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种意义上说，营商环境会极大影响生产力和竞争力。”在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之后，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要靠营商环境。
　　巧合的是，第三方营商环境权威报告《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也于日前出炉，公布了去年营商环境十强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南京、杭州、成都、天津、宁波。除去前五名未有变化之外，近来经济表现强势的宁波替换去年的第十位西安，进入前十，南京、杭州排位上升，天津、成都后移。于是，今年前十名中除去京津，全部为南方城市。山东表现最好的是青岛，排名十一位，未入前十。
　　根据公布的评价维度，此份榜单以公众以及市场主体的满意度为标准，涵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金融服务、政务环境、普惠创新五个方面，并且对这五个维度进行了分项排名。在分项排名中，青岛在普惠创新、政务环境、基础设施方面表现不错，分别排名第7、第8和第9位，但在人力资源和金融服务维度却排位靠后，分别位居27位和18位，大大拉低了综合排名。
　　近年来，青岛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发起“15个攻势”，用“市场化、法治化搞活青岛”的发展思路，营造“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营商环境”。但是与其他城市相比，进步速度仍不够快，短板也比较明显。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造环境”比“拉项目”更难，也往往更易于被人们忽视。但现实深刻地体现了这—规律：资本和人才流入并留在那些能提供更好、更细致营商环境的城市中，最终促进经济体持续发展，形成正向循环。
　　著名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曾说：“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简而言之，造势大于造事，优化营商环境也早已不仅仅是围绕企业定制一系列的政策和服务，而是城市整体社会氛围的营造：是否尊重知识和人才，是否服从市场和规则，是否注重政策的创新和延续性，是否转变服务思路，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服务。只有形成了一个体系性的包容、创新、法治、平等的环境，企业才能愿意来，留得住，城市才能从中不断受益。
　　三份榜单勾勒青岛位置
　　根据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對开展中国营商环境评价的要求，这份榜单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原则，围绕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等方面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来开展评价，评价范围涵盖制度、市场、人力资源、金融、科技创新、政务环境等一系列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的因素，较为客观、全面。
　　报告中，与2018年相比，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依然位居前5位，名次没有发生变化。前十名中的后5位，南京位次上升3名，位居第6，杭州位居第7，上升一位，去年的第6名成都掉到第8名，第7名天津下降为第9名。这份榜单中变化最大的是第10名，去年仅仅排名第20位的宁波一跃上升为第十名，挤掉西安。青岛则排名第11位。东西部、南北方差距愈发明显。
　　在这份报告中，武汉因为受疫情影响较大，排位很可能不准确，而苏州则未进入这份报告综合评价榜单的视野，而是出现在了“经济活跃城市的营商环境排名”榜单上，名列第一，前十位是苏州、南通、烟台、无锡、东莞、绍兴、温州、潍坊、金华、珠海。如果综合考虑，青岛的排位大约在12-13位左右。
　　一份榜单似乎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几乎同时，在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中，前十名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武汉、南京、天津、成都、苏州。青岛排名第13位。比照来看，这两份榜单前十名重合率很高。
　　最近几年，中国尤为注重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营商环境排名也在不断提升。放眼全球，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和地区往往营商环境也更好。在世界机构的排名中，有两份榜单可以参考。一是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全球第31位，比去年提升了15位。二是从具体城市排名看，在今年发布的《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中，中国共有20座城市上榜，其中表现最好的是香港，排名第38位，其次是北京，排名第41位。青岛同样上榜，排名第90位，略高于西安和郑州。
　　观察国内到国外的这几份综合分析报告，可以大体勾勒出青岛在全国主要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的位置：在北方城市中处于“第三城”，但在更大范围内排名靠后;一直在进步，但幅度不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明显。
　　金融服务和人才是短板
　　最近几年，青岛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发起“十五个攻势”，营造“让人舒服”的营商环境。其中包括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开放型、服务型、效率型的“三化三型”政务服务环境;营造审批事项少、服务最好和审批时限最短、速度最快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搞好服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这些努力也有了不错的结果：在五个维度的评选中，青岛的政务环境和普惠创新维度排位较高，分别排名第八和第七。反映到个体上，不少企业家表示，青岛政府的办事效率更加高效便捷，服务态度更加亲民和积极。
　　但是，为什么青岛的营商环境未入前十？不妨看看其他维度的排名。
　　金融服务维度排名，青岛排18位，不但远低于深圳、上海，甚至位居郑州、济南与昆明之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深刻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青岛在金融业上的探索并不晚于其他城市。2014年，青岛成为我国唯一一个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从去年的数字看，青岛金融机构为272家，有境内外上市企业51家，贷款增量突破2000亿元。截至2020年5月底，青岛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成为山东省内唯一贷款余额突破2万亿元的城市，反映出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本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与此相比，青岛的金融服务业GDP占比较小，与一线城市相比，青岛现代金融服务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的银行，将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行为。”随着新技术的加速发展，金融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脚步应该更快一些。
　　除去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才是青岛该认真反思的一个方面。在全国主要36城中，青岛排名第27，还不如沈阳，是东部城市排位最低。
　　有一个数字可以为此佐证。根据智联招聘春季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人才向上海流入的前十大城市中，青岛高居第四。人口选择流入上海，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长期以来，青岛的高等教育资源发展不充分，从省内看，高校资源数量和质量不如济南;从人才政策看，青岛尽管在放宽落户条件、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在力度、手段，适应性、延续性上是否科学、有规划？在各地不断升级人才政策的“明争暗斗”中是否有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吸引而来的人才中，优质人才有多少，符合青岛未来发展需要的有多少，真正能留下来的又有多少？“来了就是青岛人”是否成为广泛的共识？
　　“契约精神”是根本
　　改善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着眼长远和改革，释放制度生产力，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从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给城市带来的改变，包括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更加明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倚重营商环境特别是“软环境”的改善，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等。对于一体化全面加速的胶东五市来说，青岛应该成为区域改善营商环境的样本，为胶东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城市智慧。
　　著名经济学家滕泰认为，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对经济发展助力最大，创新环境次之。换句话说，是否重视“契約精神”是城市营商环境是否良好的根本。曾有东北的民营企业家描述地方招商中的“JQK”现象：“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魁我们”。应当看到，重“招引”不重“服务”，伤害的不仅是地方经济和形象，更是企业家对城市发展的长期信心。因为优质资本终将趋于理性，不会因为一时的蝇头小利而放弃未来发展，它们更看重地方政府的公务服务水准和契约精神。在多个报告中屡次拔得头筹的上海，无论是法治环境，还是市场环境、契约精神等，都明显好过其他城市，所以经济体活跃度特别高。
　　榜单“黑马”宁波身上同样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宁波虽然排位第十，但却是提升速度最快的城市。此外，宁波也是去年GDP 20强中提升最快的城市，超越了青岛和无锡，上升三位。宁波的特点是敢于改革和打破壁垒，其目前全力推动的“甬舟一体化”有几个政策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关注：一是宁波、舟山户籍同城待遇，人口、资源要素等向都市区大量集聚;二是港口一体化，宁波的制造业优势与舟山的资源优势实现了深入融合。
　　为市场主体提供贴心的服务，就该更重视“软环境”的营造，在法治、诚信、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推动形成合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恰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所说的那样——“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制度，而非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