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天，一位喜欢写书法的朋友，送了一幅字给我，这幅字很长，目测至少有1.7米，文字内容是我以前写的一首诗。
　　面对朋友如此盛意，岂能无诗？于是，我写了一首七绝，回赠给这位朋友：“我自北来君自东，偶然相笑海尘中。却看一纸光满屋，秦月胆知今古同。”
　　第一句是说我来自粤北，朋友来自粤东。次句“海尘”即沧海扬尘，是世事变迁之典，古人常用。第三句说朋友的书法作品。最后一句化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诗写出之后，自己甚为满意，后来拜谒陈永正先生（诗人、学者，中山大学教授）的时候，便把这首诗带上，奉呈先生左右以求批评。从2008年开始，我常以这样的方式向陈先生问学，这是我的一大运气。
　　陈先生读完这首七绝之后，笑着对我说：“这首诗不好，因为写对方太多，写自己太少。写应酬诗，最好不要有太浓的应酬味道，内容跟别人有一点相关就可以了，还是要以写自己为主。以前朱庸斋先生告诉我，写咏物诗，贵能‘不粘、不脱’。不粘，就是不要句句都贴着题目写；不脱，就是不要离题。其实不止咏物诗要这样，有题目的诗要想写得好，都需要做到‘不粘不脱’。”
　　这真是醍醐灌顶之言。里面说的朱先生，是陈先生的师长，已故岭南词家。从这些前辈的言语或文字中，我看见了古人。
　　我这首自以为不错的诗，如果只看文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整体看，它确实过于“粘”题，不够“脱”，味道不免欠缺了一些。
　　陈先生之言，也是历代饱学之士的真知灼见。推其所本，应该是孔子的这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诗是“为己”之学，如果在“为人”方面着思太多，就远离了诗性。
　　苏轼有一首题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的诗，与陈先生的这番话，可谓消息相通：“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画了一些画，请苏轼题诗，苏轼欣然运笔，遂有此作。诗中的边鸾，是唐朝的画家，画的鸟栩栩如生；赵昌是宋朝画家，擅长画花。不过，苏轼说，这两个人的画，都不如这位朋友的画，因为他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把无尽的春意画出来了。
　　苏轼这首诗，自然是称赞画师的，不过它能够被后人记取，跟畫作本身的关系不大，里面的“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是全诗精神所在。可以说，这首诗能够传世，最大的功臣是这两句。两句所推尚的，也是脱开几步去说，不要总是把心思粘着题目或题材。
　　不粘不脱，不仅是写诗作文的一个法门，亦有助于解诗与论诗。
　　具体来说，人们的“粘”病，其实要多于“脱”病。比如一些笺注家解读李商隐的诗，动辄联想到牛李党争，有些判断自然是合情理的，但煞风景的解读也不在少数，容易灭了读者的兴趣。笺注家本应是诗家的功臣，有时却成了诗家的罪人，事与愿违，岂不悲哉。
　　又比如，宋代的诗话，总体还是挺好看的，它们最大的特点，是生机蓬勃。随着时代的推移，诗话愈来愈多，但同时也愈来愈不好看了，所病大概不外乎一个“粘”字。这些著作，与诗粘得太紧，反倒损了诗味。至于那些构建严密理论体系的论著，就更是如此了。
　　一粘一脱，真是妙说，兴味无穷。其实，何止是在写诗解诗时需要注目于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