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尚未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系统性、自证性的文字材料，虽然地域上相当于夏墟、时间上相当于夏代的考古遗存已有较丰富的发现，但这些遗存是否与夏朝有关，仍有部分国内外学者质疑。与此相应，不少公众对文献中的夏代史事心存疑虑，公众对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的信任亦遭遇一定的冲击。
　　有人说，夏朝只是神话，出自后人虚构;有人说，夏朝属于信史，有关夏朝的史事基本可信。李曼在他的新书Soial Memory and StateFormation in Early China（《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起源》）中则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夏文明进行了重新解读。
　　该书的核心内容此前已作为《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一文在《考古学报》二〇一七年第三期发表，引发较大反响。而新出的英文著作，则以更详尽的论述呈现了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两千纪中期、早期中国的壮丽图景。翔实的考古材料、前沿的理论视角、宏大的全球视野成为该书的基本旋律。
　　该书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引入了“社会记忆”的范畴，以及以“高地社会”和“低地社会”来区分历史地理单元。我们目前所知的夏朝信息，都出自周人追述，属于周人社会记忆的表达。从西周的豳公盈、清华简《厚父》到其后的《左传》诸书，乃至战国时代诸子的言说，对夏朝以及大禹事迹均多有称述。周人的这种追述是否像陈梦家、杨宽、艾兰（Sarah Allan）、陈淳等学者所说属于神话的转化，抑或确有其史实之素地呢？质疑夏朝的学者并无直接的证据否定夏朝，承认夏朝的学者也没有一锤定音的材料说服质疑者，夏朝有无的问题似乎陷入了僵局。王国维根据《史记》中殷商世系为甲骨卜辞所证实，推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古史新证》），在许多人看来显然并不“当然”。
　　近来另一本关于夏史的专著——孙庆伟的《鼐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无疑是主张夏史为信史的。该书认为，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孙著就夏文化展开了系统性的考论，但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完全超越前人，故仍未能打消一些读者的疑虑。《问鼎》一书则摆脱了文献的束缚，转而从考古学出发梳理从良渚文化到商周的文化嬗替轨迹，从中发现了文化脉络中的连续性以及断裂之处。周人所追述的夏朝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层面：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以晋南、伊洛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问格局;禹迹天下观。这几个层面，都可以在龙山时代以及二里头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呼应。尤其是以晋南、伊洛为中心的政治空间格局，作为传说中夏朝的核心区域，在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期盛极一时，却在殷墟时期衰落。殷商王朝相继放弃早商在关中、晋南、洛阳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设立的据点，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洛阳盆地也不再有大型聚落。这似乎反映了一种文化的断裂现象。正是这种断裂，暗示了另一种记忆连续性的可能。由于商人的势力范围存在其局限性，位处殷商势力边缘地带的黄土高原、晋南、伊洛和关中，政治与文化更为多元，并无可能完全接受商人所创造的历史神话。晋南、伊洛曾经的政治实验以及由此确立的共同价值，却有可能通过高地社会的族群传承，并成为周人建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李曼看来，高地记忆群体与殷商王室史官一道，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周人首先一统关中盆地作为根据地，继而占领晋南、伊洛的夏人故土，最后则征服东方的商王朝腹地，其后所推行的封建制度正是围绕夏、商、周三代空间架构完成的。周武王选择在洛阳一带建立成周，以“宅兹中国”（何尊铭），便是基于“自洛、衲延于伊、衲，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的社会记忆。这表明周人亟欲重拾商代以前的政治传统，通过回归以洛阳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营建周天下，以继承王城岗一二里头历史传统的政治理想。至于晋国所封之晋南“夏墟”，正是龙山时代的政治与宗教权力中心所在，“夏墟”的历史原型很可能来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晋南大型龙山聚落群。伊洛与晋南有关夏朝的社会记忆，与两地的考古发现高度契合，并非偶然。李曼强调，文献与聚落考古特征的比较研究，显示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记忆为号召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并借此恢复和巩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李旻同时也试图抉发后人所“创造”的政治传统。晋南的主要炊器是源自黄土高原河谷的鬲和斝，而伊洛的主要炊器则是源自淮河流域裴李岗传统的鼎，两地的陶器传统差别显著。李旻认为这种差异对夏文化的单一性形成挑战，关于夏朝的社会记忆可能是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拼合而成的结果。继龙山社会崩溃而崛起的二里头政权，反映了少康中兴的史影，它并没有声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是在试图继承高地龙山遗产的同时，开启了洛阳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和以铜鼎为政治与宗教权威象征的文化传统。
　　总之，周人对夏朝的叙说，正来自周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并通过经典固化下来。《问鼎》一书旨在寻绎出这种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以及它们之于周人的重要意义。至于文献中的夏史是否一定是史实，则不是该书关注的重点。李曼试图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但他并未杂糅考古与文献。他的研究是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而非历史学与文献学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专长在于长时段的考察、理论的建构以及实物的验证，却不长于史实的分析与细节的追溯。如何发挥其所长，并取长补短，应成为学者所考虑的问题。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先生在《问鼎》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考古学研究已经可以可靠地通过物质遗存解读历史叙事，并为文本记录提供重要启示。该书正是这一旨趣的實践，既做到了人类学与考古学本位的坚守，同时又为古史传说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足以成为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