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席勒把诗歌当作美的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门类，所以，作为美的艺术的诗歌就是要把人性分裂时代的人的能力重新组合，从而使入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此，诗歌应该具有人民性，诗人应该是人民诗人;同时，诗歌必须理想化和高尚化，表现时代精神的真和善，可是不能沾染时代的腐败气息，应把诗的源泉放置在完整人性的心灵中，诗人应该是时代的儿子。
[关键词]诗歌美学思想;诗;诗的艺术;人民性;理想化
[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1-0042-05
一、诗的艺术与人民性
《论毕尔格的诗》（1791年）是席勒评论毕尔格的诗歌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席勒把诗的艺术视为人类的审美教育的最有效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最大的审美教育作用就是把人们的各种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他指出：“在我们的精神能力分离而各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能力必然会造成广阔的知识领域和职业活动的相互隔离，而几乎只有诗的艺术才是把分离的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的活动，才是把头和心、机智和诙谐、理性和想象力和谐地联结起来的活动，才可以说是在我们心中重新创造完整的人的活动。只有它才能够扭转命运，才能够不为得到奖赏而努力探寻，也才能够在纯粹的理性世界里为真实而献身。精神在诗的艺术那里，从仍然那么分歧的道路上会重新认出路径，而且在它青春旺盛的光焰中得以幸免过早地衰老僵化。它会是青春焕发的斟酒女神，在天帝的殿堂里服侍不朽的天神们。”席勒认为，古希腊人的所有人民都是人性完整的人，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人民进行较量。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古希腊人是人性完整的人，他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并没有产生分裂，是和谐、均衡、全面地发展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席勒要求诗人成为‘人民诗人’，诗人应该是具有‘人民性”的艺术家。
关于人民性与人民诗人，席勒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第一，人民性是有时代性的，现代的人民性已经不同于古代的人民性。他指出：“像荷马或中世纪法国行吟诗人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的那种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在我们的时代是再也别想找到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荷马时代的世界了，在那里，所有社会成员在感受和意欲上都占有几乎相同的等级，因此能够很容易以相同的描述来相互了解，在相同的情感中相互会合。现在，在一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群众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肯定在于，对概念和道德高尚化的解释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重大关系。除了这种文化的差别之外还有习惯，习惯使人民的成员在感受方式和感受的表达上造成相互极度的不相似。因此，任意地把早就不再是统一的东西一起放在一个概念中，也会是徒劳的。”现代文明已经把人民中的成员的习惯、文化变得不一致和复杂起来，所以不能够用古代的人民、人民性、人民诗人的概念来要求现代的人民、人民性、人民诗人。第二，现代的人民性和人民诗人应该既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满足，又能够经得住最高的审美趣味的挑剔。席勒说：“一个人民诗人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只有在最容易的事和最困难的事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只得最终同意大多数人的理解力而拒绝有教养阶级的鼓掌喝彩，要么通过他的艺术的伟大来消除二者之间存在的惊人距离并同时追求所有两个目的。我们不乏这样的诗人，他们曾经是第一类之中的幸运者，并且在他们的读者那里获得了感谢;但是，一个有着毕尔格先生那样天才的诗人，绝对不能再那么强烈地蔑视艺术和自己的才能，而去追逐一个那么卑下的目标。通俗化，对于他这样一个善于减轻工作或掩盖平庸才能的诗人来说，根本就不再是一种困难，然而实际上是一个那样艰巨的任务，以致它的解决可以称为天才的最大胜利。那种能满足鉴赏家挑剔的审美趣味却并不因此就使大多数人受不了的事业，是一点也无损于艺术的尊严的，最接近人民的童稚智能的事业。这种困难是巨大的，然而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解决它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成功地选择材料和简练地处理材料。诗人必须在环境和感受之中只选择那些作为人的人所特有的东西。凡属经验、解释、技能等人们只有在积极的人为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的一切，他都必须加以谨慎的禁止，并且通过这样纯粹地分离出人身上仅仅是人的那些东西，似乎就可以召回那种失去了的自然状态。在默认他的时代最优秀^物时，他会把握住人民心灵的最温和与最可塑的方面，通过训练有素的美感对道德本能进行引导。作为使人民的情感变得清晰精致的代言人，他会把流露出来而寻求语言表达的爱情、友谊、虔诚、悲伤、希望及其他感情，置人一篇朴实而才华横溢的文字之中;当他代为表达这些感情时，他会使自己成为这些感情的主人，并且使它们粗野的、丑陋的、常常是动物性的冲动仍然在人民的口中得到高尚化。一位这样的诗人甚至会把崇高的生活哲理溶化到单纯的自然感情之中，会使想象力最艰难研究的成果广为流传，而且会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语言使孩子的头脑也能揣測思想家的奥秘。他会给最引人注目的理陛真理带来清晰认识的征兆，在哲学家和立法者敢于把它灿烂辉煌地引导出来之前，就以迷人而又不容置疑的形象使它预先到达人民心中。在理性真理得到信服之前，诗人就会表现出它对心灵的威力，并且他最终会从理性本身之中获得一种迫不及待的共同渴望。”诗歌的人民性和人民诗人应该选取最具有人性的东西，即“那些作为人的人所特有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化为自然的、纯洁的、高尚的语言、感情，迷人形象的诗意表达。第三，人民性和人民诗人是诗歌的最高衡量标准，即一扇“完善的镜子”。席勒说：“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人民诗人理应得到很高的地位，因为人们是根据他身上作为先决条件的能力来衡量他的，或者是根据他的影响范围来衡量他的。只有伟大的天才才善于用深思熟虑的结果来游戏，才善于从他原来所依附的，也许曾经是他的诞生地的形式中把思想解放出来，才善于把思想移植到一种新奇的丰富想象之中，才善于在那样少的耗费中蕴藏那么多的艺术，在那么简单的外形中蕴藏那么多的财宝。”因此，毕尔格把通俗化解释为“完善的镜子”是决不过分的。但是，在他坚持这种主张时，他就已经默默地假定，有些阅读他的诗的人在这种主张中可能完完全全忽视了的东西，正是一首诗达到完善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具有各种不同理解力的读者完全独立地、绝对地占有了内在的价值。他似乎是想要说：“如果一篇诗经受住了纯正审美趣味的检验，而又使这种优点与使它能够活在人民口头上的明白晓畅和通俗易懂结合起来，那么，完善的镜子就为它留下了印记。”这句话与下面这句话是一样的：优秀人物喜爱的东西，是好的;大家一致喜爱的东西，就是更好的。“因此，在诗歌中为人民而确定的某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被艺术的最高要求贬低，相反对确定诗歌的价值（这价值仅仅在于那样不同的诸性质的成功结合）倒是本质的和必要的。”第四，真正的人民诗人和诗歌的人民性应该具有一种大丈夫气概，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应该是使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满意。席勒说：“那种宽广的、始终如一的、—贯明朗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气概透露着美、真、善的奥秘，向下深入到人民之中，却坚定地与人民一起抛弃它神灵的根源。毕尔格先生与人民相融合并不是罕见的事，不过他必定迁就人民，并不是诙谐而轻松自如地提高人民，他总是喜欢跟人民一样。可惜，他为之创作的人民，并不像他在这个名称中想象的那样会总是相同的。他们绝不是同一类读者，他却为他们写了他的《维纳斯庆祝晚会》，他的《莱奥诺蕾》，他的《希望之歌》《大自然的威力》《女神周年纪念日》《丈夫的忠诚》《健康的预感》及其他，以及《一位施尼普斯夫人》《幸福女神的耻辱柱》《诸神的动物园》《在人的脸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评价一位人民诗人，那么，他的功绩并不在于给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提供任何一种特别合乎他们趣味的诗歌，而在于以各种诗歌使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满意。”席勒认为，在毕尔格的诗歌中可能出现了许多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不足的产生是因为诗人的心灵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席勒说：“它或者有过形象与思想的不协调，或者有过受到损害的庄严内容，或者有过太无意义的修饰，它还有过歪曲思想美的不高尚形象，流于平板的表现，无益的华丽辞藻，不纯正的韵或生硬的诗行（然而他最少遇到这种情况），干扰整体和谐作用的东西;这样一来，这种干扰在那样充分地活跃时对我们就愈来愈不利，因为它会迫使我们作出判断，认为在这种诗中显现出来的心灵不会是成熟的、完美的心灵;认为它的产品因此可能没有最后完成，因为心灵本身就是没有最后完成的。”这就是说，诗歌是心灵的结晶，完美的诗歌是完美的心灵的结晶，所以一个人民诗人要创作出具有人民性的诗歌作品就应该具有人民的共同的完美的心灵。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是植根于完善的心灵之中。 二、诗的艺术必须理想化
席勒在《论毕尔格的诗》中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理想化原则。他不仅认为“诗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理想化，高尚化”，而且认为诗歌创作也应该理想化，也就是典型化。“他应该使他的对象的优秀东西，（这时这个对象可以是在他心中和身外的形象、感受或行为）从粗糙的，至少是生疏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应该使分散在较多对象中的完善之光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对象之中，使各个扰乱匀称的特性服从于整体的和谐，使个别和局部提高为一般。他以这种方式体现在唯一对象中的所有理想，可以说仅仅是诗人心中关于完善的内在理想的结果。他把内在的一般理想提高得越纯粹越丰富，那种唯一的对象就会越接近最高的完善。”席勒感到毕尔格的诗歌失去了这种理想化。毕尔格的诗歌不够理想化或者高尚化的具体表现在于：他的诗神一般来说似乎带着一种过分的感官性质，且常常是鄙俗的感官性质，对于他来说，爱情很少不是某种享受或感官的愉快，美常常只是青春、健康、幸福，只是舒适生活，我们应该把他给我们提供的生动描绘称为形象的混合、特性的汇集、镶嵌拼花艺术，比称为理想更好一些。例如，他想要给我们描绘女性的美，那他就在自然中为他的情人的每一个别魅力寻找与之相适合的形象，而由此他就给自己创造出女神。如果他想把她完全作为完美的典范来描绘，那么，她的品质就藉由整整一群女神一起来表现。席勒认为：“绝不是财富，而是明智的经营;绝不是质料，而是形式的美;绝不是配料，只是混合的美，才使精细的艺术感受得到满足！”他反对诗人，像毕尔格先生那样运用他的画笔的魔力，运用他所保护的范例的影响来获得一些类似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即“抒情诗艺术中的那些女人气、孩子气的格调”。他提醒诗人们注意“莱辛在任何地方都给悲剧诗人制定的法则一不描写罕见的东西，不描写过于独特的性格和环境一也广泛地适用于抒情诗人。这种法则越是较少允许离开他所描述的内心激动的某一种普遍性，给予他详细描述内心激动借以产生的环境和奇特的东西范围就越小。”他要求诗人们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激情。他说：“诗人对不满的敏感，诗人的忧郁，不仅仅是他的歌咏对象;可惜，它们也常常激发他的热情阿波罗。但是妩媚女神和美的女神有着到处任性的神性。她们只酬劳她们自己所引起的激情，她们不愿容忍在她们的祭坛上有另外一种不同于纯洁、无私、热情的火焰。一位激怒的演员不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位不满情绪的高尚代表，一位诗人即使在痛苦之中也在着意咏叹痛苦。就像诗人本身仅仅是受苦的部分一样，他的感受也必然从它理想的普通性降临到一个不完善的个体身上。他应该从温和遥远的记忆出发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咏唱的东西，他自己获得的越多，对他来说就越好;但是，即使从未处在回忆的热情控制之下，他也应该为我们把这种热情象征化。甚至在人们常说的爱情、友谊等引导着诗人的生花妙笔的诗歌之中，他也必须从本身变得陌生开始，必须使他内心激动的对象从他的个体中解脱出来，必须从一个和缓的远处来观察他的激情。理想美只有通过精神的自由，只有通过扬弃着激情的一种主动性才可能得到。”也就是说，席勒主张，诗人应该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努力创造理想美，而不应该像毕尔格先生的某些新诗那样“有某种怨恨，有一种几乎病态的忧郁”。比如，毕尔格的一首《绝代佳人之雅歌》也因此而丧失了他其他很多诗篇达不到的价值。席勒不能够原谅“诗人的热情，他的感情冲动、他的形象蕴涵、他的语言才能、他的诗的节律有那么多违反纯正的审美趣味的过失”，认为不能够忽视“诗人的热情常常消失在癫狂的界限内”。比如，“他的冲动往往成了复仇女神，正因为此有些人放下这首诗时心情完全不是令人欣慰的和谐心情”。席勒指出：“我们明白，像毕尔格先生那样，被强迫他接受这首诗的激情所迷住，被这首诗接近他自己环境的方面所吸引，他把这个环境写在这首诗中，就像写在一片圣地中一样，在这首诗结尾时就可能呼喊，让尽善尽美的镜子本身结出果实吧;一但是，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不注意它的出色优点，只称之为一首优秀的即兴诗，即在它缺少唯一能满足纯正的审美趣味的理想的纯粹和尽善尽美时大家也原谅它的出现和使命的那种诗。”席勒认为，“只有开朗的心灵、平静的心灵，才产生出完善的东西。同完全使每种精神能力瘫痪的外部环境和忧郁病的斗争极少加重诗人感情的负担，诗人就必定从当代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而自由勇敢地在理想的世界中高高翱翔。只要狂飙仍然还在他的胸中激荡，那么明亮的阳光就必定会辉映着他的面庞。”也就是说，诗人不能完全被近现代文明社会人陛分裂的现实所纠缠，而丧失了理想化的翅膀。他希望像毕尔格先生那样“为了创造出某种尽善尽美的东西而算得上是自我圆满实现”的诗人，“这样富有诗意的画面，这样炽烈刚健的内心语言，使他的作品显得时而起伏跌宕，时而又悠扬迷人，可以说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样笃实的心灵，是值得与美学上和道德上的优美，与阳刚的尊严、思想内容、高尚而静穆的伟大相结合的，也就理应夺得完美的最高皇冠。”
席勒在启蒙主义时代突出诗歌美学的理想化、高尚化、典型化，—方面是为了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的贵族化、教条化的倾向，要求诗歌艺术成为人民大众也可以接受的、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人民性艺术;另—方面，是为了反对当时在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的土地上慢慢泛滥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情绪。由此可见，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目的是把人民性与理想化两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完美表现人陛理想的“理想诗”。
三、诗的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综上可以看出，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方面强调诗歌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另—方面又极力主张诗歌艺术不能堕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分裂状态之中，不能沾染时代的腐败气息，應该把诗歌的源泉放置在完整人性的心灵中。
在《审美教育书简》第9封信中席勒指出：“艺术像科学一样，摆脱了一切实在的东西和一切人类习俗带来的东西，而且两者都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不受人的专制。政治立法者可以封锁艺术和科学的领域，但是他不可能在那里进行统治。他可以驱逐真理之友，但真理依然存在;他可以贬低艺术家，但是他不可能伪造艺术。事实上，科学和艺术，二者都效忠于时代精神，而创作者的审美趣味从评判者的审美趣味之中接受法则，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事。在性格变得紧张而冷酷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科学严守着自己的界限，而艺术就陷进了法则的沉重枷锁之中，在性格变得松弛而被消解的地方，科学就尽力去讨人喜欢，而艺术就尽力供人消遣。有史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就表明，他们是热心于把真和美注入普通人陛的深处的：那些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世上消失了，但是真和美却以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胜利地拼搏向上。”席勒是极力反对近现代文明社会对真和美的摧残和扼杀的，他坚信真和美不可遏制的永恒力量。不过，他同时也担心近现代文明社会会腐蚀艺术家和诗人的心灵。所以他认为：“艺术家当然是他的时代的儿子，但是，如果他同时又是时代的学徒或者甚至是时代的宠儿，那对他来说就糟了。让一个慈善的神及时地把婴儿从他母亲的怀中夺走，用更好的时代乳汁来喂养他，并使他在遥远的希腊天空下长大成人。当他长大成人以后，再让他，一个陌生人物回到他的世纪;不过，不是为了以他的出现来使他的世纪高兴;而是要像阿伽门农的儿子那样，令人战栗地把他的时代清扫干净。他虽然从当代获取材料，但是形式却借自更高尚的时代，甚至到那一切时代的彼岸，从自己本质的绝对不可改变的统—之中借用形式。在这里，从他那具有魔力的自然本性的纯洁太空之中，流淌出美的清泉;在泉源下面深处几代人和几个时代在浑浊的漩涡里翻滚，但这美的清泉并没有被人们和时代的腐败所污染。变化无常的情绪可以败坏他的材料，就像它曾经使他的材料高尚化一样，但是纯洁的形式却摆脱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早已对自己的皇帝屈膝跪拜了'而那时神像石柱却依然挺立着;当众神早已成为取笑的对象时，庙宇却仍然被视为神圣的;建筑物本来给尼禄和康茂德的卑劣行径提供了掩饰，但建筑物的高贵风格却使那些卑劣行径感到羞愧。人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并把它保存在充满意味的石头之中;真理在错觉中继续存在，原型从仿制品中又会重新建立。正如高尚的艺术比高尚的自然活得更长久那样，高尚的艺术在振奋精神方面也走在高尚的自然前面，进行着创造和呼唤。在真理尚未把它的胜利之光送到心灵深处之前，诗的创造力就截取了它的光芒;虽然潮湿的黑夜还笼罩着山谷，但是人性的顶峰即将大放光芒。”席勒为了避免艺术家和诗人被近现代文明社会腐蚀，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方案，那就是让艺术家和诗人在幼年时代受到古希腊人性完整环境的熏陶，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把艺术家和诗人培养成熟以后，他们就具备了抵御腐蚀的能力。“但是，艺术家怎样反对从各方面包围他的那个时代的腐败呢？那他就要蔑视时代的判断。他要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应向下盯着幸福和需要。他既要摆脱那种乐于在稍纵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幻的忙碌，也要摆脱那种迫不及待地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去的狂热精神，他要把现实的领域让给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知性;但是，他也要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要把这种理想塑造进错觉和真理之中，铸造进他想象力的游戏和他行动的严肃之中，熔铸进一切感性的和精神的形式之中，并且默默地把这种理想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席勒所设想的防御近现代文明社会腐蚀的方略依然是理想化、高尚化的。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指出：“诗人们，仅就其概念而言，是自然的保护者。”席勒要求诗人成为自然的保护者，为自然向近现代文明社会复仇。由此可见”席勒对于诗歌的理想化和高尚化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厚望。尽管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与他的整个人性美学思想体系一样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但是，他的诗歌美学思想却是启蒙主义时代和德国古典美学的精华，对于德国18世纪-19世纪的诗歌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有力抨击了当时德意志诗坛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保证了他与歌德共同建设的魏玛古典现实主义的健康发展，促进了整个德意志诗歌艺术的高峰的形成和出现。
[关键词]诗歌美学思想;诗;诗的艺术;人民性;理想化
[中图分类]号B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1-0042-05
一、诗的艺术与人民性
《论毕尔格的诗》（1791年）是席勒评论毕尔格的诗歌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席勒把诗的艺术视为人类的审美教育的最有效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最大的审美教育作用就是把人们的各种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他指出：“在我们的精神能力分离而各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精神能力必然会造成广阔的知识领域和职业活动的相互隔离，而几乎只有诗的艺术才是把分离的精神能力重新结合起来的活动，才是把头和心、机智和诙谐、理性和想象力和谐地联结起来的活动，才可以说是在我们心中重新创造完整的人的活动。只有它才能够扭转命运，才能够不为得到奖赏而努力探寻，也才能够在纯粹的理性世界里为真实而献身。精神在诗的艺术那里，从仍然那么分歧的道路上会重新认出路径，而且在它青春旺盛的光焰中得以幸免过早地衰老僵化。它会是青春焕发的斟酒女神，在天帝的殿堂里服侍不朽的天神们。”席勒认为，古希腊人的所有人民都是人性完整的人，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人民进行较量。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古希腊人是人性完整的人，他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并没有产生分裂，是和谐、均衡、全面地发展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席勒要求诗人成为‘人民诗人’，诗人应该是具有‘人民性”的艺术家。
关于人民性与人民诗人，席勒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第一，人民性是有时代性的，现代的人民性已经不同于古代的人民性。他指出：“像荷马或中世纪法国行吟诗人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的那种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在我们的时代是再也别想找到了。我们的世界不再是荷马时代的世界了，在那里，所有社会成员在感受和意欲上都占有几乎相同的等级，因此能够很容易以相同的描述来相互了解，在相同的情感中相互会合。现在，在一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群众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肯定在于，对概念和道德高尚化的解释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重大关系。除了这种文化的差别之外还有习惯，习惯使人民的成员在感受方式和感受的表达上造成相互极度的不相似。因此，任意地把早就不再是统一的东西一起放在一个概念中，也会是徒劳的。”现代文明已经把人民中的成员的习惯、文化变得不一致和复杂起来，所以不能够用古代的人民、人民性、人民诗人的概念来要求现代的人民、人民性、人民诗人。第二，现代的人民性和人民诗人应该既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满足，又能够经得住最高的审美趣味的挑剔。席勒说：“一个人民诗人对我们的时代来说，只有在最容易的事和最困难的事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只得最终同意大多数人的理解力而拒绝有教养阶级的鼓掌喝彩，要么通过他的艺术的伟大来消除二者之间存在的惊人距离并同时追求所有两个目的。我们不乏这样的诗人，他们曾经是第一类之中的幸运者，并且在他们的读者那里获得了感谢;但是，一个有着毕尔格先生那样天才的诗人，绝对不能再那么强烈地蔑视艺术和自己的才能，而去追逐一个那么卑下的目标。通俗化，对于他这样一个善于减轻工作或掩盖平庸才能的诗人来说，根本就不再是一种困难，然而实际上是一个那样艰巨的任务，以致它的解决可以称为天才的最大胜利。那种能满足鉴赏家挑剔的审美趣味却并不因此就使大多数人受不了的事业，是一点也无损于艺术的尊严的，最接近人民的童稚智能的事业。这种困难是巨大的，然而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解决它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成功地选择材料和简练地处理材料。诗人必须在环境和感受之中只选择那些作为人的人所特有的东西。凡属经验、解释、技能等人们只有在积极的人为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的一切，他都必须加以谨慎的禁止，并且通过这样纯粹地分离出人身上仅仅是人的那些东西，似乎就可以召回那种失去了的自然状态。在默认他的时代最优秀^物时，他会把握住人民心灵的最温和与最可塑的方面，通过训练有素的美感对道德本能进行引导。作为使人民的情感变得清晰精致的代言人，他会把流露出来而寻求语言表达的爱情、友谊、虔诚、悲伤、希望及其他感情，置人一篇朴实而才华横溢的文字之中;当他代为表达这些感情时，他会使自己成为这些感情的主人，并且使它们粗野的、丑陋的、常常是动物性的冲动仍然在人民的口中得到高尚化。一位这样的诗人甚至会把崇高的生活哲理溶化到单纯的自然感情之中，会使想象力最艰难研究的成果广为流传，而且会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语言使孩子的头脑也能揣測思想家的奥秘。他会给最引人注目的理陛真理带来清晰认识的征兆，在哲学家和立法者敢于把它灿烂辉煌地引导出来之前，就以迷人而又不容置疑的形象使它预先到达人民心中。在理性真理得到信服之前，诗人就会表现出它对心灵的威力，并且他最终会从理性本身之中获得一种迫不及待的共同渴望。”诗歌的人民性和人民诗人应该选取最具有人性的东西，即“那些作为人的人所特有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化为自然的、纯洁的、高尚的语言、感情，迷人形象的诗意表达。第三，人民性和人民诗人是诗歌的最高衡量标准，即一扇“完善的镜子”。席勒说：“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人民诗人理应得到很高的地位，因为人们是根据他身上作为先决条件的能力来衡量他的，或者是根据他的影响范围来衡量他的。只有伟大的天才才善于用深思熟虑的结果来游戏，才善于从他原来所依附的，也许曾经是他的诞生地的形式中把思想解放出来，才善于把思想移植到一种新奇的丰富想象之中，才善于在那样少的耗费中蕴藏那么多的艺术，在那么简单的外形中蕴藏那么多的财宝。”因此，毕尔格把通俗化解释为“完善的镜子”是决不过分的。但是，在他坚持这种主张时，他就已经默默地假定，有些阅读他的诗的人在这种主张中可能完完全全忽视了的东西，正是一首诗达到完善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具有各种不同理解力的读者完全独立地、绝对地占有了内在的价值。他似乎是想要说：“如果一篇诗经受住了纯正审美趣味的检验，而又使这种优点与使它能够活在人民口头上的明白晓畅和通俗易懂结合起来，那么，完善的镜子就为它留下了印记。”这句话与下面这句话是一样的：优秀人物喜爱的东西，是好的;大家一致喜爱的东西，就是更好的。“因此，在诗歌中为人民而确定的某种东西，根本不可能被艺术的最高要求贬低，相反对确定诗歌的价值（这价值仅仅在于那样不同的诸性质的成功结合）倒是本质的和必要的。”第四，真正的人民诗人和诗歌的人民性应该具有一种大丈夫气概，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应该是使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满意。席勒说：“那种宽广的、始终如一的、—贯明朗的大丈夫气概，这种气概透露着美、真、善的奥秘，向下深入到人民之中，却坚定地与人民一起抛弃它神灵的根源。毕尔格先生与人民相融合并不是罕见的事，不过他必定迁就人民，并不是诙谐而轻松自如地提高人民，他总是喜欢跟人民一样。可惜，他为之创作的人民，并不像他在这个名称中想象的那样会总是相同的。他们绝不是同一类读者，他却为他们写了他的《维纳斯庆祝晚会》，他的《莱奥诺蕾》，他的《希望之歌》《大自然的威力》《女神周年纪念日》《丈夫的忠诚》《健康的预感》及其他，以及《一位施尼普斯夫人》《幸福女神的耻辱柱》《诸神的动物园》《在人的脸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评价一位人民诗人，那么，他的功绩并不在于给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提供任何一种特别合乎他们趣味的诗歌，而在于以各种诗歌使每个人民的阶级都满意。”席勒认为，在毕尔格的诗歌中可能出现了许多不足之处，但是，这些不足的产生是因为诗人的心灵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席勒说：“它或者有过形象与思想的不协调，或者有过受到损害的庄严内容，或者有过太无意义的修饰，它还有过歪曲思想美的不高尚形象，流于平板的表现，无益的华丽辞藻，不纯正的韵或生硬的诗行（然而他最少遇到这种情况），干扰整体和谐作用的东西;这样一来，这种干扰在那样充分地活跃时对我们就愈来愈不利，因为它会迫使我们作出判断，认为在这种诗中显现出来的心灵不会是成熟的、完美的心灵;认为它的产品因此可能没有最后完成，因为心灵本身就是没有最后完成的。”这就是说，诗歌是心灵的结晶，完美的诗歌是完美的心灵的结晶，所以一个人民诗人要创作出具有人民性的诗歌作品就应该具有人民的共同的完美的心灵。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是植根于完善的心灵之中。 二、诗的艺术必须理想化
席勒在《论毕尔格的诗》中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理想化原则。他不仅认为“诗人的一个首要条件是理想化，高尚化”，而且认为诗歌创作也应该理想化，也就是典型化。“他应该使他的对象的优秀东西，（这时这个对象可以是在他心中和身外的形象、感受或行为）从粗糙的，至少是生疏的混合物中解放出来，应该使分散在较多对象中的完善之光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对象之中，使各个扰乱匀称的特性服从于整体的和谐，使个别和局部提高为一般。他以这种方式体现在唯一对象中的所有理想，可以说仅仅是诗人心中关于完善的内在理想的结果。他把内在的一般理想提高得越纯粹越丰富，那种唯一的对象就会越接近最高的完善。”席勒感到毕尔格的诗歌失去了这种理想化。毕尔格的诗歌不够理想化或者高尚化的具体表现在于：他的诗神一般来说似乎带着一种过分的感官性质，且常常是鄙俗的感官性质，对于他来说，爱情很少不是某种享受或感官的愉快，美常常只是青春、健康、幸福，只是舒适生活，我们应该把他给我们提供的生动描绘称为形象的混合、特性的汇集、镶嵌拼花艺术，比称为理想更好一些。例如，他想要给我们描绘女性的美，那他就在自然中为他的情人的每一个别魅力寻找与之相适合的形象，而由此他就给自己创造出女神。如果他想把她完全作为完美的典范来描绘，那么，她的品质就藉由整整一群女神一起来表现。席勒认为：“绝不是财富，而是明智的经营;绝不是质料，而是形式的美;绝不是配料，只是混合的美，才使精细的艺术感受得到满足！”他反对诗人，像毕尔格先生那样运用他的画笔的魔力，运用他所保护的范例的影响来获得一些类似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即“抒情诗艺术中的那些女人气、孩子气的格调”。他提醒诗人们注意“莱辛在任何地方都给悲剧诗人制定的法则一不描写罕见的东西，不描写过于独特的性格和环境一也广泛地适用于抒情诗人。这种法则越是较少允许离开他所描述的内心激动的某一种普遍性，给予他详细描述内心激动借以产生的环境和奇特的东西范围就越小。”他要求诗人们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激情。他说：“诗人对不满的敏感，诗人的忧郁，不仅仅是他的歌咏对象;可惜，它们也常常激发他的热情阿波罗。但是妩媚女神和美的女神有着到处任性的神性。她们只酬劳她们自己所引起的激情，她们不愿容忍在她们的祭坛上有另外一种不同于纯洁、无私、热情的火焰。一位激怒的演员不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位不满情绪的高尚代表，一位诗人即使在痛苦之中也在着意咏叹痛苦。就像诗人本身仅仅是受苦的部分一样，他的感受也必然从它理想的普通性降临到一个不完善的个体身上。他应该从温和遥远的记忆出发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咏唱的东西，他自己获得的越多，对他来说就越好;但是，即使从未处在回忆的热情控制之下，他也应该为我们把这种热情象征化。甚至在人们常说的爱情、友谊等引导着诗人的生花妙笔的诗歌之中，他也必须从本身变得陌生开始，必须使他内心激动的对象从他的个体中解脱出来，必须从一个和缓的远处来观察他的激情。理想美只有通过精神的自由，只有通过扬弃着激情的一种主动性才可能得到。”也就是说，席勒主张，诗人应该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努力创造理想美，而不应该像毕尔格先生的某些新诗那样“有某种怨恨，有一种几乎病态的忧郁”。比如，毕尔格的一首《绝代佳人之雅歌》也因此而丧失了他其他很多诗篇达不到的价值。席勒不能够原谅“诗人的热情，他的感情冲动、他的形象蕴涵、他的语言才能、他的诗的节律有那么多违反纯正的审美趣味的过失”，认为不能够忽视“诗人的热情常常消失在癫狂的界限内”。比如，“他的冲动往往成了复仇女神，正因为此有些人放下这首诗时心情完全不是令人欣慰的和谐心情”。席勒指出：“我们明白，像毕尔格先生那样，被强迫他接受这首诗的激情所迷住，被这首诗接近他自己环境的方面所吸引，他把这个环境写在这首诗中，就像写在一片圣地中一样，在这首诗结尾时就可能呼喊，让尽善尽美的镜子本身结出果实吧;一但是，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不注意它的出色优点，只称之为一首优秀的即兴诗，即在它缺少唯一能满足纯正的审美趣味的理想的纯粹和尽善尽美时大家也原谅它的出现和使命的那种诗。”席勒认为，“只有开朗的心灵、平静的心灵，才产生出完善的东西。同完全使每种精神能力瘫痪的外部环境和忧郁病的斗争极少加重诗人感情的负担，诗人就必定从当代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而自由勇敢地在理想的世界中高高翱翔。只要狂飙仍然还在他的胸中激荡，那么明亮的阳光就必定会辉映着他的面庞。”也就是说，诗人不能完全被近现代文明社会人陛分裂的现实所纠缠，而丧失了理想化的翅膀。他希望像毕尔格先生那样“为了创造出某种尽善尽美的东西而算得上是自我圆满实现”的诗人，“这样富有诗意的画面，这样炽烈刚健的内心语言，使他的作品显得时而起伏跌宕，时而又悠扬迷人，可以说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样笃实的心灵，是值得与美学上和道德上的优美，与阳刚的尊严、思想内容、高尚而静穆的伟大相结合的，也就理应夺得完美的最高皇冠。”
席勒在启蒙主义时代突出诗歌美学的理想化、高尚化、典型化，—方面是为了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的贵族化、教条化的倾向，要求诗歌艺术成为人民大众也可以接受的、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人民性艺术;另—方面，是为了反对当时在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的土地上慢慢泛滥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情绪。由此可见，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目的是把人民性与理想化两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完美表现人陛理想的“理想诗”。
三、诗的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综上可以看出，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方面强调诗歌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另—方面又极力主张诗歌艺术不能堕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分裂状态之中，不能沾染时代的腐败气息，應该把诗歌的源泉放置在完整人性的心灵中。
在《审美教育书简》第9封信中席勒指出：“艺术像科学一样，摆脱了一切实在的东西和一切人类习俗带来的东西，而且两者都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不受人的专制。政治立法者可以封锁艺术和科学的领域，但是他不可能在那里进行统治。他可以驱逐真理之友，但真理依然存在;他可以贬低艺术家，但是他不可能伪造艺术。事实上，科学和艺术，二者都效忠于时代精神，而创作者的审美趣味从评判者的审美趣味之中接受法则，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事。在性格变得紧张而冷酷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科学严守着自己的界限，而艺术就陷进了法则的沉重枷锁之中，在性格变得松弛而被消解的地方，科学就尽力去讨人喜欢，而艺术就尽力供人消遣。有史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就表明，他们是热心于把真和美注入普通人陛的深处的：那些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世上消失了，但是真和美却以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胜利地拼搏向上。”席勒是极力反对近现代文明社会对真和美的摧残和扼杀的，他坚信真和美不可遏制的永恒力量。不过，他同时也担心近现代文明社会会腐蚀艺术家和诗人的心灵。所以他认为：“艺术家当然是他的时代的儿子，但是，如果他同时又是时代的学徒或者甚至是时代的宠儿，那对他来说就糟了。让一个慈善的神及时地把婴儿从他母亲的怀中夺走，用更好的时代乳汁来喂养他，并使他在遥远的希腊天空下长大成人。当他长大成人以后，再让他，一个陌生人物回到他的世纪;不过，不是为了以他的出现来使他的世纪高兴;而是要像阿伽门农的儿子那样，令人战栗地把他的时代清扫干净。他虽然从当代获取材料，但是形式却借自更高尚的时代，甚至到那一切时代的彼岸，从自己本质的绝对不可改变的统—之中借用形式。在这里，从他那具有魔力的自然本性的纯洁太空之中，流淌出美的清泉;在泉源下面深处几代人和几个时代在浑浊的漩涡里翻滚，但这美的清泉并没有被人们和时代的腐败所污染。变化无常的情绪可以败坏他的材料，就像它曾经使他的材料高尚化一样，但是纯洁的形式却摆脱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早已对自己的皇帝屈膝跪拜了'而那时神像石柱却依然挺立着;当众神早已成为取笑的对象时，庙宇却仍然被视为神圣的;建筑物本来给尼禄和康茂德的卑劣行径提供了掩饰，但建筑物的高贵风格却使那些卑劣行径感到羞愧。人性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并把它保存在充满意味的石头之中;真理在错觉中继续存在，原型从仿制品中又会重新建立。正如高尚的艺术比高尚的自然活得更长久那样，高尚的艺术在振奋精神方面也走在高尚的自然前面，进行着创造和呼唤。在真理尚未把它的胜利之光送到心灵深处之前，诗的创造力就截取了它的光芒;虽然潮湿的黑夜还笼罩着山谷，但是人性的顶峰即将大放光芒。”席勒为了避免艺术家和诗人被近现代文明社会腐蚀，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方案，那就是让艺术家和诗人在幼年时代受到古希腊人性完整环境的熏陶，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把艺术家和诗人培养成熟以后，他们就具备了抵御腐蚀的能力。“但是，艺术家怎样反对从各方面包围他的那个时代的腐败呢？那他就要蔑视时代的判断。他要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应向下盯着幸福和需要。他既要摆脱那种乐于在稍纵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幻的忙碌，也要摆脱那种迫不及待地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去的狂热精神，他要把现实的领域让给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知性;但是，他也要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要把这种理想塑造进错觉和真理之中，铸造进他想象力的游戏和他行动的严肃之中，熔铸进一切感性的和精神的形式之中，并且默默地把这种理想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席勒所设想的防御近现代文明社会腐蚀的方略依然是理想化、高尚化的。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指出：“诗人们，仅就其概念而言，是自然的保护者。”席勒要求诗人成为自然的保护者，为自然向近现代文明社会复仇。由此可见”席勒对于诗歌的理想化和高尚化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厚望。尽管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与他的整个人性美学思想体系一样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但是，他的诗歌美学思想却是启蒙主义时代和德国古典美学的精华，对于德国18世纪-19世纪的诗歌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有力抨击了当时德意志诗坛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保证了他与歌德共同建设的魏玛古典现实主义的健康发展，促进了整个德意志诗歌艺术的高峰的形成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