上，在第一批规划时未被列入拆迁计划。组长带着村民们到村委会找村支书说理，“要求一视同仁”。
搬出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离镇上更近，生活便利，小孩上学也方便。如今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妇女们在家也不怎么种田。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插双季稻，夏天的时候还有“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只种单季稻，成片的土地被抛荒。留守的妇女们去镇上打工，一天能挣个几十块。搬出来她们上班也近了不少。
对于那些已经丧失祖传种田技能的年轻人而言，这块土地于他们，就好比分居多年却未离婚的对象。拆迁，土地置换，加上以后的土地流转，便是离婚判决，人们关心的只是在这个程序中能收获的利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异乡挥洒汗水，年终时他们西装革履，衣着光鲜，开着车牌号是京、沪、闽，甚至藏的小轿车回家。这里，是他们暗自攀比的战场。
搬与不搬，他们并不是太关心。至少他们不会反对。
还有一个对搬迁利好的消息是，本镇争创“镇级市”已经被市里作为“十二五规划”报到省里。如果顺利获批，村民们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市民”，那块地皮的价钱自然也会扶摇直上。
老人们自然不想搬走，故居是他们大半生情感的维系。但他们对政府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不能不搬。另一个搬迁的理由是，青壮年常年不在家，村庄已经成了老人带小孩的格局，盗贼们利用地形掩护频频光顾此地。日日防火，夜夜防贼。老人们相信几百户住到一起后，蟊贼便不会如此猖獗。
按照拆迁补偿标准，每户将获得每平方米350元-550元的赔偿。这个价钱自然不算高，凭拆迁费肯定没法买下新房。村支书的计划是，将住宅区分成高中低三个档次，这样各家可根据财力自行选择。
村民们拆掉房子住进新房的经济代价是几万块钱，在农村这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加上政府提供的两万贴息贷款，在安置区内盖三间大瓦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那些刚刚给房子翻新盖起二层小楼的农民而言就亏大了：平生积蓄都用来盖了楼，东拼西凑借来的装修费还没还清，再来这番折腾是何苦呢？
三
村支书是最着急的人。
虽然只有四户没签拆迁协议，但他还是为此事焦虑不已。协议书只是个意向调查，真到临拆关头谁能保证那些签了字的都能稳妥地照章办事？评估房屋价钱时，村民免不得要为多与少的问题打破脑袋。
在作整村推进土地置换的决定前，村支书知道这是个大决定。有人劝他慎重些，他说别人搞过的，我们也能搞。附近的确有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置换，但整村推进在全市还是头一个。越往前走，他越感觉压力巨大。他坦言，去年是当村干部30年来最累的一年。无数人电话咨询，土地置换究竟怎么个搞法。晚上忙到十一点睡觉，早上五点钟就有人找上门来。起得稍慢点，人家已经站床边上来了。
这个项目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荣光。他已经拿到省劳模奖章，四届人大代表，代表全省支部书记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他有一个私人养猪场，一年下来“十几万不成问题”，儿女们也都已成家立业。他理想的生活是，上午去养猪场转转，下午找人打四个钟头麻将，多快活。
他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冒险。他害怕事情办不成，害怕被人骂，怕一生名誉毁在这事上。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以他的性格，他肯定不会退缩。
“临阵脱逃者要受党纪处分。”他相信这项变革对全村长远发展“是好的”。镇里来人问他工作如何，他说要是因为这事得了神经病，公家得出钱给他治。
去年十月，全国拆迁引发的事故多起来，土地置换的项目一度停顿。他暗想，如果能停下来也是好事。后来上级批复还是得搞。他打电话问：能不能收回去，咱不搞了行不。那边答复说，批下来当然要执行，否则以后也别再报项目了。
周围的村子都在静静观望。那些搞过小规模试点的村庄停止了继续推进的步伐，因为不可避免的一些小冲突，他们“尝到了辣味”。
村民们是矛盾的，他们的村支书也一样。虽然在面上，大家都配合地向前推进这项伟大的改革。直到腊月里，村支书猛然想起，平整土地中要求坟包也得迁走，于是赶忙四处张贴迁坟通知。逾期不迁者将作无主坟处理，推土机上去一铲挖平。
村里终于有了一些骚动。有人冲到村支部，大骂村支书祖宗八代。在农村，拆人房屋，挖人祖坟，这叫伤天害理。村支书也懂，但他没有办法。坟不迁走，平整土地时就不会被验收合格，补偿款就不会发下来。
在一片抱怨声中，多数人仍日夜兼程完成了迁坟任务。有人请来风水先生，开坟前烧纸钱，放鞭炮，让先生传话：不是子孙不孝，是政策需要。您老人家请原谅吧。
村支书总算松了一口气。私底下他跟人开玩笑，如果现在有人能把这事拦下来，“我就去镇上请客，请十桌。”
一
正月初二那晚，一些锣鼓唢呐合奏的音乐在黑漆漆的夜空盘旋不去，全村都听得见。这说明某家老了人。在皖西南大别山余麓的这个小村庄，这已是不多见的传统节目。死了人吹吹打打，为亡灵送行。从我记事时就有，我小的时候，他们吹的是黄梅戏；如今他们的曲库里多了些流行歌曲，比如《血染的风采》、《天路》。演奏者以固定的4/4拍演奏所有的歌曲，这样每首歌听起来都显得无精打采。你听着那些令人恹恹欲睡的调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演奏者慵懒的面容。
天一冷，死人就多。逝者80岁，生前是位有些文化的乡村教书匠。这岁数在我们村算是高龄了。每年全村大约有40多个老人告别人世，但每年新生的婴儿却不到40人。从十年前开始，年轻人就结群离开村庄，去外面打工。平时在村里闲逛，很难遇着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人越来越少，山上的草越长越深，渐渐便有了野猪出没。月黑风高夜，它们亮出锋利的獠牙，把玉米地拱得稀巴烂。
那些无人砍伐的野草在这个干燥的冬天成为村里的隐患。腊月里的最后几天，村支书开着自家的小货车四处奔走，指挥村民扑灭那些因上坟烧纸引起的山火。让人兴奋的焦糊味儿在空气中弥漫，人们看着那些成片被烧得黑漆漆的山头，习以为常。
只有我奶奶觉得可惜。要不是这两年身体不够好，她一定会把山头上的柴禾都砍回家。她喜欢把茅草编成的草把子整齐地堆到灶台底下，瞅它们在柴灶里“呼”一下变成跳跃的火球。火光映到脸上忽明忽暗，安静祥和。
1951年，我那在县政府门口站岗的爷爷请假回家，带上几个小伙抬起花轿，去几十里外把我奶奶接到这个叫燕窝村民组的地方。从此她一直住在这里，到现在整60个年头。
奶奶为这个家族生了五个子女，看着他们成人成家，他们都从这里走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是这块土地上的国王，房前屋后每棵树上的疤痕她了然于胸。三间瓦房旁边，是她的竹园和菜地。这些加起来，就是她在60年里最密集的活动范围了。
在一个民风算不得淳朴的地区，奶奶对四邻难免抱有戒心。作为一项日常活动，她要摆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在家边巡视，看竹园里有无人偷笋，看菜园有无家禽侵入。每年除夕夜，屋外的爆竹礼花声震破房瓦。她总是如临大敌，强迫症般打开前后门，观测那些焰火的流向。“它们都是冲我家这边来的。”她分析道，并指挥我点燃烟花，对准对方的方向，还以颜色。
她是极称职的家园守卫者。这里的一树一草一块石头，我奶奶都认识它们。它们静静地呆在那里，她看着它们就知道自己还在。
我们总是表示“嗨，何必这么小心”的种种不介意，我们想安慰她。她叹口气说，等我死了家里这点地方都得被人占完，你们看着吧。没错，我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占就占去吧，反正我们都出去了，谁在乎呢。终有一天她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不过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似乎来得早了些，并且不是按照我们预想中的方式。夏天里的一天，村民组长上门通知：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需要，全村各家都将拆迁，集中安置到几公里外的一个“新农村建设点”。那里将按照城市小区的规划，建成一片模仿欧式风格的“农家别墅”。
我们都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个地方离镇上近，买菜看病都方便。
“那里有柴禾么，可以烧柴么？有菜园竹园么？”奶奶说，“在这里住60年了哎。到老了还要搬走，何不来一场大水把我们都带走算了呢。”
二
但奶奶还是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了字。她当然不愿意搬，但她一定会签字。因为99%的村民都签了字。
村庄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次变革。这个丘陵地区的“农林生产大村”多年来是各种地图上的空白区，在206国道忘情疾驰的司机们没理由对路边那条无名岔道多留意一点点。跟绝大多数沉默的村庄一样，它安宁而有序。
大约三年前开始，村民们开始感到本村出名了。本村的成名方式与村支书和另一名能人有关。能人白手起家在邻省一城市打通了军政两界关系，在身家达到亿元后他决定“为家乡做一点事”。与村支书在办公室一席长谈后，他决定斥资八千万元承包全村所有荒山荒地，他的目标是，将全村林地流转一万余亩，打造“万亩桂花园”。
这个计划引起了周围县市的好奇，省林业厅厅长专程过来考察，认为我村可成为“省会的后花园”。此过程中，村支书出色的沟通力和执行力受到了上级的肯定。明星效应带来资源倾斜，本村被定为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然后，市政府在去年将本村列入省“城乡统筹”整村推进示范村。
这不是一个强制拆迁计划，但多数人是愿意拆的。去年夏天我回乡与村支书谈起此事，当时计划的风声刚放出来，他预计不愿意拆的有20%。但到秋天签字时，全村1392户不同意拆迁的只有4家。
有三个村民小组因为没被飞机航拍拍上，在第一批规划时未被列入拆迁计划。组长带着村民们到村委会找村支书说理，“要求一视同仁”。
搬出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离镇上更近，生活便利，小孩上学也方便。如今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妇女们在家也不怎么种田。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插双季稻，夏天的时候还有“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只种单季稻，成片的土地被抛荒。留守的妇女们去镇上打工，一天能挣个几十块。搬出来她们上班也近了不少。
对于那些已经丧失祖传种田技能的年轻人而言，这块土地于他们，就好比分居多年却未离婚的对象。拆迁，土地置换，加上以后的土地流转，便是离婚判决，人们关心的只是在这个程序中能收获的利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异乡挥洒汗水，年终时他们西装革履，衣着光鲜，开着车牌号是京、沪、闽，甚至藏的小轿车回家。这里，是他们暗自攀比的战场。
搬与不搬，他们并不是太关心。至少他们不会反对。
还有一个对搬迁利好的消息是，本镇争创“镇级市”已经被市里作为“十二五规划”报到省里。如果顺利获批，村民们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市民”，那块地皮的价钱自然也会扶摇直上。
老人们自然不想搬走，故居是他们大半生情感的维系。但他们对政府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不能不搬。另一个搬迁的理由是，青壮年常年不在家，村庄已经成了老人带小孩的格局，盗贼们利用地形掩护频频光顾此地。日日防火，夜夜防贼。老人们相信几百户住到一起后，蟊贼便不会如此猖獗。
按照拆迁补偿标准，每户将获得每平方米350元-550元的赔偿。这个价钱自然不算高，凭拆迁费肯定没法买下新房。村支书的计划是，将住宅区分成高中低三个档次，这样各家可根据财力自行选择。
村民们拆掉房子住进新房的经济代价是几万块钱，在农村这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加上政府提供的两万贴息贷款，在安置区内盖三间大瓦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那些刚刚给房子翻新盖起二层小楼的农民而言就亏大了：平生积蓄都用来盖了楼，东拼西凑借来的装修费还没还清，再来这番折腾是何苦呢？
三
村支书是最着急的人。
虽然只有四户没签拆迁协议，但他还是为此事焦虑不已。协议书只是个意向调查，真到临拆关头谁能保证那些签了字的都能稳妥地照章办事？评估房屋价钱时，村民免不得要为多与少的问题打破脑袋。
在作整村推进土地置换的决定前，村支书知道这是个大决定。有人劝他慎重些，他说别人搞过的，我们也能搞。附近的确有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置换，但整村推进在全市还是头一个。越往前走，他越感觉压力巨大。他坦言，去年是当村干部30年来最累的一年。无数人电话咨询，土地置换究竟怎么个搞法。晚上忙到十一点睡觉，早上五点钟就有人找上门来。起得稍慢点，人家已经站床边上来了。
这个项目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荣光。他已经拿到省劳模奖章，四届人大代表，代表全省支部书记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他有一个私人养猪场，一年下来“十几万不成问题”，儿女们也都已成家立业。他理想的生活是，上午去养猪场转转，下午找人打四个钟头麻将，多快活。
他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冒险。他害怕事情办不成，害怕被人骂，怕一生名誉毁在这事上。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以他的性格，他肯定不会退缩。
“临阵脱逃者要受党纪处分。”他相信这项变革对全村长远发展“是好的”。镇里来人问他工作如何，他说要是因为这事得了神经病，公家得出钱给他治。
去年十月，全国拆迁引发的事故多起来，土地置换的项目一度停顿。他暗想，如果能停下来也是好事。后来上级批复还是得搞。他打电话问：能不能收回去，咱不搞了行不。那边答复说，批下来当然要执行，否则以后也别再报项目了。
周围的村子都在静静观望。那些搞过小规模试点的村庄停止了继续推进的步伐，因为不可避免的一些小冲突，他们“尝到了辣味”。
村民们是矛盾的，他们的村支书也一样。虽然在面上，大家都配合地向前推进这项伟大的改革。直到腊月里，村支书猛然想起，平整土地中要求坟包也得迁走，于是赶忙四处张贴迁坟通知。逾期不迁者将作无主坟处理，推土机上去一铲挖平。
村里终于有了一些骚动。有人冲到村支部，大骂村支书祖宗八代。在农村，拆人房屋，挖人祖坟，这叫伤天害理。村支书也懂，但他没有办法。坟不迁走，平整土地时就不会被验收合格，补偿款就不会发下来。
在一片抱怨声中，多数人仍日夜兼程完成了迁坟任务。有人请来风水先生，开坟前烧纸钱，放鞭炮，让先生传话：不是子孙不孝，是政策需要。您老人家请原谅吧。
村支书总算松了一口气。私底下他跟人开玩笑，如果现在有人能把这事拦下来，“我就去镇上请客，请十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