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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所以在今后的几年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是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大的改革项目之一。那么，能否稳妥、深入地推进改革，会不会在社会上引起大的震荡，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呢？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规范
《职业》：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今年是否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出来？
郑功成：今年肯定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规范，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分配制度改革。去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已经为这一改革预留了一笔钱，今年的财政预算又考虑了一笔钱，所以从财政的角度来讲，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对公务员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改革，主要是规范，同时也将强
化监管，事业单位还需要进行分类管理。二是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对劳动者以往参与分配份额偏小的必要补偿。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调整，则是为了理顺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改进，应该是我国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较好取向，它带来的效果值得乐观。
《职业》：规划提出，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能就是让资本、技术等参与分配，这样分配的话，是否会引起没有资本和技术的弱势群体收入水平相对来说更低？
郑功成：我认为这里讲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应该把它理解为对劳动的进一步重视。因为以往在考虑生产要素时，资本与技术的相对不足使我们在收入分配中对这两大因素考虑较多、分配也相对优厚，劳动力资源的严重过剩则又使我们对劳动因素的贡献考虑不足，这当然是欠合理的。所以，现在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首先应该是尊重劳动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因此，现阶段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应该有新的解读，这就是“劳动者要能参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享”。
《职业》：规划提出，要“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今年是否会因此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又如何规范和监管？
郑功成：就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包括调整与规范，目前的重点应当是规范。在规范个人收入方面，今年将实施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过去的800元提高到1600 元，这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工薪阶层。二是强化了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申报制度，税务部门将重点监控高收入阶层，同时对于一些高消费也开始征收相应的税收或者调高税率。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加大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及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进这种差距的缩小。当前一个令人乐观的事实是，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农业税费的免除，农村基础教育的福利性（免除学费与杂费等）的增进，农村合作医疗步伐的加快，农村五保户由过去农民供养改为国家财政供养，以及强化落后地区的开发与扶贫等等，均可以看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的控制。
《职业》：规划提出，要“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职务消费”，有人说这样由“暗补”为“明补”，使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更高了，职务消费、多拿多得更有理由了，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功成：我并不认为公务员现在的工资过高，但公务员的收入分配确实还欠规范、欠透明。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与企业的工资分配不一样，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仅需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而且应该接受社会和公众尤其是纳税人的监督。只有公务员的工资是规范和透明的，才能够使我们国家整个收入分配体系早日走向规范。所以，我非常赞成由“暗补”变成“明补”，职务消费能够跟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关联起来。现在确实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说，不同部门的工资标准不同，实际收入差别很大；同一个岗位或级别，在不同部门的实际收入差别很大，这样的局面其实是需要尽快改变的。第二，工资分配一定要规范化。
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不应该因部门而异，只能因级别而异，不能说这个部长比那个部长重要，这是不合理的。关于公务员的职务消费，这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我认为高薪养廉很难说，但工资水平应当能够维护公务员的尊严和体面，而目前的工资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工资外收入比重过大的真实原因，这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职业》：要“控制和调节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这个提法很好，现在是否可行？
郑功成：这是国家在“十一五”期间确定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但就最近一两年来讲，只能逐步向这个目标迈进。比如说控制或调节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首先要把垄断行业应不应该垄断搞清楚。个人收入真实的申报制应该是在社会收入分配相当规范、收入所得非常透明、分配环节没有暗箱的时候，才能做到。它需要有很多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国家的税收才可能实现一分也不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估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是我们的目标，从今年来讲，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正规就业者基本工资的监管，如教师等，这个难度不大；另一个是高收入阶层，税务机关对高收入者实行重点监控，维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过，取缔非法收入的目标任务比较艰巨，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我认为，现阶段的重点应当是打击走私、贩毒、洗钱、商业贿赂等产生的非法收入，全国人大正在考虑制定有关如反洗钱法等法律及政策，还有禁毒法也在起草之中，对于这些严重的非法收入必须严厉打击。对于灰色收入的提法，我不赞成这个概念。因为收入无非是两种，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非法的，法律之间不应当有灰色即两边都不沾的空间地带，这只是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我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制来消除这个灰色收入地带，将灰色收入中的合理部分转变成合法收入，不合理部分明确为非法收入，这样，灰色收入地带也不存在了，收入分配也就规范了。因此，收入分配的真正规范应该是看有没有灰色收入这个地带。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平
《职业》：规划中还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您觉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
郑功成：这种提法一是基于我国在这几个领域的不公平的社会现状，二是这几个领域的公平之间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或者核心要素。教育机会不公必定会放大整个社会的不公，所以把教育机会的公平摆在首要位置，今年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政策迹象，如公共教育资源开始向农村倾斜，政府主管部门明确提出要在城乡之间均衡分配公共教育资源，义务教育的福利性正在通过免除学费与杂费等方式得到恢复，教育部门开始努力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城市公立学校的均衡发展，均衡教育、公益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高等教育乱收费现象亦正在得到治理。如果再强化助学金、贷学金管理，在支持贫困生就学方面扩大投入，国民教育的公平性就会得到恢复。
在就业方面，我们强调就业机会公平。就业领域中的歧视现象依然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育的致命缺陷。当然近年来也看到一些改进，如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在绝大多数地区消除了，公务员招聘中的地域歧视现象也有所淡化，今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就没有北京市户口的限制，政府已经开始干预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有没有歧视、不公的现象，这些都表明在进步。如果机关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务员就业机会是公平的，它就会引导、主导整个社会就业机会的公平；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机会是公平的，那么整个就业机会就是公平的；这两个指标都很重要。当然，就业机会的公平也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劳资双方的地位也很难从根本上走向平衡和平等，这就特别需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即要担当好裁判，真正维护就业公平的底线，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如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身高体重歧视、地域或户籍歧视、相貌歧视等等。
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应当包括分配结构的相对合理、分配过程的程序规范。保障低收入阶层能够合理参与发展成果的分享，扩大中间阶层的比重，适当限制高收入阶层，应当是我们国家走向共同富裕所必须的政策取向。强化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征收高消费税，就能够将高收入者的收益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对于低收入阶层，在初次分配中需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确定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福利制度来增加其收益并减轻其负担。还有一点，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和企业退休者的退休金差距悬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国家应当控制两者之间的差距，目前适当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是必要的，否则，很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职业》：规划提出，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对普通劳动者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新的压力？
郑功成：我想在同样的条件下，提高工资标准当然会给老板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恐怕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企业生产经营者的投资回报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如果现在是一个超额的回报，而且这种超额的投资收益是在劳动者付出超额劳动的情形下获得的，那么不给劳动者提高工资就没有道理了。我了解到山西有些年产20 万吨煤的小煤矿，年纯利润达到两千万元，而工人所得甚少，还要付出生命与健康的巨大代价，这就涉及到一个合理地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问题。因此，从宏观出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不过是将以前GDP 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偏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偏高的畸形格局恢复到较为正常的状态，从而不应当等同于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压力，而是使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结构更趋合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能在劳资双方相对合理地分配的一个必然的要求。二是在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的同时，还需要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是一种压力，但它应当被看成是良性的压力，即企业应当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促使劳动者素质提升，进而促使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结果必然是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盈利空间也必然扩大。对此的正确理解是，产品的盈利空间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的技术含量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素质又与劳动者的收益是相关的。所以，现代企业应该从这个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像过去那样很简单地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占有超额利润。
《职业》：您认为要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郑功成：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也是令人关注的领域。一方面，国有企业跟国家或政府的关系还不清晰，它的税负比非国有企业重，同时却不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年薪跟工人的收益相差太大正在激发一些矛盾。此外，就是国有企业中的垄断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需要解决。对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国有企业对国家的分配即对国家这个股东的责任要尽到；二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属于公务员还是职业经理人，需要明确定位，由他的职业风险来决定他的薪酬；三是垄断行业的工资应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而不是由这个行业、这个企业来无限地扩大。
至于国有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则取决于它的定性。就是说，要分清公办、民办，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需要分类处理。比如说是民办的、盈利的，就应该纳入到企业分配体系中去；如果是公办的、非盈利的，就可以参照公务员的分配体系。现在的问题就是公私不分，包括学校、医院，既有国家财政拨款，自己又收费，因而造成一个混乱格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在于合理共享发展成果
《职业》：您为何要提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难道现在存在着没有能够让所有的人来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象吗？
郑功成：提出要共享发展成果，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实中的很多社会矛盾、差距、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未能让全体国民合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所导致的。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即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将“十一五”规划由蓝图变成现实的核心目标。包括贫富差距过大、劳资关系失衡、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化等，如果“十一五”期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风险将因积累而放大。从缩小差距、协调利益分配、平衡劳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出发，必须将合理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放到“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核心位置上考虑。为此，需要确立共享的价值观，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福利来让工薪阶层更为合理地分享到发展成果，通过对现行税制的改进来实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目标，通过公共财政的构建和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让农村与弱势群体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来让全体国民参与国家发展成果的分享。
《职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会不会被理解为“一个新的平均主义”？
郑功成：“平均主义”在经济学中是一个不太好的词，但是让收入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却是理性的政策选择。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正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合理来讲的，不是基于平均主义来讲的。事实上，共享发展成果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共享发展成果是在允许有差别的条件下，能够使所有的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这里面的共享不等于平均分配，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贡献和需要来合理地、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职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会给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郑功成：我觉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给企业带来的变化，是压力与动力并重，这个压力就是说劳动者要参与企业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不能企业在快速发展，而劳动者的工资却长期得不到提高；所谓动力则是只有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促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升高，能够带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应该是符合企业长远发展利益的。所以，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对企业应当是动力大于压力。对劳动者来说好处起码有两个：一是劳动者的收益会随着企业发展而提高，二是劳动者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本身的素质也会得以提高，从而帮助雇主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我认为共享发展成果其实既是劳资双方创造双赢的起点，也是实现双赢的终点，它符合国家最高利益。
《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会不会对近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构和形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郑功成：应该承认，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必然对现行分配体制产生影响甚至是重要影响，但还不至于是颠覆性的。为什么呢？在企业内部，现在是资本投资的收益回报偏高，劳动者的所得偏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劳动者的收入可得到提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投资回报就下降得很厉害，改革的目标一定要是投资者有钱可赚、劳动者也有合理的报酬，而不是说通过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来损害高收入阶层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至于城乡之间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农村的上升幅度要比城市快得多，但并不是说城市不增长；在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之间，低收入阶层肯定要比高收入阶层的增长幅度要快得多，但并不意味着高收入阶层不增长。我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应当是在比较恰当地维护较高收入阶层利益，在维护原来的那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同时，来弥补那些物质生产分配份额不足的地区和阶层。因此，它只会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到合理的区间。
在国外，福利在整个薪酬福利开支中约占50%，而企业年金计划的开支又约占福利开支的50%。企业年金在企业的薪酬福利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员工现期工资收入的延期支付，对保障和提高员工年老退休后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才吸引、人才竞争、长效激励乃至企业的长远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规范
《职业》：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今年是否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出来？
郑功成：今年肯定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规范，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分配制度改革。去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已经为这一改革预留了一笔钱，今年的财政预算又考虑了一笔钱，所以从财政的角度来讲，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对公务员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改革，主要是规范，同时也将强
化监管，事业单位还需要进行分类管理。二是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对劳动者以往参与分配份额偏小的必要补偿。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调整，则是为了理顺公务员工资分配制度。因此，上述两个方面的改进，应该是我国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较好取向，它带来的效果值得乐观。
《职业》：规划提出，要“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能就是让资本、技术等参与分配，这样分配的话，是否会引起没有资本和技术的弱势群体收入水平相对来说更低？
郑功成：我认为这里讲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应该把它理解为对劳动的进一步重视。因为以往在考虑生产要素时，资本与技术的相对不足使我们在收入分配中对这两大因素考虑较多、分配也相对优厚，劳动力资源的严重过剩则又使我们对劳动因素的贡献考虑不足，这当然是欠合理的。所以，现在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首先应该是尊重劳动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因此，现阶段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应该有新的解读，这就是“劳动者要能参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享”。
《职业》：规划提出，要“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今年是否会因此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又如何规范和监管？
郑功成：就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包括调整与规范，目前的重点应当是规范。在规范个人收入方面，今年将实施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过去的800元提高到1600 元，这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工薪阶层。二是强化了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申报制度，税务部门将重点监控高收入阶层，同时对于一些高消费也开始征收相应的税收或者调高税率。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加大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及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促进这种差距的缩小。当前一个令人乐观的事实是，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农业税费的免除，农村基础教育的福利性（免除学费与杂费等）的增进，农村合作医疗步伐的加快，农村五保户由过去农民供养改为国家财政供养，以及强化落后地区的开发与扶贫等等，均可以看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的控制。
《职业》：规划提出，要“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职务消费”，有人说这样由“暗补”为“明补”，使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更高了，职务消费、多拿多得更有理由了，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功成：我并不认为公务员现在的工资过高，但公务员的收入分配确实还欠规范、欠透明。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与企业的工资分配不一样，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仅需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而且应该接受社会和公众尤其是纳税人的监督。只有公务员的工资是规范和透明的，才能够使我们国家整个收入分配体系早日走向规范。所以，我非常赞成由“暗补”变成“明补”，职务消费能够跟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关联起来。现在确实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说，不同部门的工资标准不同，实际收入差别很大；同一个岗位或级别，在不同部门的实际收入差别很大，这样的局面其实是需要尽快改变的。第二，工资分配一定要规范化。
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不应该因部门而异，只能因级别而异，不能说这个部长比那个部长重要，这是不合理的。关于公务员的职务消费，这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我认为高薪养廉很难说，但工资水平应当能够维护公务员的尊严和体面，而目前的工资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工资外收入比重过大的真实原因，这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职业》：要“控制和调节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这个提法很好，现在是否可行？
郑功成：这是国家在“十一五”期间确定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但就最近一两年来讲，只能逐步向这个目标迈进。比如说控制或调节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首先要把垄断行业应不应该垄断搞清楚。个人收入真实的申报制应该是在社会收入分配相当规范、收入所得非常透明、分配环节没有暗箱的时候，才能做到。它需要有很多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国家的税收才可能实现一分也不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估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是我们的目标，从今年来讲，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正规就业者基本工资的监管，如教师等，这个难度不大；另一个是高收入阶层，税务机关对高收入者实行重点监控，维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过，取缔非法收入的目标任务比较艰巨，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我认为，现阶段的重点应当是打击走私、贩毒、洗钱、商业贿赂等产生的非法收入，全国人大正在考虑制定有关如反洗钱法等法律及政策，还有禁毒法也在起草之中，对于这些严重的非法收入必须严厉打击。对于灰色收入的提法，我不赞成这个概念。因为收入无非是两种，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非法的，法律之间不应当有灰色即两边都不沾的空间地带，这只是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我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制来消除这个灰色收入地带，将灰色收入中的合理部分转变成合法收入，不合理部分明确为非法收入，这样，灰色收入地带也不存在了，收入分配也就规范了。因此，收入分配的真正规范应该是看有没有灰色收入这个地带。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平
《职业》：规划中还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您觉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
郑功成：这种提法一是基于我国在这几个领域的不公平的社会现状，二是这几个领域的公平之间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或者核心要素。教育机会不公必定会放大整个社会的不公，所以把教育机会的公平摆在首要位置，今年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政策迹象，如公共教育资源开始向农村倾斜，政府主管部门明确提出要在城乡之间均衡分配公共教育资源，义务教育的福利性正在通过免除学费与杂费等方式得到恢复，教育部门开始努力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城市公立学校的均衡发展，均衡教育、公益教育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高等教育乱收费现象亦正在得到治理。如果再强化助学金、贷学金管理，在支持贫困生就学方面扩大投入，国民教育的公平性就会得到恢复。
在就业方面，我们强调就业机会公平。就业领域中的歧视现象依然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育的致命缺陷。当然近年来也看到一些改进，如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在绝大多数地区消除了，公务员招聘中的地域歧视现象也有所淡化，今年中央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就没有北京市户口的限制，政府已经开始干预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有没有歧视、不公的现象，这些都表明在进步。如果机关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务员就业机会是公平的，它就会引导、主导整个社会就业机会的公平；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机会是公平的，那么整个就业机会就是公平的；这两个指标都很重要。当然，就业机会的公平也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劳资双方的地位也很难从根本上走向平衡和平等，这就特别需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即要担当好裁判，真正维护就业公平的底线，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如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身高体重歧视、地域或户籍歧视、相貌歧视等等。
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应当包括分配结构的相对合理、分配过程的程序规范。保障低收入阶层能够合理参与发展成果的分享，扩大中间阶层的比重，适当限制高收入阶层，应当是我们国家走向共同富裕所必须的政策取向。强化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征收高消费税，就能够将高收入者的收益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对于低收入阶层，在初次分配中需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确定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福利制度来增加其收益并减轻其负担。还有一点，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和企业退休者的退休金差距悬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国家应当控制两者之间的差距，目前适当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是必要的，否则，很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职业》：规划提出，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对普通劳动者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新的压力？
郑功成：我想在同样的条件下，提高工资标准当然会给老板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恐怕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企业生产经营者的投资回报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区间，如果现在是一个超额的回报，而且这种超额的投资收益是在劳动者付出超额劳动的情形下获得的，那么不给劳动者提高工资就没有道理了。我了解到山西有些年产20 万吨煤的小煤矿，年纯利润达到两千万元，而工人所得甚少，还要付出生命与健康的巨大代价，这就涉及到一个合理地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问题。因此，从宏观出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不过是将以前GDP 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偏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偏高的畸形格局恢复到较为正常的状态，从而不应当等同于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压力，而是使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结构更趋合理，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能在劳资双方相对合理地分配的一个必然的要求。二是在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的同时，还需要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是一种压力，但它应当被看成是良性的压力，即企业应当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促使劳动者素质提升，进而促使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结果必然是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盈利空间也必然扩大。对此的正确理解是，产品的盈利空间取决于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的技术含量又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素质又与劳动者的收益是相关的。所以，现代企业应该从这个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像过去那样很简单地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占有超额利润。
《职业》：您认为要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郑功成：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也是令人关注的领域。一方面，国有企业跟国家或政府的关系还不清晰，它的税负比非国有企业重，同时却不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年薪跟工人的收益相差太大正在激发一些矛盾。此外，就是国有企业中的垄断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需要解决。对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国有企业对国家的分配即对国家这个股东的责任要尽到；二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属于公务员还是职业经理人，需要明确定位，由他的职业风险来决定他的薪酬；三是垄断行业的工资应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而不是由这个行业、这个企业来无限地扩大。
至于国有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则取决于它的定性。就是说，要分清公办、民办，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需要分类处理。比如说是民办的、盈利的，就应该纳入到企业分配体系中去；如果是公办的、非盈利的，就可以参照公务员的分配体系。现在的问题就是公私不分，包括学校、医院，既有国家财政拨款，自己又收费，因而造成一个混乱格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在于合理共享发展成果
《职业》：您为何要提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难道现在存在着没有能够让所有的人来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象吗？
郑功成：提出要共享发展成果，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实中的很多社会矛盾、差距、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未能让全体国民合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所导致的。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即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将“十一五”规划由蓝图变成现实的核心目标。包括贫富差距过大、劳资关系失衡、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化等，如果“十一五”期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风险将因积累而放大。从缩小差距、协调利益分配、平衡劳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出发，必须将合理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放到“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核心位置上考虑。为此，需要确立共享的价值观，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福利来让工薪阶层更为合理地分享到发展成果，通过对现行税制的改进来实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目标，通过公共财政的构建和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让农村与弱势群体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来让全体国民参与国家发展成果的分享。
《职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会不会被理解为“一个新的平均主义”？
郑功成：“平均主义”在经济学中是一个不太好的词，但是让收入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却是理性的政策选择。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正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合理来讲的，不是基于平均主义来讲的。事实上，共享发展成果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共享发展成果是在允许有差别的条件下，能够使所有的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这里面的共享不等于平均分配，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贡献和需要来合理地、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职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会给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郑功成：我觉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给企业带来的变化，是压力与动力并重，这个压力就是说劳动者要参与企业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不能企业在快速发展，而劳动者的工资却长期得不到提高；所谓动力则是只有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促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升高，能够带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应该是符合企业长远发展利益的。所以，让劳动者参与企业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对企业应当是动力大于压力。对劳动者来说好处起码有两个：一是劳动者的收益会随着企业发展而提高，二是劳动者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本身的素质也会得以提高，从而帮助雇主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我认为共享发展成果其实既是劳资双方创造双赢的起点，也是实现双赢的终点，它符合国家最高利益。
《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会不会对近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构和形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郑功成：应该承认，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必然对现行分配体制产生影响甚至是重要影响，但还不至于是颠覆性的。为什么呢？在企业内部，现在是资本投资的收益回报偏高，劳动者的所得偏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劳动者的收入可得到提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投资回报就下降得很厉害，改革的目标一定要是投资者有钱可赚、劳动者也有合理的报酬，而不是说通过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来损害高收入阶层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至于城乡之间的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农村的上升幅度要比城市快得多，但并不是说城市不增长；在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之间，低收入阶层肯定要比高收入阶层的增长幅度要快得多，但并不意味着高收入阶层不增长。我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应当是在比较恰当地维护较高收入阶层利益，在维护原来的那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同时，来弥补那些物质生产分配份额不足的地区和阶层。因此，它只会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到合理的区间。
在国外，福利在整个薪酬福利开支中约占50%，而企业年金计划的开支又约占福利开支的50%。企业年金在企业的薪酬福利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员工现期工资收入的延期支付，对保障和提高员工年老退休后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才吸引、人才竞争、长效激励乃至企业的长远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