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民国学术界，“章门弟子”尤为引人注目，以至后来有学者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界泰斗多出于太炎先生之门：许多教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先生”。在过去的20世纪，“章门弟子”可谓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已成为我国文史学界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景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面貌和趋向。章门能出那么多杰出人物，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太炎先生的教育方法有何特别之处呢？如果仅以“名师出高徒”的话来说，未免太空泛。因为与老先生同时代的其他名师大家何以没有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立身
有材料表明，章太炎“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章念驰《立身为贵：祖父章太炎的“家训”》。在《章太炎遗嘱》中，他告诫子女：“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对所获勋章，“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等等。这些虽然是老先生对子女所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对“章门弟子”的总体要求。说到这里，我想到《论语·季氏》篇中一则史料，即陈亢问伯鱼，老师私下里都给你说了些什么？伯鱼说一次讲：“不学诗，无以言。”另一次讲：“不学礼，无以立。”陈亢原本以为伯鱼既为孔子的爱子，“所闻当有异”，现在看来，老师对儿子与学生所言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推测太炎先生在教育弟子时，也是把如何“立身”放到第一位的。有论者说：“作为群，章门弟子表现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责任感，勇子与时偕进，把握时代潮流，努力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确为事实。每当中华民族发展到大关口时，“章门弟子”所表现出的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凛然正气我们也可以说是“血性”），令人敬佩。就说汤炳正吧，他本是个内向性的人，不喜欢参与任何活动，也受到老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在1949年后所写的交代材料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发电报支持”。立雪章门之前，“我对时事是漠不关心的”。又说，“九一八”爆发时，我在北京，“那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虽然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而我呢？始终没有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一直是忙于跑北京图书馆，忙子收集材料写什么《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子云年谱》等等”。而入章门之后，他就逐渐对时事有所关心。他与许多章门弟子一样，“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过去有种说法很盛行，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即太炎先生晚年，已变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且“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据汤炳正自己亲炙本师的经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先生的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早年乃导源干《春秋》的‘尊夏攘夷’，中年则发展而为革命反清，晚年则又弘扬而为对日寇进行全民抗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先生的爱国热忱也在不断地深化”。“先师晚年，并非鲁迅所说的‘宁静的学者’，而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铴炳正《忆太炎先生》。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则史料，即1933年8月18日出版的苏州《大光明》报（三日刊）发表一篇《触目警心的国字》，文章讲的是太炎先生给陈石遗主编的《国学商兑》杂志题辞时，故意将“国”字略去右边一竖（缺形），象征着东北之失。文章说：“章先生慨东北之沦亡，国将不国，其所以写这一字来警惕干世者焉。”“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倍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一九三六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料梦溪《晚年的宁静》
二、根基
以上说的是“立身”教育，下面再说说老先生教书的特色，我以为最大特色是重视“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小为大之基，要做大学问，必得有“小学”的基本功。“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说文段注序》）“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涨之洞《书目答问》。太炎先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把古代附属于“经学”的“小学”创建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学私卜“语言文字之学”，这个名称也是他在其名作《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世人称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主要是他“以精通‘小学’而称冠子世”（章念驰《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公司作人《民报社听讲》“在论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许多学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学术最基础的根底，是国学中的‘小学’。太炎先生的‘小学’是乾嘉学术的直接继承。”（王宁《〈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刘梦溪先生在《“国学大师”之名独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一文中曾说：“回观整个20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类似的话，他在别的论著中讲了好多次。因为在他看来，“构成国学的基本元件，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不明经学，不通小学，几乎与国学无缘。而现在为学者最缺乏的，就是经学和小学的训练，尤其是小学”。“‘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去的，二十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并没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当此称号”。我们知道，太炎先生一生都没有在大学担任过教职，当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院时，请他去当导师，也被他断然拒绝。他一生都是“私人聚徒讲学”。据我所知，成规模的国学讲座就有八九次之多。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东京、北京、上海、苏州的4次讲学。“他在东京、上海、苏州讲学的效果，至为辉煌。曾在东京、苏州听讲的青年，后来很多成为著名学者、教授。”（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者殆逾万人，竞趋章君门下请业。”（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可见老先生讲学影响之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彼时的舆论界就曾预言：“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 我们从太炎先生在东京与苏州的授课表，即知道每次招收弟子，太炎先生最先传授的学科便是小学。他答张庸“先生讲何种学”之问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涨庸《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即老先生非常清楚：小学在研治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若不很好地掌握它，今后便难以成就一番事业。他曾说：“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读二徐《说文》七十余过”（章念驰《论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可见所下功夫之深。章门弟子后来多能承老师治学的优良传统，不仅学有本源，业有专攻，且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规定了一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考察一下，这恐怕跟他们具有坚实的小学根柢不无关系。我们知道，清代乾嘉学派主要分皖派与吴派，而皖派的成就要比吴派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王引之等有清一代的大学者，皆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诚如范文澜所言，“皖派与吴派不同，他们从音韵小学入手”;而吴派则主要是把前人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说明和发挥”。老先生所以一生崇皖派而抑吴派，此盖其原因之一。太炎先生“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由子重视“立身”与“小学”的教育，章门才能涌现出那么多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有成就的学者。当然，太炎先生指导学生治学，主张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望气而知。这同样是老先生在育才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之因素。而这种既有开拓精神又抱严谨态度的优良学风，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胸襟
最后，再说太炎先生的胸襟。老先生晚年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先生自己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次耕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日历炳正《忆太炎先生》这真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光辉论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力之先生也说：“章先生的学术气派，并世无俦，他常鼓励弟子‘自成一家’。这确为至论。如奉天法古、陈陈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墨守师法或家法，我认为那不是尊师而是损师。重视师承， 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是章门弟子的一大特点，而另一大特点则是转相启发，在学术上各有创造性的成就，甚至在某个方面有开拓性的发展。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太炎先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先生则析为二十八部。“（黄侃）对章先生有过具体的批评。如他对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见。”（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再说汤炳正，他对学术界视为定论的章先生“娘日二纽古归泥纽”说，也不同意。他认为“古有泥纽，亦有日纽，泥日二纽多转为娘纽”。章先生在《文始·略例癸》中说：“形声既定，字有常声，独体象形，或有逾律。”他则认为汉字这种现象，不是“逾律”而是“规律”，并撰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以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中说：“宇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而他则认为：“先民之初，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根据语言而创造。”但这些不同，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尊师爱师之深情。《黄侃日记》里将章炳麟之名写成“章火粦”，以避师讳，何等恭敬。近翻《石语》，发现钱锺书手稿影印本中的“陈衍石遗说”，“衍”字就写成缺笔。这是过去老派学人的风范。汤炳正终生最感念的人无疑还是章太炎先生。我们仅从称呼上也可感受这一点，他从来都是尊称本师为“太炎先生”的，包括P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写的大量自传性交代材料。
总之，正如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力之先生所说：“太炎先生是如何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学生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非常值得我们下气力去探讨。”
（选自《文史天地》）
一、立身
有材料表明，章太炎“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章念驰《立身为贵：祖父章太炎的“家训”》。在《章太炎遗嘱》中，他告诫子女：“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对所获勋章，“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等等。这些虽然是老先生对子女所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对“章门弟子”的总体要求。说到这里，我想到《论语·季氏》篇中一则史料，即陈亢问伯鱼，老师私下里都给你说了些什么？伯鱼说一次讲：“不学诗，无以言。”另一次讲：“不学礼，无以立。”陈亢原本以为伯鱼既为孔子的爱子，“所闻当有异”，现在看来，老师对儿子与学生所言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推测太炎先生在教育弟子时，也是把如何“立身”放到第一位的。有论者说：“作为群，章门弟子表现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责任感，勇子与时偕进，把握时代潮流，努力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确为事实。每当中华民族发展到大关口时，“章门弟子”所表现出的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凛然正气我们也可以说是“血性”），令人敬佩。就说汤炳正吧，他本是个内向性的人，不喜欢参与任何活动，也受到老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在1949年后所写的交代材料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发电报支持”。立雪章门之前，“我对时事是漠不关心的”。又说，“九一八”爆发时，我在北京，“那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虽然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而我呢？始终没有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一直是忙于跑北京图书馆，忙子收集材料写什么《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子云年谱》等等”。而入章门之后，他就逐渐对时事有所关心。他与许多章门弟子一样，“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过去有种说法很盛行，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即太炎先生晚年，已变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且“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据汤炳正自己亲炙本师的经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先生的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早年乃导源干《春秋》的‘尊夏攘夷’，中年则发展而为革命反清，晚年则又弘扬而为对日寇进行全民抗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先生的爱国热忱也在不断地深化”。“先师晚年，并非鲁迅所说的‘宁静的学者’，而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铴炳正《忆太炎先生》。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则史料，即1933年8月18日出版的苏州《大光明》报（三日刊）发表一篇《触目警心的国字》，文章讲的是太炎先生给陈石遗主编的《国学商兑》杂志题辞时，故意将“国”字略去右边一竖（缺形），象征着东北之失。文章说：“章先生慨东北之沦亡，国将不国，其所以写这一字来警惕干世者焉。”“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倍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一九三六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料梦溪《晚年的宁静》
二、根基
以上说的是“立身”教育，下面再说说老先生教书的特色，我以为最大特色是重视“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小为大之基，要做大学问，必得有“小学”的基本功。“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说文段注序》）“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涨之洞《书目答问》。太炎先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把古代附属于“经学”的“小学”创建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学私卜“语言文字之学”，这个名称也是他在其名作《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世人称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主要是他“以精通‘小学’而称冠子世”（章念驰《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公司作人《民报社听讲》“在论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许多学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学术最基础的根底，是国学中的‘小学’。太炎先生的‘小学’是乾嘉学术的直接继承。”（王宁《〈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刘梦溪先生在《“国学大师”之名独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一文中曾说：“回观整个20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类似的话，他在别的论著中讲了好多次。因为在他看来，“构成国学的基本元件，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不明经学，不通小学，几乎与国学无缘。而现在为学者最缺乏的，就是经学和小学的训练，尤其是小学”。“‘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去的，二十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并没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当此称号”。我们知道，太炎先生一生都没有在大学担任过教职，当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院时，请他去当导师，也被他断然拒绝。他一生都是“私人聚徒讲学”。据我所知，成规模的国学讲座就有八九次之多。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东京、北京、上海、苏州的4次讲学。“他在东京、上海、苏州讲学的效果，至为辉煌。曾在东京、苏州听讲的青年，后来很多成为著名学者、教授。”（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者殆逾万人，竞趋章君门下请业。”（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可见老先生讲学影响之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彼时的舆论界就曾预言：“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 我们从太炎先生在东京与苏州的授课表，即知道每次招收弟子，太炎先生最先传授的学科便是小学。他答张庸“先生讲何种学”之问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涨庸《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即老先生非常清楚：小学在研治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若不很好地掌握它，今后便难以成就一番事业。他曾说：“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读二徐《说文》七十余过”（章念驰《论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可见所下功夫之深。章门弟子后来多能承老师治学的优良传统，不仅学有本源，业有专攻，且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规定了一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考察一下，这恐怕跟他们具有坚实的小学根柢不无关系。我们知道，清代乾嘉学派主要分皖派与吴派，而皖派的成就要比吴派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王引之等有清一代的大学者，皆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诚如范文澜所言，“皖派与吴派不同，他们从音韵小学入手”;而吴派则主要是把前人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说明和发挥”。老先生所以一生崇皖派而抑吴派，此盖其原因之一。太炎先生“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由子重视“立身”与“小学”的教育，章门才能涌现出那么多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有成就的学者。当然，太炎先生指导学生治学，主张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望气而知。这同样是老先生在育才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之因素。而这种既有开拓精神又抱严谨态度的优良学风，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胸襟
最后，再说太炎先生的胸襟。老先生晚年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先生自己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次耕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日历炳正《忆太炎先生》这真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光辉论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力之先生也说：“章先生的学术气派，并世无俦，他常鼓励弟子‘自成一家’。这确为至论。如奉天法古、陈陈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墨守师法或家法，我认为那不是尊师而是损师。重视师承， 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是章门弟子的一大特点，而另一大特点则是转相启发，在学术上各有创造性的成就，甚至在某个方面有开拓性的发展。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太炎先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先生则析为二十八部。“（黄侃）对章先生有过具体的批评。如他对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见。”（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再说汤炳正，他对学术界视为定论的章先生“娘日二纽古归泥纽”说，也不同意。他认为“古有泥纽，亦有日纽，泥日二纽多转为娘纽”。章先生在《文始·略例癸》中说：“形声既定，字有常声，独体象形，或有逾律。”他则认为汉字这种现象，不是“逾律”而是“规律”，并撰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以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中说：“宇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而他则认为：“先民之初，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根据语言而创造。”但这些不同，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尊师爱师之深情。《黄侃日记》里将章炳麟之名写成“章火粦”，以避师讳，何等恭敬。近翻《石语》，发现钱锺书手稿影印本中的“陈衍石遗说”，“衍”字就写成缺笔。这是过去老派学人的风范。汤炳正终生最感念的人无疑还是章太炎先生。我们仅从称呼上也可感受这一点，他从来都是尊称本师为“太炎先生”的，包括P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写的大量自传性交代材料。
总之，正如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力之先生所说：“太炎先生是如何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学生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非常值得我们下气力去探讨。”
（选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