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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可能会遭遇的危险关系，以及有助于改善这些关系的风险基因,跟亚当和夏娃遇到的麻烦具有同构性。
亚当和夏娃原本住在上帝的园子里。
他们是夫妻，性生活不受影响，可随意在园子里进行。解决温饱也不成问题，树上有各种鲜美果子可以吃，也不受季节影响。
他们不穿衣服，在上帝园子里四处溜跶。有面对上帝时的敬畏心，但没有孤独感，也没有“帅哥”、“美女”之类的观念。一直到受了一条蛇的诱惑，先是夏娃，接着亚当，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园子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
于是，小两口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危险关系”。
众所周知，自从这种危险关系建立以来，人类过得很纠结，因此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一生最大梦想就是得到上帝恩准：搬回园子去，哪怕从远处看一眼也算极大安慰。
亚当、夏娃的遭遇，恍惚中很像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凡出过事的企业家，大概能预先推知某些事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但很难推测倒霉的理由和时间。于是乎，算命、风水之类的神秘学问在企业家群体中广为流行，成为时尚。
时尚的事物往往如蛇一样善变，也如蛇一样不靠谱，而企业家自身以及企业的安全问题又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商人》试图归纳一些类似于亚当、夏娃与世界的危险关系，以及提高企业家免疫力的“风险基因”，希望不至于好好一条路，走着走着，人稀了，人没了，人自己都说不清干嘛来了。
政治关系：走路要走大路
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的法律、习俗或者某种游戏规则，可能很操蛋，但一定要敬畏它。很多人都知道温州商人碗里的肉多，但少有人注意温州商人CCTV新闻联播看得最多。可见，温州商人的领先不仅在于他们能及时先行一步，更在于他先行一步的时候，大体上还是在法律和政策提倡范围内的。这样，才不至于像一位名作家说的：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
接触过太多商帮领袖，太多企业家，人人喜欢说“敢为天下先”是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商帮文化。
这种时髦说法其实没几个人真的信。因为敢为天下先就说是这个人敢冒险，人都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人都不敢走的路他敢走，而经济学规律只奖赏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商业行为。
“敢为天下先”又是一个时代标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确立之前，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可能面临一项刑法上的重罪：投机倒把。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年有很多“投机倒把”的人。有的人偶而投机倒把几回，被严厉打击之后吓破了胆，从此金盆洗手。有的人被强烈的生存欲望鼓动着，换一种手法继续投机倒把，年广久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这段历史由于来不及总结，留下了极大误会。今天的企业家群体自身，以及关注企业家的媒体和公众，习惯于接受一个时尚说法：当年敢于投机倒把的人，后来才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以致于有些老一代企业家，很喜欢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投机倒把的。
事实真相是什么？
“投机倒把”盛行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奄奄一息的时代。真活过这个时代，能够公开商人身份的人，是那些“精明”的投机倒把者，而不是有勇气投机倒把的人。这种人有几个特点，如果在一个地方投机倒把被抓了，下次他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如果带来的货物被没收了，收就收了，他不跟对方纠缠，首先想办法尽快脱身；如果身边的人都以有钱为耻，他绝不显示自己的有钱的光荣——总而言之，他敬畏并且尊重当时当地的游戏规则，所以他幸存下来了。
所以说有人对“上帝”很有些质疑：上帝先知而且有大能力，为什么非要等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果才去惩罚他们呢？这不是在“钓鱼执法”吗？
上帝的意思人当然很难推测。问题是上帝是一种文明的化身，他可能热爱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和人类，但更可能热爱他所认同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一个时期的某种体制和法律或许充满了偏见，但只要这个体制和法律没有发生改变，它就是“神圣”的。
所以说，企业家安全建设的第一条：走路要走大路。体制、法律和社会公德所禁止的，最好别去碰。比如说，今天中国的体制和法律禁止搞传销，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去蒙骗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还美其名曰“修建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管道”，这不是正常的经商，这是在找死。
两性关系：上床对象很重要
很多企业和官员的崩溃首先在床上埋下伏笔，法律和习俗通常不保护双人床上的危险关系。
企业家和常人不同，在于他的理想或者说野心比普通人大。理想宏伟了，遇到的麻烦当然就多。
想把事情折腾大，全天下学问都用上似乎还不够。企业要出事，表现方式也千奇百怪。
这其中，由于睡觉的对象而引发的问题，显然就跟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运营之道八杆子打不着，但就是很致命。
比如，跟女秘书或者男秘书上床，企业里就会出现秘书病。睡觉的对象太多，企业往往也死得更快。这里只讨论法律和习俗尊重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的重要程度，于普通饮食男女来说，本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睡觉问题，往往演变为两个家庭或者家族的睡觉关系，这是因为其中涉及到某些人的核心利益。企业家睡觉问题影响到的利益关系就更广泛，可能既会涉及到企业内部员工的利益，也涉及到合作伙伴的利益。因为员工和生意伙伴可能会想，你对自己的爱人都如此，我还敢跟你共事吗？
有关企业家的睡觉问题，本身非常有趣，比如说男性企业家，尤其是女性企业家，都喜欢标榜自己对爱人和家庭的忠实，说到动情处，还会用眼泪来证实一把。也有人家庭生活过得很纠结，干脆回避谈及此类问题。
2010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曝出来一桩很冷门的离婚案，它同时又创造了国内离婚案的最高财产标的。当年9月份，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被妻子宋雅红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并分割双方共同财产。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相继曝光，宋雅红发现自己竟然早就“被离婚”了。原来十年前，河北衡水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宋雅红本身却对此毫不知情。
所谓生活是最伟大的导演，企业家夫妻关系中的离奇情节，随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壮大和财富的积累而不断翻新，当事人都搞不清楚的，局外人自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其中真相。其中有老公背着老婆偷偷转移双方共有资产的，也有的孩子都生出来了，却不承认双方夫妻关系。
无论企业家夫妻关系的破裂和婚变是出于什么原因，对企业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打击。因为资金链本来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夫妻资产一旦被分割，企业的正常经营就会受到空前的打击。这其中，值得公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企业往往在临近上市的时候，闹出了企业家的婚变案件。在这些离婚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而不得已的选择，自然可以理解。但早不离晚不离，偏偏在上市前闹离婚，很可能是当事人双方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产权关系：谁的钱要分清
“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就叫能力。”，话说的太绝，容易误导人。谁的钱，一定要分清，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产权意识依然停留在非常暧昧的阶段，因此也闹出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有的人分不清或者不愿意搞清楚“企业家本人的钱”和“企业法人的钱”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有的人搞不清“公家的钱”和“自己的钱”，也有的股份公司法人代表，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倒腾公司合伙人的共有资产；更有人把“公众的钱”也当作“自己的钱”。
这其中，曾轰动一时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富商周正毅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罪行中，既有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也有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及挪用资金罪。
有关中国企业家群体近年来违法犯罪方面的主要表现及占比情况见表三
媒体是社会公器，可能短时期被某些人利用，但绝不会成为强势人物永恒的“宣传部”，因为媒体的操作模式就是聚集公众视线，聚焦公众舆论，维护普世价值或者一种集体无意识。
战争年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军人是英雄。经济社会，特别能赚钱的人被树立为模范。英雄模范层出不穷，离不开媒体的发现和推举。流弊所及，一些人就會产生幻觉：时代骄子由于对GDP贡献大，似乎就可以轻视、逾越社会法制、道德和舆论底线，而不被追究。
最近的例子是归真堂。归真堂本来雄心勃勃闹着要上市，结果市没上成，老板却哭得稀里啦，就是因为被媒体盯上了。媒体盯上归真堂的原因，是因为多数人心理上不能接受把活熊取胆作为一种不受限制的产业来发展。尽管归真堂动员了好多社会名流在媒体上现身说法“活熊取胆很舒服”，但社会大众始终没有看到一头熊出来宣布自己的“真的很舒服”。于是，归真堂请来的那些著名脸谱都成了令人发指的反面人物。
远一点的典型事例是三聚氰胺事件中的涉事企业。三聚氰胺的可怕就在于它伤害了众多的孩子，孩子是家庭的未来，社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大是大非。尤其在中国社会，推行多年的计划生育迫使千千万万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保护意识空前绝后，而三聚氰胺事件中的涉事企业非但未能充分体量公众的这种精神压力，还梦想动员企业内外的各种社会资源堵住悠悠众口。在这种舆论和集体无意识面前，没有谁能够原谅三鹿，也没有谁愿意去同情田文华。
在舆论围剿中恶名远扬、死于非命的企业为数众多，如果不想重蹈覆撤，脑子里永远需要一根弦：小心媒体盯上你。
亚当和夏娃原本住在上帝的园子里。
他们是夫妻，性生活不受影响，可随意在园子里进行。解决温饱也不成问题，树上有各种鲜美果子可以吃，也不受季节影响。
他们不穿衣服，在上帝园子里四处溜跶。有面对上帝时的敬畏心，但没有孤独感，也没有“帅哥”、“美女”之类的观念。一直到受了一条蛇的诱惑，先是夏娃，接着亚当，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园子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
于是，小两口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危险关系”。
众所周知，自从这种危险关系建立以来，人类过得很纠结，因此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一生最大梦想就是得到上帝恩准：搬回园子去，哪怕从远处看一眼也算极大安慰。
亚当、夏娃的遭遇，恍惚中很像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凡出过事的企业家，大概能预先推知某些事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但很难推测倒霉的理由和时间。于是乎，算命、风水之类的神秘学问在企业家群体中广为流行，成为时尚。
时尚的事物往往如蛇一样善变，也如蛇一样不靠谱，而企业家自身以及企业的安全问题又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商人》试图归纳一些类似于亚当、夏娃与世界的危险关系，以及提高企业家免疫力的“风险基因”，希望不至于好好一条路，走着走着，人稀了，人没了，人自己都说不清干嘛来了。
政治关系：走路要走大路
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的法律、习俗或者某种游戏规则，可能很操蛋，但一定要敬畏它。很多人都知道温州商人碗里的肉多，但少有人注意温州商人CCTV新闻联播看得最多。可见，温州商人的领先不仅在于他们能及时先行一步，更在于他先行一步的时候，大体上还是在法律和政策提倡范围内的。这样，才不至于像一位名作家说的：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
接触过太多商帮领袖，太多企业家，人人喜欢说“敢为天下先”是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商帮文化。
这种时髦说法其实没几个人真的信。因为敢为天下先就说是这个人敢冒险，人都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人都不敢走的路他敢走，而经济学规律只奖赏经得起市场推敲的商业行为。
“敢为天下先”又是一个时代标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确立之前，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可能面临一项刑法上的重罪：投机倒把。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年有很多“投机倒把”的人。有的人偶而投机倒把几回，被严厉打击之后吓破了胆，从此金盆洗手。有的人被强烈的生存欲望鼓动着，换一种手法继续投机倒把，年广久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这段历史由于来不及总结，留下了极大误会。今天的企业家群体自身，以及关注企业家的媒体和公众，习惯于接受一个时尚说法：当年敢于投机倒把的人，后来才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以致于有些老一代企业家，很喜欢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投机倒把的。
事实真相是什么？
“投机倒把”盛行的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奄奄一息的时代。真活过这个时代，能够公开商人身份的人，是那些“精明”的投机倒把者，而不是有勇气投机倒把的人。这种人有几个特点，如果在一个地方投机倒把被抓了，下次他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如果带来的货物被没收了，收就收了，他不跟对方纠缠，首先想办法尽快脱身；如果身边的人都以有钱为耻，他绝不显示自己的有钱的光荣——总而言之，他敬畏并且尊重当时当地的游戏规则，所以他幸存下来了。
所以说有人对“上帝”很有些质疑：上帝先知而且有大能力，为什么非要等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果才去惩罚他们呢？这不是在“钓鱼执法”吗？
上帝的意思人当然很难推测。问题是上帝是一种文明的化身，他可能热爱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和人类，但更可能热爱他所认同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一个时期的某种体制和法律或许充满了偏见，但只要这个体制和法律没有发生改变，它就是“神圣”的。
所以说，企业家安全建设的第一条：走路要走大路。体制、法律和社会公德所禁止的，最好别去碰。比如说，今天中国的体制和法律禁止搞传销，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去蒙骗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还美其名曰“修建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管道”，这不是正常的经商，这是在找死。
两性关系：上床对象很重要
很多企业和官员的崩溃首先在床上埋下伏笔，法律和习俗通常不保护双人床上的危险关系。
企业家和常人不同，在于他的理想或者说野心比普通人大。理想宏伟了，遇到的麻烦当然就多。
想把事情折腾大，全天下学问都用上似乎还不够。企业要出事，表现方式也千奇百怪。
这其中，由于睡觉的对象而引发的问题，显然就跟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运营之道八杆子打不着，但就是很致命。
比如，跟女秘书或者男秘书上床，企业里就会出现秘书病。睡觉的对象太多，企业往往也死得更快。这里只讨论法律和习俗尊重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的重要程度，于普通饮食男女来说，本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睡觉问题，往往演变为两个家庭或者家族的睡觉关系，这是因为其中涉及到某些人的核心利益。企业家睡觉问题影响到的利益关系就更广泛，可能既会涉及到企业内部员工的利益，也涉及到合作伙伴的利益。因为员工和生意伙伴可能会想，你对自己的爱人都如此，我还敢跟你共事吗？
有关企业家的睡觉问题，本身非常有趣，比如说男性企业家，尤其是女性企业家，都喜欢标榜自己对爱人和家庭的忠实，说到动情处，还会用眼泪来证实一把。也有人家庭生活过得很纠结，干脆回避谈及此类问题。
2010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曝出来一桩很冷门的离婚案，它同时又创造了国内离婚案的最高财产标的。当年9月份，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被妻子宋雅红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并分割双方共同财产。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相继曝光，宋雅红发现自己竟然早就“被离婚”了。原来十年前，河北衡水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宋雅红本身却对此毫不知情。
所谓生活是最伟大的导演，企业家夫妻关系中的离奇情节，随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壮大和财富的积累而不断翻新，当事人都搞不清楚的，局外人自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其中真相。其中有老公背着老婆偷偷转移双方共有资产的，也有的孩子都生出来了，却不承认双方夫妻关系。
无论企业家夫妻关系的破裂和婚变是出于什么原因，对企业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打击。因为资金链本来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夫妻资产一旦被分割，企业的正常经营就会受到空前的打击。这其中，值得公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企业往往在临近上市的时候，闹出了企业家的婚变案件。在这些离婚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而不得已的选择，自然可以理解。但早不离晚不离，偏偏在上市前闹离婚，很可能是当事人双方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产权关系：谁的钱要分清
“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就叫能力。”，话说的太绝，容易误导人。谁的钱，一定要分清，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产权意识依然停留在非常暧昧的阶段，因此也闹出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有的人分不清或者不愿意搞清楚“企业家本人的钱”和“企业法人的钱”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有的人搞不清“公家的钱”和“自己的钱”，也有的股份公司法人代表，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倒腾公司合伙人的共有资产；更有人把“公众的钱”也当作“自己的钱”。
这其中，曾轰动一时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富商周正毅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罪行中，既有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也有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及挪用资金罪。
有关中国企业家群体近年来违法犯罪方面的主要表现及占比情况见表三
媒体是社会公器，可能短时期被某些人利用，但绝不会成为强势人物永恒的“宣传部”，因为媒体的操作模式就是聚集公众视线，聚焦公众舆论，维护普世价值或者一种集体无意识。
战争年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军人是英雄。经济社会，特别能赚钱的人被树立为模范。英雄模范层出不穷，离不开媒体的发现和推举。流弊所及，一些人就會产生幻觉：时代骄子由于对GDP贡献大，似乎就可以轻视、逾越社会法制、道德和舆论底线，而不被追究。
最近的例子是归真堂。归真堂本来雄心勃勃闹着要上市，结果市没上成，老板却哭得稀里啦，就是因为被媒体盯上了。媒体盯上归真堂的原因，是因为多数人心理上不能接受把活熊取胆作为一种不受限制的产业来发展。尽管归真堂动员了好多社会名流在媒体上现身说法“活熊取胆很舒服”，但社会大众始终没有看到一头熊出来宣布自己的“真的很舒服”。于是，归真堂请来的那些著名脸谱都成了令人发指的反面人物。
远一点的典型事例是三聚氰胺事件中的涉事企业。三聚氰胺的可怕就在于它伤害了众多的孩子，孩子是家庭的未来，社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大是大非。尤其在中国社会，推行多年的计划生育迫使千千万万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保护意识空前绝后，而三聚氰胺事件中的涉事企业非但未能充分体量公众的这种精神压力，还梦想动员企业内外的各种社会资源堵住悠悠众口。在这种舆论和集体无意识面前，没有谁能够原谅三鹿，也没有谁愿意去同情田文华。
在舆论围剿中恶名远扬、死于非命的企业为数众多，如果不想重蹈覆撤，脑子里永远需要一根弦：小心媒体盯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