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后来，毛泽东曾说自己“受到六年私塾教育”，如此推算，在接受私塾教育期间，他至少给父亲记了六年的账。如果说会计是一门语言，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学会并掌握了这门语言，实属“童子功”——这种功夫在他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他非常善于运用“数字思维”指导实践。
　　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寻乌调查》（1930年）、《长冈乡调查》（1933年）等调查报告，调查之全面，数字之精细，数据之准确，展现的会计功力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再如《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一文，在利润分配方面，毛泽东用具体数据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利润、所得税和公积金，都属于规范的会计术语或会计语言了。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經之路》（1953年）一文中，毛泽东直接列了一个专业的“利润分配表”，来指导利润分配：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离不开准确的数字、数据，离不开“数字思维”。
　　（知秋摘编自《北京日报》2018年3月26日，葛长银/文）