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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以人才振兴为保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推动农业有活力、农村有引力、农民有动力的必然需要。因此，基于青岛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从个人特征、心理特征、政策特征、培训特征四个维度分析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培训内容设置、政策扶持等多个因素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准入难易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应从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新培训模式等方面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1-0001-07
一、引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8年全面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然而，乡村人才匮乏仍是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农村经济的“创造者”，需要加速身份转变，同时需要用技能和科学知识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为乡村振兴带来新动能。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将突破2000万，农民职业化程度将大大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培育手段之一，将得到普遍发展和完善，进而促进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持续壮大。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约占农业经营人数的4.78%，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达到0.4435。然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质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用性、标准性仍待提升，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整体效果欠佳，其原因之一是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足，大多为被迫接受培训。如何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已有实证研究表明，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受个体特征、培训特征、政策特征三种因素影响，但对心理特征因素及其与三种因素协同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导致诸多培训缺乏针对性。基于此，本文将集中分析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建“个体特征一心理特征一培训特征一政策特征”四者联动的理论分析体系，标记突出影响因素，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提供参考。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概念界定
1.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美国学者Eric Wolf率先提出職业农民的概念，将职业农民和传统农民进行对比，为把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奠定了基础。随后，国内学者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的几个特质：第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素质包括文化、科技、经营以及生产技能。第二，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职业并且逐步细化。第三，新型职业农民具有社会责任感。第四，新型职业农民是懂市场的经营主体。
2.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培训意愿受多种因素支配。朱奇彪等提出，技术感知以及收入感知是影响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董瑞昶等指出，新型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是否新颖会影响失地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潘寄青等通过有序二分的Logistic模型得出，年龄、文化水平以及参加培训经历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徐辉等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得出，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假设
1.农民的个体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未被满足的需要才会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只有农民本身对培训产生需求，才会更好地接受培训，以快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从而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产生取决于个体特征。个体特征是指受训农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份类型，其中身份类型根据农民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划分，Foster和Rosenzweig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接受新产品的能力越强。张锦华等认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生产所需的基本技能，导致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过低。李友得等认为，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职业转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吴易雄指出，仅有17.4%的农民同意其后代当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缺乏充分认识。马艳艳等则提出，年龄会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年龄、文化程度、身份类型等个体特征的构成因素，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1：性别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年龄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3：文化程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身份类型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农民的心理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培训预期和培训主动性。培训预期，即农民因职业技能培训前期宣传以及周边人的带动效应对培训的提前感知而产生的对职业技能培训结果的预估。培训预期通常被分为三类：培训有效论、培训无感论和培训无用论。其中培训有效论是指农民认为通过培训会极大地提升自身农业收入。培训无用论是指农民受传统小农思想、周边农民的培训无效言论的影响，认为培训对农业生产不产生作用，不存在边际效益。培训无感论则介于二者之间，是指对职业技能培训持中立态度，参加与不参加均可，对于这类农民来说，培训效果以及培训补贴对其不具备吸引力。培训主动性则是基于个人心理偏好产生的。吕莉敏等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应从观念入手，打造农民的培训预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进而保证培训效果。郑爱翔指出，职业主动性对农民工的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正向影响。由以上分析可推断出，心理特征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5：培训预期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培训主动陛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培训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供需匹配才能调动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培训特征主要包括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计。其中，培训服务水平取决于农民在接受培训过程中对培训机构整体服务的感知。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计是否合理取决于农民对培训地点是否便利、培训內容是否有针对性、培训方式是否贴近农业生产的实际感知。吕雅辉等指出，农民是理性人，若教育机会成本增加，农民的参号性一定会受影响。孔韬指出，农村教育软硬件设备的不足会严重影响职业技能培训效果。吕莉敏提出，涉农师资不均衡严重阻碍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由此可见，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设置等，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7：培训服务水平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8：培训地点安排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9：培训内容设置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0：培训方式设置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政策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是以政府为主要依托，农广校、田间院校等相配合的“一主多元”参与体系。政府作为培育事业主体，专项资金补贴的主要来源，其宏观调控作用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顺利进行的根基。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府督查监管、政策扶持力度、培训机构准入难易度。其中政府督查监管分为两方面：政府内部督查监管、培训机构督查监管。政策扶持力度也包括两方面：专项资金补贴、相关政策优惠保障。准入难易度是指农民获取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证书的难易程度。路艳娇指出，政府应统筹推进职业教育，成为教育资源的整合方，着力于提高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胡焱等指出，职业准入制度是推动现有传统农民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努力学习专业技能的重要动力。由以上分析可推断出，部分政策特征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11：督查监管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2：政策扶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3：准入难易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假设，参照“经济人假设”，设想多数农民的选择会基于传统思维、参训成本以及获利空间的多重考虑，本文尝试从个体特征、心理特征、培训特征、政策特征四个维度构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最终结果只有愿意参加与不愿意参加两种可能，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服从二项分布。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是对解释变量为二分类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因此本文选取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择
研究变量包括两部分：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基于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y），赋值为0、1（愿意参加定义为y=1，无所谓、不愿意参加则定义为y=0）。把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共4类13个。具体的变量特征说明详见表1。
（三）数据来源
青岛市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之一，2014年在全国率先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列入市办实事，并连续6年实施。2016年，青岛市被认定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市。2017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及时总结推广青岛市的好做法”。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于此，本文以青岛市为例，选取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黄岛区、即墨区、莱西市、平度市、胶州市6个区市，搜集相关数据，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2018年7月至2018年明共发放调查问卷415份，回收调查问卷405份，剔除无效问卷10份，有效率为97.6%。
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72.59%，女性占比仅为27.41%。40-59岁的农民是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主体，其中40-49岁的人数较多，占44.94%。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占总样本的75.31%，其中初中及以下占31.85%，说明目前新型职业农民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类型主要是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占总样本的57.04%，而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较少，说明目前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的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占68.39%，10年以下的占31.60%，说明农业后继从业人员较少。样本特征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处理
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13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采用逐步向后回归方法，剔除不显著变量，直到模型内所有保留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整体，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可以用来作回归分析。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调查数据，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文化程度、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置、政策扶持、准入难易度9个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培训服务水平满足在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满足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满足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年龄、身份类型、督查监管并未进入最终回归模型，完全违背预期假设。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个体特征的影响 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1.257，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从农民培训意愿与文化程度的交叉分析中发现，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中，有80.43%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而高中学历以下的农民中，仅有67.44%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学习能力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越强，获取知识的主动性越高，对新技术、新方法的需求越强烈，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
性别、年齡未进入模型中。结合实地调查，得出以下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基于这种背景，本次调查对象集中在40岁以上的农民。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其思维观念基本类似，对培训意愿感知均类似，不存在差别。因此性别、年龄未进入回归模型。
2.心理特征的影响
培训预期高的占74.57%，培训预期不高的占25.43%，培训预期回归系数为4.677，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培训主动性的回归系数为4.041，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综合两个变量来看，培训预期以及培训主动性越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结合实地调查分析认为，随着中央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其重要性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受此影响，大部分农民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培训，并希望以此获取相应技能，进一步提升自身农业收入。同时，一旦培训过程以及结果超过农民的预期，使他们感知到培训的益处，他们会选择再次参加培训。
3.培训特征的影响
培训内容设置的回归系数为0.996，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培训内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正向影响。农业作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希望通过培训获取相应的生产技能，进而提高收入。一旦培训内容与农民的生产经营无关，农民会对培训产生抵触，选择不参加培训。结合实地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构采取培训内容“一刀切”的方式，忽视农民的实际生产需求，导致农民的培训积极性下降。
培训方式设置的回归系数为0.95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农民职业培训意愿有正向影响。大部分农民的学历较低，对课堂的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相较于课堂理论学习，更热衷于户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检验课堂知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更可以有效提升培训效果，让农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培训的作用，提高培训满意度。
培训服务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898，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培训服务水平越高，农民职业培训意愿越差，二者呈负相关，该检验结果与预期假设完全相反。结合实地调查分析认为，有的培训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而设立，忽视农民实际需求，只做表面工作，将精力集中在培训学员文件、材料归档，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备以及培训课堂照片展示上，出现了“为了检查而培训”的窘迫局面，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培训热情，造成了部分培训机构服务水平越高，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反而越低的资源错配现象。
培训地点安排的回归系数为0.920，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培训地点越集中、越便捷，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综合实地调查分析，农民认为培训地点越近，越可以减少时间、往返路费、餐旅费等培训之外的开支，还可以方便深入田间进行实地教学。因此，培训地点越便捷，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
4.政策特征的影响
政策扶持的回归系数为1.157，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策扶持对于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即政府政策扶持覆盖范围越全面、影响程度越深，农民.对于扶持政策了解越多、越透彻，其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可能性越大，进而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当前，我国仍推行“以政府为主导，多类农业培训机构协同并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调查发现，政府部门不重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地区，其农民大部分不愿意参加培训。
准入难易度的回归系数为-1.322，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准入度越高，农民参加培训意愿越不强烈。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培训主体“一高一低”的现象比较严重，即老龄化程度高、文化素质低。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培训流程越复杂、越烦琐，其获取证书越困难，越不愿意参加培训。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利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以青岛市为例，探讨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现代化农业背景下，性别、年龄、督查监管等因素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不产生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置、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政策扶持、准入难易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除准入难易度以及培训服务水平外，其余因素均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的建议：
（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体系，简化证书发放流程
政府部门应该强化各级分工，参照自身区域特点，制定定向培育计划，有效调配区域优势资源，防止出现培训重复、资源重叠等错配现象，形成一主多辅的差异化培训体系。同时，政府应该简化技能证书发放流程与环节，规范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对于不同农业类型的农民分层分类认定，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定制化考核方式，构建一个开放、差异化的培训体系。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政策宣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存在耗时长、耗费多的特点，政府应该从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资金筹措体系，设立专项培育资金库。同时，强化资金管理监管，专款专用专查，确保培训专项资金使用得当。二是建立政策扶持体系，例如制定新型职业农民职业保障、农业企业税收补贴、加速土地流转等相关扶持政策，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农业事业建设。三是强化宣传力度，借助农村广播、电视、报刊等方式宣传相关政策，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题开设专栏，吸引外出青壮年返乡，引导农村现有人员，打造农民培训齐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创新培训模式，突出“定制化”培训
1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培训模式
一是“校一政协同”，充分利用地方高校的软硬件资源，弥补农民田间学校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的问题。二是“企-政协同”，联合各地龙头企业、科研基地、区市合作社等农业组织，充分利用其先进技术资源、市场渠道，打造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网络式结构。三是“校一企一政”多元合作，共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模式。
2.设置“基础理论+特色技能”的培训计划
一是事前调研。了解农民文化水平及农忙时间差异、地域差异、发展方向等，划分课程接受能力等级，分阶段、分批次、分类型地实施培训。二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支柱产业发展现状、特点，发挥区域优势，制定以产业为核心的定向培训方案，定向培养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带头人，打响区域化特色品牌。
3.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采用课堂理论知识普及与田间技能实操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方面，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对理论指导的理解度较低，需要通过田间的现场指导来帮助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农民本身思想固化，认为农业生产是一种纯经验式劳作，单纯的理论指导会让其忽视培训的价值。因此，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面对面教”，也“手把手教”，打造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方式，积极发挥农村“土专家”的作用，提高培训效果。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1-0001-07
一、引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8年全面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然而，乡村人才匮乏仍是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农村经济的“创造者”，需要加速身份转变，同时需要用技能和科学知识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为乡村振兴带来新动能。2020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将突破2000万，农民职业化程度将大大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培育手段之一，将得到普遍发展和完善，进而促进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持续壮大。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约占农业经营人数的4.78%，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达到0.4435。然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质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用性、标准性仍待提升，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整体效果欠佳，其原因之一是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足，大多为被迫接受培训。如何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已有实证研究表明，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受个体特征、培训特征、政策特征三种因素影响，但对心理特征因素及其与三种因素协同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导致诸多培训缺乏针对性。基于此，本文将集中分析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构建“个体特征一心理特征一培训特征一政策特征”四者联动的理论分析体系，标记突出影响因素，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提供参考。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概念界定
1.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美国学者Eric Wolf率先提出職业农民的概念，将职业农民和传统农民进行对比，为把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奠定了基础。随后，国内学者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的几个特质：第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素质包括文化、科技、经营以及生产技能。第二，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职业并且逐步细化。第三，新型职业农民具有社会责任感。第四，新型职业农民是懂市场的经营主体。
2.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
培训意愿受多种因素支配。朱奇彪等提出，技术感知以及收入感知是影响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董瑞昶等指出，新型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是否新颖会影响失地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潘寄青等通过有序二分的Logistic模型得出，年龄、文化水平以及参加培训经历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徐辉等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得出，受教育程度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假设
1.农民的个体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未被满足的需要才会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只有农民本身对培训产生需求，才会更好地接受培训，以快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从而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产生取决于个体特征。个体特征是指受训农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份类型，其中身份类型根据农民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划分，Foster和Rosenzweig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接受新产品的能力越强。张锦华等认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生产所需的基本技能，导致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过低。李友得等认为，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职业转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吴易雄指出，仅有17.4%的农民同意其后代当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缺乏充分认识。马艳艳等则提出，年龄会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年龄、文化程度、身份类型等个体特征的构成因素，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1：性别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年龄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3：文化程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身份类型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农民的心理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培训预期和培训主动性。培训预期，即农民因职业技能培训前期宣传以及周边人的带动效应对培训的提前感知而产生的对职业技能培训结果的预估。培训预期通常被分为三类：培训有效论、培训无感论和培训无用论。其中培训有效论是指农民认为通过培训会极大地提升自身农业收入。培训无用论是指农民受传统小农思想、周边农民的培训无效言论的影响，认为培训对农业生产不产生作用，不存在边际效益。培训无感论则介于二者之间，是指对职业技能培训持中立态度，参加与不参加均可，对于这类农民来说，培训效果以及培训补贴对其不具备吸引力。培训主动性则是基于个人心理偏好产生的。吕莉敏等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应从观念入手，打造农民的培训预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进而保证培训效果。郑爱翔指出，职业主动性对农民工的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正向影响。由以上分析可推断出，心理特征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5：培训预期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培训主动陛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培训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供需匹配才能调动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培训特征主要包括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计。其中，培训服务水平取决于农民在接受培训过程中对培训机构整体服务的感知。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计是否合理取决于农民对培训地点是否便利、培训內容是否有针对性、培训方式是否贴近农业生产的实际感知。吕雅辉等指出，农民是理性人，若教育机会成本增加，农民的参号性一定会受影响。孔韬指出，农村教育软硬件设备的不足会严重影响职业技能培训效果。吕莉敏提出，涉农师资不均衡严重阻碍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由此可见，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设置等，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7：培训服务水平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8：培训地点安排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9：培训内容设置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0：培训方式设置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政策特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
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是以政府为主要依托，农广校、田间院校等相配合的“一主多元”参与体系。政府作为培育事业主体，专项资金补贴的主要来源，其宏观调控作用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顺利进行的根基。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府督查监管、政策扶持力度、培训机构准入难易度。其中政府督查监管分为两方面：政府内部督查监管、培训机构督查监管。政策扶持力度也包括两方面：专项资金补贴、相关政策优惠保障。准入难易度是指农民获取新型职业农民技能证书的难易程度。路艳娇指出，政府应统筹推进职业教育，成为教育资源的整合方，着力于提高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胡焱等指出，职业准入制度是推动现有传统农民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努力学习专业技能的重要动力。由以上分析可推断出，部分政策特征会影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故有以下假设：
H11：督查监管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2：政策扶持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3：准入难易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假设，参照“经济人假设”，设想多数农民的选择会基于传统思维、参训成本以及获利空间的多重考虑，本文尝试从个体特征、心理特征、培训特征、政策特征四个维度构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最终结果只有愿意参加与不愿意参加两种可能，是一个[0，1]二分类变量，服从二项分布。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是对解释变量为二分类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因此本文选取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择
研究变量包括两部分：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基于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y），赋值为0、1（愿意参加定义为y=1，无所谓、不愿意参加则定义为y=0）。把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共4类13个。具体的变量特征说明详见表1。
（三）数据来源
青岛市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之一，2014年在全国率先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列入市办实事，并连续6年实施。2016年，青岛市被认定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市。2017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及时总结推广青岛市的好做法”。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于此，本文以青岛市为例，选取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黄岛区、即墨区、莱西市、平度市、胶州市6个区市，搜集相关数据，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2018年7月至2018年明共发放调查问卷415份，回收调查问卷405份，剔除无效问卷10份，有效率为97.6%。
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72.59%，女性占比仅为27.41%。40-59岁的农民是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主体，其中40-49岁的人数较多，占44.94%。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占总样本的75.31%，其中初中及以下占31.85%，说明目前新型职业农民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类型主要是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占总样本的57.04%，而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较少，说明目前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的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占68.39%，10年以下的占31.60%，说明农业后继从业人员较少。样本特征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处理
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13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采用逐步向后回归方法，剔除不显著变量，直到模型内所有保留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整体，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可以用来作回归分析。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调查数据，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文化程度、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置、政策扶持、准入难易度9个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培训服务水平满足在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满足在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满足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性别、年龄、身份类型、督查监管并未进入最终回归模型，完全违背预期假设。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个体特征的影响 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1.257，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从农民培训意愿与文化程度的交叉分析中发现，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中，有80.43%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而高中学历以下的农民中，仅有67.44%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学习能力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越强，获取知识的主动性越高，对新技术、新方法的需求越强烈，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
性别、年齡未进入模型中。结合实地调查，得出以下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基于这种背景，本次调查对象集中在40岁以上的农民。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其思维观念基本类似，对培训意愿感知均类似，不存在差别。因此性别、年龄未进入回归模型。
2.心理特征的影响
培训预期高的占74.57%，培训预期不高的占25.43%，培训预期回归系数为4.677，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培训主动性的回归系数为4.041，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综合两个变量来看，培训预期以及培训主动性越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结合实地调查分析认为，随着中央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其重要性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受此影响，大部分农民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培训，并希望以此获取相应技能，进一步提升自身农业收入。同时，一旦培训过程以及结果超过农民的预期，使他们感知到培训的益处，他们会选择再次参加培训。
3.培训特征的影响
培训内容设置的回归系数为0.996，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培训内容有针对性、切合实际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正向影响。农业作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希望通过培训获取相应的生产技能，进而提高收入。一旦培训内容与农民的生产经营无关，农民会对培训产生抵触，选择不参加培训。结合实地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构采取培训内容“一刀切”的方式，忽视农民的实际生产需求，导致农民的培训积极性下降。
培训方式设置的回归系数为0.95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农民职业培训意愿有正向影响。大部分农民的学历较低，对课堂的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相较于课堂理论学习，更热衷于户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检验课堂知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更可以有效提升培训效果，让农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培训的作用，提高培训满意度。
培训服务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898，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培训服务水平越高，农民职业培训意愿越差，二者呈负相关，该检验结果与预期假设完全相反。结合实地调查分析认为，有的培训为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而设立，忽视农民实际需求，只做表面工作，将精力集中在培训学员文件、材料归档，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备以及培训课堂照片展示上，出现了“为了检查而培训”的窘迫局面，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培训热情，造成了部分培训机构服务水平越高，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反而越低的资源错配现象。
培训地点安排的回归系数为0.920，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培训地点越集中、越便捷，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综合实地调查分析，农民认为培训地点越近，越可以减少时间、往返路费、餐旅费等培训之外的开支，还可以方便深入田间进行实地教学。因此，培训地点越便捷，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
4.政策特征的影响
政策扶持的回归系数为1.157，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策扶持对于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即政府政策扶持覆盖范围越全面、影响程度越深，农民.对于扶持政策了解越多、越透彻，其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可能性越大，进而职业技能培训意愿越强烈。当前，我国仍推行“以政府为主导，多类农业培训机构协同并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调查发现，政府部门不重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地区，其农民大部分不愿意参加培训。
准入难易度的回归系数为-1.322，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准入度越高，农民参加培训意愿越不强烈。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培训主体“一高一低”的现象比较严重，即老龄化程度高、文化素质低。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培训流程越复杂、越烦琐，其获取证书越困难，越不愿意参加培训。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利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以青岛市为例，探讨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现代化农业背景下，性别、年龄、督查监管等因素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不产生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培训预期、培训主动性、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设置、培训服务水平、培训地点安排、政策扶持、准入难易度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除准入难易度以及培训服务水平外，其余因素均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的建议：
（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体系，简化证书发放流程
政府部门应该强化各级分工，参照自身区域特点，制定定向培育计划，有效调配区域优势资源，防止出现培训重复、资源重叠等错配现象，形成一主多辅的差异化培训体系。同时，政府应该简化技能证书发放流程与环节，规范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标准，对于不同农业类型的农民分层分类认定，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定制化考核方式，构建一个开放、差异化的培训体系。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政策宣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存在耗时长、耗费多的特点，政府应该从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资金筹措体系，设立专项培育资金库。同时，强化资金管理监管，专款专用专查，确保培训专项资金使用得当。二是建立政策扶持体系，例如制定新型职业农民职业保障、农业企业税收补贴、加速土地流转等相关扶持政策，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农业事业建设。三是强化宣传力度，借助农村广播、电视、报刊等方式宣传相关政策，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题开设专栏，吸引外出青壮年返乡，引导农村现有人员，打造农民培训齐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创新培训模式，突出“定制化”培训
1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培训模式
一是“校一政协同”，充分利用地方高校的软硬件资源，弥补农民田间学校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的问题。二是“企-政协同”，联合各地龙头企业、科研基地、区市合作社等农业组织，充分利用其先进技术资源、市场渠道，打造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网络式结构。三是“校一企一政”多元合作，共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模式。
2.设置“基础理论+特色技能”的培训计划
一是事前调研。了解农民文化水平及农忙时间差异、地域差异、发展方向等，划分课程接受能力等级，分阶段、分批次、分类型地实施培训。二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支柱产业发展现状、特点，发挥区域优势，制定以产业为核心的定向培训方案，定向培养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带头人，打响区域化特色品牌。
3.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采用课堂理论知识普及与田间技能实操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方面，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对理论指导的理解度较低，需要通过田间的现场指导来帮助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农民本身思想固化，认为农业生产是一种纯经验式劳作，单纯的理论指导会让其忽视培训的价值。因此，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面对面教”，也“手把手教”，打造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方式，积极发挥农村“土专家”的作用，提高培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