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稳定比政治的稳定更重要。辛亥是一场和平速成的革命，国体虽易，人心尚稳，故此革命前的位势、人脉，大都得以保留，尽管民初政局变更动荡，张謇的事业并不太受影响。
　　
　　南通人张謇四十二岁考上贡士，门师翁同龢拼了老命都要为他争个状元，大概也是补偿这个学生多年蹭蹬的意思。这个争来的状元太重要了，因为中国社会从来极端崇拜状元。之前张謇只是个“人才”，有了“状元”这个卖点，恰似如虎添翼，终其一生，张謇被叫做“张状元”，无人不敬三分，卖字卖画都有极大的品牌附加值，直到现在，我们说起此人，还称之为“状元实业家”，只有他当得起这五个字。
　　点了翰林的张謇，不喜欢当京官。当京官的好处，是人脉广泛，升转较快，也不太忙，坏处则是上官太多，不得扬眉吐气，而且，等因奉此，做不得什么实事。当然，戊戌之后，帝党失势，张謇在朝中没了奥援，这京官就更没甚滋味了。因此他自从1894年丁忧回南通后，就一直请长假，不肯再回京当那个清贵无用的翰林院修撰。
　　张謇丁忧期间，张之洞奏派三位在籍文官于本乡设立商务局，酌办实业。三人中，陆润庠与张謇都是状元，一时间“状元办厂”哄传天下。
　　如今看来，“状元办厂”真是个很好的噱头，是经典的营销案例。洋务派要向朝廷证明中国人自办实业有望，找两个状元来办厂是最佳方式，他们有人望，有官场关系，但又不具备“现管”的身份，便于腾挪斡旋，在“官”、“商”之间充当中介。
　　对于张謇本人而言，办厂是条新路，他对世道的认知很清楚，在自订年谱里他说：书生总是被社会轻视，因为只会说空话，发脾气，而且看不起社会上一般人。言下之意，状元办厂有为知识分子正名的功效。
　　此外，知识分子主张的强国之途，首要是教育。但教育需要经费，这笔钱从政府那里、从商人那里，都是要不出来的。张謇说，只有自己参与商务，才能从中提留教育所需费用。他提出的口号是“父教育而母实业”，这样，就为自己的自儒入商找到了终极目标。
　　办厂果然大获成功。南通的优势，在于原料、人力、土地都比经济中心地区便宜，而劣势在于本地资本不足，无法规模化经营。张謇对家乡的出产、规划，都烂熟于心，一趟趟地跑南京（官）、上海（商），虽然也有过徘徊四马路的路灯之下、上海滩卖字凑路费的困窘经历，到底状元的牌头、人脉，终于让南通的纱业雄起于东南。
　　终其一生，由清朝入民国，张謇当过的最大官职，不过是一年半的农工商总长，但他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东南互保，他是策划者之一；立宪运动，他是东南地区的主谋；袁世凯出山，是他专门催请；清帝退位，是他起草的诏书；民国几届内阁，都将实业最高位虚席以待……风云激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张謇却始终屹立不倒。
　　不妨与同时代人比较一下：同是状元，清朝收梢，刘春霖便只靠卖字打秋风为生，陆润庠也办过实业，却难乎为继；同是“官商”，李鸿章冰山一倒，盛宣怀的个人事业也走到了尽头……说穿了，他们都没有“根据地”，做的都是短线交易，张謇则不同，他守定了南通这个“模范县”，从实业到建筑，从教育到市政，无一不是亲自擘划，长远打算。张謇能屹立不倒，因为他背后的南通一直在稳定地发展，南通为什么能在乱世稳定地发展？因为有张謇的面子作保护伞。
　　关于乱世的成功学，张謇的故事，给我们两层启发。
　　对个人的启发是：为同时代诸人所不能为、不敢为，方能把握先机，同时，鸡蛋要放在两个以上的篮子里，以便规避风险。像状元这个品牌，如何转化为现实中的政治与商业资源，张謇作出了完美的示范。跨界并不可怕，关键是跨界能否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用张謇的话说，就是“言商仍向儒”；而经营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偶尔初露峥嵘，成固欣然（如东南互保），败亦不伤根本（如出任农工商总长），才能给自己一个腾挪的空间。
　　对时代的启发是：伦理的稳定比政治的稳定更重要。辛亥是一场和平速成的革命，国体虽易，人心尚稳，故此革命前的位势、人脉，大都得以保留，尽管民初政局变更动荡，张謇的事业并不太受影响。但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崩盘，长袖善舞的张状元也渐感束手束脚。张謇晚年，孙传芳劫掠东南，南通局势便已有所不稳，当张謇去世两年后，1928年大革命袭来，南通也便保不住一方净土了。
　　（辛亥革命至今，已有百年。本刊特辟“百年寻思”专栏，对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各个侧面进行观察与思考，敬请关注。）
　　
　　杨早
　　文化学者，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