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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间，遇到两件高兴事：六日，在美术馆观赏了“丁聪画展”，二十七日，参观了“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预展。丁聪的漫画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既勾勒历史的骨骼，又描画了历史的血肉，同时深入浅出，老少咸宜。有几位贤明的母亲带领着天真的儿女前来观赏，天真未凿的孩子也喜欢丁聪的漫画，在那里指手划脚又哈哈大笑，我一边看了，也喜从中来。此后不久，又参观了“三联”预展。邹韬奋先生是三联书店的创始人，他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读物影响过几代青年。“酝酿书香文化，再创生活光辉”，新“三联”称得上美仑美奂。它备有三万余种图书，主体是人文社科类，技术、美术类亦丰富多彩。青年读者可以历遍三层楼，老年人可以在舒适的皮墩上坐读，而孩子们则欢天喜地地翻阅童话画册。让孩子和老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一片美好静谧的园地，这是何等的善举啊！
美术馆和“三联”这两座文化圣殿，位于不过二百米长的“美术馆东街”两侧。地方不大，在我心目中却放射出启明星那样的光芒，它或许是预示着一条文化街的曙光。
从这里过五四大街往南走，就是王府井大街了。过去凡到北京都不会忘了到这条街逛一逛，去过了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一定会去一趟街南端的新华书店。
这几年这条大街的变化可是太大了。东安市场拆建后成为东方广场，新建的大楼一天天升高，阳光照射的地面一天天减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们有涵养地接受了。拆迁工程天天向前，终于到了新华书店门前。于是有了一点躁动，据说有十几位社会贤达奔走呼号，但终于没能留住这与共和国同龄的书店。后期的允诺尽管辉煌，但总消释不了眼下的凄惶。人去楼倒，一个国家级的书店如今到处寄食挂单，这难免令人欷，尤其是眼见隔壁“麦当劳”门前那老不老小不小的塑料“麦当劳先生”洋洋自得我自岿然不动。
掉转头向北徘徊，情景也不见十分美妙。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交界处的外文书店，也就是新华书店周转的地方，虽然明晃晃亮堂堂，但“书香”终嫌稀薄。
继续前行，过灯市西口，赫赫有名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如两老僧，趺坐在高楼旁边，显得那么形销骨立、势单力薄，但依然泰然自若。“中华”建于一九一二年，已是八十五高龄，“商务”正该庆祝它的百年华诞。两家书店都曾为国为民立过大功，堪称华夏大地上的两座文化丰碑。“中华”橱窗里立着周谷城先生的题字“发扬祖国文化”，巍巍然很有些泰山石敢当的气概。“商务”满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默默中与街对面“世都商场”橱窗中的世界商业名牌对视和对峙。
到了王府井整条街的北端，最令人心惊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凋零。“科图”，这是熟悉它的人们的叫法，与商业区隔了一段距离，一边与美术馆相邻，大门面对“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处在闹中取静的好地段，这里虽然车马喧阗，文化和文艺气氛却很浓郁。
科图是很有些来历的。日据北平期间，日本人设立了一个叫做“东方文化总会”的机构，其中一个负责人叫桥川时雄的，就在这地段设了一个“东方图书馆”。“科图”的书库就是该馆原址。它规模不大，但设备还是比较讲究的。藏书楼(三层又一个顶阁)据说可以保持恒温。解放初科图始建时，书库里收藏的图书并不很多，但有不少档案资料，以及一些手稿。桥川时雄本人曾寓居在东厂胡同一号，纸糊门榻榻米的居室在五十年代初还能见到，窗前有三棵银杏，到了秋天里就披上了黄叶，静夜里听得到成熟的果实落在地面，远处有柝更声，很是宁静。
桥川时雄的身分，他留在北平的“任务”，似乎并无记载，只留下一本他编纂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民国廿九年十月出版，收入四千六百名文化人的简略传记。入选人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从选择的范围和年龄的限制来看，今天人们难免怀疑这是否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从桥川时雄主持“东方图书馆”、编纂“人物总鉴”种种活动中，或可约略窥到他在日本侵华时期扮演的角色。这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前一阵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虽有大量抗战研究成果问世，还是没有读到有关日本文化侵略的有力文章。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北平光复。王府井大街仍然是文化味十足的地段：东方图书馆的旧址变成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地盘；东厂胡同一号的新主人是北大的胡适。三号是北平研究院李书华的势力范围。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科学院建立。原日本东方图书馆的档案资料，受到科学院的重视。当时的科学院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王府井大街原地的资料图书以社科人文为主，不断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科院遂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院图书馆，先后委派社会经济学家陶孟和、历史学家贺昌群为馆长。陶孟和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所所长，贺昌群曾是浙大历史系教授。两位先生学养深厚，均为社会敬仰。解放初期，机关组合多有变化，常有一批批资料图书捐赠“科图”，从此也可以见出社会对“科图”的信任。“科图”轫始原初，工作繁重，清华大学图书馆又介绍前西南联大出纳主任顾家杰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高级馆员唐贯方、毕树棠先生前来协助。他们是图书馆学专门家，又有多年经营图书的经验，不几年“科图”便蔚为大观，很有了一番气派。它一部分在西郊，以自然科学图书为主，一部分在王府井大街，以人文、社会科学图书为主。
我们这里说的是以收藏人文、社科图书为主的“科图”，有别于中关村那以收藏自然科学图书为主的“科图”。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新购进的国内外人文社科新书和相当丰富的国内外人文社科学刊和期刊。这样，一个原先基础并非优厚的图书馆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特色。书库中原有的稀世珍本外，阅览室中又添上了最新的海外书刊。迄今为止，王府井“科图”已拥有藏书六百余万册，包括一百五十万册珍本，又自创了一套完整的汉文书籍目录系统，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的重视。科图典藏的书籍不仅包括了八千余种善本和四千余册地方古志，还有原中法大学社科藏书、民国海关总署藏书以及伪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四万五千件。保存文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皆非其他图书馆可以媲美，其独特性又非其他图书馆可以取代。就地方古志来说，曾经方志专家朱士家整理，一九四九年后又补充了购自隆福寺来熏阁的收藏。又如，中法大学文学院(“服尔德学院”)的藏书亦为“科图”收纳，而其中亦不乏洋珍本。
可惜，随着中国科学院体制的改革，社会人文研究各所(即所谓“学部”)在文革后独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王府井“科图”的采购方针，采购重点自然是往自然科学一面转移了。王府井“科图”逐渐现出破败景象：国内外新版社科人文类图书再难见到陈列，社科期刊大批削减；由于缺少经费，导致前馆长贺昌群早年收集的《房山石经》破损，精心收集的“文革”史料化为纸浆，珍贵古籍经年封存在地下室。
王府井科图的藏书六十多年来，历经战火兵燹、文革浩劫，毕竟完整地存留到了今天，但终于难挡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这浸透了书香的七八亩地要拿去换取建设新馆的资金了。也许有人要说，“科图”占据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实在是浪费，图书馆为什么要挤在这熙熙攘攘的通衢大道上呢？有趣的是，在处于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国家里，图书馆尤其是国家级图书馆倒总是处在车水马龙寸土寸金的通衢大道上的。伦敦最热闹的OxfordCircus是英国的王府井大街，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一转弯，就是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厅建在了首府华盛顿特区两条最大的大街“宾夕法尼亚大街”和“马里兰大街”的起始点上，也就是当今最强盛的帝国主义国家心脏的心脏“国会山”上。它紧紧地站在国会大厦后面，甚至“最高法院”都要排在其后。“国会山”上六座建筑中图书馆占了四座，它们是：“国会图书馆主厅”、“亚当斯厅”、“杰佛逊厅”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其余两座则是“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在“金元帝国”图书馆建在了寸土寸金的地段，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倒要搬出寸土寸金的地段，这真让人看不明白。
王府井大街“科图”保存的是国家的瑰宝，对当代可以富国利民，对子孙可以增智积才。现在我们不仅不爱惜宝藏，反而有意无意间损毁糟蹋，从此后我们还可以赧颜高谈“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吗？试问，我们的爱国之心何在？民族良知何在？人们可以对东方广场兴建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惊喜万状，为什么对现存的近在眼前的文物瑰宝视若敝屣？两公里的王府井大街当然可以成为金融一条街、商业一条街、美食一条街、服装一条街、外国名牌一条街；但同时也可以是文化一条街。崇拜金钱并不非得痛恨文化，侍奉孔方兄又何必非要打倒孔老二。“石藏玉而山秀，水含珠则川美”，两者不但不是势不两立，实在是可以相得益彰。不是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吗？不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吗？何不从王府井大街开始？中华大地上所有大街中王府井大街不仅应当最具备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的条件，而且已经具备了。
尽管王府井科图目前处于危难时刻，但它毕竟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在它身边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你看，北端的新“三联”已创造了一个响亮的开端。往南，且歌且行，可以看见没有一流设备却每每展出一流画作的美术馆、没有了老北京却京腔京味依然浓厚的“人艺”、没有高楼广厦却奉献宏篇巨制的“商务”“中华”，而在这条文化街的最南端最终还会出现一个堂堂皇皇与新中华相称的“新华书店”。
文化街上曙光初露，但新的一日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霾满天，却有赖于我们的政界显要、商业巨子和社会贤达。我们本来可以为拥有文化古都而傲视寰宇，如今每每为瞬息京华而扼腕叹惜。解放大军围困北平孤城为不让炮火硝烟伤及盛世遗踪甚至做过甘洒数万子弟兵碧血的准备。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恢复古都风貌的豪言壮语徒招世人讪笑。此时此刻，我们忽然有了一个重塑辉煌的机会、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一个造福子孙的机会。“三联”、“中华”、“商务”可以与“世都”、“东安”、“东方”扶势竞上，“人艺”、“科图”、“美术馆”可以同“百货大楼”、“华侨大厦”、“王府井大饭店”互争轩轾，精神物质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这一切如果竟能实现，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怀着怎样的感激心情忆起我们啊！
美术馆和“三联”这两座文化圣殿，位于不过二百米长的“美术馆东街”两侧。地方不大，在我心目中却放射出启明星那样的光芒，它或许是预示着一条文化街的曙光。
从这里过五四大街往南走，就是王府井大街了。过去凡到北京都不会忘了到这条街逛一逛，去过了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一定会去一趟街南端的新华书店。
这几年这条大街的变化可是太大了。东安市场拆建后成为东方广场，新建的大楼一天天升高，阳光照射的地面一天天减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们有涵养地接受了。拆迁工程天天向前，终于到了新华书店门前。于是有了一点躁动，据说有十几位社会贤达奔走呼号，但终于没能留住这与共和国同龄的书店。后期的允诺尽管辉煌，但总消释不了眼下的凄惶。人去楼倒，一个国家级的书店如今到处寄食挂单，这难免令人欷
掉转头向北徘徊，情景也不见十分美妙。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交界处的外文书店，也就是新华书店周转的地方，虽然明晃晃亮堂堂，但“书香”终嫌稀薄。
继续前行，过灯市西口，赫赫有名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如两老僧，趺坐在高楼旁边，显得那么形销骨立、势单力薄，但依然泰然自若。“中华”建于一九一二年，已是八十五高龄，“商务”正该庆祝它的百年华诞。两家书店都曾为国为民立过大功，堪称华夏大地上的两座文化丰碑。“中华”橱窗里立着周谷城先生的题字“发扬祖国文化”，巍巍然很有些泰山石敢当的气概。“商务”满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默默中与街对面“世都商场”橱窗中的世界商业名牌对视和对峙。
到了王府井整条街的北端，最令人心惊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凋零。“科图”，这是熟悉它的人们的叫法，与商业区隔了一段距离，一边与美术馆相邻，大门面对“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处在闹中取静的好地段，这里虽然车马喧阗，文化和文艺气氛却很浓郁。
科图是很有些来历的。日据北平期间，日本人设立了一个叫做“东方文化总会”的机构，其中一个负责人叫桥川时雄的，就在这地段设了一个“东方图书馆”。“科图”的书库就是该馆原址。它规模不大，但设备还是比较讲究的。藏书楼(三层又一个顶阁)据说可以保持恒温。解放初科图始建时，书库里收藏的图书并不很多，但有不少档案资料，以及一些手稿。桥川时雄本人曾寓居在东厂胡同一号，纸糊门榻榻米的居室在五十年代初还能见到，窗前有三棵银杏，到了秋天里就披上了黄叶，静夜里听得到成熟的果实落在地面，远处有柝更声，很是宁静。
桥川时雄的身分，他留在北平的“任务”，似乎并无记载，只留下一本他编纂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民国廿九年十月出版，收入四千六百名文化人的简略传记。入选人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从选择的范围和年龄的限制来看，今天人们难免怀疑这是否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从桥川时雄主持“东方图书馆”、编纂“人物总鉴”种种活动中，或可约略窥到他在日本侵华时期扮演的角色。这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前一阵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虽有大量抗战研究成果问世，还是没有读到有关日本文化侵略的有力文章。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北平光复。王府井大街仍然是文化味十足的地段：东方图书馆的旧址变成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地盘；东厂胡同一号的新主人是北大的胡适。三号是北平研究院李书华的势力范围。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科学院建立。原日本东方图书馆的档案资料，受到科学院的重视。当时的科学院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王府井大街原地的资料图书以社科人文为主，不断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科院遂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院图书馆，先后委派社会经济学家陶孟和、历史学家贺昌群为馆长。陶孟和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所所长，贺昌群曾是浙大历史系教授。两位先生学养深厚，均为社会敬仰。解放初期，机关组合多有变化，常有一批批资料图书捐赠“科图”，从此也可以见出社会对“科图”的信任。“科图”轫始原初，工作繁重，清华大学图书馆又介绍前西南联大出纳主任顾家杰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高级馆员唐贯方、毕树棠先生前来协助。他们是图书馆学专门家，又有多年经营图书的经验，不几年“科图”便蔚为大观，很有了一番气派。它一部分在西郊，以自然科学图书为主，一部分在王府井大街，以人文、社会科学图书为主。
我们这里说的是以收藏人文、社科图书为主的“科图”，有别于中关村那以收藏自然科学图书为主的“科图”。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新购进的国内外人文社科新书和相当丰富的国内外人文社科学刊和期刊。这样，一个原先基础并非优厚的图书馆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特色。书库中原有的稀世珍本外，阅览室中又添上了最新的海外书刊。迄今为止，王府井“科图”已拥有藏书六百余万册，包括一百五十万册珍本，又自创了一套完整的汉文书籍目录系统，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的重视。科图典藏的书籍不仅包括了八千余种善本和四千余册地方古志，还有原中法大学社科藏书、民国海关总署藏书以及伪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资料四万五千件。保存文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皆非其他图书馆可以媲美，其独特性又非其他图书馆可以取代。就地方古志来说，曾经方志专家朱士家整理，一九四九年后又补充了购自隆福寺来熏阁的收藏。又如，中法大学文学院(“服尔德学院”)的藏书亦为“科图”收纳，而其中亦不乏洋珍本。
可惜，随着中国科学院体制的改革，社会人文研究各所(即所谓“学部”)在文革后独立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王府井“科图”的采购方针，采购重点自然是往自然科学一面转移了。王府井“科图”逐渐现出破败景象：国内外新版社科人文类图书再难见到陈列，社科期刊大批削减；由于缺少经费，导致前馆长贺昌群早年收集的《房山石经》破损，精心收集的“文革”史料化为纸浆，珍贵古籍经年封存在地下室。
王府井科图的藏书六十多年来，历经战火兵燹、文革浩劫，毕竟完整地存留到了今天，但终于难挡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这浸透了书香的七八亩地要拿去换取建设新馆的资金了。也许有人要说，“科图”占据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实在是浪费，图书馆为什么要挤在这熙熙攘攘的通衢大道上呢？有趣的是，在处于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国家里，图书馆尤其是国家级图书馆倒总是处在车水马龙寸土寸金的通衢大道上的。伦敦最热闹的OxfordCircus是英国的王府井大街，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一转弯，就是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厅建在了首府华盛顿特区两条最大的大街“宾夕法尼亚大街”和“马里兰大街”的起始点上，也就是当今最强盛的帝国主义国家心脏的心脏“国会山”上。它紧紧地站在国会大厦后面，甚至“最高法院”都要排在其后。“国会山”上六座建筑中图书馆占了四座，它们是：“国会图书馆主厅”、“亚当斯厅”、“杰佛逊厅”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其余两座则是“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在“金元帝国”图书馆建在了寸土寸金的地段，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倒要搬出寸土寸金的地段，这真让人看不明白。
王府井大街“科图”保存的是国家的瑰宝，对当代可以富国利民，对子孙可以增智积才。现在我们不仅不爱惜宝藏，反而有意无意间损毁糟蹋，从此后我们还可以赧颜高谈“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吗？试问，我们的爱国之心何在？民族良知何在？人们可以对东方广场兴建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惊喜万状，为什么对现存的近在眼前的文物瑰宝视若敝屣？两公里的王府井大街当然可以成为金融一条街、商业一条街、美食一条街、服装一条街、外国名牌一条街；但同时也可以是文化一条街。崇拜金钱并不非得痛恨文化，侍奉孔方兄又何必非要打倒孔老二。“石藏玉而山秀，水含珠则川美”，两者不但不是势不两立，实在是可以相得益彰。不是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吗？不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吗？何不从王府井大街开始？中华大地上所有大街中王府井大街不仅应当最具备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的条件，而且已经具备了。
尽管王府井科图目前处于危难时刻，但它毕竟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在它身边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你看，北端的新“三联”已创造了一个响亮的开端。往南，且歌且行，可以看见没有一流设备却每每展出一流画作的美术馆、没有了老北京却京腔京味依然浓厚的“人艺”、没有高楼广厦却奉献宏篇巨制的“商务”“中华”，而在这条文化街的最南端最终还会出现一个堂堂皇皇与新中华相称的“新华书店”。
文化街上曙光初露，但新的一日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霾满天，却有赖于我们的政界显要、商业巨子和社会贤达。我们本来可以为拥有文化古都而傲视寰宇，如今每每为瞬息京华而扼腕叹惜。解放大军围困北平孤城为不让炮火硝烟伤及盛世遗踪甚至做过甘洒数万子弟兵碧血的准备。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恢复古都风貌的豪言壮语徒招世人讪笑。此时此刻，我们忽然有了一个重塑辉煌的机会、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一个造福子孙的机会。“三联”、“中华”、“商务”可以与“世都”、“东安”、“东方”扶势竞上，“人艺”、“科图”、“美术馆”可以同“百货大楼”、“华侨大厦”、“王府井大饭店”互争轩轾，精神物质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这一切如果竟能实现，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怀着怎样的感激心情忆起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