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领域，欧盟层面的共同行动既合理又高效。但经济决策的集中化不可能带来繁荣而有力的欧洲
　　对许多欧洲领导人来说，欧元区危机说明了需要“更欧洲”，最终创造出完整的政治联盟。欧洲大陆的历史充满着战争和意识形态分歧，如今又经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因此和平、繁荣、统一、对外影响力四射的欧洲显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大量分歧。
　　从历史上看，货币联盟是通往政治联盟的捷径。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亲信顾问、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提出，“欧洲将通过货币构筑，除此之外别无它法。”50年后，德国总统阿希姆·高克的观点与此遥相呼应，宣称只有通过单一货币，欧洲才能形成共同对外政策。近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如果欧元失败，欧洲也将失败。”
　　但“欧洲”面临的危机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关系远甚于与政治联盟的关系。要说坚持欧洲货币联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令我们距离共同外交政策的目标更加遥远了——成员国内部（不管该国是给予还是接受金融援助）纷纷爆发我们希望早就应该死去的民族主义情绪。
　　政客们在1999年成立了货币联盟，尽管有人警告欧洲大陆的经济体之间多样性差异太大。很快，不少国家就违反了稳定和增长公约。再后来，欧元区的“无援助”原则也被抛弃了。但是，对这些失败的反应是要求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包括成立“欧洲财政部”或由一名欧盟委员总揽促进一体化大权等中间步骤。
　　当然，这些观点忽视了国家主权和民主等核心问题，特别是各国民选政府和议会决定本国税收和公共支出的特权。主权成员国没有兑现欧洲承诺，这一事实无法令人相信它们现在会放弃主权。
　　简言之，所有间接支持政治联盟的措施都是前后矛盾且危险的，包括欧元区成员国的巨大金融风险。它们助长了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形势。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破坏了政治联盟的基石——即说服欧盟人民认同欧洲思想。
　　对“欧洲”的公众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成功。事实上，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正是来自其经济成就。最近的危机表明，表现最好的欧盟经济体具有“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合理的税率以及职业和商业的开放态度。
　　此外，经济改革的动力并不来自欧盟，而是来自国家政府，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十年前由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宣布的“2010日程”（Agenda 2010）。从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 North）开始，无数学术研究都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这一观点。发布于2000年3月的“里斯本日程”（Lisbon Agenda），旨在让欧盟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基于知识的经济”，它的彻底失败证明了集中观点的弱点。
　　可以说，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是欧洲内部的竞争造就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无与伦比的活力和繁荣。诚然，这段时间战争频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中化是确保和平的最佳方式，更不用说是唯一方式。
　　但在这方面，欧盟领导人的反应再次背道而驰：“里斯本日程”的失败被解释为国家政策需要进一步调和和集中的论据。一如既往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2012年9月名为“联盟之国”（State of the Union）的演讲中，呼吁加强欧盟委员会的权力。
　　这一观点——决策的调和、协调和集中化——仍然被视为解决欧洲问题的万灵丹。这正是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谓的虚假的知识。他认为这是约束自由、注定带来经济平庸的办法。事实上，欧洲计划应以合适的制度、产权、竞争加上增长友好型税收制度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前提，这些才是欧洲经济成功的基础。
　　集中化观点的危险，还可见于目前17个欧元区成员国和11个非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前者要求进一步一体化，但这样做的经济副作用是可能抑制后者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这也是制度竞争不可能永远压制的又一信号）。
　　在众多领域，欧盟的共同行动既合理又高效。环境政策显然是其中之一。但经济决策集中化不可能带来繁荣而有力的欧洲。
　　欧盟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曾说，如果他有机会重新启动欧盟一体化过程，他会从文化开始——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想要集中化的领域。欧洲的丰富文化正是存在于它的多样性之中，而其最伟大成就的基础正在于民族、制度和地方之间的竞争。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是欧洲领导人长期试图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相的结果。
　　（作者为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