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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拙作发表近四十年矣，至今还被《海外文摘》（见本刊2021年第1期）提及，且纳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丛书”，颇觉欣慰。
若非改革开放新一页国史之大手笔，便断无知青返城这一大现象，便也断无《今夜有暴风雪》的问世——故可以这样说，它是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作。有不少小说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知青大返城现象，间接反映的多，直接反映的少——拙作属于后一类小说。
兵团知青不同于插队知青，由于体制的半军事化编制，也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农场知青。当年，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地处边陲，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转业官兵与知识青年，真正的农民甚少——更主要的是这两个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性质，使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在所有生产建设兵团中的存在作用确实不仅是生产，还肩负着“戍边”的使命。
《今夜有暴风雪》至今仍是唯一直接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解体前夜的小说——这也是人们评说知青小说每提到它的原因之一。
二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第二年，《今夜有暴风雪》在《青春》季刊上发表。
先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短篇小说非是主动创作的，而是“定向”创作的产物。我虽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1974年就上大学了，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文革”已结束。之后两年，我虽已开始发表小说，却并没想到应创作知青题材——老实讲，我当时并不愿意回首知青往事。《北方文学》是黑龙江省的文学刊物，我的一名知青好友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他奉命到北京组稿，该刊拟出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说专号”，于是催生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以知青为多。他们鼓励我继续“写写知青”，使城市用人单位了解知青是怎样的一些青年;下乡后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磨砺;哪些方面变了，与下乡之前很不同了;以使用人单位放心地招用他们。
我已关注到，多数知青返城后找工作不易——我的一个弟弟两个弟妹都是返城知青，同样面临找工作的难题。于是，我创作《今夜有暴风雪》的过程，不可能不具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责任感——既然创作之目的是通过小说使城市的用人单位以及更广泛的群体正确地看待返城知青，而不是冷漠对待、疑惑甚至歧视，那么，我当然不会仅仅使知青题材成为“流放题材”“苦难题材”;我必然会侧重写他们的反思;写他们的成熟心路;写他们亦可爱可敬的某些方面。如果人们看了我的小说而认为返城知青只不过是一些“受气包”“可怜虫”就大错特错了。我认为，自己通过小说方式代他们向城市人陈情的目的就事与愿违了，并且小说的品质也不见得必然就高了。有些人一向嘲笑和讥讽我这种很不“纯粹”的创作初衷，认为违背“纯文学”创作，而我对自己的创作初衷一向无怨无悔。
说句题外话，后来我创作《雪城》时，初衷不但未改，反而更明确了。《雪城》在《十月》发表后，某日山西一队因已在当地工作了而返城受到政策阻力的北京知青回到北京，带回一块大匾，轮流抬着送往《十月》编辑部，一个个噙泪表达对文学的感激。匾上写的什么，我却忘了，想必是谢意之词吧。返城的返城了，还有留下的呢。如果完全不表现他们，在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如果使他们成了相比于返城知青显得可笑的知青，在我这儿更是自己不允许自己的——于是我笔下的知青，特别是留下的知青，难免会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在处理现实主义品质与理想主义精神的创作关系方面，显然还很不成熟。这种关系，肯定影响到创作美学的平衡。倘若现在的我重新写来，自信会处理得好些。《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罢，《今夜有暴风雪》也罢，自己回头再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理想主义色彩尤甚;《今夜有暴风雪》的现实主义品质大大加强了，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集中在曹铁强这一“留下的知青”身上而已;到了《雪城》，理想主义色彩几乎褪尽，所表现的也完全是对人性的理想主义了——因而，现实主义的品质驾驭得成熟了。
又及——实际上，当年在我这儿，尚分不太清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区别。我喜欢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喜欢雨果;但在创作特定题材的小说时，即使浪漫主义之素，亦应节制地加入，否则便会稀释了现实主义精神。
三
我多年来的感受是——由知青来写知青小说，写好不易。以下关系难以把握：
若艰苦写得多了，有人会认为过了，指责将艰苦当成苦难了，并会质问——老一代军垦战士没经历那些吗？他们中大多数当年不也是青年吗？若适可而止，又会直接批评为不足，甚至回避。若心怀敬意地刻画知青人物，会被指责为美化;若着力揭示某些知青人物的心理暗角，又会被指责为抹黑，诬蔑。并且，也还面临一个更大的关于“公理”的叩问，即——你们来了，走了，不过十年，相比于你们，那些祖祖辈辈被“按住”在农村的农民及其儿女，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已经事实上成了老北大荒人及埋在北大荒的几批二十几万复转军人，他们就命里活该这样吗？
文学作品在总体上必然是体现社会公理之事。
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评奖时争论颇大，幸有冯牧等老同志力挺，才最终都以第一、第二名的结果获奖。即使高票获奖了，拍电影时也曾双双“下马”。而《雪城》《年轮》之电视剧，当年播出都几经波折;《知青》《返城年代》也是。细想想，亦属必然。因为写的非是“哪一个”，而是通过群像写的“那一代”，自己的创作水平又有限，毛病再多，遗憾再大，也就只有自我原谅了。
我以后不会再写知青题材了，这使如今的我有了一种解脱感。
我相信这一题材以后仍会被更深入地创作，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以上我所如实谈到的两难之境，在后几代作家那儿，驾驭起来会容易些，当然也会写得比我好。毕竟，我提供了参照，某些不足会被看得越来越清啊！
拙作发表近四十年矣，至今还被《海外文摘》（见本刊2021年第1期）提及，且纳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丛书”，颇觉欣慰。
若非改革开放新一页国史之大手笔，便断无知青返城这一大现象，便也断无《今夜有暴风雪》的问世——故可以这样说，它是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作。有不少小说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知青大返城现象，间接反映的多，直接反映的少——拙作属于后一类小说。
兵团知青不同于插队知青，由于体制的半军事化编制，也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农场知青。当年，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地处边陲，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转业官兵与知识青年，真正的农民甚少——更主要的是这两个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性质，使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在所有生产建设兵团中的存在作用确实不仅是生产，还肩负着“戍边”的使命。
《今夜有暴风雪》至今仍是唯一直接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解体前夜的小说——这也是人们评说知青小说每提到它的原因之一。
二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第二年，《今夜有暴风雪》在《青春》季刊上发表。
先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短篇小说非是主动创作的，而是“定向”创作的产物。我虽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1974年就上大学了，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文革”已结束。之后两年，我虽已开始发表小说，却并没想到应创作知青题材——老实讲，我当时并不愿意回首知青往事。《北方文学》是黑龙江省的文学刊物，我的一名知青好友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他奉命到北京组稿，该刊拟出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说专号”，于是催生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以知青为多。他们鼓励我继续“写写知青”，使城市用人单位了解知青是怎样的一些青年;下乡后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磨砺;哪些方面变了，与下乡之前很不同了;以使用人单位放心地招用他们。
我已关注到，多数知青返城后找工作不易——我的一个弟弟两个弟妹都是返城知青，同样面临找工作的难题。于是，我创作《今夜有暴风雪》的过程，不可能不具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责任感——既然创作之目的是通过小说使城市的用人单位以及更广泛的群体正确地看待返城知青，而不是冷漠对待、疑惑甚至歧视，那么，我当然不会仅仅使知青题材成为“流放题材”“苦难题材”;我必然会侧重写他们的反思;写他们的成熟心路;写他们亦可爱可敬的某些方面。如果人们看了我的小说而认为返城知青只不过是一些“受气包”“可怜虫”就大错特错了。我认为，自己通过小说方式代他们向城市人陈情的目的就事与愿违了，并且小说的品质也不见得必然就高了。有些人一向嘲笑和讥讽我这种很不“纯粹”的创作初衷，认为违背“纯文学”创作，而我对自己的创作初衷一向无怨无悔。
说句题外话，后来我创作《雪城》时，初衷不但未改，反而更明确了。《雪城》在《十月》发表后，某日山西一队因已在当地工作了而返城受到政策阻力的北京知青回到北京，带回一块大匾，轮流抬着送往《十月》编辑部，一个个噙泪表达对文学的感激。匾上写的什么，我却忘了，想必是谢意之词吧。返城的返城了，还有留下的呢。如果完全不表现他们，在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如果使他们成了相比于返城知青显得可笑的知青，在我这儿更是自己不允许自己的——于是我笔下的知青，特别是留下的知青，难免会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在处理现实主义品质与理想主义精神的创作关系方面，显然还很不成熟。这种关系，肯定影响到创作美学的平衡。倘若现在的我重新写来，自信会处理得好些。《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罢，《今夜有暴风雪》也罢，自己回头再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理想主义色彩尤甚;《今夜有暴风雪》的现实主义品质大大加强了，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集中在曹铁强这一“留下的知青”身上而已;到了《雪城》，理想主义色彩几乎褪尽，所表现的也完全是对人性的理想主义了——因而，现实主义的品质驾驭得成熟了。
又及——实际上，当年在我这儿，尚分不太清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区别。我喜欢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喜欢雨果;但在创作特定题材的小说时，即使浪漫主义之素，亦应节制地加入，否则便会稀释了现实主义精神。
三
我多年来的感受是——由知青来写知青小说，写好不易。以下关系难以把握：
若艰苦写得多了，有人会认为过了，指责将艰苦当成苦难了，并会质问——老一代军垦战士没经历那些吗？他们中大多数当年不也是青年吗？若适可而止，又会直接批评为不足，甚至回避。若心怀敬意地刻画知青人物，会被指责为美化;若着力揭示某些知青人物的心理暗角，又会被指责为抹黑，诬蔑。并且，也还面临一个更大的关于“公理”的叩问，即——你们来了，走了，不过十年，相比于你们，那些祖祖辈辈被“按住”在农村的农民及其儿女，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已经事实上成了老北大荒人及埋在北大荒的几批二十几万复转军人，他们就命里活该这样吗？
文学作品在总体上必然是体现社会公理之事。
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评奖时争论颇大，幸有冯牧等老同志力挺，才最终都以第一、第二名的结果获奖。即使高票获奖了，拍电影时也曾双双“下马”。而《雪城》《年轮》之电视剧，当年播出都几经波折;《知青》《返城年代》也是。细想想，亦属必然。因为写的非是“哪一个”，而是通过群像写的“那一代”，自己的创作水平又有限，毛病再多，遗憾再大，也就只有自我原谅了。
我以后不会再写知青题材了，这使如今的我有了一种解脱感。
我相信这一题材以后仍会被更深入地创作，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以上我所如实谈到的两难之境，在后几代作家那儿，驾驭起来会容易些，当然也会写得比我好。毕竟，我提供了参照，某些不足会被看得越来越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