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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攀登珠峰，距离珠峰顶还有600多米的时候，王石的氧气提前用完了。
对讲机里，队长发出“立即下撤”的指令，王石没有听从。被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裹挟着，王石艰难地登上珠峰顶，并停留了几分钟。
危险在随后的下撤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来临。
在风雪交加的峰顶，王石缓缓移动，突然感到一股暖意从后脑勺涌来，并逐渐蔓延到前额、脸颊、胸口……他渐渐失去力气，有强烈的困意袭来。
“有一种只要你蹲下来，闭上眼睛，即刻就会进入天堂的美好感觉。”王石回忆，但当时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你不能蹲下去睡觉，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过去的68年人生中，王石还有许多个重要的“一念之间”。既有关乎他个人命运，也有关乎企业存亡。王石的幸运在于，他总是会选择那个更艰难但似乎又正确的选项。
今年10月，王石发布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书中，王石分享了2008年之后，他在身体、个性、智识、社会角色和生死观等方面的经历与体悟。
“我開始思考自己、思考未来，思考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乃至个人与社会、民族、世界的关系。”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出版新书的初衷。
在王石看来，2008年之后的自我更新，是一场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
2017年6月，王石正式卸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一职。
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了33年时间。在个人与企业的命运交织中，他们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互为底色。
在离开万科的两年里，王石的身份变得丰富起来。他同时担任40多个社会职务。除了社会职务，王石自己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正准备商业化，打造一个学院的建制。此外，王石还在继续学业，在世界多所高校作访问学者。
王石。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如今，王石拥有的身份，远不止是一位“商人”。
在少年时的人生理想清单上，王石曾列出了外科医生、侦探、水手、探险家等——唯独没有“商人”这个选项。
在王石的成长经历中，相对于“商”而言，他对“官”更熟悉。
小时候，王石最初在北京上小学，父母是机关大楼里的中层干部，家住在普通的筒子楼里。八岁时，全家又搬去了郑州，住在干部大院里。无论邻居还是同学，都与“官”相关。
少年时，王石读《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等书，看到商人都是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人设，导致他对资本家、暴发户的形象非常反感。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因此，王石一直没有把商人作为理想的职业身份。
1983年，32岁的王石不甘于体制内的平淡生活，辞去公职，去了深圳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从鸡饲料生意做起。
“当时去深圳创业，内心里其实是当作临时性的跳板，计划两三年之后就出国留学的。”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并不想做一辈子商人。”
然而，王石的商人生涯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
经历了赚钱、赔钱、再赚钱后，1984年，王石拿着挣到手的第一桶金300万元，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之后还搞起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
1988年，在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改造的浪潮下，王石带领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万科”，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出人意料的是，在资产明确当天，时年37岁的王石主动放弃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选择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王石对此一直很自信。“之所以放弃资产，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现，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
“就算让我做100次选择，我100次都会选放弃。”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也正是我选择了放弃，人生才有后面那么多精彩的经历。”
在当时股权改制的浪潮下，创始人放弃股份的万科成为市场上的“异类”——一个奉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并由大型国企控股。
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我给自己赚能力、赚荣誉，给国家赚钱。”
另一方面，王石对资本家、暴发户形象的厌恶仍然深植于内心。
“我不希望自己有暴发户这样的形象。”王石坦言，“在19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对钱采取什么态度？相比于盲目拥有，我选择了远离。”
三十多年过去，王石不是没有想过持有那些股权的结果。
与财富一起放弃的，还有掌控大权。在1988年所做出的这个选择，注定了王石最终离开的结局。在其后的29年里，他与万科，有一场漫长的告别。
1999年，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担任董事长。他将这个决定的思考，归于去“人治”，强“制度”。
对于万科，王石始终希望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这其中，最关键的“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问题，而落实到王石这个创始人身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
“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要强调制度建设，弱化人治的约束。”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不能以一个强人为左右。一旦这个强人离开了怎么办？”
在万科的管理文化中，“不行贿”是王石始终主张并坚持的一条底线。而在外界的猜测中，这条底线得以捍卫的原因，是王石有一个身居广东省委高官的前岳父。 “外界有这样的看法不奇怪，但这与事实不符。”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我是靠的特权，为什么只能拿到郊区的地，价格又比别人贵很多？”
王石自称，前岳父熟悉深圳特区的背景，对自己的创业有正面影响。但他同时强调，前岳父为官廉洁，对子女严格，“相比农村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创业者，我显然有非常大的优势。但什么都是双刃剑，在占据优势的同时，我也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在50岁来临之前，王石交出了自己的管理大权。他选择相信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团队，并将自己的精力投入经营企业之外的更多领域。
2017年6月，66岁的王石正式宣布从万科退休。这种渐进式的退出，让万科能够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
离开万科两年，王石并不避谈对郁亮团队的评价。“这两年郁亮及团队的表现，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我的成功就是万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我也希望，聚光灯多给郁亮，多给万科团队的其他高管。”
从辞任总经理，到正式退休之前的十几年，是王石与万科共同面对危机最多的一段时光。
2007年底，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万科决定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量缩减38%，并决定调低广州一处在售楼盘的价格。
不久后的12月13日，王石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场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王石回答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拐点论”就此将万科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
最初的猛烈回应来自被动了奶酪的地产圈，不少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在之后的半年里，不少城市开发商抱团，“孤立”万科。一些曾与王石相熟的圈内朋友，也在公开场合指责王石。
另一层压力，则来自各地方政府与业主。因为楼盘降价，许多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进售楼处抗议。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拐点论’一出，我就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
“这件事对我和万科的冲击很大，我因此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契约精神。”
王石的这个观点，一直到他去哈佛大学上了普鸣教授的课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古代的地契买卖，也是契约精神。”王石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一是保人制，二是同情弱者原则。
若将这一思考融入经营，王石提出的可能性是，不再公开降价，而是利用各种节日、用优惠策略进行促销。“这样既不违背现代契约精神，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王石和万科而言，2008年是多事之年。“拐点论”尚且余波未平，紧接着又袭来“捐款门”事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当晚，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
两天后，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王石留言：“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15日凌晨，王石发布一篇博客大致表达了三个观点：认为万科捐款200万元是合适的;认为赈灾慈善活动应作为企业常态，应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提示每次募捐时，内部普通员工的捐款以十元为限。
王石沒有想到的是，这篇博客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批评、质疑和谩骂漫天涌来，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的一次舆论危机。
2008年5月21日，仍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王石参加了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在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
王石当时一愣，但感到了对方的善意。随即，他避开帖子本身的内容，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跟拍王石纪录片的摄影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给出的回答是“根本不考虑道歉”。
在访谈节目中“无条件道歉”之后，王石也在当年6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当众道歉。
对于王石和万科，被“拐点论”和“捐款门”裹挟的2008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
“2008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很多人生重大转变也从那一年开始。”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年初的“拐点论”和之后的“捐款门”，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这样的处境，第一次让我感到很孤立，万科很孤立”。
至暗时刻，王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这时，王石开始反思一直坚持的“己所欲才施于人”的处事态度。“以自己以为正确的姿态，唯我独尊地、强势地对待别人，怎能不引起反感和怨言？”深省之后，王石开始尝试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作为新的生命姿态。
2008年之后，王石开始将精力转向别处。几次出国访学，与繁重的课业打交道。但不在一线的王石依旧是万科的灵魂人物，万科也在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平稳前行。
平静湖面下，暗流汹涌。一场关乎万科命运的鏖战，在2015年悄然来临。
2015年7月，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年底，王石在万科内部会议上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由此，“万宝之争”（亦称“宝万之争”）拉开帷幕。
半年后，宝能提请罢免王石等董事、监事。两年内，华润、安邦、恒大、深铁等大型国企民企先后深度介入。直到2017年6月，深铁成为万科A第一大股东，万宝之争尘埃落定。
旋即，王石宣布退位，郁亮正式接棒。
这是一场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至始至终，万科都旗帜鲜明地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强烈抵制民营背景的宝能系。 王石并不避谈坚持国资控股的选择。他坦言，并不是不欢迎民营企业入股，而是要坚持国资一定要占主导地位。王石将这一坚持，视作企业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
“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我要做出有传承、有影响力的企业，要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分量，就要尽最大可能把整个资源动员起来，这是我坚持的一个选择”。
谈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王石提到一本书——作家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开始，王石被其察言观色的能力、处理人情世故的手腕深深折服，后来发现，胡雪岩的作为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军商勾结，看不到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我不能走胡雪岩的路。”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
王石透露，在万宝之争的关键时刻，曾考虑过三条路。一是管理层出资买下股权实现私有化，二是转为外资，三是换一家国资企业控股。
最初，管理层一致倾向于第一方案。开会时，王石问：“你们想买下万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它，还是为了发展它？”众人皆答：“为了发展。”
王石又问：“如果现在我们砸锅卖铁地买下来了，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万科继续扩张，你们还跟不跟？有没有钱跟？”此言一出，现场沉默了。
“显然，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走到最后，向外引进资金的需求依然一直存在。”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综合考虑下，我依然选择了国资。”
王石对第一大股东性质的坚持贯穿了万科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万科与另外几家大股东的关系，在拉锯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长达17年的股权合作中，华润一直是万科坚定的支持者。至今，万科管理层仍感念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华润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但在整个万宝之争中，华润的态度却经历了几次反复，引发各种猜测。此外，外界对安邦、恒大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多种解读。
对此，王石的态度始终是闭口不谈。
“这是我的处事哲学。”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尊重的角度来讲，当事人都在，谈论不合适。即使当事人不在了，我也不会谈，我宁愿带进棺材里。”
“万宝之争有内幕，但没黑幕。”王石强调，“大家的共识在于，万科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有值得传承下去的企业文化”。
2017年6月，在深铁进入万科董事会的当天，王石正式告别了万科权力中心。这一年，王石66岁，比他原计划的70岁退休提前了四年。
“万宝之争，是对万科团队、万科文化的挑战，是整个万科团队共同应对的。”回忆当年，王石坦言：“很多人以为‘万宝之争’是我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对我自己来说，到深圳之后，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 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
王石曾把人的一生比喻为一颗出膛的子弹：轨迹是一条抛物线，无论初始速度有多快，有多大摆脫地球引力的能量，最终都会落回大地。
“我的人生已经到达抛物线的最高点，现在已经是下行了。”王石毫不避讳为应对年龄增长而进行的改变：55岁那年，他戒了酒，63岁那年，他又开始戒糖。“现在的我，选择了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的生活。”
正式告别万科之后，王石开始更多把精力投入企业经营之外的领域。去世界名校访学、户外探险、参与社会公益……他拥有的身份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从2010年起，王石先后赴哈佛、剑桥、牛津、希伯来等大学进行访学，并经常去清华、北大、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作演讲及参加活动。
王石自称，回顾自己一生的重要选择，一条清晰的现代化线索贯穿其中。这样的选择之下，一方面，他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不断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
“因此，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成为了我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9月，王石来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报到。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这所有“中东哈佛”之称的大学，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方面的实力非常强，遂决定在这里潜心学习，并取消了原计划的下一站——伊斯坦布尔大学。
按照王石现在的计划，他明年会继续在以色列学习，后年准备换国家，考虑印度、日本或土耳其中的一个。“现在还没想好去哪个，可能会‘抓阄’决定。”
“我曾把三年的学习计划延长到了十年，但没想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确定的是，前面的路还很长。”
经历过首登珠峰时的鲜花和掌声，也经历了“捐款门”的千夫所指，又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经历思想的重塑。王石自称，在这些经历中，他完成了一个告别个人英雄主义的过程。
如今的王石，仍然是一个创业者。
出于对赛艇运动的热爱，王石成立深潜运动健康（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潜”），从事赛艇、帆船等体育项目，如今估值已超5亿元。此外，王石还在深圳成立了一家风投公司，着力投资乙肝治疗药品。
“这是我创业第三个人生的阶段。”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新创业的这两年，感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找回了创业初期时的激情。“我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人生就是充满酸甜苦辣，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还没经历的老年阶段。”
对讲机里，队长发出“立即下撤”的指令，王石没有听从。被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裹挟着，王石艰难地登上珠峰顶，并停留了几分钟。
危险在随后的下撤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来临。
在风雪交加的峰顶，王石缓缓移动，突然感到一股暖意从后脑勺涌来，并逐渐蔓延到前额、脸颊、胸口……他渐渐失去力气，有强烈的困意袭来。
“有一种只要你蹲下来，闭上眼睛，即刻就会进入天堂的美好感觉。”王石回忆，但当时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你不能蹲下去睡觉，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过去的68年人生中，王石还有许多个重要的“一念之间”。既有关乎他个人命运，也有关乎企业存亡。王石的幸运在于，他总是会选择那个更艰难但似乎又正确的选项。
今年10月，王石发布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书中，王石分享了2008年之后，他在身体、个性、智识、社会角色和生死观等方面的经历与体悟。
“我開始思考自己、思考未来，思考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乃至个人与社会、民族、世界的关系。”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出版新书的初衷。
在王石看来，2008年之后的自我更新，是一场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
“钱”与放“权”
2017年6月，王石正式卸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一职。
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了33年时间。在个人与企业的命运交织中，他们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互为底色。
在离开万科的两年里，王石的身份变得丰富起来。他同时担任40多个社会职务。除了社会职务，王石自己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正准备商业化，打造一个学院的建制。此外，王石还在继续学业，在世界多所高校作访问学者。
如今，王石拥有的身份，远不止是一位“商人”。
在少年时的人生理想清单上，王石曾列出了外科医生、侦探、水手、探险家等——唯独没有“商人”这个选项。
在王石的成长经历中，相对于“商”而言，他对“官”更熟悉。
小时候，王石最初在北京上小学，父母是机关大楼里的中层干部，家住在普通的筒子楼里。八岁时，全家又搬去了郑州，住在干部大院里。无论邻居还是同学，都与“官”相关。
少年时，王石读《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等书，看到商人都是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人设，导致他对资本家、暴发户的形象非常反感。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因此，王石一直没有把商人作为理想的职业身份。
1983年，32岁的王石不甘于体制内的平淡生活，辞去公职，去了深圳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从鸡饲料生意做起。
“当时去深圳创业，内心里其实是当作临时性的跳板，计划两三年之后就出国留学的。”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并不想做一辈子商人。”
然而，王石的商人生涯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
经历了赚钱、赔钱、再赚钱后，1984年，王石拿着挣到手的第一桶金300万元，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之后还搞起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
1988年，在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改造的浪潮下，王石带领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万科”，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出人意料的是，在资产明确当天，时年37岁的王石主动放弃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选择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王石对此一直很自信。“之所以放弃资产，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现，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
“就算让我做100次选择，我100次都会选放弃。”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也正是我选择了放弃，人生才有后面那么多精彩的经历。”
在当时股权改制的浪潮下，创始人放弃股份的万科成为市场上的“异类”——一个奉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并由大型国企控股。
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我给自己赚能力、赚荣誉，给国家赚钱。”
另一方面，王石对资本家、暴发户形象的厌恶仍然深植于内心。
“我不希望自己有暴发户这样的形象。”王石坦言，“在19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对钱采取什么态度？相比于盲目拥有，我选择了远离。”
三十多年过去，王石不是没有想过持有那些股权的结果。
与财富一起放弃的，还有掌控大权。在1988年所做出的这个选择，注定了王石最终离开的结局。在其后的29年里，他与万科，有一场漫长的告别。
1999年，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担任董事长。他将这个决定的思考，归于去“人治”，强“制度”。
对于万科，王石始终希望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这其中，最关键的“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问题，而落实到王石这个创始人身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
“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要强调制度建设，弱化人治的约束。”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不能以一个强人为左右。一旦这个强人离开了怎么办？”
在万科的管理文化中，“不行贿”是王石始终主张并坚持的一条底线。而在外界的猜测中，这条底线得以捍卫的原因，是王石有一个身居广东省委高官的前岳父。 “外界有这样的看法不奇怪，但这与事实不符。”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我是靠的特权，为什么只能拿到郊区的地，价格又比别人贵很多？”
王石自称，前岳父熟悉深圳特区的背景，对自己的创业有正面影响。但他同时强调，前岳父为官廉洁，对子女严格，“相比农村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创业者，我显然有非常大的优势。但什么都是双刃剑，在占据优势的同时，我也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在50岁来临之前，王石交出了自己的管理大权。他选择相信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团队，并将自己的精力投入经营企业之外的更多领域。
2017年6月，66岁的王石正式宣布从万科退休。这种渐进式的退出，让万科能够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
离开万科两年，王石并不避谈对郁亮团队的评价。“这两年郁亮及团队的表现，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我的成功就是万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我也希望，聚光灯多给郁亮，多给万科团队的其他高管。”
“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从辞任总经理，到正式退休之前的十几年，是王石与万科共同面对危机最多的一段时光。
2007年底，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万科决定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量缩减38%，并决定调低广州一处在售楼盘的价格。
不久后的12月13日，王石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场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王石回答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拐点论”就此将万科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
最初的猛烈回应来自被动了奶酪的地产圈，不少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在之后的半年里，不少城市开发商抱团，“孤立”万科。一些曾与王石相熟的圈内朋友，也在公开场合指责王石。
另一层压力，则来自各地方政府与业主。因为楼盘降价，许多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进售楼处抗议。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拐点论’一出，我就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
“这件事对我和万科的冲击很大，我因此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契约精神。”
王石的这个观点，一直到他去哈佛大学上了普鸣教授的课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古代的地契买卖，也是契约精神。”王石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一是保人制，二是同情弱者原则。
若将这一思考融入经营，王石提出的可能性是，不再公开降价，而是利用各种节日、用优惠策略进行促销。“这样既不违背现代契约精神，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王石和万科而言，2008年是多事之年。“拐点论”尚且余波未平，紧接着又袭来“捐款门”事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当晚，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
两天后，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王石留言：“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15日凌晨，王石发布一篇博客大致表达了三个观点：认为万科捐款200万元是合适的;认为赈灾慈善活动应作为企业常态，应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提示每次募捐时，内部普通员工的捐款以十元为限。
王石沒有想到的是，这篇博客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批评、质疑和谩骂漫天涌来，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的一次舆论危机。
2008年5月21日，仍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王石参加了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在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
王石当时一愣，但感到了对方的善意。随即，他避开帖子本身的内容，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跟拍王石纪录片的摄影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给出的回答是“根本不考虑道歉”。
在访谈节目中“无条件道歉”之后，王石也在当年6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当众道歉。
对于王石和万科，被“拐点论”和“捐款门”裹挟的2008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
“2008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很多人生重大转变也从那一年开始。”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年初的“拐点论”和之后的“捐款门”，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这样的处境，第一次让我感到很孤立，万科很孤立”。
至暗时刻，王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这时，王石开始反思一直坚持的“己所欲才施于人”的处事态度。“以自己以为正确的姿态，唯我独尊地、强势地对待别人，怎能不引起反感和怨言？”深省之后，王石开始尝试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作为新的生命姿态。
“万宝之争有内幕，但没黑幕”
2008年之后，王石开始将精力转向别处。几次出国访学，与繁重的课业打交道。但不在一线的王石依旧是万科的灵魂人物，万科也在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平稳前行。
平静湖面下，暗流汹涌。一场关乎万科命运的鏖战，在2015年悄然来临。
2015年7月，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年底，王石在万科内部会议上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由此，“万宝之争”（亦称“宝万之争”）拉开帷幕。
半年后，宝能提请罢免王石等董事、监事。两年内，华润、安邦、恒大、深铁等大型国企民企先后深度介入。直到2017年6月，深铁成为万科A第一大股东，万宝之争尘埃落定。
旋即，王石宣布退位，郁亮正式接棒。
这是一场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至始至终，万科都旗帜鲜明地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强烈抵制民营背景的宝能系。 王石并不避谈坚持国资控股的选择。他坦言，并不是不欢迎民营企业入股，而是要坚持国资一定要占主导地位。王石将这一坚持，视作企业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
“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我要做出有传承、有影响力的企业，要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分量，就要尽最大可能把整个资源动员起来，这是我坚持的一个选择”。
谈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王石提到一本书——作家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开始，王石被其察言观色的能力、处理人情世故的手腕深深折服，后来发现，胡雪岩的作为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军商勾结，看不到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我不能走胡雪岩的路。”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
王石透露，在万宝之争的关键时刻，曾考虑过三条路。一是管理层出资买下股权实现私有化，二是转为外资，三是换一家国资企业控股。
最初，管理层一致倾向于第一方案。开会时，王石问：“你们想买下万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它，还是为了发展它？”众人皆答：“为了发展。”
王石又问：“如果现在我们砸锅卖铁地买下来了，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万科继续扩张，你们还跟不跟？有没有钱跟？”此言一出，现场沉默了。
“显然，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走到最后，向外引进资金的需求依然一直存在。”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综合考虑下，我依然选择了国资。”
王石对第一大股东性质的坚持贯穿了万科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万科与另外几家大股东的关系，在拉锯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长达17年的股权合作中，华润一直是万科坚定的支持者。至今，万科管理层仍感念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华润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但在整个万宝之争中，华润的态度却经历了几次反复，引发各种猜测。此外，外界对安邦、恒大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多种解读。
对此，王石的态度始终是闭口不谈。
“这是我的处事哲学。”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尊重的角度来讲，当事人都在，谈论不合适。即使当事人不在了，我也不会谈，我宁愿带进棺材里。”
“万宝之争有内幕，但没黑幕。”王石强调，“大家的共识在于，万科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有值得传承下去的企业文化”。
2017年6月，在深铁进入万科董事会的当天，王石正式告别了万科权力中心。这一年，王石66岁，比他原计划的70岁退休提前了四年。
“万宝之争，是对万科团队、万科文化的挑战，是整个万科团队共同应对的。”回忆当年，王石坦言：“很多人以为‘万宝之争’是我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对我自己来说，到深圳之后，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 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
告别个人英雄主义
王石曾把人的一生比喻为一颗出膛的子弹：轨迹是一条抛物线，无论初始速度有多快，有多大摆脫地球引力的能量，最终都会落回大地。
“我的人生已经到达抛物线的最高点，现在已经是下行了。”王石毫不避讳为应对年龄增长而进行的改变：55岁那年，他戒了酒，63岁那年，他又开始戒糖。“现在的我，选择了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的生活。”
正式告别万科之后，王石开始更多把精力投入企业经营之外的领域。去世界名校访学、户外探险、参与社会公益……他拥有的身份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从2010年起，王石先后赴哈佛、剑桥、牛津、希伯来等大学进行访学，并经常去清华、北大、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作演讲及参加活动。
王石自称，回顾自己一生的重要选择，一条清晰的现代化线索贯穿其中。这样的选择之下，一方面，他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不断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
“因此，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成为了我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9月，王石来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报到。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这所有“中东哈佛”之称的大学，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方面的实力非常强，遂决定在这里潜心学习，并取消了原计划的下一站——伊斯坦布尔大学。
按照王石现在的计划，他明年会继续在以色列学习，后年准备换国家，考虑印度、日本或土耳其中的一个。“现在还没想好去哪个，可能会‘抓阄’决定。”
“我曾把三年的学习计划延长到了十年，但没想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确定的是，前面的路还很长。”
经历过首登珠峰时的鲜花和掌声，也经历了“捐款门”的千夫所指，又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经历思想的重塑。王石自称，在这些经历中，他完成了一个告别个人英雄主义的过程。
如今的王石，仍然是一个创业者。
出于对赛艇运动的热爱，王石成立深潜运动健康（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潜”），从事赛艇、帆船等体育项目，如今估值已超5亿元。此外，王石还在深圳成立了一家风投公司，着力投资乙肝治疗药品。
“这是我创业第三个人生的阶段。”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新创业的这两年，感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找回了创业初期时的激情。“我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人生就是充满酸甜苦辣，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还没经历的老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