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此类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结合罗马不列颠尤其是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的研究，对此加以具体阐述。
　　关键词：视觉文化；罗马不列颠；可视化方法；总督；马赛克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04
　　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当下的视觉转向，文字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衰落；图像即便尚未凌驾于文字之上，也已呈现与其并驾齐驱之势。1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2
　　笔者在撰写《英国通史》“罗马不列颠”部分的过程中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认识，但限于整套书的体例，无法在书中体现。3书出版后又陆续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言以蔽之，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artefacts）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拟结合罗马不列颠的研究，具体阐述这个观点，以期方家教正。
　　一、考古史料和罗马帝国研究
　　我国的西方古代史研究素有重希腊而轻罗马的倾向，无论就研究队伍还是就研究成果而言都是如此；这在每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年会的参会者和提交的论文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罗马史研究中，主要成果又集中于探讨从罗马共和末期向早期帝国过渡时期的政治史，罗马帝国的研究则问津乏人。这个现象笔者十多年前开始研究罗马不列颠时就已注意到，至今没什么变化，与西方学界更偏重罗马研究的情况恰成对照。按理说，罗马帝国之广袤和多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团之间的关系，帝国意识形态和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多民族社会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及宗教身份的协商等，似乎与我国的历史经验有更多契合、更能激起古史研究者的共鸣和兴趣，但其实不然。这不能不说是西方文明在我国接受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值得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讨论实际研究中会遇到的问题，无暇深究我国史学研究者在认知希腊罗马文明时必然涉及的观念和心态。
　　笔者最初对不列颠产生兴趣，是想以此作为深入了解罗马帝国的起点。牛津大学的弗格斯·米勒对当代罗马史研究影响巨大，他主张研究文化多元的罗马帝国只能从边缘往中心看，因为像塔西佗这样的罗马史学家太过关注元老院，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传世文献的局限性越发凸显。1笔者阅读米勒的著述，深切体会到西方古代史研究中利用考古史料的重要性。虽然利用新材料是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但笔者此前视考古材料为传世文献的有益补充，并未认识到考古实物作为史料具有独立的价值。在随后的阅读研究中，笔者对考古实物具有独立价值而非依附价值的认识逐渐清晰。
　　就学术史而论，蒙森没能写出《罗马史》第四卷即罗马帝国部分，一个重要原因是传世文献匮乏，而且只聚焦于皇帝和宫廷，他不屑据此去写“宫廷闲聊”；他曾向一位友人透露，对他而言编辑《拉丁铭文集》比描述皇帝统治更具吸引力。2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出版于1926年，之所以至今仍为人称道，就在于对当时已知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最广泛的综合，将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从传统的政治领域转到社会经济领域。3
　　研读罗马不列颠，就会发现在所有罗马行省中不列颠目前被研究得最充分和最深入，相关考古发掘之多和出版成果之细，是其他行省望尘莫及的。4这背后，当然是大英帝国财力和软实力的支撑。更重要的是，笔者由此充分认识到，研究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不仅仅要使用考古实物证经补史，更要学会用考古实物去重建古史。应当看到，在我国，显然是因为传世文献太丰富、太连贯的缘故，史学研究者不容易意识到考古材料可以重建古史，而更容易抱着证经补史的态度去看考古材料。这种态度典型地体现在王国维所主张的“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中；这中观点至今仍然影响不小。由于古希腊的传世文字史料非常丰富，史学研究者或许可以抱着“二重证据法”的观念去看待相关考古实物。但是，要研究罗马帝国，恐怕从一开始就得放弃这种观念，因为很多行省严重缺乏传世文字史料佐证，考古遗存不仅是发挥补史或证史的作用，而是重构历史的根本依据。惯于把考古实物当作辅助史料，大概是罗马帝国研究在我国问津乏人的一個原因。
　　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研究古希腊可以不考虑其与现代希腊的关系，而只将它视作西方文明的共同源头；相形之下，研究罗马帝国的某一行省几乎不能不考虑该行省与它在罗马统治结束后的历史发展间的联系，这无疑不如前者更有智性上的吸引力。这方面，罗马不列颠特别能说明问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理解最透彻的罗马行省与后来英国历史发展断裂最深。5世纪初罗马军队从不列颠撤离后，岛上城市凋敝，基督教长期未能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甚至拉丁文都消失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卢、西班牙、莱茵河等地在罗马时期与在中世纪早期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因此，罗马不列颠的社会组织应该在不少根本方面异于上述行省，这恐怕是罗马不列颠最独特之处。但即使与后来历史发展断裂最深，书写罗马不列颠也仍得考虑它与后来英国史的延续性。
　　多卷本《牛津英国通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学术地位显赫，其中罗马不列颠卷由柯林伍德执笔。他是公认的史学理论大家，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识别包含在历史事件或行动中的思想，如果能够在心里把这种思想的历史重演一遍，所得到的认识才成其为历史知识，做不到这点就仍然是老一套拼拼凑凑的剪贴史学。1他研究罗马不列颠，是要将这种主张实际操练一番。时至今日，他整理的罗马不列颠的铭文已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石，尤其不少铭文的实物已不知所踪，书中一些碑铭摹本的价值已无可替代。2但他并不看好这项工作，觉得整理铭文“没有磨砺出一件指向未来的武器”。显然，铭文能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让他在心里重演罗马不列颠四百年的“思想史”。他倒是认为自己“研究罗马不列颠史的惟一纪念”，是提出和解答了一个问题。他发现在罗马征服不列颠之前，当地的凯尔特艺术具有很高水准，但罗马征服后艺术水准反而大幅下降，到罗马统治末期，凯尔特艺术却再度复兴。如果不列颠人已经掌握并采用罗马帝国的风格从而放弃凯尔特风格，为何最后又重新回到凯尔特风格中去？柯林武德认为，不列颠人在罗马化的艺术中取得的成功越小，他们就越有可能在记忆中珍视自己原有的风格，因此凯尔特风格肯定从未在其后辈中消失。3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着眼点正是放在罗马征服前后英国史的延续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