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
　　幾十年来，经济学家们都在讨论征收企业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税收是一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财政来源，其中企业税在国家税收系统中尤为重要，有时甚至是一国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企业税率问题在多边谈判中多次被提及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对企业税率高低标准存在分歧。一方面，征收企业税或改变企业税率将对一国金融结构、股利政策等产生较大影响，相关利益方或将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如企业税率过高会影响一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水平。另一方面，征收企业税是大多数国家吸纳公共税收的直接途径，也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消除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因此企业税率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经济和政治议题。
　　2021年6月4—5日，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在伦敦举行，并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共识。然而，相关内容并不是一个新议题。早在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便发起了一个项目，对跨国公司通过“避税天堂”（即税率极低的国家或地区）或其他税收结构及制度设计来消除或大幅减少其全球税负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应对全球性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问题。2015年，在发达国家的强烈要求下，OECD与二十国集团（G20）制定了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即“双支柱”方案），用于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企业所得税问题。其中，第一支柱方案用于应对税收权利的国际分配问题，第二支柱方案用于解决现存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围绕这两个支柱开展的全球税收议程开启了新的“零偏见”时代，即所谓的“BEPS 2.0”。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愿景并没有实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在BEPS行动计划中发挥积极作用，该计划只是满足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诉求。
　　在此背景下，G7推出相关协议，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该协议要求世界各国应对本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收至少15%的企业税，即将15%拟定为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将阻止跨国公司利用税率方案将利润转移至“避税天堂”。同时，该协议允许各国对没有实体业务但有可观销售额（如销售数字广告）的公司所获利润的一部分进行征税。这些公司不仅要向它们的实体所在国纳税，还要向它们通过网络业务获得利润的所在国纳税。
　　G7出台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方案，与其说是为了凸显全球领导者角色而“领跑”，不如说是为了迫切维护自身利益而“抢跑”。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未能参与到相关协议的协商制定过程中，他们的诉求并没有被反映在如此重要的税收协议之中。另一方面，根据G7达成的这份协议，大部分额外税收将流入跨国公司的母国，即少数发达经济体，而不会流入这些公司获取利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应该看到，这份协议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一方面，中国不是“避税天堂”，其本身面临着国内企业利用海外注册来避税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参与这个重要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不低，但政府在实施招商引资的具体举措中，可以采取很多税收激励和免税措施，尤其是针对那些高科技行业。因此，中国现行税率对跨国企业来说依然颇具吸引力。然而，G7税收协议包含了此类减税和免税的约束性条款，或将部分削弱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此外，一些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中国高科技公司也势必受到该协议影响，这无疑会使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国际化进程面临更多阻碍。在美国高科技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成为无法撼动的垄断巨头时，如果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高，中国公司将面临比美国竞争对手更大的压力。从长远看，对中国而言，建立像谷歌、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全球互联网科技巨头可能比征收更多的税收更重要。从中国现有的实践经验来看，相当一部分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国家电网在国际市场上颇受认可，甚至在一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依靠低税率取得成功。与低端制造业不同，高科技行业是否需要低税率来提高自身竞争力仍然存疑。
　　G7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看似是面向全球的公平协议，但事实上G7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中占据上风。这样一项全球税收标准的贯彻执行有可能迫使世界各国出让他们的税率设置权，只能听从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意愿，由此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未能在全球最低企业税收体系设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在OECD框架下讨论的BEPS 2.0行动计划最终只采纳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但是，任何一项全球提议，尤其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若要真正发挥效用，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国家贯彻执行，而非仅仅一小撮国家。我们真正需要进行的是开放、透明的讨论，每个国家都有发表看法的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国通力协作。很显然，G7主导的全球税制改革或很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巴西旅游部原部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