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的工作人员称，截至今天，影片中公开身份的22位老人仅四位在世。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17位。
　　即便中日战争已过去八十多年，人生的记忆在不断模糊和散失，但关于自己被性暴力吞噬灵魂和肉体的黑暗印记却始终坚固如铁、永不磨灭。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绝望，甚至是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正在一点一点苏醒，缓慢而细碎地被记录下来，刻在人们心里。而现在，她们正在失去最后的时日……

女性之殇罪恶的“慰安妇制度”

　　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起，抗日战争的火在中华大地上，一烧就是14年。战争期间，被日军当成国策的“慰安妇制度”，令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地区不计其数的女性受到最为残忍的性暴力虐待。
　　“慰安妇制度”的建立源于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当时日军进攻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所到之处胡乱强奸和轮奸妇女，造成超过五分之一的日军染上性病，导致日军战斗力下降，损失惨重。后来日军侵略中国，到了南京强奸行为更加放纵。没过多久，数目不少的人已染上性病。日本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害怕重蹈日俄战争的覆辙，便出台了慰安妇制度——一种为顺利完成侵略战争的军队性奴隶制度。但从日本、朝鲜运来的妇女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开始大量抓捕中国女人。
　　“正规”的慰安所，管理十分严格，需尽量挑选相貌端正、身体健康的女人来做慰安妇。每个慰安所的床铺、厕所，需要经常清洁消毒，慰安妇还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会及时进行治疗或驱逐。日军对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时长及必须使用安全套、性病防范药膏等都有明文规定。部队还特设“补给副官”，负责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码牌。慰安妇的行动并不自由，规定不许随便外出和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部分上交日军。若怀孕，则杀子留母；若生重病，则一丢了之。当战事紧张，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
　　事实上，这项制度只是日军试图遮掩罪恶的幌子。在日軍眼里，即便是在最“正规”的慰安所，大部分女人都不配拿到“慰安妇”应有的收入，她们只是卑贱的性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原田上川曾回忆：“南京慰安所内，有不少中国女人。这些女人都是良家妇女，身体健康、年轻美貌。一个叫兰英的女孩儿，二十岁，半懂日本话。她说，这个慰安所有五十多个中国妇女，每人每天要接待三十多个日本官兵，但只能吃糠和糙米，喝冷水，她几次想死，均未成功，她求我救救她，但我表示无能为力，她绝望的脸上布满泪痕。”
　　离开这种所谓“正规”的慰安所，其他地方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1938年，日军占领山西盂县，建立起多个炮楼据点，并在汉奸的带领下到百姓家中，抢夺粮食并拖走他们的女儿和媳妇。盂县的性暴力受害者，要么是被维持会和汉奸哄骗送进炮楼；要么是被进村的日本兵强行拖到据点；还有的人在家里和路边就被强奸。一两个月后，她们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日军和汉奸就勾结起来，通知家里人凑钱去赎。然后又抓一批姑娘去顶替，有的人还被重复抓过好几次。侯冬娥便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
　　1942年的秋天，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从进圭据点下来，领头人伊藤点名要找“盖山西”——山西长得最好看的女人，也就是侯冬娥。很快，他们来到侯冬娥家里到处搜查，在地窖那儿抓住了她，把她拖去山上的进圭村，只剩下她五岁的儿子和两个月大的女儿在家哭泣。
　　走了不到五里，日军在李庄停下来，又带来一个哭着的小姑娘，和侯冬娥一起来到山上的进圭村。
　　日本兵把她们带到维持会院子后，各自锁进一间房子里。饭后，这些日本兵都来到关着侯冬娥的这间房，轮番强奸。到了晚上，一个日本兵便把她带到伊藤那里。一连三个晚上，伊藤都让小兵把侯冬娥从维持会院子里送去给他，白天再带回去。

　　当时被抓去院子里的女人不少，日本兵不让她们穿衣服和裤子，光着身体睡在抢回来的被褥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任意掀开一个被窝钻进去，当众强奸。没多久，侯冬娥就被关进一间大房子里，白天夜晚都不能休息，最累的一个晚上，十多个日本兵从她身上过去。她的脸和眼皮全都肿了起来，下身经常出血。后来，她被在日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李四银救出。回到家的侯冬娥听邻居说，两个月大的女儿因为缺奶水，半个多月后就饿死了。侯冬娥伤心痛哭，瘫在炕头，家里人卖地换钱才给她请来医生。半年多才慢慢恢复过来，勉强下地做事，维持生计。

难如登天的回家路那些从国外骗来的“慰安妇”

　　在采访各地受害者时，还会遇上几位朝鲜大娘，尽管国籍不同素不相识，但她们同样遭受了性暴力的摧残，命运都被战争彻底改写。
　　早在1938年，日本的皮条商人就受军方之命来到朝鲜半岛，哄骗贫苦人家的姑娘来到中国战场。当时交通不便，信息很难流通，源源不断的女性带着“赚钱”的希望陷入这个黑网。即使到了1944年，还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参加“女子挺身队”的姑娘，真正的去处并不是所说的战地后方，从事洗衣、做饭、看护伤兵的工作，而是去当“慰安妇”。而以办厂招工为由收集的妇女，目的地也依然是慰安所。
　　她们的来路，一般有两条。一条是陆地运输，从平壤上火车到哈尔滨，再用火车和汽车分散到各地。另一条是水路，从釜山登船，运至上海靠岸。也有的人，被直接从海上送往新加坡和缅甸的南方战场。《随军慰安妇》一书的作者千田夏光曾写道：“当时日本陆军的运输中，明确规定可以运输士兵、军马、军犬、军鸽，但却没有妇女这一项。因为这是军规，不能被破坏，于是便决定把这些女人当物资一样运输。”他解释道，真的就像搁置物资一样将她们塞在运输船的各种角落和空隙处，运往日军所到达的各条战线。在这样的路途中，她们几乎都被士兵和水手强暴过，甚至摧残致死，被抛尸水中。这些少女也不停自杀，果断结束这种耻辱的生活。一艘行驶在太平洋的轮船上，遭到同船日军强暴的几百个朝鲜姑娘，一起投入茫茫大海。陆地运输的火车上，也不停有姑娘飞身而下，摔死在路基上。朝鲜大娘李寿段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
　　李寿段也叫李凤云，是一个“政府改造人员学习班”的老师给她取的名字，她认识的中国字，也是在那段时间学的。李寿段家里很穷，她还有一个妹妹。十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小丈夫，一年后生了个女儿。后来，年轻的丈夫外出打工，长久不回来，家里就剩下一个小女孩带着另一个小女孩，生活得一塌糊涂。

　　這些幸存者大多住在偏僻而闭塞的乡间农村，家里贫困，每人每月的补助只有三百到五百元不等，开销却很大，看病吃药都得自己花钱，只能在病痛折磨中艰难度日。但最艰难的，还是那段黑暗经历带来的，无法磨灭的伤害。那些被刺刀威逼带走、被叛徒哄骗离家、被性暴力折磨的记忆永远无法从她们的生命中抹去，无论什么时候，都在啃噬着她们的希望和生活。 　　她们的生存环境，崇尚妇女的贞操和名节，日军的暴行最后也要让她们承担恶名，令其永远活在卑微和怯懦之下。譬如终于回到家的侯冬娥，带着儿子艰难地生活。直到1951年，丈夫终于归家，但一见面就跟她提离婚，还带着他的小老婆。侯冬娥无奈，只能离开。为了见到自己的儿子，侯冬娥决定嫁给同村的李狗看，但丈夫身体不好，经常是侯冬娥下地干活。后来，她和李狗看从一个逃荒妇女那儿，用一百斤玉米换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取名李三城。李三城长大后，听说养母“进过炮楼”，觉得脸上无光，便和侯冬娥断了联系。亲生儿子也很少来看她，丈夫李狗看也因肺病去世。之后，她被迫独自生活，只有一个没有鼻子的高个男人常来看她，无依无靠的她，被这种稀有的温情打动，便和这个男人结了婚。
　　同样因经历受影响的，还有海南岛上的黎族少女陈亚扁。从慰安所逃回来的陈亚扁再也嫁不掉了，村里人叫她“日本娘”。父亲只好在山里，给她盖一个窝棚。母亲和姐姐经常给她送来吃的，没人来的时候，她就吃野果，自己开荒种地，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陈亚扁才出山，三十岁时嫁给了一个又黑又丑的原国民党士兵。结果一年后，这个男人就去世了。三年后，亚扁又和退役老兵卓开春结了婚。陈亚扁前后怀过几个孩子，但因为在慰安所那几年，身体患上了久治难愈的妇科病，有的孩子流产，有的早产，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为了能生孩子，陈亚扁和丈夫四处求医寻药，经过多年治疗，才终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卓梅英。
　　不少幸存者因性暴力失去生育能力，这给她们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与遗憾。大部分的她们要么领养、要么离婚、要么默默忍受家人的怨言。李寿段大娘嫁给李跃星后，一直怀不上孩子，李跃星天天喝酒，打骂她，病了也不给她医。别人劝她离婚，可她胆小自卑，不愿离，就这么受着。直到李跃星死了，她才进到敬老院。但这并没有缓解李寿段的痛苦，没过多久，她先后得了骨枕瘤、慢性硬膜下血肿，还有老年痴呆加精神分裂。但即便这样，她夜里还是会惊叫道：“日本人，去！”
　　性暴力是特殊的伤害，更为特殊的是人们对这种历史的轻视、回避和缺失反省。当年关于“慰安妇”的资料多数被日军销毁，受害者数目无法统计，因而活着的当事人证言尤其重要。但她们往往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让这段历史保持了长久的沉默。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侯冬娥大娘花了約十年时间，才决定揭开自己黑暗的过去。
　　她们在日本听证会上的证言，吸引着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向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遗憾的是，结果以败诉告终。民间志愿者李贵明无奈道：“败诉对这些老人的打击很大。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最深的秘密说出来，像是一场赌博。十多年来，她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撕开了各种伤疤，最终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而活着的老人则觉得，她们好像赌输了。”直到今天，中国“慰安妇”诉讼律师团都还在抗争中……
　　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揭开自己的伤疤，呈现出的，不仅是女性的个人经历，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和记忆。她们的声音，是日军反人类罪行的记录者；她们的经历，是人们正视、谨记历史的引导者。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17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数字迟早会变成零。但死亡不是永别，遗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