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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门卡准稻黄时节探亲，和父亲在田垄里收割10多天，谷子才刚晒干水汽，假期就到头了。父亲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三步一回头，忧心忡忡地跟着我走向了火车站。
火车深夜一点进站，时间还早。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开车带我们去新城区转转。我借着酒劲，拉开车门，一脚跨进了同学的车。一辈子都没坐过小车的父亲不知怎么打开车门，一手反背着包，一手在车门上东摸西摸，脸凑近车门玻璃乞求地看着我，一脸尴尬。我翻身下车，上前一步，弯下腰来，打开车门，虔诚地侍候父亲坐进车，再为他关上车门，打下车窗。父亲感激地看着我走向另一个车门，一脸的幸福，憨憨地笑着说：“伢子，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我霎时百感交集。活在世上，活在城里，活在官场，我在许多人面前弯过腰，为许多人开过车门，但从没有为父亲弯腰开过车门。
一上火车，父亲两眼放光，兴奋不已，惊喜地说：“这么热的天，车上这么凉爽，座位这么软，这比躺在家里还舒服哩！当年我们修这条铁路，回来时也是坐火车，可座位是硬邦邦的木头。”坐定后，父亲意犹未尽，看看车厢，摸摸坐垫，扯开嗓门说：“这条湘黔铁路40多年前，毛主席一声令下，‘备战备荒修战备’，我挑着铺盖和全县1000多个壮劳力，在怀化安营扎寨，老家新化至怀化历经98个隧道，都是我们用钢钎大锤、锄头镐铲，劈山炸岩凿出来的。两年多天天风餐露宿、通宵达旦，个个热血沸腾，人人斗志昂扬，拼命争表现、扛红旗。”一车厢人惊叹不已。
近20个小时的车程，父亲杵在座位上不吃不喝，不睡不拉，脸上沟壑纵横、皱皮交错、黝黑发亮，凸起的青筋蚯蚓般盘在额头上，蜘蛛般沉沉暗暗的老年斑明晃晃地告诉我：尽管岁月安好，铁轨霍霍，青山依旧，可父亲已然站在了人生暮色苍黄的岁月里。
下了火车，出了站口，离家很近，打车7元，公交3元，走路20分钟。父亲背着30多斤重的包，执意走路。当穿过广场走上天桥，父亲说：“我好像还在火车上，脑壳里还在哐当哐当地摇晃，腿有点不听使唤了。”父亲掀起裤角，干瘦的双脚显然浮肿、变形。这双曾经宽大厚实，一辈子穿着草鞋，大踏步行走在田间地头，穿插在庄稼地里，承载家庭重担的双脚，此时特别扎眼扎心。下了车，我一手扯着父亲的衣角，一手提着包，就像儿时父亲带我赶集一样，把他拉向我的小家。打开家门，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满客厅像有地雷似的，怯生生地移到沙发的一角，来来回回打量着家具，又看看我，再看看头上的吊灯，核桃般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
第二天，我和爱人忙着上班，父亲独自下楼转转。一进电梯，傻眼了，下面几排按键使用过频，数字磨得踪迹全无。父亲随手一按，电梯不知到哪打开了，父亲走出电梯，像只迷途的羔羊，眼睁睁地盯着时进时出的住户，满口的家乡话谁也听不懂。呆了半晌，随他人进电梯来到一楼，往12楼窗户看了看，顿时又傻眼了。父亲出门前在窗户上挂了两件衣服，从楼下抬头可以看到标记，找到家门。他看了半天，没有看见标记。中午时分，做好饭菜的岳母下楼找他，父亲像抓住救命绳一样，说话倒竹筒似的说找不到家了。下班回来，父亲像个犯错的孩子，说上午找不到家了。我的小家在楼盘侧面，楼下无法看到窗户。父亲豁然开朗宽慰自己：“看嘛，这就是我们乡巴佬，方向都观不清。” 隔着茶几，我心情复杂地看了看父亲，瘦骨伶仃的身上套着在家干农活的秋衣，肩膀上被扁担磨得毛绒发亮，袖口和衣领松松垮垮地耷拉着，斑斑点点的草汁汗碱针尖般戳了我一下，我的脑子里像装了部放映机，父亲几十年来含辛茹苦侍弄庄稼、养育我们的一幕幕情景，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领着父亲去街上，父亲像贴膏药一样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妻子走进一家稍较体面的店内，取下一件T恤，叫父亲套在秋衣上试试，父亲瞅了又瞅，摸了又摸，颤巍巍地问：“这多少钱？”“120。”父亲吃惊地说：“多少？这么点布料，120？绸缎做的？不买，你姐姐带我买的西服才70。”我想说点什么，但在汗珠子摔八瓣的父亲面前，我什么也没说，顺手拿起堆在地上的地摊货，问多少钱？60。妻子说：“老年人怕费钱，少点，40可以吗？”“可怜天下父母心，拿30元就是。”父亲疑惑地问我：“多少钱？”我说30。父亲抬高嗓门、手指着身上的秋衣说：“我这件才8元，都穿三个年头了，贵了，不买！”执意掉头走出了店门，妻子赶紧把钱递过去，我拿上衣服，感激地點头道谢，顿时觉得女店主很美！
立在手机柜台前，我问父亲喜欢哪个机型。父亲看都不看说：“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说：“老人机都经久耐用。”随手拿出三款老人机，我问父亲喜欢哪个？父亲不置可否地说：“哪款耐用买哪个。”服务员笑着说：“摩托罗拉、三星和诺基亚都耐用，这三款价钱一样，199元，看您喜欢哪款？”我把服务员的话转给父亲，他不依不饶：“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别过脸去，脸上挂满了复杂的笑容。我耐着性子说：“这三款手机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价钱一样，大的看得清楚，小的放兜里不碍事，看你要哪个？”父亲欠欠身子说：“看你说的，锄头都有好有差，钢火不行的，碰到沙石就卷了，手机就没个区别吗？”我窝着火付钱拿了个屏幕大的。转身对他说，“这个你接打电话看得清楚。”走出店门，父亲掂了掂手机说：“这么大，干农活搁身上碍手碍脚，不方便。”我转过身没好气地说：“你出都出来了，能不能不提农活的事啊！”父亲沉闷地把手机放进兜里，欲言又止地嗫嚅了一下。
我把娘的电话拨到手机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说城里路好宽、楼好高、车好多，说到楼下找不到家了，说天晴要赶紧晒谷子，说儿子儿媳很孝顺。一脸的幸福，一脸的知足，一脸的荣光。娘在电话那端乐得哈哈大笑，说你倒是享福去了，地里留下那么多红苕怎么弄回来？父亲说，堂屋地窖储二十担，偏房地窖储十二担，种苕储在堂屋，冬天烧火不会冻坏，明年才有好收成。
半个月后，父亲惦记娘身体不好，红苕挖不回家。娘在电话里说头晕胃痛，老屋瓦片漏雨了，耕牛长肥了，得守着，责备父亲半个月没下地干活了，该回去了。父亲眼巴巴地看看我，又看看妻子，说忙完活，耕牛卖了，瓦片翻捡了，安安心心和娘来看孙女。我和妻子再三挽留，父亲丢魂落魄似的，执意要走，我给父亲买了软卧票，父亲责怪我把耕牛一条大腿白白送车站了，说硬座一样可以坐回家。然后乐呵呵地收拾东西，把我换装后废弃的军装和胶鞋，洗得干干净净，装进包里，说回家干农活时可以穿。我塞给父亲二千元钱，他推来推去不要，又从自己包里摸出一千元，叠一块放到女儿手上，说爷爷什么也没买，对不住三岁多的孙女，说我出门在外不容易，他做父亲的责任没尽到，妻子执意把钱塞进了父亲的包里。
当火车启动后，父亲隔着玻璃伸长脖子对着我和妻子喊，回去后看看枕头下的东西在不在？记得收捡一下。我和妻子回到家后，掀开父亲床上的枕头，我和妻子傻眼了，呆若木鸡，一叠厚厚的红彤彤的足足五千以上，带着父亲体温、草汁汗碱味的钞票压在枕头下。我们谁也没说话，良久，妻子郑重地把钱用红纸包起来，放进女儿的储存罐，一顿一挫地说：等女儿长大点，告诉女儿，那是一生地里刨食、七十岁乡下爷爷给她的热气腾腾的血汗钱。
父亲回家了，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空落落的，不是滋味，都说养儿防老。我离家18年，远在二千里外的大西南，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哪能帮得上什么忙、尽得上孝啊！
火车深夜一点进站，时间还早。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开车带我们去新城区转转。我借着酒劲，拉开车门，一脚跨进了同学的车。一辈子都没坐过小车的父亲不知怎么打开车门，一手反背着包，一手在车门上东摸西摸，脸凑近车门玻璃乞求地看着我，一脸尴尬。我翻身下车，上前一步，弯下腰来，打开车门，虔诚地侍候父亲坐进车，再为他关上车门，打下车窗。父亲感激地看着我走向另一个车门，一脸的幸福，憨憨地笑着说：“伢子，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我霎时百感交集。活在世上，活在城里，活在官场，我在许多人面前弯过腰，为许多人开过车门，但从没有为父亲弯腰开过车门。
一上火车，父亲两眼放光，兴奋不已，惊喜地说：“这么热的天，车上这么凉爽，座位这么软，这比躺在家里还舒服哩！当年我们修这条铁路，回来时也是坐火车，可座位是硬邦邦的木头。”坐定后，父亲意犹未尽，看看车厢，摸摸坐垫，扯开嗓门说：“这条湘黔铁路40多年前，毛主席一声令下，‘备战备荒修战备’，我挑着铺盖和全县1000多个壮劳力，在怀化安营扎寨，老家新化至怀化历经98个隧道，都是我们用钢钎大锤、锄头镐铲，劈山炸岩凿出来的。两年多天天风餐露宿、通宵达旦，个个热血沸腾，人人斗志昂扬，拼命争表现、扛红旗。”一车厢人惊叹不已。
近20个小时的车程，父亲杵在座位上不吃不喝，不睡不拉，脸上沟壑纵横、皱皮交错、黝黑发亮，凸起的青筋蚯蚓般盘在额头上，蜘蛛般沉沉暗暗的老年斑明晃晃地告诉我：尽管岁月安好，铁轨霍霍，青山依旧，可父亲已然站在了人生暮色苍黄的岁月里。
下了火车，出了站口，离家很近，打车7元，公交3元，走路20分钟。父亲背着30多斤重的包，执意走路。当穿过广场走上天桥，父亲说：“我好像还在火车上，脑壳里还在哐当哐当地摇晃，腿有点不听使唤了。”父亲掀起裤角，干瘦的双脚显然浮肿、变形。这双曾经宽大厚实，一辈子穿着草鞋，大踏步行走在田间地头，穿插在庄稼地里，承载家庭重担的双脚，此时特别扎眼扎心。下了车，我一手扯着父亲的衣角，一手提着包，就像儿时父亲带我赶集一样，把他拉向我的小家。打开家门，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满客厅像有地雷似的，怯生生地移到沙发的一角，来来回回打量着家具，又看看我，再看看头上的吊灯，核桃般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
第二天，我和爱人忙着上班，父亲独自下楼转转。一进电梯，傻眼了，下面几排按键使用过频，数字磨得踪迹全无。父亲随手一按，电梯不知到哪打开了，父亲走出电梯，像只迷途的羔羊，眼睁睁地盯着时进时出的住户，满口的家乡话谁也听不懂。呆了半晌，随他人进电梯来到一楼，往12楼窗户看了看，顿时又傻眼了。父亲出门前在窗户上挂了两件衣服，从楼下抬头可以看到标记，找到家门。他看了半天，没有看见标记。中午时分，做好饭菜的岳母下楼找他，父亲像抓住救命绳一样，说话倒竹筒似的说找不到家了。下班回来，父亲像个犯错的孩子，说上午找不到家了。我的小家在楼盘侧面，楼下无法看到窗户。父亲豁然开朗宽慰自己：“看嘛，这就是我们乡巴佬，方向都观不清。” 隔着茶几，我心情复杂地看了看父亲，瘦骨伶仃的身上套着在家干农活的秋衣，肩膀上被扁担磨得毛绒发亮，袖口和衣领松松垮垮地耷拉着，斑斑点点的草汁汗碱针尖般戳了我一下，我的脑子里像装了部放映机，父亲几十年来含辛茹苦侍弄庄稼、养育我们的一幕幕情景，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领着父亲去街上，父亲像贴膏药一样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妻子走进一家稍较体面的店内，取下一件T恤，叫父亲套在秋衣上试试，父亲瞅了又瞅，摸了又摸，颤巍巍地问：“这多少钱？”“120。”父亲吃惊地说：“多少？这么点布料，120？绸缎做的？不买，你姐姐带我买的西服才70。”我想说点什么，但在汗珠子摔八瓣的父亲面前，我什么也没说，顺手拿起堆在地上的地摊货，问多少钱？60。妻子说：“老年人怕费钱，少点，40可以吗？”“可怜天下父母心，拿30元就是。”父亲疑惑地问我：“多少钱？”我说30。父亲抬高嗓门、手指着身上的秋衣说：“我这件才8元，都穿三个年头了，贵了，不买！”执意掉头走出了店门，妻子赶紧把钱递过去，我拿上衣服，感激地點头道谢，顿时觉得女店主很美！
立在手机柜台前，我问父亲喜欢哪个机型。父亲看都不看说：“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说：“老人机都经久耐用。”随手拿出三款老人机，我问父亲喜欢哪个？父亲不置可否地说：“哪款耐用买哪个。”服务员笑着说：“摩托罗拉、三星和诺基亚都耐用，这三款价钱一样，199元，看您喜欢哪款？”我把服务员的话转给父亲，他不依不饶：“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别过脸去，脸上挂满了复杂的笑容。我耐着性子说：“这三款手机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价钱一样，大的看得清楚，小的放兜里不碍事，看你要哪个？”父亲欠欠身子说：“看你说的，锄头都有好有差，钢火不行的，碰到沙石就卷了，手机就没个区别吗？”我窝着火付钱拿了个屏幕大的。转身对他说，“这个你接打电话看得清楚。”走出店门，父亲掂了掂手机说：“这么大，干农活搁身上碍手碍脚，不方便。”我转过身没好气地说：“你出都出来了，能不能不提农活的事啊！”父亲沉闷地把手机放进兜里，欲言又止地嗫嚅了一下。
我把娘的电话拨到手机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说城里路好宽、楼好高、车好多，说到楼下找不到家了，说天晴要赶紧晒谷子，说儿子儿媳很孝顺。一脸的幸福，一脸的知足，一脸的荣光。娘在电话那端乐得哈哈大笑，说你倒是享福去了，地里留下那么多红苕怎么弄回来？父亲说，堂屋地窖储二十担，偏房地窖储十二担，种苕储在堂屋，冬天烧火不会冻坏，明年才有好收成。
半个月后，父亲惦记娘身体不好，红苕挖不回家。娘在电话里说头晕胃痛，老屋瓦片漏雨了，耕牛长肥了，得守着，责备父亲半个月没下地干活了，该回去了。父亲眼巴巴地看看我，又看看妻子，说忙完活，耕牛卖了，瓦片翻捡了，安安心心和娘来看孙女。我和妻子再三挽留，父亲丢魂落魄似的，执意要走，我给父亲买了软卧票，父亲责怪我把耕牛一条大腿白白送车站了，说硬座一样可以坐回家。然后乐呵呵地收拾东西，把我换装后废弃的军装和胶鞋，洗得干干净净，装进包里，说回家干农活时可以穿。我塞给父亲二千元钱，他推来推去不要，又从自己包里摸出一千元，叠一块放到女儿手上，说爷爷什么也没买，对不住三岁多的孙女，说我出门在外不容易，他做父亲的责任没尽到，妻子执意把钱塞进了父亲的包里。
当火车启动后，父亲隔着玻璃伸长脖子对着我和妻子喊，回去后看看枕头下的东西在不在？记得收捡一下。我和妻子回到家后，掀开父亲床上的枕头，我和妻子傻眼了，呆若木鸡，一叠厚厚的红彤彤的足足五千以上，带着父亲体温、草汁汗碱味的钞票压在枕头下。我们谁也没说话，良久，妻子郑重地把钱用红纸包起来，放进女儿的储存罐，一顿一挫地说：等女儿长大点，告诉女儿，那是一生地里刨食、七十岁乡下爷爷给她的热气腾腾的血汗钱。
父亲回家了，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空落落的，不是滋味，都说养儿防老。我离家18年，远在二千里外的大西南，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哪能帮得上什么忙、尽得上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