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的新闻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比如国企高管的薪酬、国企的公益性、国企行政级别等。这次广州取消国企行政级别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是因为大家希望广州这次是“动真格的”，并可以使这项举措真正由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辐射到全国。
　　
　　重新思考国企市场化
　　
　　过去也有些地方尝试取消国企行政级别，但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使得大家对国企高管的市场化趋势有些悲观。本来国企高管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经理人，过去的一系列改革，如全球招聘国企高管等，的确让我们看到国企高管市场化选拔日益加快的步伐。但后来，我们还是看到国企高管之间调动以及与政府官员之间比较频繁的调动。本次广州再次下令取消国企行政编制，让人们重获国企高管市场化的希望。
　　
　　国企双重职能的再认识
　　
　　我们的国企需要承担双重职能，一方面是经济的安全网，要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必须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国企不断上市及对国企业绩的考核，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国企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即使在国内市场有垄断地位的国企，也必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以证明其经营能力。这就和行政级别中通过按资排辈来决定薪酬的方式完全不同，这两套考核体系是不能兼容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一套，让国有企业真正起到安全网的作用。
　　此外，国企在必要的时候能坚持不提价来保持社会的运作成本。国有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公益性质，天然地决定了他们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维护经济安全，保持社会与经济稳定。因此，在目前物价上涨威胁到民生的关键时刻，正是国有企业展现公益性质、为自身争取民意合法性的关键时刻。但是我们看到往往是相反的情况，比如近期，继石油巨头提出成品油涨价要求之后，电力企业也向发改委提出涨价申请，这不过是它们一系列在市场化名义下申请的其中一次，但由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威胁，而显得格外扎眼。尽管它们的提价要求暂被打压，但人们担心的是今后资源价格的报复性上涨，因为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国企高管们也经常说，我们需要以市场的机制来约束、激励自己。如果要让国企参与竞争，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的胜利者，就必须让业绩说话，让他们通过业绩得到高薪。这里有两个前提：其一，国际市场是开放的，而非垄断的；其二，国企高管由市场竞聘产生。
　　
　　取消编制重在增效
　　
　　此外，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国企高管的薪酬及编制问题都倍加关注，民众很担心他们是否会以此为借口给自己加薪。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国企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在拉大。这种逆向激励机制，对国企提高效率并无益处。
　　关于金融危机下国企高管的高薪问题，上海有9家国企做出了回应。据报道，上海9家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并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开支。此次国企高层减薪幅度不少是15%-20%，最高降幅达40%。国企高管降薪固然可以带来一时的心理满足，但民众更关心的恐怕是以下两点。第一，高管薪酬是否与业绩密切挂钩，是否带来了正确的激励机制，这直接决定了国企的业绩与效率。如果高管表面降薪，暗地以递延薪酬或者增加期权等方式在未来加薪，所谓降薪就成了一场“民意抚慰秀”，意义不大；第二，国企降薪能否与市场化同行，国企的用工机制是否能够摆脱行政的束缚，国企高管能否摆脱亦官亦商的身份，而成为能够接受市场考验的职业经理人。降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增效。对于取消国企行政编制，亦是同理。（作者为著名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