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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字、图像和电影的关联度着手探讨媒介历史记忆影响。以战争电影为全文的切入点，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题材的战争电影在视听表达大影像风格变化的轨迹。探讨依据小说与改编的战争电影，在叙事角度以及剧作内容方面表现人的软弱性方面采用的表达技巧。工业化的电影承担起澄清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重担，促使人类重新审视往昔的苦难历程。
关键词：战争、电影、历史叙事、视听表达
随着代际的更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幸存的见证者一个个逝去，时间的距离感和历史观察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回忆成为建立个人和集体认知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将之转化为文化记忆。[1]强化历史记忆前所未有地成为探讨的因素，这种记忆有赖于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媒介载体。不同角度不同媒介传播、解释记忆的范式不断生成并产生相互的联系。
文字、图像、电影以互动的方式形成关联，每种媒介都有其打开通向文化记忆的通道。当毕加索获悉巴斯克地区首府格尔尼卡遭到纳粹轰炸，整个城市几乎被毁，他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尔尼卡》（1937），画面聚集的形象汇成人类悲痛的疾呼。乔治·格罗斯创作了大量尖刻描绘军事题材的绘画作品，他直观地将军官描绘成残忍的人。马克思·贝克曼的《夜》不是直接描绘战争场景，他描绘陷入社会恐惧的家庭面临入侵者的兽行与暴力时的混乱景象。
对历史的回顾，是在各自当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重新审视1934年希特勒下令由莱尼·瑞芬斯塔尔拍摄在纽伦堡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大会召集过程。可以发现，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前期工作与整个大会的准备工作保持同步。事件本身以一种戏剧的加以组织，一切都根据摄影机的拍摄需求决定集会的细节。[2]如此看来，不妨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将之作为清理历史档案的方式重新加以考量。
这个时代人们常看的战争片，尤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军事行动为题材的影片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描述战争事件，以全景式刻画战役场面形象阐述军事行动和军事策略;另一种是通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对各类群体造成的心灵创伤去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体现人的软弱与人性的复杂度。
以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经典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1999）体现了前者的类型。再以二战胜利70周年2015年前后的电影为例，《希特勒：恶魔的崛起》（Hilter：The Rise of Evil，2014）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原了这段历史的起源;英国军事类纪录片《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2010）和俄罗斯公映的《布列斯特要塞》（The Brest Fortress，2010），以及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执导的纪实性影片《帝国的毁灭》（The Downfall：Hilter and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2004）逼真地叙述了这段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影片串联起来，可以完整地展示这段给全人类带来毁灭性苦难历史的前因后果。
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ege，2016）均都再现了犹如人间地獄般的景象，深陷其中的个人有过困惑、震惊、恐惧、绝望、漠然、懊悔等复杂的情感体验，无一不让人深切感悟到战争的残酷。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2017）展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历史事件，身临绝境的青年士兵真实感受到的战争残酷，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面。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光进来，暗夜总会消退。
每当我们在他人的角色里品读细思人性的善与恶之时，总能发现剖析自我需要更大的勇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著作中分析过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行径，认为仅以“变态论”或“仇恨论”已不能解释这场暴行。鲍曼在非理性的极端行为与及极端野蛮与现代文明之间内在清晰的逻辑关联基础上提出颠覆性的观点，机器般理性的组织机制导致对总体目标责任感与道德感的丧失。每个人完成流程中微小的步骤，每个零件只在意流水线上运转的效率问题。
针对犹太人受害者理性心理，利用求生欲望设立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人才。《辛德勒名单》和《伪钞制造者》都有提供了这些细节。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这种心理消解了可能的反抗，尤其是大屠杀前期。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居住区域，然后聚集到当地的赛马场、学校操场进行隔离，最后遣送到集中营。
面对如此的境遇，可以做什么呢？人类善于记录历史，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中，不乏有许多从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小说以文字丰富想象，影像以画面开拓视野。多角度不同层面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不同群体的伤痛记忆。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由威廉·克雷格创作的同名纪实小说《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2001）选择从狙击手的角度诠释二战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的战争画面;吴宇森执导拍摄的《风语者》（Windtalker，2002）以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为背景题材，从参战者的立场解析个体面临的选择困境;威廉·布鲁尔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大偷袭》（The Great Raid）公映于2005年;安吉丽娜·朱莉执导并担任制片的传记电影《坚不可摧》（Unbroken，2014）改编自美国作家劳拉·西伦布兰德励志畅销小说，依据空军投弹手的人物原型展开叙述。在这些影片中，个体面对艰难的抉择，几乎无可避免地察觉到自己的软弱。在患难中，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避免因轻率而落入陷阱和祸患之中，努力寻求以智慧的方式灵巧应对。
战争逼迫成人诚实面对自己的困境，战争也迫使儿童成长。清澈纯真的眼睛蒙了尘，苦难与沧桑同样被刻印在幼小的心灵里。在诸多反映二战时期的影片中，围绕儿童视角观看并观察这场战争的往往形成极强的对比，发人深省。
马克·赫尔曼选择爱尔兰作家约翰·伯恩200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情片《穿条纹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2008）。从儿童叙事视角讲述“冬赛馆事件”中，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行。两个同龄的孩子，以高墙铁丝网为界，集中营里什穆埃尔对应洋房里的布鲁诺。影片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现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两个人的服装代表了各自的身份。两个孩子的命运被服装所固化，毒气室替代了洋房客厅，焚化炉取代了屋外院子。小说中叙述的细节比电影里呈现的更为细致，电影以蒙太奇视听语言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 同样，吉勒·巴盖特·布赫内依据塔蒂亚娜·德·罗奈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影片《莎拉的钥匙》（Her name was Sarah，2010）。十岁女孩莎拉一家被拘捕，四岁的弟弟还藏在壁柜里。莎拉紧握着壁柜的钥匙，随父母一同被遣送至冬季自行车竞赛体育馆，再押送至集中营。为了遵守为弟弟开门的约定，莎拉逃离博恩拉罗朗德，在迪福尓夫妇的帮助下逃亡。历尽艰难，回到家中打开壁橱，弟弟的尸体蜷缩在那里。至此，莎拉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下生活。生活在莎拉家的新主人安德烈一家也为此背负了沉重的枷锁。调查当年的冬赛馆拘捕事件本身凸显了当代人历史责任感的缺乏。一把钥匙背后隐匿的不堪回首的过往与苦难的人生，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意味着生或死。真相背后是残酷的事实。
2013年，美国导演布莱恩·派西维尔改编了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斯·苏萨克出版于2005年的同名小说《偷书贼》（The Book of Thief）。人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很难预料，莉泽尔接受弟弟死亡的事实，被迫与母亲别离来到养父母家。养父汉斯在她噩梦惊醒尿床后，洗好床单，和她一起阅读《掘墓人手册》。藉着这个契机开始了午夜课堂，引导了她对阅读的兴趣。相比之下，养母言行粗鲁，内心柔软。莉泽尔学会了在文字与书本中寻求力量。在极端的苦难中，她从未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那段有秩无序的生活中，面对灾难苦难表现出的勇气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人类的记忆在自然状态下最直观的形式是遗忘。图像、文字、電影引导观看的目的是要人们虔诚地悼念亡者，在集体回忆中建立与往昔的联系，产生认同感。战争电影中，倾向于以前瞻性的角度去表达个体，呈现出非凡超群的能力与毅力，会更注重功绩，继而被他人铭记于心。[3]
从中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以往人们依托文字书写的方式讲述对历史的记忆。如今，人们试图借助视觉形象不断重复一段时期内人类的苦难。不同国家不约而同地重复着，这使得传达的内容成为已知和熟知的讯息，方有可能保存于各国的文化记忆之中，历史传承的潜能变大。
顾名思义，图像与影像就是架起一座桥梁，帮助克服历史事件在转化文字形式以后可能引发的断裂。历经沧桑仍能与当下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可称之为互文性。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理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问题，平等交流。精准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德]阿莱达·阿麦斯著.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第6页
[2][法]保罗·维利里奥著.战争与电影.[M]孟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第174页
[3][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5页
作者简介
丁建国，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关键词：战争、电影、历史叙事、视听表达
随着代际的更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幸存的见证者一个个逝去，时间的距离感和历史观察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回忆成为建立个人和集体认知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将之转化为文化记忆。[1]强化历史记忆前所未有地成为探讨的因素，这种记忆有赖于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媒介载体。不同角度不同媒介传播、解释记忆的范式不断生成并产生相互的联系。
文字、图像、电影以互动的方式形成关联，每种媒介都有其打开通向文化记忆的通道。当毕加索获悉巴斯克地区首府格尔尼卡遭到纳粹轰炸，整个城市几乎被毁，他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尔尼卡》（1937），画面聚集的形象汇成人类悲痛的疾呼。乔治·格罗斯创作了大量尖刻描绘军事题材的绘画作品，他直观地将军官描绘成残忍的人。马克思·贝克曼的《夜》不是直接描绘战争场景，他描绘陷入社会恐惧的家庭面临入侵者的兽行与暴力时的混乱景象。
对历史的回顾，是在各自当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重新审视1934年希特勒下令由莱尼·瑞芬斯塔尔拍摄在纽伦堡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大会召集过程。可以发现，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前期工作与整个大会的准备工作保持同步。事件本身以一种戏剧的加以组织，一切都根据摄影机的拍摄需求决定集会的细节。[2]如此看来，不妨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将之作为清理历史档案的方式重新加以考量。
这个时代人们常看的战争片，尤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军事行动为题材的影片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描述战争事件，以全景式刻画战役场面形象阐述军事行动和军事策略;另一种是通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对各类群体造成的心灵创伤去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体现人的软弱与人性的复杂度。
以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经典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1999）体现了前者的类型。再以二战胜利70周年2015年前后的电影为例，《希特勒：恶魔的崛起》（Hilter：The Rise of Evil，2014）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原了这段历史的起源;英国军事类纪录片《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2010）和俄罗斯公映的《布列斯特要塞》（The Brest Fortress，2010），以及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执导的纪实性影片《帝国的毁灭》（The Downfall：Hilter and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2004）逼真地叙述了这段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影片串联起来，可以完整地展示这段给全人类带来毁灭性苦难历史的前因后果。
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ege，2016）均都再现了犹如人间地獄般的景象，深陷其中的个人有过困惑、震惊、恐惧、绝望、漠然、懊悔等复杂的情感体验，无一不让人深切感悟到战争的残酷。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2017）展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历史事件，身临绝境的青年士兵真实感受到的战争残酷，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面。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光进来，暗夜总会消退。
每当我们在他人的角色里品读细思人性的善与恶之时，总能发现剖析自我需要更大的勇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著作中分析过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行径，认为仅以“变态论”或“仇恨论”已不能解释这场暴行。鲍曼在非理性的极端行为与及极端野蛮与现代文明之间内在清晰的逻辑关联基础上提出颠覆性的观点，机器般理性的组织机制导致对总体目标责任感与道德感的丧失。每个人完成流程中微小的步骤，每个零件只在意流水线上运转的效率问题。
针对犹太人受害者理性心理，利用求生欲望设立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人才。《辛德勒名单》和《伪钞制造者》都有提供了这些细节。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这种心理消解了可能的反抗，尤其是大屠杀前期。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居住区域，然后聚集到当地的赛马场、学校操场进行隔离，最后遣送到集中营。
面对如此的境遇，可以做什么呢？人类善于记录历史，以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中，不乏有许多从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小说以文字丰富想象，影像以画面开拓视野。多角度不同层面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不同群体的伤痛记忆。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由威廉·克雷格创作的同名纪实小说《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2001）选择从狙击手的角度诠释二战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的战争画面;吴宇森执导拍摄的《风语者》（Windtalker，2002）以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为背景题材，从参战者的立场解析个体面临的选择困境;威廉·布鲁尔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大偷袭》（The Great Raid）公映于2005年;安吉丽娜·朱莉执导并担任制片的传记电影《坚不可摧》（Unbroken，2014）改编自美国作家劳拉·西伦布兰德励志畅销小说，依据空军投弹手的人物原型展开叙述。在这些影片中，个体面对艰难的抉择，几乎无可避免地察觉到自己的软弱。在患难中，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避免因轻率而落入陷阱和祸患之中，努力寻求以智慧的方式灵巧应对。
战争逼迫成人诚实面对自己的困境，战争也迫使儿童成长。清澈纯真的眼睛蒙了尘，苦难与沧桑同样被刻印在幼小的心灵里。在诸多反映二战时期的影片中，围绕儿童视角观看并观察这场战争的往往形成极强的对比，发人深省。
马克·赫尔曼选择爱尔兰作家约翰·伯恩200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情片《穿条纹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2008）。从儿童叙事视角讲述“冬赛馆事件”中，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行。两个同龄的孩子，以高墙铁丝网为界，集中营里什穆埃尔对应洋房里的布鲁诺。影片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现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两个人的服装代表了各自的身份。两个孩子的命运被服装所固化，毒气室替代了洋房客厅，焚化炉取代了屋外院子。小说中叙述的细节比电影里呈现的更为细致，电影以蒙太奇视听语言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 同样，吉勒·巴盖特·布赫内依据塔蒂亚娜·德·罗奈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影片《莎拉的钥匙》（Her name was Sarah，2010）。十岁女孩莎拉一家被拘捕，四岁的弟弟还藏在壁柜里。莎拉紧握着壁柜的钥匙，随父母一同被遣送至冬季自行车竞赛体育馆，再押送至集中营。为了遵守为弟弟开门的约定，莎拉逃离博恩拉罗朗德，在迪福尓夫妇的帮助下逃亡。历尽艰难，回到家中打开壁橱，弟弟的尸体蜷缩在那里。至此，莎拉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下生活。生活在莎拉家的新主人安德烈一家也为此背负了沉重的枷锁。调查当年的冬赛馆拘捕事件本身凸显了当代人历史责任感的缺乏。一把钥匙背后隐匿的不堪回首的过往与苦难的人生，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意味着生或死。真相背后是残酷的事实。
2013年，美国导演布莱恩·派西维尔改编了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斯·苏萨克出版于2005年的同名小说《偷书贼》（The Book of Thief）。人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很难预料，莉泽尔接受弟弟死亡的事实，被迫与母亲别离来到养父母家。养父汉斯在她噩梦惊醒尿床后，洗好床单，和她一起阅读《掘墓人手册》。藉着这个契机开始了午夜课堂，引导了她对阅读的兴趣。相比之下，养母言行粗鲁，内心柔软。莉泽尔学会了在文字与书本中寻求力量。在极端的苦难中，她从未停止过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那段有秩无序的生活中，面对灾难苦难表现出的勇气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人类的记忆在自然状态下最直观的形式是遗忘。图像、文字、電影引导观看的目的是要人们虔诚地悼念亡者，在集体回忆中建立与往昔的联系，产生认同感。战争电影中，倾向于以前瞻性的角度去表达个体，呈现出非凡超群的能力与毅力，会更注重功绩，继而被他人铭记于心。[3]
从中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以往人们依托文字书写的方式讲述对历史的记忆。如今，人们试图借助视觉形象不断重复一段时期内人类的苦难。不同国家不约而同地重复着，这使得传达的内容成为已知和熟知的讯息，方有可能保存于各国的文化记忆之中，历史传承的潜能变大。
顾名思义，图像与影像就是架起一座桥梁，帮助克服历史事件在转化文字形式以后可能引发的断裂。历经沧桑仍能与当下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可称之为互文性。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理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问题，平等交流。精准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德]阿莱达·阿麦斯著.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第6页
[2][法]保罗·维利里奥著.战争与电影.[M]孟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第174页
[3][德]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5页
作者简介
丁建国，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