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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别了，“不列颠尼亚”》是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新闻佳作。人教版将它编列在高一语文必修教材“新闻和报告文学”单元。其之所以入选，不仅是因为其所报道的“香港回归”事件本身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还因为报道对于事件的历史含蕴的深入挖掘所酿就的意味深醇。这种意味如暗香浮动，幽韵满纸。教参编者闻香辨色，说它有“厚重感”“历史的纵深感”，说它是关于香港回归的众多报道中“最别致的一篇”，并围绕其文味编写设列，其识见与努力俱在。
然熟读人教版教参之寻味与解味后，笔者憾其肤浅未达。编者在“整体把握”栏目中自解“别致”之意有二：一是选择英方而非中方的报道角度；二是将现实置放于历史背景前以凸显现实的历史意义。
此论为教参此课之纲目线索，宜加申论。首先，其选择英方的报道角度之“别致”只是相对于国内的报道而言，若置于当时全球770多家新闻机构8400多名新闻记者的报道中①，则其论未确可知；且政权交接仪式后有一段（倒数第三段）完全以中方为叙事主体的报道，可见不应将“选择了英方撤离这样一个角度”之说绝对化；其“英方撤离”的报道角度只是其选材角度，未可视为报道视角。报道者仍然是站在中方的价值立场，以华人历史性的“见证”方式，聚焦“英方撤离”的历史事件。其次，“这一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更加突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②此说，在教参后面逐渐推演变异成思维单调表情呆滞的嗫嚅自语：“对比手法”“鲜明的对比”“历史的今昔对比”“把历史的今昔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历史的跨度”“历史的纵深感”“厚重感”等。这些词语反复重复，显见编者取径单一所见有限的困窘。
其实，若能拥有新闻学常识，即可知要论此文“别致”，则当首推其新闻叙事原则之“别致”。1997年香港回归报道，于国内新闻界而言，首先是政治宣传的大事。不仅其宣传主题是预设好了，且其新闻叙事原则亦因相沿而成习。其时多数报道均秉持着“意义中心原则”的写法：即新闻事实服务于既定中心，报道注重整体全面，以表现为主，抒情言志色彩浓烈。而此文则独辟蹊径采用“事件中心原则”的写法，即如马克思所说的“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非“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③，克制主观情志，力求“再现”事实，以保持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立场；其主观情志则往往深藏于其报道视角、素材选择及戏剧性细节等因素之中，令人回味。
二
坦率地说，《别了，“不列颠尼亚”》的醇厚意味并非来自于表达什么而在于怎么表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在总结“香港回归”报道的成就时说：“突出宣传了……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思想”“广泛宣传了香港基本法”“贯穿了爱国主义教育”④。其总结即是预限，此文不离此限。教参中谈“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的终结，中华民族的一段耻辱终告洗刷”，谈“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盛事，举国欢庆，要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⑤，即其宣传主题的表示。
而真正酿造了意味、调和了意味的创造在于写作者们对于某些因素的独到发现与创造性的运用。首先是时间。因为，对于告别和回归来说，没有比时间更好的表现元素了。选择了时间，时间自己就会开始叙说意义、酿就意味。
在《别了，“不列颠尼亚”》的四个场景中，分明是两种时间类型构成了这两个时间序列：其两种时间类型是现场时间（或称“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两种类型时间结构出了文章的“时间经纬”与横纵坐标：现场时间为经线，标示纵坐标轴；历史时间为纬线，标示横坐标轴。
这两种时间类型因其属性不同而各具风格各擅其能，具体赏析如下。
现场时间以“分”为单位，其功能在于提供新闻事件的仪式流程以及新闻报道结构的纵向时间序列。其状如点，讲究精度、密度与序列，这是国家乃至国际大型活动中仪式时间的特点：讲究精度，甚至到分到秒，这种精度体现的是仪式的神圣性与历史性；讲究密度，其时间分布体现着作者的选择剪裁之用心，也刻画着中英主权交接的繁弦急管中有条不紊的节奏气度；讲究序列，这种讲究精度的时间序列有如錾刻历史的编年，神圣庄严，这种讲究密度的时间序列又有如计时嘀嗒，声声催人，时间恍然间仿佛是活体：它在留恋又在期待，它在淌尽又在萌芽，它在死去更在重生。
而历史时间则基本以“年”和“任”等大时间为单位，其功能在于提供新闻事件的历史认知、历史参照以及新闻报道结构的横向时间轴线，赋予现实事件以历史纵深的投影与意味的赋予。其状如线其形如影，讲究跨度与长度。它以随场注释的方式，分别简叙：英国委任治权的港督和港督府小史；英国驻军香港小史；英国占领香港的起止小史。其简叙勾勒出了英国的香港殖民史与兴衰史，提供给受众以理解现实的历史参照与情感暗示。其中深可玩味的是，作者对待历史时间，无论是写其跨度与长度，从起始到终结，无论多长，其强调点则必落在“终结”的意义上。比如导语首句“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其强调点在于“最后一次”；比如港督离任降旗，“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它强调的还是“最后一次”，强调的还是“终结”。
作者以此两种类型时间结构报道主体的四个场景。每个场景同时集成了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它们互相倚靠互相支撑互相赋予意味：如无现场时间，则历史时间无从附丽，无从展开，无从在与现场时间的相互映照中生发出历史深沉的况味感；如无历史时间，则现场时间如主权交接仪式的“流程表”，只有贫瘠的时程信息，既无景深也无意味。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以“闪回”的方式完成场景内部的切换，但造成的却是电影中“叠印”的效果，现实与历史被压缩在同一平面上，好像同时发生同时在场似的——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在现场。每一次回溯都仿佛是将历史拉回到现场，以现在时的方式参与到现场感的构建与历史感的酿造中。在这样扁平的时间平台上，不同时态的两种时间对比浮凸出来：现场时间主唱“英国今离”，而“历史时间”主唱“英国曾来”，这“去”“来”对比唤醒了读者对于帝国历史兴衰的直觉反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只此一念，历史沧桑感与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由此体精察微再进一步：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同在现场，则共同见证者，不仅有现实，更还有历史。而四个场景中的历史时间成纵列地勾勒出了英国殖民香港的简史，则不仅提供给读者大历史的广角视野，而且事实上通过这种历史的引进而将见证者的身份拓展至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即历史意义上的全体华人。——只要熟悉这段历史时间，体认这种历史描述，则即默认为在场见证，则即易于触发相适的历史与民族情感。——总结一下，《别了，“不列颠尼亚”》的报道，不止是四位记者的现场见证，更是有着共同历史经历的全体华人的历史见证；也正是基于这种见证者身份开拓的发现，我们便更能体会出“香港回归”报道背后那更醇厚的意味：文字里沉积着的不仅有我民族百年来强烈而深沉的民族尊严、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感，还有我民族对公平正义的历史逻辑的追求与奋斗！
三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有个著名的命题：“媒介即隐喻。”《别了，“不列颠尼亚”》采用“事件中心原则”的写法来报道，一方面要遵循客观再现的要求，这是新闻传播“合规律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新闻社会价值的传播，这是新闻传播“合目的性”的要求。这两方面要求的统一往往意味着报道者需要有“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的隐喻与象征的思想方法与修辞方法来把握文字，需要有赋予客观显在的表层现象以意义与价值内涵暗示引导的深层表现能力。而且，本文所报道的“香港回归”事件是具有着强烈庄重仪式感的国际政治事件，其政治仪式内在的象征与隐喻符号体系本就繁富而成熟。因此，赏读此文，既需有细读之功，又需借隐喻与象征之思维方式，以烛幽发微，于简易处见言外韵。
先从标题读起。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8月为新华社撰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社论，以回应当时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其文题一语双关：既指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又隐喻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文题中的主谓倒装，则突出传达了社论的情感信息：斩截的嘲讽和胜利的豪迈。而今《别了，“不列颠尼亚”》以此为典，仿拟为题，亦饶意趣。
“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其名，袭自古罗马时代称呼演化而为对现代英国的敬称，其强大海军的军歌与国歌即题为《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国亦以之命名王室第87艘游轮，可见它承载着英国作为帝国崛起的历史自信、荣光与骄傲。值此香港主权移交之际，作为帝国王室代表的查尔斯王子乘此“不列颠尼亚”游轮而来而去，拈其入题，赋意深隽。
对于中英双方来说，对于受众来说，“不列颠尼亚”号都是一艘喻意密布承载沉厚的历史、政治、民族的符号之舟。题面上，“不列颠尼亚”是指王子所乘来去之游轮名，其实意涉“不列颠尼亚”帝国。“别了，‘不列颠尼亚’”，一方面，是中国人满怀着复兴崛起的民族自豪与胜利骄傲“目送”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帝国的落寞撤离；另一方面，是英国人也正在撤离、远离自己曾经的“不列颠尼亚”帝国世界，帝国的辉煌历史无可挽回地凋零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黄昏的天幕中。伴随着“不列颠尼亚”号撤离而去的，不仅有中国人的历史屈辱，还有英国人拓殖世界的历史骄傲。文中“日不落帝国”举行的“日落仪式”，以及文中作者刻意提及的细节：“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即将退役，就是这层喻意的呼应与暗示。
再联系毛主席的文章来体味：《别了，“不列颠尼亚”》仿拟《别了，司徒雷登》的不仅是文题，而更有其历史序列的意义：《别了，司徒雷登》见证的是中国人民获得民族自主权后对美外交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而《别了，“不列颠尼亚”》见证的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背景下对英外交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这种仿拟在有意无意中建立起了读者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进步的序列感，从而潜在而实在地激发了读者的民族自信与自豪。
再联系选材角度来体味：《别了，“不列颠尼亚”》在题面上即已暗示报道是站在中方的历史价值的视角来见证英方历史性的撤离。报道聚焦英方撤离，紧张入“分”的现场时间则处处计算的都是英国的倒计时，这是写实，这是实写。但深味者倒不妨再从其对侧面去思考：
实写英国的倒计时，不正如于水中观天，其实写处，正同时是中国计时的虚写处。这种虚写，到了中英政权交接完毕之后，则自然转为以中方为叙事主体的实写，正如水落石出一般：英国时间过去了，中国时间来临了。如果读者对于胡风先生在1949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歌颂新中国成立的组诗标题有印象的话，那么，我们也可说：《时间开始了》！是的，属于中国的时间开始了！
最后留给英国的时间，属于黑夜：报道说“‘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留给英国的最后定格镜头，是背影：英国人在黑夜离去的背影，还有其殖民史离去的历史背影。而报道最后留给读者的，是全文蕴蓄最深的精彩：
“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这句话神光精锐，满蕴着叱咤全篇的力量。它词安气和地一语褒贬：全文“大英帝国”的称呼仅此一处，其用语如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去”二字，语意简明，“帝国去矣”！它简劲深到地回望全篇：行为层面上，明暗中有“来”“去”“升”“降”；时间层面上，显隐间有“昔”“今”“始”“止”。它速写历史意指兴衰：“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又”字深沉，意喻历史正义的实现与历史光荣的复仇。它不动声色地表述事实：眼见的事实即是历史的概括；历史的概括又暗含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又满含民族的情感。这句话让我们见证的是新闻叙事深度的力量：逻辑深度、历史深度和情感深度。
金圣叹曾在《水浒传会评本》中说“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又说“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信然。语文教育，无论编者教者，均当自觉成为文字之知味者寻味者解味者。此种自觉，根柢上说，事关职业良知的底线；高上处说，事关文学教育的审美养成。编者教者不惟藉此自达，更以自达而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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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④张勇：《香港回归报道的比较分析》，《新闻大学》，1998年第1期。
②⑤《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3页。
③（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蓍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作者通联：福建厦门一中]
众所周知，《别了，“不列颠尼亚”》是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新闻佳作。人教版将它编列在高一语文必修教材“新闻和报告文学”单元。其之所以入选，不仅是因为其所报道的“香港回归”事件本身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还因为报道对于事件的历史含蕴的深入挖掘所酿就的意味深醇。这种意味如暗香浮动，幽韵满纸。教参编者闻香辨色，说它有“厚重感”“历史的纵深感”，说它是关于香港回归的众多报道中“最别致的一篇”，并围绕其文味编写设列，其识见与努力俱在。
然熟读人教版教参之寻味与解味后，笔者憾其肤浅未达。编者在“整体把握”栏目中自解“别致”之意有二：一是选择英方而非中方的报道角度；二是将现实置放于历史背景前以凸显现实的历史意义。
此论为教参此课之纲目线索，宜加申论。首先，其选择英方的报道角度之“别致”只是相对于国内的报道而言，若置于当时全球770多家新闻机构8400多名新闻记者的报道中①，则其论未确可知；且政权交接仪式后有一段（倒数第三段）完全以中方为叙事主体的报道，可见不应将“选择了英方撤离这样一个角度”之说绝对化；其“英方撤离”的报道角度只是其选材角度，未可视为报道视角。报道者仍然是站在中方的价值立场，以华人历史性的“见证”方式，聚焦“英方撤离”的历史事件。其次，“这一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更加突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②此说，在教参后面逐渐推演变异成思维单调表情呆滞的嗫嚅自语：“对比手法”“鲜明的对比”“历史的今昔对比”“把历史的今昔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历史的跨度”“历史的纵深感”“厚重感”等。这些词语反复重复，显见编者取径单一所见有限的困窘。
其实，若能拥有新闻学常识，即可知要论此文“别致”，则当首推其新闻叙事原则之“别致”。1997年香港回归报道，于国内新闻界而言，首先是政治宣传的大事。不仅其宣传主题是预设好了，且其新闻叙事原则亦因相沿而成习。其时多数报道均秉持着“意义中心原则”的写法：即新闻事实服务于既定中心，报道注重整体全面，以表现为主，抒情言志色彩浓烈。而此文则独辟蹊径采用“事件中心原则”的写法，即如马克思所说的“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非“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③，克制主观情志，力求“再现”事实，以保持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立场；其主观情志则往往深藏于其报道视角、素材选择及戏剧性细节等因素之中，令人回味。
二
坦率地说，《别了，“不列颠尼亚”》的醇厚意味并非来自于表达什么而在于怎么表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在总结“香港回归”报道的成就时说：“突出宣传了……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思想”“广泛宣传了香港基本法”“贯穿了爱国主义教育”④。其总结即是预限，此文不离此限。教参中谈“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的终结，中华民族的一段耻辱终告洗刷”，谈“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盛事，举国欢庆，要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⑤，即其宣传主题的表示。
而真正酿造了意味、调和了意味的创造在于写作者们对于某些因素的独到发现与创造性的运用。首先是时间。因为，对于告别和回归来说，没有比时间更好的表现元素了。选择了时间，时间自己就会开始叙说意义、酿就意味。
在《别了，“不列颠尼亚”》的四个场景中，分明是两种时间类型构成了这两个时间序列：其两种时间类型是现场时间（或称“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两种类型时间结构出了文章的“时间经纬”与横纵坐标：现场时间为经线，标示纵坐标轴；历史时间为纬线，标示横坐标轴。
这两种时间类型因其属性不同而各具风格各擅其能，具体赏析如下。
现场时间以“分”为单位，其功能在于提供新闻事件的仪式流程以及新闻报道结构的纵向时间序列。其状如点，讲究精度、密度与序列，这是国家乃至国际大型活动中仪式时间的特点：讲究精度，甚至到分到秒，这种精度体现的是仪式的神圣性与历史性；讲究密度，其时间分布体现着作者的选择剪裁之用心，也刻画着中英主权交接的繁弦急管中有条不紊的节奏气度；讲究序列，这种讲究精度的时间序列有如錾刻历史的编年，神圣庄严，这种讲究密度的时间序列又有如计时嘀嗒，声声催人，时间恍然间仿佛是活体：它在留恋又在期待，它在淌尽又在萌芽，它在死去更在重生。
而历史时间则基本以“年”和“任”等大时间为单位，其功能在于提供新闻事件的历史认知、历史参照以及新闻报道结构的横向时间轴线，赋予现实事件以历史纵深的投影与意味的赋予。其状如线其形如影，讲究跨度与长度。它以随场注释的方式，分别简叙：英国委任治权的港督和港督府小史；英国驻军香港小史；英国占领香港的起止小史。其简叙勾勒出了英国的香港殖民史与兴衰史，提供给受众以理解现实的历史参照与情感暗示。其中深可玩味的是，作者对待历史时间，无论是写其跨度与长度，从起始到终结，无论多长，其强调点则必落在“终结”的意义上。比如导语首句“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其强调点在于“最后一次”；比如港督离任降旗，“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它强调的还是“最后一次”，强调的还是“终结”。
作者以此两种类型时间结构报道主体的四个场景。每个场景同时集成了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它们互相倚靠互相支撑互相赋予意味：如无现场时间，则历史时间无从附丽，无从展开，无从在与现场时间的相互映照中生发出历史深沉的况味感；如无历史时间，则现场时间如主权交接仪式的“流程表”，只有贫瘠的时程信息，既无景深也无意味。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以“闪回”的方式完成场景内部的切换，但造成的却是电影中“叠印”的效果，现实与历史被压缩在同一平面上，好像同时发生同时在场似的——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在现场。每一次回溯都仿佛是将历史拉回到现场，以现在时的方式参与到现场感的构建与历史感的酿造中。在这样扁平的时间平台上，不同时态的两种时间对比浮凸出来：现场时间主唱“英国今离”，而“历史时间”主唱“英国曾来”，这“去”“来”对比唤醒了读者对于帝国历史兴衰的直觉反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只此一念，历史沧桑感与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由此体精察微再进一步：现场时间与历史时间同在现场，则共同见证者，不仅有现实，更还有历史。而四个场景中的历史时间成纵列地勾勒出了英国殖民香港的简史，则不仅提供给读者大历史的广角视野，而且事实上通过这种历史的引进而将见证者的身份拓展至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即历史意义上的全体华人。——只要熟悉这段历史时间，体认这种历史描述，则即默认为在场见证，则即易于触发相适的历史与民族情感。——总结一下，《别了，“不列颠尼亚”》的报道，不止是四位记者的现场见证，更是有着共同历史经历的全体华人的历史见证；也正是基于这种见证者身份开拓的发现，我们便更能体会出“香港回归”报道背后那更醇厚的意味：文字里沉积着的不仅有我民族百年来强烈而深沉的民族尊严、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感，还有我民族对公平正义的历史逻辑的追求与奋斗！
三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有个著名的命题：“媒介即隐喻。”《别了，“不列颠尼亚”》采用“事件中心原则”的写法来报道，一方面要遵循客观再现的要求，这是新闻传播“合规律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新闻社会价值的传播，这是新闻传播“合目的性”的要求。这两方面要求的统一往往意味着报道者需要有“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的隐喻与象征的思想方法与修辞方法来把握文字，需要有赋予客观显在的表层现象以意义与价值内涵暗示引导的深层表现能力。而且，本文所报道的“香港回归”事件是具有着强烈庄重仪式感的国际政治事件，其政治仪式内在的象征与隐喻符号体系本就繁富而成熟。因此，赏读此文，既需有细读之功，又需借隐喻与象征之思维方式，以烛幽发微，于简易处见言外韵。
先从标题读起。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8月为新华社撰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社论，以回应当时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其文题一语双关：既指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又隐喻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文题中的主谓倒装，则突出传达了社论的情感信息：斩截的嘲讽和胜利的豪迈。而今《别了，“不列颠尼亚”》以此为典，仿拟为题，亦饶意趣。
“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其名，袭自古罗马时代称呼演化而为对现代英国的敬称，其强大海军的军歌与国歌即题为《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国亦以之命名王室第87艘游轮，可见它承载着英国作为帝国崛起的历史自信、荣光与骄傲。值此香港主权移交之际，作为帝国王室代表的查尔斯王子乘此“不列颠尼亚”游轮而来而去，拈其入题，赋意深隽。
对于中英双方来说，对于受众来说，“不列颠尼亚”号都是一艘喻意密布承载沉厚的历史、政治、民族的符号之舟。题面上，“不列颠尼亚”是指王子所乘来去之游轮名，其实意涉“不列颠尼亚”帝国。“别了，‘不列颠尼亚’”，一方面，是中国人满怀着复兴崛起的民族自豪与胜利骄傲“目送”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帝国的落寞撤离；另一方面，是英国人也正在撤离、远离自己曾经的“不列颠尼亚”帝国世界，帝国的辉煌历史无可挽回地凋零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黄昏的天幕中。伴随着“不列颠尼亚”号撤离而去的，不仅有中国人的历史屈辱，还有英国人拓殖世界的历史骄傲。文中“日不落帝国”举行的“日落仪式”，以及文中作者刻意提及的细节：“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即将退役，就是这层喻意的呼应与暗示。
再联系毛主席的文章来体味：《别了，“不列颠尼亚”》仿拟《别了，司徒雷登》的不仅是文题，而更有其历史序列的意义：《别了，司徒雷登》见证的是中国人民获得民族自主权后对美外交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而《别了，“不列颠尼亚”》见证的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背景下对英外交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这种仿拟在有意无意中建立起了读者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进步的序列感，从而潜在而实在地激发了读者的民族自信与自豪。
再联系选材角度来体味：《别了，“不列颠尼亚”》在题面上即已暗示报道是站在中方的历史价值的视角来见证英方历史性的撤离。报道聚焦英方撤离，紧张入“分”的现场时间则处处计算的都是英国的倒计时，这是写实，这是实写。但深味者倒不妨再从其对侧面去思考：
实写英国的倒计时，不正如于水中观天，其实写处，正同时是中国计时的虚写处。这种虚写，到了中英政权交接完毕之后，则自然转为以中方为叙事主体的实写，正如水落石出一般：英国时间过去了，中国时间来临了。如果读者对于胡风先生在1949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歌颂新中国成立的组诗标题有印象的话，那么，我们也可说：《时间开始了》！是的，属于中国的时间开始了！
最后留给英国的时间，属于黑夜：报道说“‘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留给英国的最后定格镜头，是背影：英国人在黑夜离去的背影，还有其殖民史离去的历史背影。而报道最后留给读者的，是全文蕴蓄最深的精彩：
“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这句话神光精锐，满蕴着叱咤全篇的力量。它词安气和地一语褒贬：全文“大英帝国”的称呼仅此一处，其用语如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去”二字，语意简明，“帝国去矣”！它简劲深到地回望全篇：行为层面上，明暗中有“来”“去”“升”“降”；时间层面上，显隐间有“昔”“今”“始”“止”。它速写历史意指兴衰：“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又”字深沉，意喻历史正义的实现与历史光荣的复仇。它不动声色地表述事实：眼见的事实即是历史的概括；历史的概括又暗含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又满含民族的情感。这句话让我们见证的是新闻叙事深度的力量：逻辑深度、历史深度和情感深度。
金圣叹曾在《水浒传会评本》中说“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又说“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信然。语文教育，无论编者教者，均当自觉成为文字之知味者寻味者解味者。此种自觉，根柢上说，事关职业良知的底线；高上处说，事关文学教育的审美养成。编者教者不惟藉此自达，更以自达而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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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④张勇：《香港回归报道的比较分析》，《新闻大学》，1998年第1期。
②⑤《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一）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3页。
③（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蓍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作者通联：福建厦门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